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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将记住这个改变中国命运和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事件——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到今年7月整整是100年。
百年风云，百年沧桑，百年巨变。今天，重温百年历程，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百年的历程波澜壮阔。中共建立时仅有50余名党员。100年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已经拥有9190多万党员，正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行进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
当年的“一大”代表现在都已先后作古。他们中当年年龄最长者为何叔衡，已45岁;年龄最小者为刘仁静，当年仅19岁。刘仁静是“一大”代表中最后一位辞世的。
让我们回溯历史，检索一下13位“一大”代表的人生轨迹，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读懂中国共产党的艰难成长史。
1921年7月23日，中国现代史上最早觉悟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汇聚于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开了9天。[2]出席大会的各地正式代表共12人。[3]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另外，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与会。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加上他，“一大”代表可谓13人。）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各在北京和广州，因有工作脱不开身，而均没有出席大会。 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又因有法国搜查人员介入逮捕，遂于7日30日将会议转至嘉兴南湖一艘游船（红船）上进行，并于31日圆满落幕。当天选出了党的领导机构。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4]
“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明确了党的性质，确立了党的奋斗目标和党在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同时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至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宣告诞生。中国现代史由此开始改变面貌。
也许，当时参加“一大”的代表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想到，仅仅过了28年，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登上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今日成立。礼炮齐鸣，万鸽腾空。30万各界群众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一大”代表除了毛泽东外，还有董必武。这一年毛泽东56岁，董必武64岁。
1920年夏，27岁的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第二次见面。41岁的陈独秀很喜欢来自湖南的这个热情而有才华的年轻人，向他谈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这次见面对毛泽东一生影响巨大。[5]至此，毛泽东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实现共产主义不懈奋斗。28年过去了，他和他的战友们用镰刀斧头开辟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如果我们梳理一下出席“一大”代表的历史命运，大致可以窥探出中国革命的艰难性、曲折性和复杂性。100年前，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其人生结局大致可以分为4类。
第一类：叛变类。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3人;
第二类：牺牲类。邓恩铭、李汉俊、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5人;
第三类：脱党类。李达、刘仁静和包惠僧，3人;
第四类：率领、见证革命成功类。毛泽东、董必武，2人。
回顾这四类人的人生选择及其命运，给人许多启示。
第一类，叛党时间不同，性质相似，都属于投机革命。
陈公博开完会翌年即脱党而去，跻身国民党高官行列，以“左派”自诩，曾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他以后演变为反蒋的改组派的代表人物，但不久又与蒋合流，是蒋的座上客。最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中国的第二号大汉奸。1946年6月3日，陈公博被执行枪决，死年54岁。
周佛海于“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局代理书记，1924年脱党，1931年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委。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1946年11月被国民政府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他因心脏病复发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年51岁。
张国焘作为北大学生领袖，曾因卓越的组织才能和过人的口才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成员。他不仅主持了“一大”，而且在“六大”前都是党中央核心成员，为创建红四方面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过重要贡献。但他由于个人主义、军阀主义作风的恶性发展，也由于其鼠目寸光，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图谋另立中央;随后受到黨内批判。1938年4月5日，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意欲投靠国民党当局。周恩来等人做了大量工作，张仍执意脱党;同年4月18日被开除党籍。[6]不久，他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上演了一幕“中共创始人反对中共”的闹剧。他于1974年著有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82岁时在贫病交加中亡于加拿大多伦多。
客观地说，他们三人在建党之初还是怀揣热情，有所希冀的，并为党做过一些有益工作;然而，最后都走到了中共的对立面，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说明，仅靠一次会议，检验不了一个人是否真信共产主义。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员，行动是最好的说明书。
第二类，为信仰而英勇献身。
邓恩铭等5位代表，都是为革命献身的370万共产党员中的一员。面对敌人的屠刀和引诱，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为信仰而牺牲。
邓恩铭是“一大”代表中唯一受到列宁接见的人。“一大”后，他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他在济南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和战友们被押到济南市纬八路刑场，慷慨就义，时年30岁。 李汉俊于1921年初与陈独秀等组织谋划建立共产党。“一大”就是在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的寓所召开的。“一大”后，李汉俊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后因主客观原因脱党，但仍倾向革命。[7]他在担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期间保护了不少共产党员。1927年12月17日，武汉卫戍区司令胡宗铎以“赤色分子”的罪名将他逮捕，后予杀害，死时才37岁。
“一大”代表何叔衡与毛泽东关系最为密切。他们既是同乡又是战友，曾与蔡和森共同建立起湖南党的小组。1931年，何叔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他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
陈潭秋于“一大”后，一直以旺盛的革命斗志积极为党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后来出席中共三大、五大、六大;1934年1月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他留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8月，他与陈云等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留驻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3年9月27日，陈谭秋在新疆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牺牲于天山脚下，时年49岁。
王尽美在“一大”后，于1922年7月中下旬，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终日的奔波中，王尽美积劳成疾，感染了肺结核病，却仍以带病之身，奔走于济南、北京、上海、广州等地。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病逝于青岛，时年27岁。
那一代人面对的旧中国，内有两千年封建压迫，外有帝国主义百年欺辱。他们以巨大的牺牲，才换来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当家作主。据不完全统计，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牺牲了2100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第三类，脱离共产党。
李达在“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他脱党以后，没有继续从事政治活动。李达是典型的学者型人物，爱坦率地表明观点，不喜欢随声附和。他虽然脱党，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却并未放弃自己的信仰，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社会科学理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49年12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8]先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和武汉大学校长，并担任中国哲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及哲学社会科學部常委、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筹委会主任及院长等职，成为一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于1966年8月24日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享年76岁。
刘仁静曾是党的“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这位来自湖北应城的热血男儿，怀着满腔的激情和美好向往，投身滚滚的革命洪流。只是他后来人生的航船一度偏离了航向。他脱党后热衷于组织托派，以后又在国民党内担任各种闲职;新中国成立后他主要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66年至1978年被关押。1986年底，他任职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国务院参事。1987年8月5日，一场意想不到的车祸结束了这位“一大”老人的生命，享年85岁。
包惠僧在1927年因大革命失败仕途遇挫而消沉，继而脱党。1930年，他参加发起成立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脱离该党，恢复国民党党籍。其后在国民党内任文职人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在内务部任研究员、参事，1957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7月2日病逝于北京，时年83岁。
人生的信仰，绝不是一次选择，而是终生的实践。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严肃的——伴随着牺牲，也可能伴随着成功，没有中间状态。脱党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因而是灰暗的。事实证明，凡是半途而废的革命者都不是彻底的革命者，命运之神决不眷顾他们。
在13位“一大”代表中，李达的情况比较特殊，尽管他中途脱党，但并没有参加任何其他党派，而且始终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著有《社会学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著作等身，被毛泽东誉为“理论界的鲁迅”。可以说，李达的人生虽不无遗憾，但还算得到善终。相比之下，刘仁静、包惠僧就远不及他了。这说明，人生在于选择，选择决定命运。
走笔到此，我们不能不提及与“一大”密切相关的另外两个人：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为他们两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先来说陈独秀。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中国最早觉悟的进步知识分子，1919年五四运动中一度被北洋政府逮捕入狱，后经各方营救出狱。1920年春，陈独秀与李大钊在上海商谈分头在南北筹划建党之事，从而拉开了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的帷幕。
这时的陈独秀一面继续主办《新青年》杂志，发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一面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随后，他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决定于1920年8月建立起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取名“中国共产党”。此后，陈独秀又物色各地积极分子，帮助和指导各地早期党组织的建立。
“一大”召开时，本应出席会议的陈独秀因忙于其他事项未能到会。[9]但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积累的名望以及在建党过程中的卓越贡献，仍被推选为党的中央局书记。此后一直到党的“五大”，他均被选为党的领袖。然而由于革命理念的差异，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逐渐右倾，以致使党丧失了对革命力量的领导权，这就为后来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埋下一个祸根。即使政变前夕，陈独秀仍误判形势，还与汪精卫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冀图借此消除国共间的裂痕，致使很多同志因警惕性不足而被捕遇害。据“六大”统计，仅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国民党杀害的中共党员就有2.6万人。 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在中共“六大”上理所当然受到严肃批判，他也因此没能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大”后，陈独秀仅保留党籍，并没有再分配工作。1929年11月，陈独秀因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1932年遭国民党当局逮捕，1937年8月被释放。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今属重庆），死年63岁。
晚年的陈独秀对共产党和国民党都看不顺眼。他于1937年出狱后，坚持发表抗日演说，写下大量抗日文章。蒋介石请他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被他拒绝;政府又欲出资10万元请他另立党派，遭其痛斥。在他贫病加交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去看望他，希望他能写个检讨回延安，也被拒绝。[10]尽管陈独秀晚景孤独而凄凉，令人叹惋，但历史却认可他曾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及其后一个时期的贡献。陈独秀的斗争精神、廉洁品质与独立人格受到世人的敬重。
再来看李大钊。
李大钊比陈独秀小10岁。他知识渊博，斗争性强，与陈独秀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也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1920年8月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建立时，陈独秀在征求他的意见后，才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宽厚、谦和，与倔强、固执的陈独秀完全不同，是共同的革命信仰使他们结成莫逆之交。在谋划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整个过程中，李大钊和陈独秀经常讨论、商议各种问题。1920年10月，他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一大”召开时，李大钊因有其他急事需处理，未能出席这次会议。[11]但李大钊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力不亚于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来华所接洽的第一个人就是李大钊。在中国，最早向世人公开表示“马克思主义观”的，也是李大钊。而孙中山所指定进入国民党一大主席团的唯一的共产党人还是李大钊。所以在党的“三大”“四大”上，他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北洋军阀张作霖逮捕。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他大义凛然，决不屈服，拒不吐露党的任何机密。仅仅过了22日，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的谴责，将李大钊绞杀于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临刑前，李大钊慷慨陈词：不能因今天反动派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必在中国取得辉煌的胜利。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8岁。
第四类，中国革命的亲历者和领导者。
应该说，党的“一大”定下的目标，是28年后由其中一位与会者率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才取得了成功。这位与会者就是毛泽东。今天我们还记得100年前的那次会议，并不只是因为会议本身，而主要是因为有了后面的奋斗与成功。
那个年代，成立各种各样党派并不稀罕，然而成功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功，在于其所选择的道路是最契合中国社会情况与革命实际的道路。尤其是在这28年间，中国共产党推举出毛泽东这样的千古伟人来掌舵，才凝聚起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团结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共同奋斗。后来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最具有思想上的深刻性、政治上的坚定性、理论上的创建性、战略上的远见性，于是才会有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理论;才会有扭转我党重大危机的遵义会议;才会有指导全国军民抵御日本侵略者的《论持久战》和党的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才会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会有奠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的理论专著《新民主主义论》;才会有凝聚全党意志的七届二中全会，从而推动了中共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轉变。
与其说是中国革命选择了毛泽东，不如说是毛泽东改变了中国革命。没有毛泽东，我们很难想象中国革命会是一个什么结果。邓小平曾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党很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12]
顺便说一下董必武。他是国民党的元老，[13]更是共产党的元老。他自“一大”后一直信奉马列，积极为党工作，后来在党内担任过不少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国家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对新中国的法制建设立下卓越功勋。其高尚品质和人格魅力使他在党内享有很高威望。董老活到89岁，是“一大”代表中在世时间最长的一位。
毛泽东曾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正是选择了共产主义，中国的仁人志士得以团结在这面旗帜下，求得了民族的解放。共产主义这面旗帜，过去是我们凝聚人心、取得成功的武器，今天、明天同样丢不得;丢了就会出问题。
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家庭中有6位亲人先后为革命捐躯。[14]他投身革命时，中国满目疮痍，任人宰割;而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为自己留下任何东西，却为我们党和人民留下一个靠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国家，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一支强大的军队，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他后来的继承者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带领中国人民继续长征。毛泽东过世45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雄踞于世界东方，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强国。
南湖那艘小船在惊涛骇浪中行驶了100年。虽然其间险象环生，但是她冲破了急流险滩，稳步驶向彼岸。今天这艘小船已经变成一艘巍巍巨轮。时光荏苒，尽管这艘船上的舵手和船员换了一批又一批，然而她载着初心不变的共产党人，在胜利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正朝着下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乘风破浪，去再铸辉煌！
注释：
[1]根据档案资料记载，“一大”原订6日20日在沪举行。但因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在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抵沪，故会议遂于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召开。把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而以中共中央名义把7月1日正式定为党的生日，则是194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作出的。 [2]“一大”的前8天在沪举行（其中25日、26日因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休会2天），31日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举行闭幕会。李汉俊、陈公博、周佛海以及两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因故未能参加当天闭幕会。
[3]“一大”正式代表12人，包惠僧是陈独秀指派参会的，这样，与会代表可视为13人。此外尚有2位共产国际派来指导工作的代表列席会议，一大与会者共计15人。
[4]鉴于当时全国党员人数只有50多人，且各地党的组织不够健全，“一大”没有设中央委员会及常委会，仅设党的中央局，与会者一致推举陈独秀为书记。
[5]毛泽东曾三次去上海。第二次去上海时间为1920年5月。据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次与陈独秀见面对他一生影响巨大。他从这时开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6]1937年3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本人写出书面检讨《我的错误》，仍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7]关于李汉俊脱党的原因有多种说法，但根据现有史料，他认为中国人身上有五种毛病，如猜疑心太重、责任心太薄等。他认为由这样的人组成的党没有前途，所以选择脱离。另外他觉得，不留在党内仍然可以做事。陈独秀曾多次挽留，二、三大仍邀他参会，都被他拒绝。
[8]李达脱党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陈独秀相左，另外不满陈独秀“蛮横家长作风”，1923年秋正式脱离了党组织。1949年12月，党中央根据李达的申请和他几十年的表现，由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等人做历史证明人，刘少奇做介绍人，批准他重新入党。
[9]“一大”召开时，时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正在落实一笔教育款子，无法脱身。
[10]1938年8月，当陈独秀生病卧床之际，中共驻重慶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在辛亥革命元老、安徽人朱蕴山陪同下，探访了陈独秀。周恩来继续劝说陈独秀，希望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陈独秀拒绝了。他说：“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
[11]“一大”召开时，李大钊在北京领导八校教职员索薪运动，故无法脱身。但他为建党做了大量的重要的基础工作，所以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
[12]邓小平生前多次谈道：“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表达了这个论断。
[13]董必武于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14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该党于1919年10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14]毛泽东的6位牺牲亲人是堂妹毛泽建（24岁），妻子杨开慧（29岁），胞弟毛泽覃（30岁）、毛泽民（47岁），侄子毛楚雄（19岁），儿子毛岸英（28岁）。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百年风云，百年沧桑，百年巨变。今天，重温百年历程，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百年的历程波澜壮阔。中共建立时仅有50余名党员。100年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已经拥有9190多万党员，正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行进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
当年的“一大”代表现在都已先后作古。他们中当年年龄最长者为何叔衡，已45岁;年龄最小者为刘仁静，当年仅19岁。刘仁静是“一大”代表中最后一位辞世的。
让我们回溯历史，检索一下13位“一大”代表的人生轨迹，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读懂中国共产党的艰难成长史。
1921年7月23日，中国现代史上最早觉悟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汇聚于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开了9天。[2]出席大会的各地正式代表共12人。[3]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另外，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与会。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加上他，“一大”代表可谓13人。）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各在北京和广州，因有工作脱不开身，而均没有出席大会。 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又因有法国搜查人员介入逮捕，遂于7日30日将会议转至嘉兴南湖一艘游船（红船）上进行，并于31日圆满落幕。当天选出了党的领导机构。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4]
“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明确了党的性质，确立了党的奋斗目标和党在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同时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至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宣告诞生。中国现代史由此开始改变面貌。
也许，当时参加“一大”的代表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想到，仅仅过了28年，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登上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今日成立。礼炮齐鸣，万鸽腾空。30万各界群众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一大”代表除了毛泽东外，还有董必武。这一年毛泽东56岁，董必武64岁。
1920年夏，27岁的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第二次见面。41岁的陈独秀很喜欢来自湖南的这个热情而有才华的年轻人，向他谈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这次见面对毛泽东一生影响巨大。[5]至此，毛泽东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实现共产主义不懈奋斗。28年过去了，他和他的战友们用镰刀斧头开辟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如果我们梳理一下出席“一大”代表的历史命运，大致可以窥探出中国革命的艰难性、曲折性和复杂性。100年前，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其人生结局大致可以分为4类。
第一类：叛变类。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3人;
第二类：牺牲类。邓恩铭、李汉俊、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5人;
第三类：脱党类。李达、刘仁静和包惠僧，3人;
第四类：率领、见证革命成功类。毛泽东、董必武，2人。
回顾这四类人的人生选择及其命运，给人许多启示。
第一类，叛党时间不同，性质相似，都属于投机革命。
陈公博开完会翌年即脱党而去，跻身国民党高官行列，以“左派”自诩，曾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他以后演变为反蒋的改组派的代表人物，但不久又与蒋合流，是蒋的座上客。最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中国的第二号大汉奸。1946年6月3日，陈公博被执行枪决，死年54岁。
周佛海于“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局代理书记，1924年脱党，1931年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委。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1946年11月被国民政府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他因心脏病复发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年51岁。
张国焘作为北大学生领袖，曾因卓越的组织才能和过人的口才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成员。他不仅主持了“一大”，而且在“六大”前都是党中央核心成员，为创建红四方面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过重要贡献。但他由于个人主义、军阀主义作风的恶性发展，也由于其鼠目寸光，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图谋另立中央;随后受到黨内批判。1938年4月5日，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意欲投靠国民党当局。周恩来等人做了大量工作，张仍执意脱党;同年4月18日被开除党籍。[6]不久，他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上演了一幕“中共创始人反对中共”的闹剧。他于1974年著有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82岁时在贫病交加中亡于加拿大多伦多。
客观地说，他们三人在建党之初还是怀揣热情，有所希冀的，并为党做过一些有益工作;然而，最后都走到了中共的对立面，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说明，仅靠一次会议，检验不了一个人是否真信共产主义。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员，行动是最好的说明书。
第二类，为信仰而英勇献身。
邓恩铭等5位代表，都是为革命献身的370万共产党员中的一员。面对敌人的屠刀和引诱，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为信仰而牺牲。
邓恩铭是“一大”代表中唯一受到列宁接见的人。“一大”后，他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他在济南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和战友们被押到济南市纬八路刑场，慷慨就义，时年30岁。 李汉俊于1921年初与陈独秀等组织谋划建立共产党。“一大”就是在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的寓所召开的。“一大”后，李汉俊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后因主客观原因脱党，但仍倾向革命。[7]他在担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期间保护了不少共产党员。1927年12月17日，武汉卫戍区司令胡宗铎以“赤色分子”的罪名将他逮捕，后予杀害，死时才37岁。
“一大”代表何叔衡与毛泽东关系最为密切。他们既是同乡又是战友，曾与蔡和森共同建立起湖南党的小组。1931年，何叔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他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
陈潭秋于“一大”后，一直以旺盛的革命斗志积极为党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后来出席中共三大、五大、六大;1934年1月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他留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8月，他与陈云等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留驻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3年9月27日，陈谭秋在新疆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牺牲于天山脚下，时年49岁。
王尽美在“一大”后，于1922年7月中下旬，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终日的奔波中，王尽美积劳成疾，感染了肺结核病，却仍以带病之身，奔走于济南、北京、上海、广州等地。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病逝于青岛，时年27岁。
那一代人面对的旧中国，内有两千年封建压迫，外有帝国主义百年欺辱。他们以巨大的牺牲，才换来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当家作主。据不完全统计，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牺牲了2100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第三类，脱离共产党。
李达在“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他脱党以后，没有继续从事政治活动。李达是典型的学者型人物，爱坦率地表明观点，不喜欢随声附和。他虽然脱党，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却并未放弃自己的信仰，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社会科学理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49年12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8]先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和武汉大学校长，并担任中国哲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及哲学社会科學部常委、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筹委会主任及院长等职，成为一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于1966年8月24日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享年76岁。
刘仁静曾是党的“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这位来自湖北应城的热血男儿，怀着满腔的激情和美好向往，投身滚滚的革命洪流。只是他后来人生的航船一度偏离了航向。他脱党后热衷于组织托派，以后又在国民党内担任各种闲职;新中国成立后他主要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66年至1978年被关押。1986年底，他任职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国务院参事。1987年8月5日，一场意想不到的车祸结束了这位“一大”老人的生命，享年85岁。
包惠僧在1927年因大革命失败仕途遇挫而消沉，继而脱党。1930年，他参加发起成立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脱离该党，恢复国民党党籍。其后在国民党内任文职人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在内务部任研究员、参事，1957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7月2日病逝于北京，时年83岁。
人生的信仰，绝不是一次选择，而是终生的实践。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严肃的——伴随着牺牲，也可能伴随着成功，没有中间状态。脱党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因而是灰暗的。事实证明，凡是半途而废的革命者都不是彻底的革命者，命运之神决不眷顾他们。
在13位“一大”代表中，李达的情况比较特殊，尽管他中途脱党，但并没有参加任何其他党派，而且始终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著有《社会学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著作等身，被毛泽东誉为“理论界的鲁迅”。可以说，李达的人生虽不无遗憾，但还算得到善终。相比之下，刘仁静、包惠僧就远不及他了。这说明，人生在于选择，选择决定命运。
走笔到此，我们不能不提及与“一大”密切相关的另外两个人：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为他们两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先来说陈独秀。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中国最早觉悟的进步知识分子，1919年五四运动中一度被北洋政府逮捕入狱，后经各方营救出狱。1920年春，陈独秀与李大钊在上海商谈分头在南北筹划建党之事，从而拉开了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的帷幕。
这时的陈独秀一面继续主办《新青年》杂志，发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一面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随后，他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决定于1920年8月建立起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取名“中国共产党”。此后，陈独秀又物色各地积极分子，帮助和指导各地早期党组织的建立。
“一大”召开时，本应出席会议的陈独秀因忙于其他事项未能到会。[9]但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积累的名望以及在建党过程中的卓越贡献，仍被推选为党的中央局书记。此后一直到党的“五大”，他均被选为党的领袖。然而由于革命理念的差异，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逐渐右倾，以致使党丧失了对革命力量的领导权，这就为后来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埋下一个祸根。即使政变前夕，陈独秀仍误判形势，还与汪精卫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冀图借此消除国共间的裂痕，致使很多同志因警惕性不足而被捕遇害。据“六大”统计，仅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国民党杀害的中共党员就有2.6万人。 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在中共“六大”上理所当然受到严肃批判，他也因此没能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大”后，陈独秀仅保留党籍，并没有再分配工作。1929年11月，陈独秀因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1932年遭国民党当局逮捕，1937年8月被释放。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今属重庆），死年63岁。
晚年的陈独秀对共产党和国民党都看不顺眼。他于1937年出狱后，坚持发表抗日演说，写下大量抗日文章。蒋介石请他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被他拒绝;政府又欲出资10万元请他另立党派，遭其痛斥。在他贫病加交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去看望他，希望他能写个检讨回延安，也被拒绝。[10]尽管陈独秀晚景孤独而凄凉，令人叹惋，但历史却认可他曾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及其后一个时期的贡献。陈独秀的斗争精神、廉洁品质与独立人格受到世人的敬重。
再来看李大钊。
李大钊比陈独秀小10岁。他知识渊博，斗争性强，与陈独秀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也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1920年8月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建立时，陈独秀在征求他的意见后，才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宽厚、谦和，与倔强、固执的陈独秀完全不同，是共同的革命信仰使他们结成莫逆之交。在谋划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整个过程中，李大钊和陈独秀经常讨论、商议各种问题。1920年10月，他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一大”召开时，李大钊因有其他急事需处理，未能出席这次会议。[11]但李大钊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力不亚于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来华所接洽的第一个人就是李大钊。在中国，最早向世人公开表示“马克思主义观”的，也是李大钊。而孙中山所指定进入国民党一大主席团的唯一的共产党人还是李大钊。所以在党的“三大”“四大”上，他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北洋军阀张作霖逮捕。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他大义凛然，决不屈服，拒不吐露党的任何机密。仅仅过了22日，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的谴责，将李大钊绞杀于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临刑前，李大钊慷慨陈词：不能因今天反动派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必在中国取得辉煌的胜利。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8岁。
第四类，中国革命的亲历者和领导者。
应该说，党的“一大”定下的目标，是28年后由其中一位与会者率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才取得了成功。这位与会者就是毛泽东。今天我们还记得100年前的那次会议，并不只是因为会议本身，而主要是因为有了后面的奋斗与成功。
那个年代，成立各种各样党派并不稀罕，然而成功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功，在于其所选择的道路是最契合中国社会情况与革命实际的道路。尤其是在这28年间，中国共产党推举出毛泽东这样的千古伟人来掌舵，才凝聚起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团结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共同奋斗。后来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最具有思想上的深刻性、政治上的坚定性、理论上的创建性、战略上的远见性，于是才会有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理论;才会有扭转我党重大危机的遵义会议;才会有指导全国军民抵御日本侵略者的《论持久战》和党的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才会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会有奠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的理论专著《新民主主义论》;才会有凝聚全党意志的七届二中全会，从而推动了中共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轉变。
与其说是中国革命选择了毛泽东，不如说是毛泽东改变了中国革命。没有毛泽东，我们很难想象中国革命会是一个什么结果。邓小平曾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党很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12]
顺便说一下董必武。他是国民党的元老，[13]更是共产党的元老。他自“一大”后一直信奉马列，积极为党工作，后来在党内担任过不少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国家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对新中国的法制建设立下卓越功勋。其高尚品质和人格魅力使他在党内享有很高威望。董老活到89岁，是“一大”代表中在世时间最长的一位。
毛泽东曾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正是选择了共产主义，中国的仁人志士得以团结在这面旗帜下，求得了民族的解放。共产主义这面旗帜，过去是我们凝聚人心、取得成功的武器，今天、明天同样丢不得;丢了就会出问题。
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家庭中有6位亲人先后为革命捐躯。[14]他投身革命时，中国满目疮痍，任人宰割;而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为自己留下任何东西，却为我们党和人民留下一个靠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国家，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一支强大的军队，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他后来的继承者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带领中国人民继续长征。毛泽东过世45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雄踞于世界东方，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强国。
南湖那艘小船在惊涛骇浪中行驶了100年。虽然其间险象环生，但是她冲破了急流险滩，稳步驶向彼岸。今天这艘小船已经变成一艘巍巍巨轮。时光荏苒，尽管这艘船上的舵手和船员换了一批又一批，然而她载着初心不变的共产党人，在胜利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正朝着下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乘风破浪，去再铸辉煌！
注释：
[1]根据档案资料记载，“一大”原订6日20日在沪举行。但因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在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抵沪，故会议遂于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召开。把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而以中共中央名义把7月1日正式定为党的生日，则是194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作出的。 [2]“一大”的前8天在沪举行（其中25日、26日因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休会2天），31日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举行闭幕会。李汉俊、陈公博、周佛海以及两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因故未能参加当天闭幕会。
[3]“一大”正式代表12人，包惠僧是陈独秀指派参会的，这样，与会代表可视为13人。此外尚有2位共产国际派来指导工作的代表列席会议，一大与会者共计15人。
[4]鉴于当时全国党员人数只有50多人，且各地党的组织不够健全，“一大”没有设中央委员会及常委会，仅设党的中央局，与会者一致推举陈独秀为书记。
[5]毛泽东曾三次去上海。第二次去上海时间为1920年5月。据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次与陈独秀见面对他一生影响巨大。他从这时开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6]1937年3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本人写出书面检讨《我的错误》，仍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7]关于李汉俊脱党的原因有多种说法，但根据现有史料，他认为中国人身上有五种毛病，如猜疑心太重、责任心太薄等。他认为由这样的人组成的党没有前途，所以选择脱离。另外他觉得，不留在党内仍然可以做事。陈独秀曾多次挽留，二、三大仍邀他参会，都被他拒绝。
[8]李达脱党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陈独秀相左，另外不满陈独秀“蛮横家长作风”，1923年秋正式脱离了党组织。1949年12月，党中央根据李达的申请和他几十年的表现，由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等人做历史证明人，刘少奇做介绍人，批准他重新入党。
[9]“一大”召开时，时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正在落实一笔教育款子，无法脱身。
[10]1938年8月，当陈独秀生病卧床之际，中共驻重慶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在辛亥革命元老、安徽人朱蕴山陪同下，探访了陈独秀。周恩来继续劝说陈独秀，希望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陈独秀拒绝了。他说：“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
[11]“一大”召开时，李大钊在北京领导八校教职员索薪运动，故无法脱身。但他为建党做了大量的重要的基础工作，所以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
[12]邓小平生前多次谈道：“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表达了这个论断。
[13]董必武于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14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该党于1919年10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14]毛泽东的6位牺牲亲人是堂妹毛泽建（24岁），妻子杨开慧（29岁），胞弟毛泽覃（30岁）、毛泽民（47岁），侄子毛楚雄（19岁），儿子毛岸英（28岁）。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