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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无二的航海“秘笈”
《更路簿》，又名《南海航道更路经》、《南海更路簿》，是自古以来海南渔民自编自用的航海“秘笈”，是每位船长必备的航海图。它是一种记录航海知识的手抄本小册子，或是一张手绘的航海地图。除了记载到西南沙群岛海域的航海路线外，《更路簿》还记录了西南沙群岛的气象、海况、海洋物产以及岛礁方位、地貌、距离等等，对海浪、潮汐、风向、风暴等气象气候和水文情况作了述说，并记录有观察海上风云和出行渔船的知识。
海南大学的周伟民教授从海南建省以来就和老伴唐玲玲教授一直潜心于调查研究《更路簿》，他总结道：“《更路簿》形成于明代初年，即郑和七下西洋之前，盛行于明代中晚期、清代及民国前期。《更路簿》是由特定的人（海南渔民）用特定的文字（海南方言字）和特殊的方式（文字、地图）描绘出特定地区（由海南岛至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各岛礁）的航海图。这种航海图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是海南渔民所创造的。”
现在存世的《更路簿》已由几年前的13种增加至22种，其中包括两幅《更路图》。这22种《更路簿》集中发现于琼海和文昌两地，但是两地的《更路簿》又有所不同。根据《文昌县志》的记载，文昌渔民有到南沙群岛海域捕鱼作业，但是当地渔民说，其实他们很少去南沙，几乎都不过去。文昌渔民不像琼海潭门渔民那样有大船、人多、有钱，能够出远海。文昌渔民一般都集中在从香港、阳江到雷州半岛以及七洲列岛一带的海域下海钓、捕捞石斑鱼、马鲛鱼等。这一点从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南海航道更路经》代表性传承人，文昌渔民郑庆能收藏的《广东下琼州更路志录》等三本《更路簿》中也能看出。而潭门渔民则大多到西南沙群岛海域耕海，其中尤以苏德柳和苏承芬的《更路簿》抄本最为全面详细。苏承芬是苏德柳的叔辈，两者的《更路簿》抄本应该说是同出一源，但又不完全相同。有些航线及更数在苏德柳的抄本中没有记载，在苏承芬的抄本中却有，反之亦然。另外，除了西南沙群岛海域的航海路线外，苏家版本的《更路簿》还记载了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的航线。
勇气当帆的耕海岁月
根据在西南沙群岛及相关海域发现的陶瓷等文物和岛上的庙宇等，可以推断出，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有海南渔民出海到南海海域，并在一些岛上生活。但是确切人物及时间，没有官方的文字记载，民间也无从考证。只有一位叫符再德的渔民除外，琼海潭门一位叫许书林的老船长很肯定地说，符再德是1286年（元至元二十三年）到的南沙，但是他没有子嗣，所以也没法考证，但是村里的人都知道。
当时渔民们使用的是无动力的木帆船，靠季风作动力，所以海南渔民通常在每年11月初立冬之后，起东北季风时出海，来年4月份左右起西南季风时再返航回家。按理来说，渔民这个时段出海是错开了台风季节，但是不少渔民都提到，有时候这个时间段出海也会碰上“黑风”。所谓的“黑风”到底是种怎样的气候现象，渔民也说不清，只是不停地重复道：“‘黑风’很恐怖……”据渔民们回忆，平常他们出海到南沙群岛海域时，海水很清，能见度可达10米左右。可是当“黑风”来时，整片海水跟煮开的水似的不断在冒泡，海底的沙子都翻了起来，海浪猛烈地击打着渔船，“一片昏天暗地。‘黑风’来了，没有人能躲得过。少数能保命的就是看船长的本事了。”出海船只一般由当地船老板提供，每次都有二三十艘左右，如果不幸遇上“黑风”，船毁人亡，船老板就会损失惨重，所以他们也会根据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当时的生意情况，酌情增减出海的船只数量。出海船只一般都是先到西沙群岛补充淡水和柴火后，再到南沙群岛进行捕捞作业。渔民们出海都会备好大米等生活必需品，另外还会准备黄豆和绿豆，因为他们每天都必须摄取一定量的维生素和纤维素，避免得红眼病，保持肠胃通畅。而不像文昌渔民在七洲列岛一带下海钓捕鱼，潭门渔民在南沙群岛主要捕捞马蹄螺、海参、砗磲及海龟等。
助郑和下西洋一臂之力
大部分海南渔民到西南沙群岛海域捕鱼、拾螺、捞参后便返航回家，将丰收成果拿回家乡贩卖，剩下的则供自己日常生活食用。但有一部分海南渔民并没有止航于此，他们继续远行，将在西南沙群岛海域捕获的产品运至新加坡销售，再沿越南东海岸北返海南岛。苏德柳的《更路簿》抄本中就写道：“如船外罗东过，看水醒三日，且看西面，船身不可贪东。前此舟近西，不可贪西。”说的是自西沙群岛到越南的更路。另外，苏德柳抄本的第五篇至第八篇分别抄录了“谈昆仑洋上下各港针路”、“自星洲（今新加坡）去西寺更路”、“自星洲去吧里更路”和“谈越南到马来半岛各港针路”。文昌龙楼渔民符用杏在谈到自己于清代晚期出海的航行路线时也提到，“当时去南沙群岛一带捕鱼的船有20多艘。我记得各地航程。从新加坡到昆仑（昆仑山，今越南南端东面海上之昆仑岛）31～32更，从昆仑到罗汉头（又称罗湾头、罗汉湾头，今越南绥和市东南部海岸之嘎那角）18更，从罗汉头到大佛（指灵山大佛，今越南富安省大岭角附近之达别山）6更，从大佛至外罗（外罗山，今越南广义省平山县以东之李山岛）12更，从外罗到大洲（今海南大洲岛）18更，从大洲至清澜6更。”这里讲的是海南渔民从文昌清澜港出发，到西南沙群岛海域作业后再将渔获运至新加坡销售，最后沿越南东海岸北上至海南大洲岛，再返回清澜港的航线。
而《郑和航海图》中从海南岛航行至新加坡的路线是“独猪山（今海南大洲岛）—外罗山（今李山岛）—占城新州港（今越南平定省归仁市）—灵山（指灵山大佛，今达别山）—罗湾头（又称罗汉头、罗汉湾头，今嘎那角）—昆仑山（今昆仑岛）—龙牙门（今新加坡岌巴港，古时泛指新加坡）”。除了没有到达占城新州港外，海南渔民从新加坡返回海南岛和郑和船队从海南岛航行至新加坡的路线是完全一致的。
至迟于明代，即郑和下西洋之前就已经形成的《更路簿》中就有记录从西南沙群岛到越南、新加坡等国的航海路线。而在郑和下西洋之后，海南渔民关于出海至新加坡等国的航行记录和更数则更为具体详细。从其可见一斑的高度关联性可以看出，海南渔民的《更路簿》和《郑和航海图》是相互影响，一脉相承的。
《更路簿》虽形成于明代初期，但是从其产生到形成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因此在此之前民间应该早就流传着不成文的《更路簿》。同时这也意味着在宋元年间甚至更早之前，海南渔民就已经扬帆至中国南海海域。而据史料记载，郑和船队到达东南亚和印度洋海域以后雇用了外国的航海家领航。那么，当抵达辽阔陌生的南海海域时，郑和船队应该也雇用了长期在南海耕海的海南渔民或老船长来为他们领航，至少也和当地渔民沟通交流过航海路线和岛屿分布，否则他们是如何畅通无阻，顺利抵达越南的呢？由此看来，海南渔民不仅在开发南海诸岛上作出了巨大贡献，还在郑和下西洋的伟大航程中提供了不可忽视的一臂之力。
《更路簿》，又名《南海航道更路经》、《南海更路簿》，是自古以来海南渔民自编自用的航海“秘笈”，是每位船长必备的航海图。它是一种记录航海知识的手抄本小册子，或是一张手绘的航海地图。除了记载到西南沙群岛海域的航海路线外，《更路簿》还记录了西南沙群岛的气象、海况、海洋物产以及岛礁方位、地貌、距离等等，对海浪、潮汐、风向、风暴等气象气候和水文情况作了述说，并记录有观察海上风云和出行渔船的知识。
海南大学的周伟民教授从海南建省以来就和老伴唐玲玲教授一直潜心于调查研究《更路簿》，他总结道：“《更路簿》形成于明代初年，即郑和七下西洋之前，盛行于明代中晚期、清代及民国前期。《更路簿》是由特定的人（海南渔民）用特定的文字（海南方言字）和特殊的方式（文字、地图）描绘出特定地区（由海南岛至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各岛礁）的航海图。这种航海图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是海南渔民所创造的。”
现在存世的《更路簿》已由几年前的13种增加至22种，其中包括两幅《更路图》。这22种《更路簿》集中发现于琼海和文昌两地，但是两地的《更路簿》又有所不同。根据《文昌县志》的记载，文昌渔民有到南沙群岛海域捕鱼作业，但是当地渔民说，其实他们很少去南沙，几乎都不过去。文昌渔民不像琼海潭门渔民那样有大船、人多、有钱，能够出远海。文昌渔民一般都集中在从香港、阳江到雷州半岛以及七洲列岛一带的海域下海钓、捕捞石斑鱼、马鲛鱼等。这一点从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南海航道更路经》代表性传承人，文昌渔民郑庆能收藏的《广东下琼州更路志录》等三本《更路簿》中也能看出。而潭门渔民则大多到西南沙群岛海域耕海，其中尤以苏德柳和苏承芬的《更路簿》抄本最为全面详细。苏承芬是苏德柳的叔辈，两者的《更路簿》抄本应该说是同出一源，但又不完全相同。有些航线及更数在苏德柳的抄本中没有记载，在苏承芬的抄本中却有，反之亦然。另外，除了西南沙群岛海域的航海路线外，苏家版本的《更路簿》还记载了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的航线。
勇气当帆的耕海岁月
根据在西南沙群岛及相关海域发现的陶瓷等文物和岛上的庙宇等，可以推断出，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有海南渔民出海到南海海域，并在一些岛上生活。但是确切人物及时间，没有官方的文字记载，民间也无从考证。只有一位叫符再德的渔民除外，琼海潭门一位叫许书林的老船长很肯定地说，符再德是1286年（元至元二十三年）到的南沙，但是他没有子嗣，所以也没法考证，但是村里的人都知道。
当时渔民们使用的是无动力的木帆船，靠季风作动力，所以海南渔民通常在每年11月初立冬之后，起东北季风时出海，来年4月份左右起西南季风时再返航回家。按理来说，渔民这个时段出海是错开了台风季节，但是不少渔民都提到，有时候这个时间段出海也会碰上“黑风”。所谓的“黑风”到底是种怎样的气候现象，渔民也说不清，只是不停地重复道：“‘黑风’很恐怖……”据渔民们回忆，平常他们出海到南沙群岛海域时，海水很清，能见度可达10米左右。可是当“黑风”来时，整片海水跟煮开的水似的不断在冒泡，海底的沙子都翻了起来，海浪猛烈地击打着渔船，“一片昏天暗地。‘黑风’来了，没有人能躲得过。少数能保命的就是看船长的本事了。”出海船只一般由当地船老板提供，每次都有二三十艘左右，如果不幸遇上“黑风”，船毁人亡，船老板就会损失惨重，所以他们也会根据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当时的生意情况，酌情增减出海的船只数量。出海船只一般都是先到西沙群岛补充淡水和柴火后，再到南沙群岛进行捕捞作业。渔民们出海都会备好大米等生活必需品，另外还会准备黄豆和绿豆，因为他们每天都必须摄取一定量的维生素和纤维素，避免得红眼病，保持肠胃通畅。而不像文昌渔民在七洲列岛一带下海钓捕鱼，潭门渔民在南沙群岛主要捕捞马蹄螺、海参、砗磲及海龟等。
助郑和下西洋一臂之力
大部分海南渔民到西南沙群岛海域捕鱼、拾螺、捞参后便返航回家，将丰收成果拿回家乡贩卖，剩下的则供自己日常生活食用。但有一部分海南渔民并没有止航于此，他们继续远行，将在西南沙群岛海域捕获的产品运至新加坡销售，再沿越南东海岸北返海南岛。苏德柳的《更路簿》抄本中就写道：“如船外罗东过，看水醒三日，且看西面，船身不可贪东。前此舟近西，不可贪西。”说的是自西沙群岛到越南的更路。另外，苏德柳抄本的第五篇至第八篇分别抄录了“谈昆仑洋上下各港针路”、“自星洲（今新加坡）去西寺更路”、“自星洲去吧里更路”和“谈越南到马来半岛各港针路”。文昌龙楼渔民符用杏在谈到自己于清代晚期出海的航行路线时也提到，“当时去南沙群岛一带捕鱼的船有20多艘。我记得各地航程。从新加坡到昆仑（昆仑山，今越南南端东面海上之昆仑岛）31～32更，从昆仑到罗汉头（又称罗湾头、罗汉湾头，今越南绥和市东南部海岸之嘎那角）18更，从罗汉头到大佛（指灵山大佛，今越南富安省大岭角附近之达别山）6更，从大佛至外罗（外罗山，今越南广义省平山县以东之李山岛）12更，从外罗到大洲（今海南大洲岛）18更，从大洲至清澜6更。”这里讲的是海南渔民从文昌清澜港出发，到西南沙群岛海域作业后再将渔获运至新加坡销售，最后沿越南东海岸北上至海南大洲岛，再返回清澜港的航线。
而《郑和航海图》中从海南岛航行至新加坡的路线是“独猪山（今海南大洲岛）—外罗山（今李山岛）—占城新州港（今越南平定省归仁市）—灵山（指灵山大佛，今达别山）—罗湾头（又称罗汉头、罗汉湾头，今嘎那角）—昆仑山（今昆仑岛）—龙牙门（今新加坡岌巴港，古时泛指新加坡）”。除了没有到达占城新州港外，海南渔民从新加坡返回海南岛和郑和船队从海南岛航行至新加坡的路线是完全一致的。
至迟于明代，即郑和下西洋之前就已经形成的《更路簿》中就有记录从西南沙群岛到越南、新加坡等国的航海路线。而在郑和下西洋之后，海南渔民关于出海至新加坡等国的航行记录和更数则更为具体详细。从其可见一斑的高度关联性可以看出，海南渔民的《更路簿》和《郑和航海图》是相互影响，一脉相承的。
《更路簿》虽形成于明代初期，但是从其产生到形成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因此在此之前民间应该早就流传着不成文的《更路簿》。同时这也意味着在宋元年间甚至更早之前，海南渔民就已经扬帆至中国南海海域。而据史料记载，郑和船队到达东南亚和印度洋海域以后雇用了外国的航海家领航。那么，当抵达辽阔陌生的南海海域时，郑和船队应该也雇用了长期在南海耕海的海南渔民或老船长来为他们领航，至少也和当地渔民沟通交流过航海路线和岛屿分布，否则他们是如何畅通无阻，顺利抵达越南的呢？由此看来，海南渔民不仅在开发南海诸岛上作出了巨大贡献，还在郑和下西洋的伟大航程中提供了不可忽视的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