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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是一个诗歌之国，现在仍然是如此。据说每天平均有两部诗集出版，而且这些书均有销路。在民间，口耳相传的长诗仍在流行。这样的群众基础便使希腊出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奖诗人：一九六三年诺贝尔文学奖金为塞弗利斯(Giorgos Seferis)所得，而一九七九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为艾莱蒂斯(Elytis)。
为了介绍这位西方读书界也不熟悉的诗人，企鹅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其作品的选译本，此书同时由美国维京出版社出版。集中共收长短诗约六十首，通过这些英译我们可以对这位诗人的甚至希腊的诗歌尝鼎一脔。这要算是最易得的本子了，以前只有去寻觅美国各大学的出版物，或在一九七一年的《企鹅本希腊诗歌》(此书也绝版不易得)中查得数首而已。
艾莱蒂斯生于一九一一年，真名是Odysseus Alepoudhelis，艾莱蒂斯乃是笔名，取义于“希腊”“希望”“自由”几个字(塞弗利斯也是笔名)。这位爱国的诗人，曾在二次大战中与意大利侵略军亲自作过战，他的诗充满了希腊的阳光、大海与天空的光辉，那么明朗、欢乐地肯定着人生。很难相信，他的诗歌技巧是由法国超现实派来的，因为超现实派的晦涩、苦闷，他一点也没有。在他最早的诗歌《爱琴海》中就咏唱：
我爱
群岛的网络
首的白沫
海鸥的梦想
独立在桅巅的水手
哼一支歌
这些诗读来颇似聂鲁达，但他有一个独特的因素，那就是希腊东正教的礼仪与习惯，在希腊人民生活中影响是极大的。他的代表作Axion Esti，作于一九五九年，就是利用宗教仪式歌唱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希望，这已有部分汉译。总之，他、塞弗利斯、还有这一代的许多新诗人，都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把希腊诗歌从古希腊的经典作品影响下摆脱出来，特别是，西方一般读者还只知道古希腊的作品。这种情况与我们很类似，西方对于中国其趣味往往仍停留在旧诗中那样一个宁静、超离尘俗的世界，而我们的新诗人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事实上也从西方的诗歌吸收了技巧。希腊和中国情形很相似，甚至在语文方面也有“文言”“白话”两种。希腊诗人走过的道路很值得我们借鉴，特别在他们吸取最新的技巧而又不受坏的影响这一方面。
这本不算厚的书选的诗比较全面，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一九四○至一九四五年，除早期超现实派影响的作品外尚收有一九四五年悼一位二次大战反法西斯战斗中阵亡的一位队长之作。第二个时期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除名作Axion Esti外尚收有其他诗作，其中《解剖》一首还看出受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的影响。这两部份的翻译者开利和薛拉是美国和英国的教授。第三个时期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九年，由别人所译，看出作者近年来尝试着一些新的形式，对此一般更少有介绍。总的说来，艾莱蒂斯是一个开放型的、多产的作家，无内倾性格诗人的艰涩感，虽说技巧是现代派的，其形式的多样化与内容之丰富是近代诗人中不多见的。这样的诗歌似应多介绍一些到我国来。遗憾的是英语与希腊语究竟缘分太远，也许俄译能更忠实于原来的形式吧！(Odysseus Elytis，Selected Poems，translated by Edmund Keeley，Ph－ilip Sherrard，Penguin，1981，114p.)
海外书讯
柯大诩
“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
《牡丹亭》一解
《牡丹亭》述说距今近四百年前的封建时代一段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女主角杜丽娘为情而死，又为情而生。这是一部反映现实而又充满浪漫想象的写情的戏。这个“情”字作何解释？汤显祖曾在戏中引用唐朝诗人顾况的一句诗“世间只有情难说”，似乎不可解；又在《牡丹亭记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大有无从说起的样子，但接下来还是作了一番说明：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在这里，情是作为理的对立面而提出来的。情理原该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理合乎情，情在理中。我们平时讲话，情理二字就一向连用。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漫长现实进程中，特别是处于黑暗反动的时代，伴随着政治的镇压，理作为统治阶级维持封建秩序的统治思想和手段，处处便要对情进行粗暴的限制、干涉，以至摧残、扼杀，在所不惜。《牡丹亭》的写作，处于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的交替之际，正值明王朝将趋溃亡的前夕。朝政专横腐败到极点，社会风气也淫靡堕落到极点，上上下下一片混浊污秽的空气。但是道学家们却仍然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架势，抬出理来窒息社会的生机和人性的生机，以维系他们在思想界摇摇欲坠的统治。，当日一些头脑清醒的作家，象李贽、徐渭和袁宏道兄弟等，无不希望吹起一股强劲的心灵之风，来荡涤这恶俗的世道。汤显祖以一个才华横溢的戏曲家，以鼓吹情来表示他对这种违反人的天然之情的理的批判。《惊梦》中杜丽娘唱道：“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这是汤显祖的自白。他用“天然”这个字眼，表示他一生的追求是什么，反衬出这个社会的种种道德伦理是多么违反“天然”之情。
时代稍后于汤显祖的陈眉公，曾经记载这样一件事：“张新建相国(位)尝语汤临川云：‘以君之辩才，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洛关闽下？而逗漏于碧萧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矜所笑？’临川曰：‘某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某讲情。’张公无以应。”(《批点牡丹亭题词》)这记载不知确否，幸好有汤显祖自己答复他的老师罗汝芳的一封信，写道：“师言性，弟子言情。”证明汤显祖的确有过这句话，而他的甘心以戏曲家名世(即所谓“逗漏于碧萧红牙队间”)，就是为了实现他的“言情”的主张。他在这里所说的情的对立面性，在道学家那里即是理的别称，性理之学即理学、道学。汤显祖高出于他的同时代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对情的执着追求。他说的“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就是企图用情来冲破理的束缚，借一段迷离恍惚的梦境，演数场生生死死的姻缘，写成这缛曼衍、情思缠绵的《牡丹亭》。他大概只是想打动同时代千千万万观众的心，但艺术的生命是永久的，后代千千万万观众的心也被打动了，这大概是汤显祖所未曾料到的。
《牡丹亭》所写的这段情，荒唐离奇。哪有梦中定情，鬼魂婚配，人死了尚能复活，这是“理之所必无”。但是从情来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了这种情，世间任何事都能做到，任何奇迹都能出现。何况梦境奇遇、鬼魂相爱，也即是现实生活中的凡人遭遇、凡人之情，完全合乎情理，又是“情之所必有”。，
汤显祖死后七年，亦即天启三年(一六二三)，《牡丹亭》已经风行遐迩了，汤显祖的一位友人王思任在他的《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中，着重提到了《牡丹亭》所写的情，又提出“同”(普遍共有)与“独”(个人独具)的问题，我看尚有一定见地，不妨转录如下：
《牡丹亭》，情也。若士以为情不可以论理，死不足以尽情。百千情事，一死而止，则情莫有深于阿丽者矣。况其感应相与，得《易》之咸；从一而终，得《易》之恒。则不第情之深，而又为情之至正者。今有形一接而即殉夫以死，骨香名永，用表千秋，安在其无知之性不本于一时之情也。则杜丽娘之情，正所同也，而深所独也，宜乎若士有取尔也！对这段评论，要撇开它的迂腐气。把杜丽娘对于情的追求，幽期密约，私订终身，说成什么“从一而终，殉夫以死”，真是迂腐可笑透了；但是也得原谅这位王先生，在他那个时代，，非这样说就不能对这段郁勃愤懑而又热烈奔放的情给予最高的评价。情是人们所普遍共有的，但是只有杜丽娘单独体现了这种深情，他这意思若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杜丽娘这个独特的艺术形象，表达了对人所共有的天然之情的执着追求。
这样看来，《牡丹亭》述说的虽是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但并不限于爱情，也不限于青年男女，它的含义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它触及到了情与理的冲突，美好的梦想与严酷的现实的矛盾。这种冲突与矛盾，每个时代都以不同的形式重演；由此每个时代的观众，都能从中得到相应的启发与感受。故而这部戏的影响就不限于它所产生的当时，而是超越了时代。
对于《牡丹亭》的主题问题，历来似乎并无什么争议，也许是各说各的，互不侵犯吧。但是，按照我上面的理解，这个问题岂不还是值得再探索一下吗？
一种说法认为《牡丹亭》的主题，应是爱与死，爱战胜了死。诚然，《牡丹亭》写了爱与死的这个题材，但这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河中，尤其到了明朝，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了。早在汉末的长诗《孔雀东南飞》和魏晋的志怪小说集《搜神记》里，我们就已看到爱与死进入了文学的领域，成为许多作品的主题。《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搜神记》中《韩凭妻》的韩凭夫妇，都是生前被拆散，死后坟墓相望。坟墓上的大梓树，根枝交错，传为“相思树”的美谈，显示出爱情的真诚即使是公婆的凶狠、君王的暴力，也摧毁不了。另一篇《吴王小女》，写紫玉对韩重的锺情，生前不能结为夫妇，死后鬼魂还要相从，这简直就是杜丽娘的前身了。到唐人小说出现，这一题材的艺术描写就更为动人。有名的《离魂记》，写男女相爱，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结成夫妻，只能由奇迹来完成；女主角倩娘没有死亡，躯体仍在，而是神魂出奔，最后合而为一，结成良缘。元曲据这故事，有《倩女离魂》杂剧。只要稍加比较，就可看出，《牡丹亭》的剧情，不能不说与它大同小异。尽管题材可以翻新，但因袭的痕迹过于明显了。用这样雷同陈旧的题材来作主题，显然是不能打动观众的。
再一种说法，也是最通行的一种说法，认为《牡丹亭》是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生离死合，热情地讴歌了反抗封建礼教，争取爱情自由和强烈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倘若举行一次古典文学考试，题目中有一个是“试述《牡丹亭》的主题”，那么这无疑就是一个公认的标准答案。可惜，这个答案已经成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最为方便的公式，到处可以套用，只要把男女主角的名字换一换就行了。前面已经提过的几篇作品，如《孔雀东南飞》、《吴王小女》、《离魂记》等，换上各篇男女主角名字，不是都用得上这个公式吗？
争取爱情自由或婚姻自由，当然是《牡丹亭》所要描写的一个内容。《惊梦》一折中杜丽娘有一段自白，比以含蓄隐喻、藻绘华艳为能事的唱词，似乎更为直率明白地倾吐了封建时代一个深闺少女对于爱情的渴望，却没有受到历代评论家应有的重视，我现在转引在下面：
默地游春转，小试宜春面。春呵，得和你两留连，春去如何遣？咳，恁般天气，好困人也。……天呵，春色恼人，信有之乎？尝观诗词乐府，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诚不谬矣。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昔时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曾有《题红记》、《崔徽传》二书。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
如果说仅以《牡丹亭》一部作品而言，关于它的主题是什么，前面所说的那个“标准答案”是完全可以对得上号的，上引的杜丽娘的说白正好用来作这个答案的佐证。但是从中国文学的发展整体来看，反抗封建礼法、争取爱情自由这个问题，是从封建社会形成到持续的漫长过程中，在文学作品里是没有中断过的。即使封建社会已经彻底崩溃，但只要有封建残余存在的一天，这个问题也还不会消失。因此《牡丹亭》所采用的这方面的题材，以及它所体现的某些思想精神，就决不是它所独有的，更不能说就是它所首创的。至于所谓“强烈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这又是一条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标签，到处可以贴得上，也到处不适用。个性解放是资产阶级开始形成和上升时期的要求，生活在封建制度十分牢固时代的作家，不可能提出这种超时代、超阶级的要求。杜丽娘追求爱情，在她那个时代，同资产阶级为推翻封建制度而提出的要求个性解放完全是两回事。她做了状元夫人，必然也要成为贤妻良母，象她的母亲杜母曾经管教过她的那样，她也将照此不变管教她自己的女儿。在她身上哪来什么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呢？
单就题材而论，《牡丹亭》事实上并没有超出《西厢记》的范围。中国古代作家思想的活跃与丰富，丝毫不能掩盖他们作品取材的贫乏与狭窄，即使在第一流作家身上，也所难免。这种例子不胜枚举。《牡丹亭》有两次提到《崔徽传》，即《莺莺传》或《西厢记》，我们可以发现，两者的题材是惊人地相似，连人物也几乎是一分为二：杜丽娘即崔莺莺，柳梦梅即张君瑞，杜母就是老夫人，春香就是红娘。《惊梦》岂不就是《酬简》？杜母拷问春香，岂不就是《拷红》？柳梦梅状元及第、奉旨完婚，岂不就是张君瑞的翻版？所以，假如根据题材的相同，我们把《牡丹亭》主题的“标准答案”改成：“通过崔莺莺和张君瑞的爱情故事，热情地讴歌了反抗封建礼教，争取爱情自由”云云，以此移赠《西厢记》，不也是同样合适的吗？
由此可见，《牡丹亭》在生和死以及争取自由的爱情结合这类题材的取资方面，都不过承袭旧题，没有能够突破前人的樊篱。因此它的感人之处，不在于它所描写的这些前人已经写过的题材，也不在于后人赠与它的那些“反抗”或“争取”什么的主题思想；而是汤显祖通过杜丽娘这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形象，表达出来的情——也就是前面已提到过的那个追求天然之情，这个情的内容包含着对青春难再的珍惜，对韶光流逝的惋恨，对纯真爱情的憧憬向往。不错，《牡丹亭》主要写的是爱情，形式上不脱封建社会一般的才子佳人式的“幽期密约”，但是内容上深化了，而且赋与了人生的哲理意义。少年、青年和将要告别青春或已经失去青春的古往今来的许许多多人们，都可从中领会到兴奋、流连、淡淡的哀愁、深沉的惋惜、无限的怅惘……使观众无不经受一次感情的洗礼。我想，这或许就是《牡丹亭》的魅力所在吧。
明朝的戏曲评论家吕天成，在他的《曲品》中写道：
杜丽娘事甚奇。而着意发挥，怀春慕色之情，惊心动魄，且巧妙叠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矣。
他举出《牡丹亭》所特有的“怀春慕色之情”，说明他懂得这部戏的好处在哪里；“惊心动魄”四个字也不是随便说得出来的，否则一部情节陈陈相因的爱情剧，无论如何加不上这样高级的形容词。可惜他讲得简单了些，需要读者自己加以补充。
《牡丹亭》的真正知音者，我看不是别人，而是林黛玉。《红楼梦》第二十三回的回目叫“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讲的就是林黛玉对这两部戏的观赏、感受；特别是对《牡丹亭》，她的感受尤为深刻。熟读《红楼》的红学家们一定早已烂熟这段文字，但既是好文章，再抄引一下也无妨：
……只听见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虽未留心去听，偶然两句吹到耳朵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步侧耳细听，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再听时，恰唱道：“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越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
曹雪芹真不愧是了不起的大作家，你看他把林黛玉听曲时的感受和心理活动，一层深一层地写得多么细腻生动。“心动神摇，如醉如痴”，岂是一般体会？这表明曹雪芹借林黛玉所表达出来的对《牡丹亭》的理解是多么深刻。《牡丹亭》经此品评，可称无憾了。
以上卑之无甚高论，聊备一说吧。
一九八二年七月，我观看了上海昆剧团经过改编的全本《牡丹亭》，觉得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英国每年都有莎士比亚戏剧节，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以一看莎士比亚戏剧演出为荣。我们为什么不能每年举行一次盛大的戏剧节，吸引全世界的观众来看戏呢？上海昆剧团演出《牡丹亭》，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赞赏，其意义也就不仅限于纪念汤显祖了。
一九八二年十月五日于上海
为了介绍这位西方读书界也不熟悉的诗人，企鹅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其作品的选译本，此书同时由美国维京出版社出版。集中共收长短诗约六十首，通过这些英译我们可以对这位诗人的甚至希腊的诗歌尝鼎一脔。这要算是最易得的本子了，以前只有去寻觅美国各大学的出版物，或在一九七一年的《企鹅本希腊诗歌》(此书也绝版不易得)中查得数首而已。
艾莱蒂斯生于一九一一年，真名是Odysseus Alepoudhelis，艾莱蒂斯乃是笔名，取义于“希腊”“希望”“自由”几个字(塞弗利斯也是笔名)。这位爱国的诗人，曾在二次大战中与意大利侵略军亲自作过战，他的诗充满了希腊的阳光、大海与天空的光辉，那么明朗、欢乐地肯定着人生。很难相信，他的诗歌技巧是由法国超现实派来的，因为超现实派的晦涩、苦闷，他一点也没有。在他最早的诗歌《爱琴海》中就咏唱：
我爱
群岛的网络
海鸥的梦想
独立在桅巅的水手
哼一支歌
这些诗读来颇似聂鲁达，但他有一个独特的因素，那就是希腊东正教的礼仪与习惯，在希腊人民生活中影响是极大的。他的代表作Axion Esti，作于一九五九年，就是利用宗教仪式歌唱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希望，这已有部分汉译。总之，他、塞弗利斯、还有这一代的许多新诗人，都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把希腊诗歌从古希腊的经典作品影响下摆脱出来，特别是，西方一般读者还只知道古希腊的作品。这种情况与我们很类似，西方对于中国其趣味往往仍停留在旧诗中那样一个宁静、超离尘俗的世界，而我们的新诗人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事实上也从西方的诗歌吸收了技巧。希腊和中国情形很相似，甚至在语文方面也有“文言”“白话”两种。希腊诗人走过的道路很值得我们借鉴，特别在他们吸取最新的技巧而又不受坏的影响这一方面。
这本不算厚的书选的诗比较全面，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一九四○至一九四五年，除早期超现实派影响的作品外尚收有一九四五年悼一位二次大战反法西斯战斗中阵亡的一位队长之作。第二个时期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除名作Axion Esti外尚收有其他诗作，其中《解剖》一首还看出受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的影响。这两部份的翻译者开利和薛拉是美国和英国的教授。第三个时期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九年，由别人所译，看出作者近年来尝试着一些新的形式，对此一般更少有介绍。总的说来，艾莱蒂斯是一个开放型的、多产的作家，无内倾性格诗人的艰涩感，虽说技巧是现代派的，其形式的多样化与内容之丰富是近代诗人中不多见的。这样的诗歌似应多介绍一些到我国来。遗憾的是英语与希腊语究竟缘分太远，也许俄译能更忠实于原来的形式吧！(Odysseus Elytis，Selected Poems，translated by Edmund Keeley，Ph－ilip Sherrard，Penguin，1981，114p.)
海外书讯
柯大诩
“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
《牡丹亭》一解
《牡丹亭》述说距今近四百年前的封建时代一段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女主角杜丽娘为情而死，又为情而生。这是一部反映现实而又充满浪漫想象的写情的戏。这个“情”字作何解释？汤显祖曾在戏中引用唐朝诗人顾况的一句诗“世间只有情难说”，似乎不可解；又在《牡丹亭记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大有无从说起的样子，但接下来还是作了一番说明：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在这里，情是作为理的对立面而提出来的。情理原该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理合乎情，情在理中。我们平时讲话，情理二字就一向连用。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漫长现实进程中，特别是处于黑暗反动的时代，伴随着政治的镇压，理作为统治阶级维持封建秩序的统治思想和手段，处处便要对情进行粗暴的限制、干涉，以至摧残、扼杀，在所不惜。《牡丹亭》的写作，处于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的交替之际，正值明王朝将趋溃亡的前夕。朝政专横腐败到极点，社会风气也淫靡堕落到极点，上上下下一片混浊污秽的空气。但是道学家们却仍然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架势，抬出理来窒息社会的生机和人性的生机，以维系他们在思想界摇摇欲坠的统治。，当日一些头脑清醒的作家，象李贽、徐渭和袁宏道兄弟等，无不希望吹起一股强劲的心灵之风，来荡涤这恶俗的世道。汤显祖以一个才华横溢的戏曲家，以鼓吹情来表示他对这种违反人的天然之情的理的批判。《惊梦》中杜丽娘唱道：“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这是汤显祖的自白。他用“天然”这个字眼，表示他一生的追求是什么，反衬出这个社会的种种道德伦理是多么违反“天然”之情。
时代稍后于汤显祖的陈眉公，曾经记载这样一件事：“张新建相国(位)尝语汤临川云：‘以君之辩才，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洛关闽下？而逗漏于碧萧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矜所笑？’临川曰：‘某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某讲情。’张公无以应。”(《批点牡丹亭题词》)这记载不知确否，幸好有汤显祖自己答复他的老师罗汝芳的一封信，写道：“师言性，弟子言情。”证明汤显祖的确有过这句话，而他的甘心以戏曲家名世(即所谓“逗漏于碧萧红牙队间”)，就是为了实现他的“言情”的主张。他在这里所说的情的对立面性，在道学家那里即是理的别称，性理之学即理学、道学。汤显祖高出于他的同时代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对情的执着追求。他说的“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就是企图用情来冲破理的束缚，借一段迷离恍惚的梦境，演数场生生死死的姻缘，写成这
《牡丹亭》所写的这段情，荒唐离奇。哪有梦中定情，鬼魂婚配，人死了尚能复活，这是“理之所必无”。但是从情来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了这种情，世间任何事都能做到，任何奇迹都能出现。何况梦境奇遇、鬼魂相爱，也即是现实生活中的凡人遭遇、凡人之情，完全合乎情理，又是“情之所必有”。，
汤显祖死后七年，亦即天启三年(一六二三)，《牡丹亭》已经风行遐迩了，汤显祖的一位友人王思任在他的《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中，着重提到了《牡丹亭》所写的情，又提出“同”(普遍共有)与“独”(个人独具)的问题，我看尚有一定见地，不妨转录如下：
《牡丹亭》，情也。若士以为情不可以论理，死不足以尽情。百千情事，一死而止，则情莫有深于阿丽者矣。况其感应相与，得《易》之咸；从一而终，得《易》之恒。则不第情之深，而又为情之至正者。今有形一接而即殉夫以死，骨香名永，用表千秋，安在其无知之性不本于一时之情也。则杜丽娘之情，正所同也，而深所独也，宜乎若士有取尔也！对这段评论，要撇开它的迂腐气。把杜丽娘对于情的追求，幽期密约，私订终身，说成什么“从一而终，殉夫以死”，真是迂腐可笑透了；但是也得原谅这位王先生，在他那个时代，，非这样说就不能对这段郁勃愤懑而又热烈奔放的情给予最高的评价。情是人们所普遍共有的，但是只有杜丽娘单独体现了这种深情，他这意思若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杜丽娘这个独特的艺术形象，表达了对人所共有的天然之情的执着追求。
这样看来，《牡丹亭》述说的虽是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但并不限于爱情，也不限于青年男女，它的含义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它触及到了情与理的冲突，美好的梦想与严酷的现实的矛盾。这种冲突与矛盾，每个时代都以不同的形式重演；由此每个时代的观众，都能从中得到相应的启发与感受。故而这部戏的影响就不限于它所产生的当时，而是超越了时代。
对于《牡丹亭》的主题问题，历来似乎并无什么争议，也许是各说各的，互不侵犯吧。但是，按照我上面的理解，这个问题岂不还是值得再探索一下吗？
一种说法认为《牡丹亭》的主题，应是爱与死，爱战胜了死。诚然，《牡丹亭》写了爱与死的这个题材，但这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河中，尤其到了明朝，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了。早在汉末的长诗《孔雀东南飞》和魏晋的志怪小说集《搜神记》里，我们就已看到爱与死进入了文学的领域，成为许多作品的主题。《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搜神记》中《韩凭妻》的韩凭夫妇，都是生前被拆散，死后坟墓相望。坟墓上的大梓树，根枝交错，传为“相思树”的美谈，显示出爱情的真诚即使是公婆的凶狠、君王的暴力，也摧毁不了。另一篇《吴王小女》，写紫玉对韩重的锺情，生前不能结为夫妇，死后鬼魂还要相从，这简直就是杜丽娘的前身了。到唐人小说出现，这一题材的艺术描写就更为动人。有名的《离魂记》，写男女相爱，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结成夫妻，只能由奇迹来完成；女主角倩娘没有死亡，躯体仍在，而是神魂出奔，最后合而为一，结成良缘。元曲据这故事，有《倩女离魂》杂剧。只要稍加比较，就可看出，《牡丹亭》的剧情，不能不说与它大同小异。尽管题材可以翻新，但因袭的痕迹过于明显了。用这样雷同陈旧的题材来作主题，显然是不能打动观众的。
再一种说法，也是最通行的一种说法，认为《牡丹亭》是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生离死合，热情地讴歌了反抗封建礼教，争取爱情自由和强烈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倘若举行一次古典文学考试，题目中有一个是“试述《牡丹亭》的主题”，那么这无疑就是一个公认的标准答案。可惜，这个答案已经成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最为方便的公式，到处可以套用，只要把男女主角的名字换一换就行了。前面已经提过的几篇作品，如《孔雀东南飞》、《吴王小女》、《离魂记》等，换上各篇男女主角名字，不是都用得上这个公式吗？
争取爱情自由或婚姻自由，当然是《牡丹亭》所要描写的一个内容。《惊梦》一折中杜丽娘有一段自白，比以含蓄隐喻、藻绘华艳为能事的唱词，似乎更为直率明白地倾吐了封建时代一个深闺少女对于爱情的渴望，却没有受到历代评论家应有的重视，我现在转引在下面：
默地游春转，小试宜春面。春呵，得和你两留连，春去如何遣？咳，恁般天气，好困人也。……天呵，春色恼人，信有之乎？尝观诗词乐府，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诚不谬矣。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昔时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曾有《题红记》、《崔徽传》二书。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
如果说仅以《牡丹亭》一部作品而言，关于它的主题是什么，前面所说的那个“标准答案”是完全可以对得上号的，上引的杜丽娘的说白正好用来作这个答案的佐证。但是从中国文学的发展整体来看，反抗封建礼法、争取爱情自由这个问题，是从封建社会形成到持续的漫长过程中，在文学作品里是没有中断过的。即使封建社会已经彻底崩溃，但只要有封建残余存在的一天，这个问题也还不会消失。因此《牡丹亭》所采用的这方面的题材，以及它所体现的某些思想精神，就决不是它所独有的，更不能说就是它所首创的。至于所谓“强烈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这又是一条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标签，到处可以贴得上，也到处不适用。个性解放是资产阶级开始形成和上升时期的要求，生活在封建制度十分牢固时代的作家，不可能提出这种超时代、超阶级的要求。杜丽娘追求爱情，在她那个时代，同资产阶级为推翻封建制度而提出的要求个性解放完全是两回事。她做了状元夫人，必然也要成为贤妻良母，象她的母亲杜母曾经管教过她的那样，她也将照此不变管教她自己的女儿。在她身上哪来什么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呢？
单就题材而论，《牡丹亭》事实上并没有超出《西厢记》的范围。中国古代作家思想的活跃与丰富，丝毫不能掩盖他们作品取材的贫乏与狭窄，即使在第一流作家身上，也所难免。这种例子不胜枚举。《牡丹亭》有两次提到《崔徽传》，即《莺莺传》或《西厢记》，我们可以发现，两者的题材是惊人地相似，连人物也几乎是一分为二：杜丽娘即崔莺莺，柳梦梅即张君瑞，杜母就是老夫人，春香就是红娘。《惊梦》岂不就是《酬简》？杜母拷问春香，岂不就是《拷红》？柳梦梅状元及第、奉旨完婚，岂不就是张君瑞的翻版？所以，假如根据题材的相同，我们把《牡丹亭》主题的“标准答案”改成：“通过崔莺莺和张君瑞的爱情故事，热情地讴歌了反抗封建礼教，争取爱情自由”云云，以此移赠《西厢记》，不也是同样合适的吗？
由此可见，《牡丹亭》在生和死以及争取自由的爱情结合这类题材的取资方面，都不过承袭旧题，没有能够突破前人的樊篱。因此它的感人之处，不在于它所描写的这些前人已经写过的题材，也不在于后人赠与它的那些“反抗”或“争取”什么的主题思想；而是汤显祖通过杜丽娘这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形象，表达出来的情——也就是前面已提到过的那个追求天然之情，这个情的内容包含着对青春难再的珍惜，对韶光流逝的惋恨，对纯真爱情的憧憬向往。不错，《牡丹亭》主要写的是爱情，形式上不脱封建社会一般的才子佳人式的“幽期密约”，但是内容上深化了，而且赋与了人生的哲理意义。少年、青年和将要告别青春或已经失去青春的古往今来的许许多多人们，都可从中领会到兴奋、流连、淡淡的哀愁、深沉的惋惜、无限的怅惘……使观众无不经受一次感情的洗礼。我想，这或许就是《牡丹亭》的魅力所在吧。
明朝的戏曲评论家吕天成，在他的《曲品》中写道：
杜丽娘事甚奇。而着意发挥，怀春慕色之情，惊心动魄，且巧妙叠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矣。
他举出《牡丹亭》所特有的“怀春慕色之情”，说明他懂得这部戏的好处在哪里；“惊心动魄”四个字也不是随便说得出来的，否则一部情节陈陈相因的爱情剧，无论如何加不上这样高级的形容词。可惜他讲得简单了些，需要读者自己加以补充。
《牡丹亭》的真正知音者，我看不是别人，而是林黛玉。《红楼梦》第二十三回的回目叫“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讲的就是林黛玉对这两部戏的观赏、感受；特别是对《牡丹亭》，她的感受尤为深刻。熟读《红楼》的红学家们一定早已烂熟这段文字，但既是好文章，再抄引一下也无妨：
……只听见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虽未留心去听，偶然两句吹到耳朵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步侧耳细听，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再听时，恰唱道：“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越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
曹雪芹真不愧是了不起的大作家，你看他把林黛玉听曲时的感受和心理活动，一层深一层地写得多么细腻生动。“心动神摇，如醉如痴”，岂是一般体会？这表明曹雪芹借林黛玉所表达出来的对《牡丹亭》的理解是多么深刻。《牡丹亭》经此品评，可称无憾了。
以上卑之无甚高论，聊备一说吧。
一九八二年七月，我观看了上海昆剧团经过改编的全本《牡丹亭》，觉得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英国每年都有莎士比亚戏剧节，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以一看莎士比亚戏剧演出为荣。我们为什么不能每年举行一次盛大的戏剧节，吸引全世界的观众来看戏呢？上海昆剧团演出《牡丹亭》，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赞赏，其意义也就不仅限于纪念汤显祖了。
一九八二年十月五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