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我写了许多关于我家族的诗，不说“家乡”是因为我不想以第三视角来看它，我喜欢以第一视角，即以第一现场的方式去看待问题，处理诗歌。可我过于笨拙，不但诗歌未尽如人意，甚至语言的门都未进入，因为很多人说语言即诗。我过于关注事、人和我们那个地方算不上美丽的小景。然而，我甚至连小景都不会刻画，总是人的事情控制着、牵引着我。我写诗基本上在写事情，即让渡事实诗意，许多诗都是事件或事实在引导我。
　　我内心觉得十甘庵是个巨大的魔咒，或者那里有一个巨大的魔咒，因为我祖先连同我们，在那里住了十多代，虽香火不断，但却人丁不兴，每一代只是三四个男丁。每一代都是颤颤巍巍走过來的。我感觉花氏能延续香火，完全是偶然的。事实也是偶然的，因为每一次迭代，都不是最好的那个家庭来完成的。花氏在那里经历的困难，花家的人在那里经历困难时内心所遭受的煎熬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的伟大与卑微同时闪耀。当我看着他们几乎不存的坟墓，没有碑石的坟墓，没有留下名字的坟墓时，我会猜想许多。寂寂的山野间，阳光斜映，他们在数棵栗树之下。
　　然而，十甘庵没有家族史，父辈们没有文化，都说不清他们先辈们的故事，我常常听见他们将故事搞混，一个人的故事套在另一个人的头上。
　　我能接触到的是他们的遗址，他们开垦过的地，他们挖过的山，他们给山谷起的名字。很显然，他们努力过，他们也有他们的年轻有为时。据说，曾经，他们将附近数公里的山地买下过。而我只能看到父亲这一辈的努力，且是非常艰难的努力。父亲四兄弟，花氏只有这四兄弟，其中老三是半傻，他终身未娶。老二就是我常写的德叔，他中年丧妻、丧子、丧女又丧子。且都是养到年轻俊美的二十几岁。他本是锯匠，可后来信了菩萨，做起了道人。老四与我家还算正常，都有儿女。但小叔唯一的女儿十四岁出去打工时失踪近四十年，前两年才回来，户口都被派出所注销了。其间，曾经历了什么，受了多少创伤，可想而知。
　　只有我家稍稍正常。但母亲与这些人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数十年从未停止。我的父亲拙言、正直，说不清一句话。我的意思是我的父亲这一辈子从未说过一句完整的话，没有完整表达过某件事。他的另外三个弟也是。事情就是这么残酷，他们都只有开头的三字或六字短语，只有开头的情绪化的起音。
　　这些人构成我的生活，尤其是我少年时的记忆。他们种着先辈开垦的后来又分下来的地，他们挖着从前就属于他们的后来又分下来的山。上述人物（不论长幼），无一例外都十分勤劳。是那种匍匐在地的勤劳、没入黑夜的勤劳、出生入死的勤劳。他们没有娱乐时间。公平地说，我们那个村的人都是如此，哪怕是仇家，哪怕伤痛至骨，勤劳是不分族氏、屋檐的。
　　但就只有那么一点地，资源有限，将地种出花来也难以养活全家。这样他们就更勤劳了，朴实而勤劳。正是花了太多时间躬身于土地，所以他们就更了解土地，更了解林木、草、水……他们成了朋友，给每一样事物起名字。他们给事物做活是彼此交流，相互成全。我多以我的父亲和母亲为例。
　　所以我写诗，多是写了事物（事情）的原态。没有写成元诗而成为事物的原态，使得我的许多诗有缺陷，语言笨拙的缺陷，结构简单化的缺陷。
　　我很多时候是在记录真实情景。没有夸张，更没有煽情与虚构。哪怕憧憬和想象都没有。
　　没有想象的诗是可怕的，没有清词丽句的诗是可怕的，这不是优点。至少该部分做到。而这样的后果是文本不够成熟，视域不够宽阔，难成大器。
　　《替父亲写的一首诗》是写父亲的最后时光，他去世前半年的那一段光景，当时他行动不便，坐在老家房子前垂垂老矣而又无能为力的样子令人心痛。我记住了这一幕，如今回老家任何一幕都可能引起我的注意，都可能入诗，随时入诗。其实，我写了许多关于父亲的诗，不间断记录了他六十岁以后的全部生活。从心灵深处，我觉得父亲是个懦弱的人、沉默的人和失败的人，但他又是个善良的人、正直的人、温驯的人。进入老年后几乎不说话，因为母亲强势。后来我思考父亲其实是个坚韧的人，有大志向和大智慧的人。他不同母亲较劲，他不再表达。他沉默是有目的的。在他年轻时，是父亲操持全家，抚养了他的三个弟弟，那时祖父早已去世，祖母没法主持外面的活儿。父亲的一生就快结束了，以所有人知道的方式，我心怵然，记下了它。
　　其他的诗，仍是以父亲为线索，或明或暗的线索，像《母亲》等作品，都是自然而然生成的。我会不由自主如此处理。即使那些没有写到父亲的诗篇，那也是这根主线上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