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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现存部头最大、距今最早的一部起居注,《万历起居注》向来受到明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该书版本众多,但皆非原刊足本,且分藏于大陆、台湾、日本等地,错简、脱字、衍字现象随处可见,严重影响到研究者的阅读、利用。南炳文、吴彦玲先生新近出版的《辑校〈万历起居注〉》(2010年1月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则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缺陷。缘于近水楼台,笔者率先浏览了《辑校〈万历起居注〉》,并从辑残补缺、文本校正、复原保真三个方面探讨了该书的史学价值
[关键词]《辑校〈万历起居注〉》;南炳文;吴彦玲;明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22-0040-03
一、辑残补缺,近于足本
根据南炳文先生的研究,《万历起居注》现有11个版本。其一为天津图书馆藏明抄本,记事范围起于万历二年(1574),止于四十三年(1615),中间颇有残缺,共记404个月史事。其二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抄本,记事起于万历二年(1574)正月,止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除去中间残缺者,共纪545个月史事。其三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元年明抄本,所记仅万历元年(1573)史事,为其他版本所不载。其四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五年及六年抄本,所记为万历五年(1577)及万历六年(1578)正月至三月凡16个月(万历五年有闰月)史事。其五为傅氏藏旧抄本,著录于傅增湘之《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记事范围与北大图书馆藏五年及六年抄本相同。其六为北大抄天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因系由天津明抄本抄出,其记事范围同于天津明抄本,但有诸多抄写错误。其七为天津元年民国抄本,现藏天津图书馆。系据北大元年明抄本抄出,所记史事亦为万历元年(1573)的12个月。其八为台湾旧抄本,现藏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据黄彰健先生《明神宗实录校勘记•明神宗实录校勘记引据各本目录》,该本记录万历二年(1574)正月至十九年(1591)七月约略182个月之史事,其中包括不见于他本的万历四年(1576)九月和十年(1582)正月至三月等4个月史事。经过调查,此乃误记。其九为定陵抄天本,现藏北京定陵博物馆,系据天津明抄本抄出。其十为北大影印本,底本是北大元年明抄本和北大抄天本。其十一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本,据天津图书馆藏明抄本、天津元年民国抄本及姒兼山撰《万历起居注校勘记》三书影印而成。
明朝设置起居注官始于太祖甲辰年(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即1364年),后革。洪武十四年(1381)复设,久之复革。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据翰林院编修张位奏请,议定复设记注之职,令日讲官日轮一员记注起居,兼录圣谕、诏敕、册文等项及内阁题稿。其二年以前上迄神宗即位之起居事迹悉予追录。又明神宗卒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万历起居注》所记史事应为595个月,但日本藏抄本记有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即明神宗卒后第二月史事。故此,《万历起居注》之记事时间应为596个月,即自隆庆六年(1572)六年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据此审视,上述11个版本皆非足本。
新出《辑校〈万历起居注〉》所记史事涵盖574个月,已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版本。其以北大影印本为底本的年月包括万历元年(1573)正月至三年(1575)十二月、四年(1576)四月至八月、四年(1576)十月至九年(1581)十二月、十年(1582)四月至十二月、十一年(1583)闰二月至十二年(1584)十二月、十四年(1586)正月至十五年(1587)三月、十六年(1588)正月至十七年(1589)十二月、十八年(1590)九月至二十五年(1597)九月、二十五年(1597)十一月至二十七年(1599)闰四月、二十七年(1599)六月至三十二年(1604)十二月、三十四年(1606)正月至三十五年(1607)十二月、三十六年(1608)五月至三十八年(1610)四月、四十一年(1613)七月至十月、四十三年(1615)七月至十二月,凡416个月。其余年月则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作补充,包括万历十三年(1585)正月至十二月、十五年(1587)四月至十二月、十八年(1590)正月至八月、二十七年(1599)五月、三十三年(1605)正月至十二月、三十六年(1608)正月至四月、三十八年(1610)五月至四十一年(1613)六月、四十一年(1613)十一月至四十二年(1614)十二月、四十三年(1615)六月、四十四年(1616)正月至四十八年(1620)八月,凡158个月。距离理想中的足本只缺22个月,包括隆庆六年(1572)六月至十二月、万历四年(1576)正月至三月及九月、十年(1582)正月至三月、十一年(1583)正月至二月、二十五年(1597)十月、四十三年(1615)一至五月。缺者仅占理想足本总月数的不到4%,成为目前所能见到的内容最多的新版本。
为了做到这一步,南炳文、吴彦玲先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为了弄清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抄本的详细情况,南炳文先生除了委托日本友人山根幸夫、浅井纪、佐藤文俊、荷见守义等先生代为查询外,还利用赴日讲学的间歇亲自查阅有关资料,并到国会图书馆翻阅原书,不仅查清了日本藏抄本的来龙去脉,而且查清了该书的存在形态。称“该书不是单独存在,而是与明太祖至明穆宗的各朝实录、泰昌起居注及部分天启朝起居注凑成了一套书,总名称为‘皇明实录’。其各册的封面也是题为‘皇明实录’,与其他部分的各册相同。其记事起于万历二年(1574)正月,止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除去中间残缺者,共有545个月,它也是现存记事较多、文字错误较少的两种版本中的一种”。(《自序》第8页)为了探明台湾旧抄本的实际状况,南炳文先生先依据黄彰健先生《明神宗实录校勘记引据各本目录》,得到该抄本包括不见于他本的万历四年(1576)九月和十年(1582)正月至三月等4个月史事的信息,随即委托刘兰霞女士联络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该馆工作人员黄玉菁女士不厌其烦地帮助查找,电邮往来近十通,不仅成就了一段学术佳话,而且深为黄女士的敬业精神和周到服务所感动。同时,委托东吴大学的张莲教授两次亲往傅斯年图书馆查阅相关材料。经过调查,确认黄彰健先生《明神宗实录校勘记引据各本目录》关于台湾旧抄本中包括万历四年(1576)九月和十年(1582)正月至三月等4个月史事的表述乃是误记。
二、标点校勘,考误补正
在校勘过程中,辑校者除了利用天津明抄本、北大抄天本、日本本等作版本互校外,还经常利用《明神宗实录》和现存内阁大学士的有关文集或奏疏集,如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沈一贯《敬事草》、叶向高《给扉奏草》、吴道南《吴文恪公文集》等,对相应部分进行对校。此外,《万历邸钞》、《明史》、《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十三经等,也是时时用于校勘的重要文献。
由于各本《万历起居注》都非刊本,脱字、衍字以及鲁鱼亥豕、自造写法等现象大量存在,辑校者时常遭遇无法通读的“拦路虎”,每每叫苦不迭。但经过认真推敲,这些“拦路虎”绝大部分得到解决,并且留下近2万条的本书校勘记。以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为例,除加标点外,该月起居注出校勘记41条,其中补缺字2条、纠误字35条、辨衍文1条、考脱字3条;又以万历三十七年(1609)四月为例,该月校勘记虽然只有7条,但却补充脱字200多字:一处补充1字,一处补充215字,一处补充2字,一处补充13字,一处补充1字。
对于旧抄本中的错简现象,辑校者亦设法予以改正。如以万历三十年(1602)七月为例,该月十九日大学士沈一贯、朱赓题本中“阁”字以下至“礼”字止,凡423字,北大抄天本误置于本月十六日记事末尾“知道”之前,辑校者在核对明抄本后,予以更正。又如万历三十七年(1609)二月六日戊午条记事,原文近1100字错简严重,辑校者依据叶向高《纶扉奏草》卷4予以纠正。这些都为读者顺畅阅读和准确利用提供了极大方便。
尤需指出的是,某些没有文集或奏疏集存世的万历时期的内阁大学士,凭借《辑校〈万历起居注〉》而保存下不少珍贵题本。如内阁首辅方从哲,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十月入阁视事,至四十二年(1614)八月升任首辅,四十五年(1617)七月至四十八年(1620)八月独相内阁,曾参与、见证过万历后期无数重大历史事件,但却没有文集或奏疏集存世,这对于研究方从哲本人或万历后期历史,都是重大缺憾。令人欣慰的是,《辑校〈万历起居注〉》保存了相当完整的经过校勘的方从哲内阁题本,无疑是方从哲研究的一大福音。
三、复原保真,推进明史研究
《辑校〈万历起居注〉》不仅成为目前最接近足本的辑本,而且精加点校,纠正了其中的疏漏讹误,最大限度地恢复了该书的本来面目,从而为研究者阅读、利用,推进明史研究提供了最原始、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以明末天主教东传中国的所谓“南京教案”为例,万历四十四年(1616)十二月二十五日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疏请处置涉案西洋传教士的题本价值甚高,但该题本收载“南京教案”发起人沈(氵+隺)《南宫署牍》的著名文献《破邪集》不载,当事人之一吴道南《吴文恪公文集》未收,《明神宗实录》仅以“阁臣亦力言之”一语略过,惟有《万历起居注》全文照录:“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辛酉,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谨题:近该南北礼部,参论远夷王丰肃等盘踞留都,以天主之教煽惑愚民,一时信从者甚众,据其礼拜之期,门户之帖,种种邪术,怪诞不经,且又盖屋于洪武罔(冈),造花园于孝陵卫寝殿前,违禁之事更难悉数。窃谓圣明在御,世教休明,岂容此魍魉之徒,肆行于青天白日之下?非所以一圣真而宣王化也。然此不过邪说诬民而已。自被参之后,踪迹益复诡秘,或擅刊揭帖以逞辩,或暗置邮筒以传报。千里之远,无翼而飞,章奏未布于长安,消息已通于白下。此何为者也?臣等犹忆利玛窦初入京时,与庞迪峨才两人耳,皇上喜其向化之诚,于之廪饩,死后复给以葬地,此自圣明柔远之仁,初不虞其徒党之日繁,行径之日异至此也。今除王丰肃等见在南京者已经拘留外,其庞迪峨揭帖所称住居各省者,尚十有三人,蠢尔丑夷,设无异志,何为联络布散,各据要地若此?近日有障(漳)州一人投揭南中,明指王丰肃为佛郎机夷种,开其姓名事迹,凿凿有据。则此夷不轨之情亦既显然矣。夫其邪术之当禁既如此,奸谋之叵测又如此,则诸臣先后之请,凡以为世道虑、为国家根本虑,非过计也。且王丰肃诸人,经巡城御史羁候也久,若不早为议处,何以慑狡夷之魄,而示中国之有法乎?伏望皇上检礼部及南礼部之疏,发臣等票拟,将庞迪峨、正(王)丰肃等,及各省潜住诸夷,尽数驱逐,或押发广东,俾令自归本固(国)。以后行地方官,严加禁戢,不许一人擅入中国,庶艮(良)善之民不为异端所惑,而教化大行,且阴谋之辈不得勾引为奸,而祸乱可杜矣。此事视之若小,而关系实大,万惟皇上留神赐允。臣等不胜迫切祈望之至。”但因万历皇帝对此题本不置可否,十二月二十八日甲子,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又题:“照得臣等近日所上诸揭,如补都宪,下考选,允候补、散馆各官,释刘光复,反(及)请发南北礼部参论远夷之疏,不知曾经圣览与否?今岁已暮矣,仰祈皇上即赐允行,以完一年之事。”将以上两条记载结合《破邪集》卷1所记“二十八日奉圣旨:这奏内远夷王丰肃等,立教惑众,蓄谋叵测,尔部移咨南京礼部,行文各该衙门速差员役递送广东抚按,督令西归,以静地方。其庞迪峨等,去岁尔等公言晓知历法,请与各官推演七政,且皆系向化来京,亦令归还本国。该部院知道,钦此”,可证万历皇帝下诏驱逐西洋传教士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十二月二十八日。但《明神宗实录》卷552万历四十四年(1616)十二月丙午条误记此事发生于十二月初十(丙午),有了这部《辑校万历起居注》,就可使真相大白于世。
而南炳文先生曾结合《万历起居注》、《明神宗实录》和《李文节集》所收大学士李廷机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闰六月至十二月、三十六年(1608)五月至三十八年四月所上内阁奏疏的对比研究,认为这两段时期内李廷机所上奏疏总数为115篇,《万历起居注》收录114篇,仅失载1篇,所收诸篇皆为全文录入(发现漏字100余,当为抄写之误);《明神宗实录》仅对38篇摘录部分段落或述及该疏所述内容,根本未提者77篇;《李文节集》收录107篇,失载8篇,所收各篇间有删削。而《李文节集》中的某些删节,如万历三十六年(1608)九月二十三日所上奏疏删去李廷机与名声不好的沈一贯等人关系的一段文字,对于分析万历后期的内阁走势、阁臣关系等不无帮助。这一事例再次说明,《辑校〈万历起居注〉》在复原晚明历史方面确实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价值。
《万历起居注》一直贯彻“尽载原本”、“凡有”、“直书”的编辑宗旨,所载内容虽然只是明神宗日常活动(以外廷活动为主)及有关言论、文书和其时内阁大学士的奏疏,但其所涉及的朝政却领域广泛,无论是官吏任免、礼仪制度、财政经济、工程建筑,还是练兵开战、法律诉讼、管理边疆、交往外国,抑或社会风俗、宗教结社、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举凡需要朝廷过问的事情,几乎无所不包。其中大多又是朝政中最重要、最紧迫、最急需研究处理的问题,反映着其时朝政的热点。由此看来,《辑校〈万历起居注〉》确实是研究晚明历史,尤其是神宗朝历史最全面、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明神宗实录》其实已是二手资料)。可以预料,随着《辑校〈万历起居注〉》的广泛使用,必将对晚明历史研究发挥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辑校〈万历起居注〉》;南炳文;吴彦玲;明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22-0040-03
一、辑残补缺,近于足本
根据南炳文先生的研究,《万历起居注》现有11个版本。其一为天津图书馆藏明抄本,记事范围起于万历二年(1574),止于四十三年(1615),中间颇有残缺,共记404个月史事。其二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抄本,记事起于万历二年(1574)正月,止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除去中间残缺者,共纪545个月史事。其三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元年明抄本,所记仅万历元年(1573)史事,为其他版本所不载。其四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五年及六年抄本,所记为万历五年(1577)及万历六年(1578)正月至三月凡16个月(万历五年有闰月)史事。其五为傅氏藏旧抄本,著录于傅增湘之《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记事范围与北大图书馆藏五年及六年抄本相同。其六为北大抄天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因系由天津明抄本抄出,其记事范围同于天津明抄本,但有诸多抄写错误。其七为天津元年民国抄本,现藏天津图书馆。系据北大元年明抄本抄出,所记史事亦为万历元年(1573)的12个月。其八为台湾旧抄本,现藏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据黄彰健先生《明神宗实录校勘记•明神宗实录校勘记引据各本目录》,该本记录万历二年(1574)正月至十九年(1591)七月约略182个月之史事,其中包括不见于他本的万历四年(1576)九月和十年(1582)正月至三月等4个月史事。经过调查,此乃误记。其九为定陵抄天本,现藏北京定陵博物馆,系据天津明抄本抄出。其十为北大影印本,底本是北大元年明抄本和北大抄天本。其十一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本,据天津图书馆藏明抄本、天津元年民国抄本及姒兼山撰《万历起居注校勘记》三书影印而成。
明朝设置起居注官始于太祖甲辰年(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即1364年),后革。洪武十四年(1381)复设,久之复革。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据翰林院编修张位奏请,议定复设记注之职,令日讲官日轮一员记注起居,兼录圣谕、诏敕、册文等项及内阁题稿。其二年以前上迄神宗即位之起居事迹悉予追录。又明神宗卒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万历起居注》所记史事应为595个月,但日本藏抄本记有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即明神宗卒后第二月史事。故此,《万历起居注》之记事时间应为596个月,即自隆庆六年(1572)六年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据此审视,上述11个版本皆非足本。
新出《辑校〈万历起居注〉》所记史事涵盖574个月,已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版本。其以北大影印本为底本的年月包括万历元年(1573)正月至三年(1575)十二月、四年(1576)四月至八月、四年(1576)十月至九年(1581)十二月、十年(1582)四月至十二月、十一年(1583)闰二月至十二年(1584)十二月、十四年(1586)正月至十五年(1587)三月、十六年(1588)正月至十七年(1589)十二月、十八年(1590)九月至二十五年(1597)九月、二十五年(1597)十一月至二十七年(1599)闰四月、二十七年(1599)六月至三十二年(1604)十二月、三十四年(1606)正月至三十五年(1607)十二月、三十六年(1608)五月至三十八年(1610)四月、四十一年(1613)七月至十月、四十三年(1615)七月至十二月,凡416个月。其余年月则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作补充,包括万历十三年(1585)正月至十二月、十五年(1587)四月至十二月、十八年(1590)正月至八月、二十七年(1599)五月、三十三年(1605)正月至十二月、三十六年(1608)正月至四月、三十八年(1610)五月至四十一年(1613)六月、四十一年(1613)十一月至四十二年(1614)十二月、四十三年(1615)六月、四十四年(1616)正月至四十八年(1620)八月,凡158个月。距离理想中的足本只缺22个月,包括隆庆六年(1572)六月至十二月、万历四年(1576)正月至三月及九月、十年(1582)正月至三月、十一年(1583)正月至二月、二十五年(1597)十月、四十三年(1615)一至五月。缺者仅占理想足本总月数的不到4%,成为目前所能见到的内容最多的新版本。
为了做到这一步,南炳文、吴彦玲先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为了弄清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抄本的详细情况,南炳文先生除了委托日本友人山根幸夫、浅井纪、佐藤文俊、荷见守义等先生代为查询外,还利用赴日讲学的间歇亲自查阅有关资料,并到国会图书馆翻阅原书,不仅查清了日本藏抄本的来龙去脉,而且查清了该书的存在形态。称“该书不是单独存在,而是与明太祖至明穆宗的各朝实录、泰昌起居注及部分天启朝起居注凑成了一套书,总名称为‘皇明实录’。其各册的封面也是题为‘皇明实录’,与其他部分的各册相同。其记事起于万历二年(1574)正月,止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除去中间残缺者,共有545个月,它也是现存记事较多、文字错误较少的两种版本中的一种”。(《自序》第8页)为了探明台湾旧抄本的实际状况,南炳文先生先依据黄彰健先生《明神宗实录校勘记引据各本目录》,得到该抄本包括不见于他本的万历四年(1576)九月和十年(1582)正月至三月等4个月史事的信息,随即委托刘兰霞女士联络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该馆工作人员黄玉菁女士不厌其烦地帮助查找,电邮往来近十通,不仅成就了一段学术佳话,而且深为黄女士的敬业精神和周到服务所感动。同时,委托东吴大学的张莲教授两次亲往傅斯年图书馆查阅相关材料。经过调查,确认黄彰健先生《明神宗实录校勘记引据各本目录》关于台湾旧抄本中包括万历四年(1576)九月和十年(1582)正月至三月等4个月史事的表述乃是误记。
二、标点校勘,考误补正
在校勘过程中,辑校者除了利用天津明抄本、北大抄天本、日本本等作版本互校外,还经常利用《明神宗实录》和现存内阁大学士的有关文集或奏疏集,如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沈一贯《敬事草》、叶向高《给扉奏草》、吴道南《吴文恪公文集》等,对相应部分进行对校。此外,《万历邸钞》、《明史》、《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十三经等,也是时时用于校勘的重要文献。
由于各本《万历起居注》都非刊本,脱字、衍字以及鲁鱼亥豕、自造写法等现象大量存在,辑校者时常遭遇无法通读的“拦路虎”,每每叫苦不迭。但经过认真推敲,这些“拦路虎”绝大部分得到解决,并且留下近2万条的本书校勘记。以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为例,除加标点外,该月起居注出校勘记41条,其中补缺字2条、纠误字35条、辨衍文1条、考脱字3条;又以万历三十七年(1609)四月为例,该月校勘记虽然只有7条,但却补充脱字200多字:一处补充1字,一处补充215字,一处补充2字,一处补充13字,一处补充1字。
对于旧抄本中的错简现象,辑校者亦设法予以改正。如以万历三十年(1602)七月为例,该月十九日大学士沈一贯、朱赓题本中“阁”字以下至“礼”字止,凡423字,北大抄天本误置于本月十六日记事末尾“知道”之前,辑校者在核对明抄本后,予以更正。又如万历三十七年(1609)二月六日戊午条记事,原文近1100字错简严重,辑校者依据叶向高《纶扉奏草》卷4予以纠正。这些都为读者顺畅阅读和准确利用提供了极大方便。
尤需指出的是,某些没有文集或奏疏集存世的万历时期的内阁大学士,凭借《辑校〈万历起居注〉》而保存下不少珍贵题本。如内阁首辅方从哲,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十月入阁视事,至四十二年(1614)八月升任首辅,四十五年(1617)七月至四十八年(1620)八月独相内阁,曾参与、见证过万历后期无数重大历史事件,但却没有文集或奏疏集存世,这对于研究方从哲本人或万历后期历史,都是重大缺憾。令人欣慰的是,《辑校〈万历起居注〉》保存了相当完整的经过校勘的方从哲内阁题本,无疑是方从哲研究的一大福音。
三、复原保真,推进明史研究
《辑校〈万历起居注〉》不仅成为目前最接近足本的辑本,而且精加点校,纠正了其中的疏漏讹误,最大限度地恢复了该书的本来面目,从而为研究者阅读、利用,推进明史研究提供了最原始、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以明末天主教东传中国的所谓“南京教案”为例,万历四十四年(1616)十二月二十五日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疏请处置涉案西洋传教士的题本价值甚高,但该题本收载“南京教案”发起人沈(氵+隺)《南宫署牍》的著名文献《破邪集》不载,当事人之一吴道南《吴文恪公文集》未收,《明神宗实录》仅以“阁臣亦力言之”一语略过,惟有《万历起居注》全文照录:“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辛酉,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谨题:近该南北礼部,参论远夷王丰肃等盘踞留都,以天主之教煽惑愚民,一时信从者甚众,据其礼拜之期,门户之帖,种种邪术,怪诞不经,且又盖屋于洪武罔(冈),造花园于孝陵卫寝殿前,违禁之事更难悉数。窃谓圣明在御,世教休明,岂容此魍魉之徒,肆行于青天白日之下?非所以一圣真而宣王化也。然此不过邪说诬民而已。自被参之后,踪迹益复诡秘,或擅刊揭帖以逞辩,或暗置邮筒以传报。千里之远,无翼而飞,章奏未布于长安,消息已通于白下。此何为者也?臣等犹忆利玛窦初入京时,与庞迪峨才两人耳,皇上喜其向化之诚,于之廪饩,死后复给以葬地,此自圣明柔远之仁,初不虞其徒党之日繁,行径之日异至此也。今除王丰肃等见在南京者已经拘留外,其庞迪峨揭帖所称住居各省者,尚十有三人,蠢尔丑夷,设无异志,何为联络布散,各据要地若此?近日有障(漳)州一人投揭南中,明指王丰肃为佛郎机夷种,开其姓名事迹,凿凿有据。则此夷不轨之情亦既显然矣。夫其邪术之当禁既如此,奸谋之叵测又如此,则诸臣先后之请,凡以为世道虑、为国家根本虑,非过计也。且王丰肃诸人,经巡城御史羁候也久,若不早为议处,何以慑狡夷之魄,而示中国之有法乎?伏望皇上检礼部及南礼部之疏,发臣等票拟,将庞迪峨、正(王)丰肃等,及各省潜住诸夷,尽数驱逐,或押发广东,俾令自归本固(国)。以后行地方官,严加禁戢,不许一人擅入中国,庶艮(良)善之民不为异端所惑,而教化大行,且阴谋之辈不得勾引为奸,而祸乱可杜矣。此事视之若小,而关系实大,万惟皇上留神赐允。臣等不胜迫切祈望之至。”但因万历皇帝对此题本不置可否,十二月二十八日甲子,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又题:“照得臣等近日所上诸揭,如补都宪,下考选,允候补、散馆各官,释刘光复,反(及)请发南北礼部参论远夷之疏,不知曾经圣览与否?今岁已暮矣,仰祈皇上即赐允行,以完一年之事。”将以上两条记载结合《破邪集》卷1所记“二十八日奉圣旨:这奏内远夷王丰肃等,立教惑众,蓄谋叵测,尔部移咨南京礼部,行文各该衙门速差员役递送广东抚按,督令西归,以静地方。其庞迪峨等,去岁尔等公言晓知历法,请与各官推演七政,且皆系向化来京,亦令归还本国。该部院知道,钦此”,可证万历皇帝下诏驱逐西洋传教士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十二月二十八日。但《明神宗实录》卷552万历四十四年(1616)十二月丙午条误记此事发生于十二月初十(丙午),有了这部《辑校万历起居注》,就可使真相大白于世。
而南炳文先生曾结合《万历起居注》、《明神宗实录》和《李文节集》所收大学士李廷机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闰六月至十二月、三十六年(1608)五月至三十八年四月所上内阁奏疏的对比研究,认为这两段时期内李廷机所上奏疏总数为115篇,《万历起居注》收录114篇,仅失载1篇,所收诸篇皆为全文录入(发现漏字100余,当为抄写之误);《明神宗实录》仅对38篇摘录部分段落或述及该疏所述内容,根本未提者77篇;《李文节集》收录107篇,失载8篇,所收各篇间有删削。而《李文节集》中的某些删节,如万历三十六年(1608)九月二十三日所上奏疏删去李廷机与名声不好的沈一贯等人关系的一段文字,对于分析万历后期的内阁走势、阁臣关系等不无帮助。这一事例再次说明,《辑校〈万历起居注〉》在复原晚明历史方面确实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价值。
《万历起居注》一直贯彻“尽载原本”、“凡有”、“直书”的编辑宗旨,所载内容虽然只是明神宗日常活动(以外廷活动为主)及有关言论、文书和其时内阁大学士的奏疏,但其所涉及的朝政却领域广泛,无论是官吏任免、礼仪制度、财政经济、工程建筑,还是练兵开战、法律诉讼、管理边疆、交往外国,抑或社会风俗、宗教结社、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举凡需要朝廷过问的事情,几乎无所不包。其中大多又是朝政中最重要、最紧迫、最急需研究处理的问题,反映着其时朝政的热点。由此看来,《辑校〈万历起居注〉》确实是研究晚明历史,尤其是神宗朝历史最全面、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明神宗实录》其实已是二手资料)。可以预料,随着《辑校〈万历起居注〉》的广泛使用,必将对晚明历史研究发挥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