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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此亲近大海，感觉是多么地棒，有时候这种声音很烦扰，对于演员和我来说，这种声音是被唤醒。”
电影人朝圣之地
2006年，在拍摄《色戒》期间，李安陷入困境，于是携妻儿一家老小远赴波罗的海的一座小岛，去见自己的精神偶像。仅20多分钟的会面，一个拥抱，让李安顿时充满了力量。这在电影史上特殊的一刻，让许多影迷记忆犹新。李安拥抱的不仅是自己的精神导师，也是在拥抱自己的信仰。这位让李安激动无比的人是瑞典国宝级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那座岛屿则是法罗岛（F？r？瑞典语）。
很少有导演的作品与特定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这位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巨大知名度的电影人不仅让一座小岛举世闻名，还让这座岛屿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四十多年来，他选择了最为沉默的生活方式——在法罗岛上隐居，直至去世。
1960年，当时电影《犹在镜中》的拍摄预算有限，要选择一座荒岛进行拍摄，制片人建议伯格曼去法罗岛看看。那年的初夏，一个暴风雨的日子，伯格曼和他的摄影师Sven Nykvist来到法罗岛。很难说是因为受岛上充足的阳光吸引，还是被其荒凉的景象所迷惑，伯格曼对静谧的法罗岛一见钟情，当下就决定在此取景，不再找其他的地方拍摄。
“魔法般的地方。”他这样描述对法罗岛的初次邂逅：“记得当时我走下车，望向周围，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如同回家一般特殊的感觉。”
在此之前，伯格曼已经凭《第七封印》、《野草莓》和《处女泉》等影片获得了国际声誉。但在1965年，伯格曼仍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余生都在岛上度过。他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盖起了居所，建了私人电影院，在岛东南端的邓巴村落盖起了帕丹摄影棚。
伯格曼是如此地迷恋着这座小岛，法罗岛上奇异的石头海岸、海风吹拂的松树林、洁白的沙滩、清晨弥漫的浓雾以及草地上吃草的绵羊，都成为他电影里取之不尽的素材。他先后在法罗岛上拍摄了七部影片：《犹在镜中》（1960年），《假面》（1965年），《羞耻》（1967年），《安娜的热情》（1968）年，《婚姻场景》（1972年），以及《法罗岛档案》（1969年）、《法罗岛档案1979》（1979年）两部纪录片。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座仅有五六百人的小岛一直都是军事禁区，禁止外国人进入。因为伯格曼，如今的法罗岛变成了艺术电影爱好者和伯格曼粉丝心中的圣地。
（二）
“有时候我几天都不会跟人说话，我会想：“应该打个电话，不过我会放下，继续沉默不语。”
岛上的生活
伯格曼居所客厅里有一个俄罗斯式壁炉，他经常坐在壁炉边的敞开空间，依着墙，点燃火炉，在那儿沉思，亦或者在那儿品尝红酒，透过偌大的落地玻璃窗户，观看暴风雪和海洋。有的时候睡不着，他会在这56米长的屋子里来回踱步，然后躺在壁炉边看日出。
岛上的生活平淡而规律，他经常在早餐后散步30～45分钟，然后总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坐下，开始三小时的写作。接着享用自己的午餐，再看一会儿书，下午三点去电影院看艺术片。
伯格曼的私人电影院是一间白墙红窗红门的房子，门外放着一张蓝色的长凳，由谷仓改建而成，里面陈设15张座椅，每天他都和妻子观看一到两部艺术电影。
岛上的居民无从理解伯格曼影片中那些纷繁复杂的暗喻和象征，但却保持着对这位导演的敬重。他们给予了伯格曼不想被打扰的生活，当别人来问伯格曼住在哪里时，都得到不太清楚的回答。
“我喜欢夏天下雨，喜欢宁静……持续长期湿润的雨，从中我总是会获得难以形容的快乐，总的来说，我喜欢秋天。”在真实和影像之间，那亘古以来就拍打着岸边的波浪，那些雾气、巨石都因为那位像神一样被保护起来的人而变得不再简单。
法罗岛的景色给予了伯格曼所追寻的一切，且更为丰富。在岛上，伯格曼度过了那些简朴、和谐、紧张、焦虑和松弛的日子，并完成了《呼喊与细语》、《面对面》、《秋日奏鸣曲》和《亚历山大与芬妮》的电影剧本写作。
（三）
“我从来没有年轻过，只有‘不成熟’过。”
生命中的女人
当碧比·安德森（Bibi Andersson）和丽芙·乌尔曼（Liv Ullmann）一左一右出现在《假面》的拍摄花絮中时，82岁的伯格曼对于两个他曾经热恋过的女演员由衷地感慨：“看到这些女孩时的感觉真是好极了，她们是那么年轻！”
5次婚姻，9个孩子，好几任情人，在伯格曼漫长的风月无边的一生中，不同的女人走进他的生命里，给予了他不同阶段的创作灵感。这些伯格曼的灵感缪斯中，与法罗岛联系最紧密的要数两个人：丽芙·乌尔曼以及他最后一任妻子英格丽·冯·罗森（Ingrid von Rosen）。
1966年，在法罗岛上拍摄《假面》的时候，伯格曼与乌尔曼陷入了热恋，他疯狂地爱着她，以及工作的法罗岛。他辞去了皇家剧院的工作，和钢琴家妻子凯比离了婚，在岛上建造居所，打算和乌尔曼在岛上厮守终生。
乌尔曼与伯格曼一起在法罗岛上生活了隐秘的5年，并育有一女，他们从未办理过法律或宗教上的婚姻手续。然而，这段惊世恋情没有走到终点。在外人无从猜测原因的情况下，20世纪70年代初，两人分手。乌尔曼收拾了自己的衣服，到挪威去拍摄新电影。
乌尔曼告别了法罗岛，离开了伯格曼，却没有从此走出伯格曼的荧幕，后来，两人还保持着独特的友谊，继续合作了《呼喊与细语》、《婚姻生活》、《面对面》、《秋日奏鸣曲》等影片，写下了电影史上的辉煌一笔。
和乌尔曼分手后，伯格曼丰富的情感源泉并没有由此枯竭，1971年底《呼喊与细语》杀青，53岁的伯格曼与英格丽·冯·罗森结婚。英格丽脚踏实地、理性、克制并有控制欲，在某种程度上很像伯格曼的母亲，也许是伯格曼能破除每段恋情5年魔咒的原因。他们一起走过了灾难式的逃税风波，度过了漫长的24年婚姻生活，直到1995年，英格丽去世。
回顾情史，伯格曼承认：“58岁那年，我才走出青春期。”
（四）
“生命逝去的每一天，我都会想到死亡。每一天死亡都会来打扰我。”
告别之后
伯格曼的电影都可以用一个意念来概括：寻求。他一生都在寻求对爱的渴望以及被关注。
伯格曼的父亲是宫廷牧师，母亲是一位出身上层阶级的小姐，性格坚硬。父母对他的管束甚严，他的童年充斥着“罪恶、告解、惩罚、宽恕”等词汇，严峻、压抑的童年，使他从小就带着对外界超乎常人的敏感，他将问诘上帝、性、死亡，以及先天的恐惧和孤独放到了他的电影里。白光、钟声、灵柩、死神……成为伯格曼电影的代名词。
在英格丽去世后的几年里，伯格曼不得不面对自己在岛上的孤独，以及无眠的夜里对逝去妻子的思念。最终，他开始接受最后会与英格丽相会的可能。离死亡越近，他对死亡的恐惧越少。
这位以喜欢发号施令，胆小、易怒而闻名的电影人，把他的控制欲体现在自己最后的葬礼中。他在遗言里表明希望举行一场不被打扰的葬礼，要求不要在他的葬礼上献花，只需要演奏圣歌和提琴伴奏，下葬日不对外界公布。
低调而隐蔽的葬礼在法罗岛上唯一的教堂举行，仅有几十位亲人和密友受邀参加葬礼，其中包括碧比·安德森和丽芙·乌尔曼。遗体被装殓在一副简单的木质棺材里，棺材的木匠也是伯格曼在法罗岛的住宅设计者。
2007年，89岁的英格玛·伯格曼与英格丽·范· 罗森合葬在一起。
在一座小岛长眠，或许是最美丽的选择。因为汪洋中的法罗岛虽孤独，却始终被大海所拥抱。
“如此亲近大海，感觉是多么地棒，有时候这种声音很烦扰，对于演员和我来说，这种声音是被唤醒。”
电影人朝圣之地
2006年，在拍摄《色戒》期间，李安陷入困境，于是携妻儿一家老小远赴波罗的海的一座小岛，去见自己的精神偶像。仅20多分钟的会面，一个拥抱，让李安顿时充满了力量。这在电影史上特殊的一刻，让许多影迷记忆犹新。李安拥抱的不仅是自己的精神导师，也是在拥抱自己的信仰。这位让李安激动无比的人是瑞典国宝级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那座岛屿则是法罗岛（F？r？瑞典语）。
很少有导演的作品与特定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这位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巨大知名度的电影人不仅让一座小岛举世闻名，还让这座岛屿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四十多年来，他选择了最为沉默的生活方式——在法罗岛上隐居，直至去世。
1960年，当时电影《犹在镜中》的拍摄预算有限，要选择一座荒岛进行拍摄，制片人建议伯格曼去法罗岛看看。那年的初夏，一个暴风雨的日子，伯格曼和他的摄影师Sven Nykvist来到法罗岛。很难说是因为受岛上充足的阳光吸引，还是被其荒凉的景象所迷惑，伯格曼对静谧的法罗岛一见钟情，当下就决定在此取景，不再找其他的地方拍摄。
“魔法般的地方。”他这样描述对法罗岛的初次邂逅：“记得当时我走下车，望向周围，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如同回家一般特殊的感觉。”
在此之前，伯格曼已经凭《第七封印》、《野草莓》和《处女泉》等影片获得了国际声誉。但在1965年，伯格曼仍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余生都在岛上度过。他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盖起了居所，建了私人电影院，在岛东南端的邓巴村落盖起了帕丹摄影棚。
伯格曼是如此地迷恋着这座小岛，法罗岛上奇异的石头海岸、海风吹拂的松树林、洁白的沙滩、清晨弥漫的浓雾以及草地上吃草的绵羊，都成为他电影里取之不尽的素材。他先后在法罗岛上拍摄了七部影片：《犹在镜中》（1960年），《假面》（1965年），《羞耻》（1967年），《安娜的热情》（1968）年，《婚姻场景》（1972年），以及《法罗岛档案》（1969年）、《法罗岛档案1979》（1979年）两部纪录片。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座仅有五六百人的小岛一直都是军事禁区，禁止外国人进入。因为伯格曼，如今的法罗岛变成了艺术电影爱好者和伯格曼粉丝心中的圣地。
（二）
“有时候我几天都不会跟人说话，我会想：“应该打个电话，不过我会放下，继续沉默不语。”
岛上的生活
伯格曼居所客厅里有一个俄罗斯式壁炉，他经常坐在壁炉边的敞开空间，依着墙，点燃火炉，在那儿沉思，亦或者在那儿品尝红酒，透过偌大的落地玻璃窗户，观看暴风雪和海洋。有的时候睡不着，他会在这56米长的屋子里来回踱步，然后躺在壁炉边看日出。
岛上的生活平淡而规律，他经常在早餐后散步30～45分钟，然后总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坐下，开始三小时的写作。接着享用自己的午餐，再看一会儿书，下午三点去电影院看艺术片。
伯格曼的私人电影院是一间白墙红窗红门的房子，门外放着一张蓝色的长凳，由谷仓改建而成，里面陈设15张座椅，每天他都和妻子观看一到两部艺术电影。
岛上的居民无从理解伯格曼影片中那些纷繁复杂的暗喻和象征，但却保持着对这位导演的敬重。他们给予了伯格曼不想被打扰的生活，当别人来问伯格曼住在哪里时，都得到不太清楚的回答。
“我喜欢夏天下雨，喜欢宁静……持续长期湿润的雨，从中我总是会获得难以形容的快乐，总的来说，我喜欢秋天。”在真实和影像之间，那亘古以来就拍打着岸边的波浪，那些雾气、巨石都因为那位像神一样被保护起来的人而变得不再简单。
法罗岛的景色给予了伯格曼所追寻的一切，且更为丰富。在岛上，伯格曼度过了那些简朴、和谐、紧张、焦虑和松弛的日子，并完成了《呼喊与细语》、《面对面》、《秋日奏鸣曲》和《亚历山大与芬妮》的电影剧本写作。
（三）
“我从来没有年轻过，只有‘不成熟’过。”
生命中的女人
当碧比·安德森（Bibi Andersson）和丽芙·乌尔曼（Liv Ullmann）一左一右出现在《假面》的拍摄花絮中时，82岁的伯格曼对于两个他曾经热恋过的女演员由衷地感慨：“看到这些女孩时的感觉真是好极了，她们是那么年轻！”
5次婚姻，9个孩子，好几任情人，在伯格曼漫长的风月无边的一生中，不同的女人走进他的生命里，给予了他不同阶段的创作灵感。这些伯格曼的灵感缪斯中，与法罗岛联系最紧密的要数两个人：丽芙·乌尔曼以及他最后一任妻子英格丽·冯·罗森（Ingrid von Rosen）。
1966年，在法罗岛上拍摄《假面》的时候，伯格曼与乌尔曼陷入了热恋，他疯狂地爱着她，以及工作的法罗岛。他辞去了皇家剧院的工作，和钢琴家妻子凯比离了婚，在岛上建造居所，打算和乌尔曼在岛上厮守终生。
乌尔曼与伯格曼一起在法罗岛上生活了隐秘的5年，并育有一女，他们从未办理过法律或宗教上的婚姻手续。然而，这段惊世恋情没有走到终点。在外人无从猜测原因的情况下，20世纪70年代初，两人分手。乌尔曼收拾了自己的衣服，到挪威去拍摄新电影。
乌尔曼告别了法罗岛，离开了伯格曼，却没有从此走出伯格曼的荧幕，后来，两人还保持着独特的友谊，继续合作了《呼喊与细语》、《婚姻生活》、《面对面》、《秋日奏鸣曲》等影片，写下了电影史上的辉煌一笔。
和乌尔曼分手后，伯格曼丰富的情感源泉并没有由此枯竭，1971年底《呼喊与细语》杀青，53岁的伯格曼与英格丽·冯·罗森结婚。英格丽脚踏实地、理性、克制并有控制欲，在某种程度上很像伯格曼的母亲，也许是伯格曼能破除每段恋情5年魔咒的原因。他们一起走过了灾难式的逃税风波，度过了漫长的24年婚姻生活，直到1995年，英格丽去世。
回顾情史，伯格曼承认：“58岁那年，我才走出青春期。”
（四）
“生命逝去的每一天，我都会想到死亡。每一天死亡都会来打扰我。”
告别之后
伯格曼的电影都可以用一个意念来概括：寻求。他一生都在寻求对爱的渴望以及被关注。
伯格曼的父亲是宫廷牧师，母亲是一位出身上层阶级的小姐，性格坚硬。父母对他的管束甚严，他的童年充斥着“罪恶、告解、惩罚、宽恕”等词汇，严峻、压抑的童年，使他从小就带着对外界超乎常人的敏感，他将问诘上帝、性、死亡，以及先天的恐惧和孤独放到了他的电影里。白光、钟声、灵柩、死神……成为伯格曼电影的代名词。
在英格丽去世后的几年里，伯格曼不得不面对自己在岛上的孤独，以及无眠的夜里对逝去妻子的思念。最终，他开始接受最后会与英格丽相会的可能。离死亡越近，他对死亡的恐惧越少。
这位以喜欢发号施令，胆小、易怒而闻名的电影人，把他的控制欲体现在自己最后的葬礼中。他在遗言里表明希望举行一场不被打扰的葬礼，要求不要在他的葬礼上献花，只需要演奏圣歌和提琴伴奏，下葬日不对外界公布。
低调而隐蔽的葬礼在法罗岛上唯一的教堂举行，仅有几十位亲人和密友受邀参加葬礼，其中包括碧比·安德森和丽芙·乌尔曼。遗体被装殓在一副简单的木质棺材里，棺材的木匠也是伯格曼在法罗岛的住宅设计者。
2007年，89岁的英格玛·伯格曼与英格丽·范· 罗森合葬在一起。
在一座小岛长眠，或许是最美丽的选择。因为汪洋中的法罗岛虽孤独，却始终被大海所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