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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运突降
杜红琴生于1963年,她的父亲是位老红军,家庭条件较为优越。家里兄弟姐妹五个,她是老小,理所当然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
1985年,杜红琴中专毕业,分配在连云港市一家机械厂工作。1989年元旦节这天,她幸福地穿上了婚纱,丈夫是当地一所重点中学的数学老师。
同年10月,女儿彬悦出世了。孩子长得白白胖胖,灵气十足。到了一周岁,小彬悦已经能够清清楚楚地叫爸爸妈妈了。周岁生日那天,杜红琴在桌上摆了布娃娃、口红、钢笔、书本和口琴等十几样东西给孩子选,小彬悦毫不犹豫地从中间抓起口琴,还放在嘴上嘟嘟嘟地吹出响声来了,逗得杜红琴和丈夫高兴地拍手大笑。他们从心底里希望女儿长大成为一名音乐家。
1990年年底的一天,小彬悦突然发起高烧,杜红琴和丈夫抱着她到附近一家医院治疗。医生给孩子打了一针。第二天,烧退了,病也好了。但细心的杜红琴发现天生灵气的小彬悦变得迟钝沉默起来,连爸爸妈妈也不叫了。
那时候,小彬悦已经会走路了,只要掉过头,任你千呼万唤她也不理会,敲脸盆那么大的声音,她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家里养了只小猫,原来孩子会唤猫,此时连简单的一个“猫”字都说得模糊不清。杜红琴心里有些发毛,她隐隐约约预感到什么,但不知道事情严重到什么程度,她不敢往深处想。抱着一丝侥幸,她把孩子带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检查,耳鼻喉科的医生告诉她,孩子还太小,查不出什么名堂来,等两岁以后再来吧。但杜红琴等不急了,从报纸上了解到天津聋儿康复中心可以检查幼儿的听力,她立即和丈夫带孩子赶往天津。好不容易找到那里,医生又推荐他们去天津儿童医院做脑干电位检查听力。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杜红琴在心里暗暗地祈祷,但愿自己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诊断结果出来了:小彬悦患的是重度神经性耳聋,听力基本丧失。听到这个结果,杜红琴好似跌入万丈深渊,人一下子蒙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紧抱着女儿哭出声来。她哭诉着询问医生,能不能将自己的听力神经移植给女儿。医生摇摇头说,这是不可能的,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攻克听力神经移植这一难题。医生打了个比方说,听力神经就跟身上的汗毛一样,打了致聋的过敏针剂之后,这根汗毛就倒下了,不可能恢复起来。那天是1991年2月31日,杜红琴永远记得那个黑色的日子。
辗转求医
尽管医生已经形象化地断言小彬悦的耳聋不可逆转,但杜红琴和丈夫从没有放弃为女儿治病的信念。
从天津回来只一个多月,杜红琴便向单位请了长假,带着女儿踏上了漫漫的求医之路。上海、南京、合肥、山西运城、北京、长春……从南到北,只要听说哪里能治疗耳聋、哪里有治聋的特效药,她都想方设法赶过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跑了大大小小十几个城市,几十家医院。
一个孤孤单单的女人,带着两三岁的幼儿到处奔波,丈夫哪里放心得下。有几次,丈夫执意要陪她一起去,但杜红琴想到他在重点中学教高三,又是班主任,便坚持没有同意。她深情地对丈夫说:“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只能牺牲我一个,保住你的事业。”每次出门,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着大包小包,坐火车挤汽车,多想有个人帮帮呀。记得有一次坐火车从徐州站转车,下了车就得赶另一趟车,她抱着孩子拼命地在人群中跑,脚下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那一瞬间,她本能地搂紧怀中的小彬悦,头部一下子磕到坚硬的水泥地面上,顿时额头上鲜血直淌。她见孩子安然无恙,才禁不住哭了。
还有一次,是在山西运城,下了车,她买了张地图,一路上走走停停,不时翻开地图寻找医院所在地。这样的举动,很快让小偷盯上了。等她从一辆拥拥挤挤的公共汽车上挤下来,她发觉自己背在身上的包被划了个大大的豁口,包里装的800多元钱不翼而飞。幸亏在家时她多了个心眼,钱分了两处放,还剩下千把块钱,仅够买那家医院特制的药丸的。她又气又急,心疼地直掉泪,这可是省吃俭用为了给女儿治病的钱呀!
苦吃了,泪流了,钱也花了好几万元,但杜红琴每次都是满怀希望地去,伤心失望而归。
怎么办?是就此认命,把孩子送到当地聋哑学校,让她去学习哑语,在无声世界里生活一辈子,还是继续这样求医问药?杜红琴和丈夫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这时,有的亲友劝他们:“你们如此这般尽心,也算对得起小彬悦了,干脆就这样吧。按照政策,你们还可以生二胎,不如再生一个健康的孩子去下功夫培养。”听了这话,杜红琴直摇头,她搂着小彬悦流着泪说:“孩子,妈妈对不起你,妈妈让你打针把耳朵搞聋了,又怎能不管你呢?”小彬悦好像明白妈妈的意思,一边把脸紧紧地贴在她的怀里,一边用小手给她擦泪。
苦心育儿
杜红琴和丈夫商量再三,决定放弃幻想,另辟蹊径。1992年春,她在合肥给小彬悦做脱敏治疗时,曾听病友说北京的“中国聋儿康复中心”可以教聋儿说话。从合肥回来,她立即带孩子去了趟北京,但当时这个康复中心不接受三周岁以下儿童。这年秋天,小彬悦满三周岁了,杜红琴再次告别丈夫,独自带着孩子赶往北京。
在杜红琴的恳求下,聋儿康复治疗中心同意收治小彬悦。康复中心的老师明确告诉她,在这里康复治疗,老师只是一盏引路的灯,路还得靠自己走。意思就是说,老师教的是方法,真正的康复还是靠家长和聋儿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北京的头一个月,杜红琴和女儿就住在康复中心,但住宿的花销太大,而且与很多聋儿及家长住在一起,很不利于对女儿进行语言训练。第二个月,她着手联系租房。
在北京,想租便宜房子谈何容易。听说离康复中心十来里路的小营附近有较便宜的民房出租,杜红琴便骑了辆自行车到那儿挨家挨户到处打听。在那儿,她终于以每月180元的价格租到了一间防震棚似的小屋。
1992年11月15日这天,北京的气温陡降至零下十五度。晚上,北风呼啸,外面下起鹅毛大雪,风夹着雪直朝小屋里钻。半夜里,杜红琴和女儿被冻醒了,她干脆抱着孩子裹着被子一直到天亮。第二天一早,女儿还是被冻出病来,嘴唇发紫,全身打颤,还发着高烧。外面是铺天盖地的大雪,一辆出租车也看不到,到哪里去求医呀!杜红琴只好抱着小彬悦在雪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步行,快到中午时分,才找到一家医院。这时,女儿已昏迷不醒,经医生诊断,患的是急性肺炎。但由于这家医院病房已经住满,无法给孩子住院治疗。情急之中,杜红琴想到一位曾经帮助过她的老乡——杨太和,他是北京一家医院的院长。最后,在这位老乡的关照下,孩子在北京海淀医院治好了急性肺炎。
在康复中心的前半年,杜红琴每天都陪女儿一起听课。女儿的悟性特别好,老师课堂上教的东西,她不仅心领神会,还能触类旁通。她边学边练边教,全心地投入。
每天早晨,她为孩子带上助听器,从穿衣服、吃饭这些事开始,一边做一边说,让女儿理解意思,并教她发音。先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再一个词组一个词组地教,最后连成一句话。每一音,都要重复成百上千遍。为了便于训练,杜红琴买了辆带大杆的男式自行车,把女儿的小车座反绑在自行车大杆上。上学放学途中,不管碰到什么样的街景、什么样的人,她都不放过,随时随地,见什么教什么,一环套一环,反反复复。
节假日,杜红琴总要把女儿带出门,繁华热闹的商场,清静优雅的公园,她都要让孩子去感受。碰到新鲜的事情,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教孩子去识别。她旁若无人、夸大口形的样子,常常引来人们好奇的目光。
由于杜红琴的投入,小彬悦的语言能力在一个班30多个聋儿中进步最快,表现尤为突出。第二学期,康复中心破例把杜红琴聘为班级的辅导老师。
在北京一年半时间,小彬悦的口语能力和智力水平超过了一般聋儿三年的康复效果。经过测试,康复中心认为小彬悦完全可以提前出院。康复中心的老师们对杜红琴竖起了大拇指:“有你这样的家长,小彬悦一定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和学习,一定能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之材。”杜红琴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女儿能说话了,自己的心血终于有了回报。
辛勤办学
从北京回来后,杜红琴并没有掉以轻心。她把女儿送到普通幼儿园上课,让她融进正常儿童的世界。她又送女儿到文化馆学习书法和绘画,让孩子更直观地表现内心世界。1997年9月,小彬悦和正常的同龄儿童一样,通过考核进入海州师范附小读书,如今,已经上三年级的小彬悦,各门功课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绘画、书法习作还上了学校的橱窗,年年被评上三好学生。
小彬悦会说话的消息不胫而走,慕名前来咨询的聋儿家长络绎不绝。杜红琴深深理解每一位家长的心情。但她深知,教聋儿说话绝非一朝一夕就能成功,需要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不过要有坚持不懈的毅力和信心,还要施教有术、方法得当、配合默契。从那时起,她就萌生了创办聋儿语训中心的想法。
在小彬悦去北京前,杜红琴认识本市一个名叫新宇的聋儿和她母亲。新宇比小彬悦大两岁,听力是85分贝,比小彬悦的听力要好些,新宇把“爸爸妈妈”叫得非常清楚,比小彬悦强多了。但小彬悦上学那年,杜红琴在市聋哑学校再次见到新宇时,这个女孩已经连爸爸妈妈都不会叫了,表达意思都靠打哑语。看到这个状况,杜红琴很伤心,这个孩子已经永远失去说话的好时机了。这件事对杜红琴的触动很大,更坚定了她办学的决心。
2000年元月,在连云港市残联的扶持下,杜红琴办起了该市第一所聋儿语言培训中心。不久,便接收了几十名聋儿。
杜红琴说:“我办语言培训中心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因为我是聋儿的母亲,深知天下聋儿父母的苦楚,我要把这些年来所有的感受、所有的育儿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每一 位聋儿家长。”
孩子们刚刚进语训中心时,舌头和声带由于长期不发音而变得僵硬,只会简单地模仿老师的口型,嘴巴张得像模像样,却根本连声音都发不出。教这样的聋儿,需要语言和肢体动作的配合。每天第一节课,杜红琴便安排孩子们做舌操、唇操,伸舌、顶舌、卷舌,通过重复张嘴活动唇部肌肉,然后再作深呼吸和听觉训练。教学时,她经常一手拿着镜子,一手拿张纸条,让孩子看气流吹动纸条,感知正确的发音方法。她一会儿蹲下身子,让聋儿的手放在自己的喉部感觉声带的颤动,一会儿又抱起孩子在黑板上寻找刚才读的单词。课间,她让孩子们吹气球练气力……比起普通的幼儿教师,对聋儿施教实在要苦得多。一天下来,杜红琴常常是嗓子沙哑,浑身跟散了架似的。
在课堂上,杜红琴教一名刚入学不久的聋儿说“妈妈”这个词。孩子先是茫然不解,经过她一遍遍地启发,勉强发出了声音,但发音仍然不对。杜红琴便用手指按住一个鼻孔,又一遍遍重复。男孩也学着她的动作,终于费力地喊出一声“妈妈”。杜红琴高兴地鼓起掌来,小男孩脸上也绽出甜甜的笑容。
聋儿康复的最佳时期是三至六岁,一旦错过这个时间,即使学会了说话,也同外国人讲汉语一样,吐字僵硬。而一般家长确诊孩子失聪,一般要到孩子三岁以后。为了方便聋幼儿入学,杜红琴打算扩大招生,将来把语训中心办成全托式。同时,尽快办起家长培训班,让家长们掌握与聋儿进行交流的方法。我们衷心祝愿杜红琴梦想成真,使更多的聋哑儿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M
(责编 莫非)
杜红琴生于1963年,她的父亲是位老红军,家庭条件较为优越。家里兄弟姐妹五个,她是老小,理所当然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
1985年,杜红琴中专毕业,分配在连云港市一家机械厂工作。1989年元旦节这天,她幸福地穿上了婚纱,丈夫是当地一所重点中学的数学老师。
同年10月,女儿彬悦出世了。孩子长得白白胖胖,灵气十足。到了一周岁,小彬悦已经能够清清楚楚地叫爸爸妈妈了。周岁生日那天,杜红琴在桌上摆了布娃娃、口红、钢笔、书本和口琴等十几样东西给孩子选,小彬悦毫不犹豫地从中间抓起口琴,还放在嘴上嘟嘟嘟地吹出响声来了,逗得杜红琴和丈夫高兴地拍手大笑。他们从心底里希望女儿长大成为一名音乐家。
1990年年底的一天,小彬悦突然发起高烧,杜红琴和丈夫抱着她到附近一家医院治疗。医生给孩子打了一针。第二天,烧退了,病也好了。但细心的杜红琴发现天生灵气的小彬悦变得迟钝沉默起来,连爸爸妈妈也不叫了。
那时候,小彬悦已经会走路了,只要掉过头,任你千呼万唤她也不理会,敲脸盆那么大的声音,她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家里养了只小猫,原来孩子会唤猫,此时连简单的一个“猫”字都说得模糊不清。杜红琴心里有些发毛,她隐隐约约预感到什么,但不知道事情严重到什么程度,她不敢往深处想。抱着一丝侥幸,她把孩子带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检查,耳鼻喉科的医生告诉她,孩子还太小,查不出什么名堂来,等两岁以后再来吧。但杜红琴等不急了,从报纸上了解到天津聋儿康复中心可以检查幼儿的听力,她立即和丈夫带孩子赶往天津。好不容易找到那里,医生又推荐他们去天津儿童医院做脑干电位检查听力。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杜红琴在心里暗暗地祈祷,但愿自己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诊断结果出来了:小彬悦患的是重度神经性耳聋,听力基本丧失。听到这个结果,杜红琴好似跌入万丈深渊,人一下子蒙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紧抱着女儿哭出声来。她哭诉着询问医生,能不能将自己的听力神经移植给女儿。医生摇摇头说,这是不可能的,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攻克听力神经移植这一难题。医生打了个比方说,听力神经就跟身上的汗毛一样,打了致聋的过敏针剂之后,这根汗毛就倒下了,不可能恢复起来。那天是1991年2月31日,杜红琴永远记得那个黑色的日子。
辗转求医
尽管医生已经形象化地断言小彬悦的耳聋不可逆转,但杜红琴和丈夫从没有放弃为女儿治病的信念。
从天津回来只一个多月,杜红琴便向单位请了长假,带着女儿踏上了漫漫的求医之路。上海、南京、合肥、山西运城、北京、长春……从南到北,只要听说哪里能治疗耳聋、哪里有治聋的特效药,她都想方设法赶过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跑了大大小小十几个城市,几十家医院。
一个孤孤单单的女人,带着两三岁的幼儿到处奔波,丈夫哪里放心得下。有几次,丈夫执意要陪她一起去,但杜红琴想到他在重点中学教高三,又是班主任,便坚持没有同意。她深情地对丈夫说:“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只能牺牲我一个,保住你的事业。”每次出门,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着大包小包,坐火车挤汽车,多想有个人帮帮呀。记得有一次坐火车从徐州站转车,下了车就得赶另一趟车,她抱着孩子拼命地在人群中跑,脚下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那一瞬间,她本能地搂紧怀中的小彬悦,头部一下子磕到坚硬的水泥地面上,顿时额头上鲜血直淌。她见孩子安然无恙,才禁不住哭了。
还有一次,是在山西运城,下了车,她买了张地图,一路上走走停停,不时翻开地图寻找医院所在地。这样的举动,很快让小偷盯上了。等她从一辆拥拥挤挤的公共汽车上挤下来,她发觉自己背在身上的包被划了个大大的豁口,包里装的800多元钱不翼而飞。幸亏在家时她多了个心眼,钱分了两处放,还剩下千把块钱,仅够买那家医院特制的药丸的。她又气又急,心疼地直掉泪,这可是省吃俭用为了给女儿治病的钱呀!
苦吃了,泪流了,钱也花了好几万元,但杜红琴每次都是满怀希望地去,伤心失望而归。
怎么办?是就此认命,把孩子送到当地聋哑学校,让她去学习哑语,在无声世界里生活一辈子,还是继续这样求医问药?杜红琴和丈夫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这时,有的亲友劝他们:“你们如此这般尽心,也算对得起小彬悦了,干脆就这样吧。按照政策,你们还可以生二胎,不如再生一个健康的孩子去下功夫培养。”听了这话,杜红琴直摇头,她搂着小彬悦流着泪说:“孩子,妈妈对不起你,妈妈让你打针把耳朵搞聋了,又怎能不管你呢?”小彬悦好像明白妈妈的意思,一边把脸紧紧地贴在她的怀里,一边用小手给她擦泪。
苦心育儿
杜红琴和丈夫商量再三,决定放弃幻想,另辟蹊径。1992年春,她在合肥给小彬悦做脱敏治疗时,曾听病友说北京的“中国聋儿康复中心”可以教聋儿说话。从合肥回来,她立即带孩子去了趟北京,但当时这个康复中心不接受三周岁以下儿童。这年秋天,小彬悦满三周岁了,杜红琴再次告别丈夫,独自带着孩子赶往北京。
在杜红琴的恳求下,聋儿康复治疗中心同意收治小彬悦。康复中心的老师明确告诉她,在这里康复治疗,老师只是一盏引路的灯,路还得靠自己走。意思就是说,老师教的是方法,真正的康复还是靠家长和聋儿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北京的头一个月,杜红琴和女儿就住在康复中心,但住宿的花销太大,而且与很多聋儿及家长住在一起,很不利于对女儿进行语言训练。第二个月,她着手联系租房。
在北京,想租便宜房子谈何容易。听说离康复中心十来里路的小营附近有较便宜的民房出租,杜红琴便骑了辆自行车到那儿挨家挨户到处打听。在那儿,她终于以每月180元的价格租到了一间防震棚似的小屋。
1992年11月15日这天,北京的气温陡降至零下十五度。晚上,北风呼啸,外面下起鹅毛大雪,风夹着雪直朝小屋里钻。半夜里,杜红琴和女儿被冻醒了,她干脆抱着孩子裹着被子一直到天亮。第二天一早,女儿还是被冻出病来,嘴唇发紫,全身打颤,还发着高烧。外面是铺天盖地的大雪,一辆出租车也看不到,到哪里去求医呀!杜红琴只好抱着小彬悦在雪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步行,快到中午时分,才找到一家医院。这时,女儿已昏迷不醒,经医生诊断,患的是急性肺炎。但由于这家医院病房已经住满,无法给孩子住院治疗。情急之中,杜红琴想到一位曾经帮助过她的老乡——杨太和,他是北京一家医院的院长。最后,在这位老乡的关照下,孩子在北京海淀医院治好了急性肺炎。
在康复中心的前半年,杜红琴每天都陪女儿一起听课。女儿的悟性特别好,老师课堂上教的东西,她不仅心领神会,还能触类旁通。她边学边练边教,全心地投入。
每天早晨,她为孩子带上助听器,从穿衣服、吃饭这些事开始,一边做一边说,让女儿理解意思,并教她发音。先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再一个词组一个词组地教,最后连成一句话。每一音,都要重复成百上千遍。为了便于训练,杜红琴买了辆带大杆的男式自行车,把女儿的小车座反绑在自行车大杆上。上学放学途中,不管碰到什么样的街景、什么样的人,她都不放过,随时随地,见什么教什么,一环套一环,反反复复。
节假日,杜红琴总要把女儿带出门,繁华热闹的商场,清静优雅的公园,她都要让孩子去感受。碰到新鲜的事情,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教孩子去识别。她旁若无人、夸大口形的样子,常常引来人们好奇的目光。
由于杜红琴的投入,小彬悦的语言能力在一个班30多个聋儿中进步最快,表现尤为突出。第二学期,康复中心破例把杜红琴聘为班级的辅导老师。
在北京一年半时间,小彬悦的口语能力和智力水平超过了一般聋儿三年的康复效果。经过测试,康复中心认为小彬悦完全可以提前出院。康复中心的老师们对杜红琴竖起了大拇指:“有你这样的家长,小彬悦一定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和学习,一定能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之材。”杜红琴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女儿能说话了,自己的心血终于有了回报。
辛勤办学
从北京回来后,杜红琴并没有掉以轻心。她把女儿送到普通幼儿园上课,让她融进正常儿童的世界。她又送女儿到文化馆学习书法和绘画,让孩子更直观地表现内心世界。1997年9月,小彬悦和正常的同龄儿童一样,通过考核进入海州师范附小读书,如今,已经上三年级的小彬悦,各门功课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绘画、书法习作还上了学校的橱窗,年年被评上三好学生。
小彬悦会说话的消息不胫而走,慕名前来咨询的聋儿家长络绎不绝。杜红琴深深理解每一位家长的心情。但她深知,教聋儿说话绝非一朝一夕就能成功,需要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不过要有坚持不懈的毅力和信心,还要施教有术、方法得当、配合默契。从那时起,她就萌生了创办聋儿语训中心的想法。
在小彬悦去北京前,杜红琴认识本市一个名叫新宇的聋儿和她母亲。新宇比小彬悦大两岁,听力是85分贝,比小彬悦的听力要好些,新宇把“爸爸妈妈”叫得非常清楚,比小彬悦强多了。但小彬悦上学那年,杜红琴在市聋哑学校再次见到新宇时,这个女孩已经连爸爸妈妈都不会叫了,表达意思都靠打哑语。看到这个状况,杜红琴很伤心,这个孩子已经永远失去说话的好时机了。这件事对杜红琴的触动很大,更坚定了她办学的决心。
2000年元月,在连云港市残联的扶持下,杜红琴办起了该市第一所聋儿语言培训中心。不久,便接收了几十名聋儿。
杜红琴说:“我办语言培训中心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因为我是聋儿的母亲,深知天下聋儿父母的苦楚,我要把这些年来所有的感受、所有的育儿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每一 位聋儿家长。”
孩子们刚刚进语训中心时,舌头和声带由于长期不发音而变得僵硬,只会简单地模仿老师的口型,嘴巴张得像模像样,却根本连声音都发不出。教这样的聋儿,需要语言和肢体动作的配合。每天第一节课,杜红琴便安排孩子们做舌操、唇操,伸舌、顶舌、卷舌,通过重复张嘴活动唇部肌肉,然后再作深呼吸和听觉训练。教学时,她经常一手拿着镜子,一手拿张纸条,让孩子看气流吹动纸条,感知正确的发音方法。她一会儿蹲下身子,让聋儿的手放在自己的喉部感觉声带的颤动,一会儿又抱起孩子在黑板上寻找刚才读的单词。课间,她让孩子们吹气球练气力……比起普通的幼儿教师,对聋儿施教实在要苦得多。一天下来,杜红琴常常是嗓子沙哑,浑身跟散了架似的。
在课堂上,杜红琴教一名刚入学不久的聋儿说“妈妈”这个词。孩子先是茫然不解,经过她一遍遍地启发,勉强发出了声音,但发音仍然不对。杜红琴便用手指按住一个鼻孔,又一遍遍重复。男孩也学着她的动作,终于费力地喊出一声“妈妈”。杜红琴高兴地鼓起掌来,小男孩脸上也绽出甜甜的笑容。
聋儿康复的最佳时期是三至六岁,一旦错过这个时间,即使学会了说话,也同外国人讲汉语一样,吐字僵硬。而一般家长确诊孩子失聪,一般要到孩子三岁以后。为了方便聋幼儿入学,杜红琴打算扩大招生,将来把语训中心办成全托式。同时,尽快办起家长培训班,让家长们掌握与聋儿进行交流的方法。我们衷心祝愿杜红琴梦想成真,使更多的聋哑儿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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