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魔无情，人生苦短，夏澍（1929~2007）竟这么匆匆地走了。
　　我俩曾在一个宿舍里相处8年，那是1950年一同从中央团校调入中国青年杂志社以后。忙完一天工作，晚间回到宿舍，老夏总是打开床边的那盏小灯，默默读书到深夜。听他的学友昌沧介绍：夏澍原名李庸鲁，河南人，有着憨厚、鲠直和倔强的性格；他崇拜老乡冯友兰，经常是“天马行空”，“孤军奋斗”。上世纪40年代在同济大学参加学生运动，他是团支部书记，“五人小组”的成员。他一个人办一张壁报，取名为《樵》，吸引了不少观众。来到青年社，秉性未改，疏狂不羁。我记得，在夏澍卧床的墙壁上，贴着一张很大的、他自己书写的老子语录：
　　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这段语录是夏澍的座右铭，其中“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也是夏澍的治学思想。而老夏孤芳自赏、不大合群的性格，则使他失去良好的“人缘”。例如，社里有人常对他指指点点，夏澍不服气地说：“让我们都离开那个‘小本本’（指内部文件和指示），凭个人本事来试试！”结果受到总编辑韦君宜的批评：“离开了党的领导，我们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发挥不出来。”他因此迟迟不能入党。然而，夏澍确是编辑部里年轻人中最有学问的：他是学习组的主要骨干，刊物上知识性的重头文章，常常是由他撰写和编辑；1950年代初期，才20出頭就崭露头角，出版《唯物论和唯心论》一书；1954年在《中国青年》发表《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问题》，曾引起国际主流媒体路透社、美联社的关注和介绍。
　　常言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夏澍平日不甘俯首帖耳、口没遮拦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坎坷命运。1957年5月整风鸣放时，夏澍在社里并没有多少“言论”，无“辫子”可抓。于是，社领导派他和另一位同事去外地进行“调查研究”。这个同事是“整人”的老手，绰号“青年社的康生”。他们一同来到武汉大学观看鸣放中的大字报。出于工作需要，夏澍把大字报中的许多不同观点抄录下来。这位同事伺机偷看了夏澍的笔记本，作了摘录，回到北京，向领导汇报，到机关“反右”时,把摘抄的材料抖了出来,质问夏澍：“你为什么要摘抄这些‘右派言论’,还在下面划杠杠?是不是对它很欣赏,思想上有共鸣?”并联系夏过去的某些言论加以论证。于是，夏澍有口难辩,成了“右派”。人们说,这已不是“引蛇出洞”,而是用偷袭的手法“拽蛇出洞”。夏澍后来气愤地对我说：“他们早就想整我了，只是抓不到把柄，于是想了这个办法。那次出差，他们上上下下一直保持着联系。我没想到，他们会有那样的卑鄙！”
　　此后，便是20多年当“贱民”受屈辱的日子。我和夏澍又在一起经历了4年的“劳改”生活，那是一段难忘岁月：1958年，在山西太行山区一个非常贫瘠的山村——羊井底——我，老夏，还有刘宾雁，三个人每天喝着千篇一律的玉米疙瘩稀饭，挑着几十斤担子，和老乡一起上山春播、秋收、植树，夏澍总是多装快跑，一马当先。寒冬腊月的夜晚，窑洞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我们点上一盏小油灯，周身哆嗦，蜷缩在被窝里看书读报。1959、1960两年，又一同去晋南临沂牛杜公社，那里生活条件好一些，可领队换了人，增加了我们的精神折磨。没完没了的“思想汇报”、“总结检查”以及“头儿”不时的敲打，夏澍总是沉默寡言，横眉冷对。他在劳动上从不偷奸耍滑，人们找不到他的“茬儿”；而他却抓住了“头儿”的一个“把柄”——下放期间和某女同志之间的“越轨”行为，而且向上面作了反映。因此，那个“头儿”见了夏澍，“邪不压正”，反而怕他三分。
　　夏澍平日有侠义之风，疾恶如仇，同情弱者。在羊井底劳动期间，他的一位邻居经常打骂老婆，一家哭哭啼啼，不得安宁。当时，夏澍身列“五类”，亦“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起先是劝说那位邻居，劝说不成便正言相责，最后反映到村干部，终于平息了那个家庭的纠纷。
　　1961年在北大荒，是我俩“劳改”期间最舒心的日子。团中央机关农场建立在黑龙江杜尔伯特蒙族自治县。那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清澈的嫩江水，两岸遍布湖塘水网。这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蕴藏着众多宝藏：“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上。”那不是夸张，而是实情写照。我和老夏被分配在渔队劳动：我在食堂当事务长，他在江上捕鱼，就像一首歌里所唱的，“清早船儿去撒网，晚上归来鱼满舱”。隆冬腊月，气温下降到零下30多度，在冰封三尺的湖塘里凿冰网鱼，那是非常艰苦的劳动，可老夏欣然面对，享受着那富有诗情画意的“渔家乐”生活。北大荒的夏季是迷人的，蓝天白云，碧野清流，野花遍地，群禽飞舞。工余假日，我俩和年轻工人们结伴在江边游泳，围猎苇塘小岛，或骑马驰骋草野；雨后的草原，遍地的木耳、蘑菇任我们采集；傍晚，在帐房前燃起篝火，引吭高歌……只有在那个时候，我和夏澍胸中积存的郁闷和块垒才一扫而光！
　　1962年2月，夏澍“摘帽”回中国青年社工作，劫后余生，辛勤工作，赢得了大家的信任。1966年，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青年社两派斗争激烈，副总编辑夏禹思自杀身亡。一向沉默、“靠边站”的夏澍坐不住了，也拿起笔来写大字报，呼吁两派停止争斗。我至今仍记得他的大字报中引用陆游诗句：“千年未息灵胥怒，卷地潮声到枕边。”“蓬窗老抱横行路,未敢随人说弭兵”。许多人围观，觉得这张大字报与众不同：激情洋溢，文采斐然。
　　1968年，团中央的全部职工下放河南潢川黄湖五七干校劳动，我和夏澍在二八连。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大概是1970年，白虎岗的秋收场上，夏澍推着一车麦秸走来，被“连指导员”喝住了：“夏澍，你那么大的个子，为什么装这么少的麦秸？！”并扬言晚上开大会对他进行批斗。夏澍急了，针锋相对地对“指导员”说：“你开你们的大会吧，我要在会上进行解释。”就这样争论了一番，“指导员”终于退让了，对此事不了了之。当时，周围其他的“牛鬼蛇神”得知此事，无不拍手称快。
　　“文革”结束后，夏澍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他想，“解铃人还得系铃人”，于是去找原来“整”他的那个领导，请求帮忙介绍工作。这位领导跷起“二郎腿”，打着官腔说：“我们党的事业正在发展，将来有了机会我会注意……”夏澍听了，非常寒心，二话没说，出了门，从此断绝和这个领导的联系，不再参加有他的任何聚会。
　　1978年3月，夏澍凭着深厚的学术功底，带着30篇作品，终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从此步入殿堂，如鱼得水。在哲学所20多年里，他写了大量学术论文，从副研究员、研究员，一步步上升到硕士研究生导师， 担任哲学所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室副主任，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我和夏澍晚年常有来往，感觉到他经过多年的磨难和反思，性格有了很大改变：不再像过去那样鲁莽和急躁，而是增加了冷静、克制与宽容。记得有一次我俩聊天，谈到“外语”的重要性。我说：“你把外语丢了，光凭国内的那些‘主旋律’资料，怎么搞学术研究？”开始，他不大高兴地说：“照你的意思，我是个‘御用文人’啊！”我连忙解释：“我可没有这样说。”过了一会儿，他莞尔一笑：“‘御用文人’就‘御用文人’吧。”于是，一切都释然了。
　　夏澍是个胸怀坦荡、事业心极强的人。如果不是时代的折磨，耽误了他20多年的宝贵时光，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远不止于此。然而，比起沈元、林昭、遇罗克这些人的悲惨命运来，夏澍仍然是幸运者。他毕竟幸存下来，实现了夙愿，而且学术研究有了成果。他应该可以瞑目的。
　　送别夏澍归来，思绪不断。回顾他的坎坷一生，吟成七绝一首，诗中第二句系借用龚定庵句，算是对这位老友的一片景慕和怀念之心吧：
　　已入黉宫翰墨林，亦狂亦侠亦温文。
　　南冠冷对横眉日，铁骨铮铮四众钦。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