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厦门公交纵火案，引发了全国各地对公共交通的“安检”升级。传递的信息是：为应对公共安全日益严峻的局面，整个社会将付出更大的防御成本。
　　防御或许是有点用的。但它当然并没有切入真正的问题。包括纵火者在内的47条人命带来的惨痛教训，以及应该引发的行动，在当前的政治、社会语境中，远不止于此。
　　纵火者不是疯子。把一个身处底层的失败者在公交车上纵火，并和其它人同归于尽视之为没有政治、社会因素的刑事案件显然并不妥当。它更不能简单化地归入“泄愤”、“报复社会”的标签之下。
　　性质其实很清楚：一个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遭到了“迫害”，或想象自己遭到了“迫害”的底层失意者、失败者，在今天的政治、社会、经济格局中，心理上已经活不下去，于是拖着别人一起玩完。这是多年来积累的社会风险转化为实际的危险，转化为每个人生命安全受威胁的信号。
　　似乎是要注解这一性质，公众舆论呈现出和纵火者一样紊乱的社会认知和心态。
　　在网络上，充斥着“同情”纵火者的声音，因为这代表了没有 “活路”后的“反抗”。而摆出“反思”pose的人，也坚称纵火者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迫害”。抽象的“政府”和“社会”，成了为纵火者承担罪责的主体。它们就像是一个公共污水沟。
　　这种社会认知和心态，似乎没有看见相关事实：46条无辜生命被残忍剥夺、纵火者有性格缺陷、他并不是无法依赖自己或国家而活下去。事实上，没人对此感兴趣。一次纵火案，成全的，不过是一种以正义姿态释放的“被迫害妄想”的狂欢而已。
　　社会各阶层弥漫着“被迫害妄想”，正是今天社会风险向危险的转化已经具备了心理基础、现实基础的一个重要特征。
　　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他们的“被迫害妄想”有特定的内容，担心被“清算”，被“打土豪分田地”。背景是他们对中下层的剥夺，在积累起来的社会情绪中，引发了自身的恐惧。“被迫害妄想”作为可能被“清算”的神经过敏的预先防御，就是治疗恐惧的药方。它还具有这种功能：固化既得利益集团对中下层的恨和所主宰的剥夺秩序。
　　被剥夺的中下层所产生的“被迫害妄想”，内容和功能恰恰相反。
　　这种“被迫害妄想”的背景就是实际的“迫害”，诸如强拆、限制上访者的人身自由、贪腐、权力资本的掠夺、机会不平等，等等，作为“公共经验”，中国人已经非常熟悉。在这个背景下，中下层会产生一种被剥夺，被伤害，看不到希望，同时又反抗不了的感觉。为了在心理上防止可能受到伤害或再受到伤害，把对自己生活处境所承担的责任给推出去，以及获得正义感所支撑的道德优势，人们就会强迫自己产生“被迫害妄想”。它相当于一种另类的“弱者的武器”。
　　当既得利益集团和中下层的“被迫害妄想”相遇时，结果是注定的：只能相互强化。要既得利益集团“让步”非常艰难，因为要解除他们的心理防御。而既得利益集团不让步，又会刺激中下层的“被迫害妄想”。社会进入了一个死结。
　　这不是唯一让人深为不安的地方。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被迫害妄想”，看不到政府责任的在场，它对剥夺秩序的固化，深度地瓦解社会团结。而中下层的“被迫害妄想”，同样也把社会撕为碎片，制造出一个个充满仇恨，好像谁都欠他的失意者、失败者。
　　于是，两种“被迫害妄想”联手干了这件事：在社会残酷竞争中失意、失败的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责任给推出去，说成是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迫害”，而他们不想活了拉着别人一起死，也就具有了充足的理由。这种社会心态，在公交纵火案之类公共安全的事件上重复一次，就会强化一次这类事件的“发生逻辑”。
　　这已经相当于一个社会的“自杀”了。只不过，当社会虽然处于溃败，但整体秩序仍然可控时，离“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或“一群人对一群人的战争”尚有距离，处于社会食物链末端的失意者、失败者，其拖着一起玩完的对象，更多地是和自己有差不多命运处境或生活交集的人。就是说，处于风险、危险之中的，不是权力控制下的治理秩序，不是既得利益集团剥夺中下层的利益秩序，而是公共安全——而且随着“被迫害妄想”的加剧，心理失衡的人越来越多，情况会越来越糟糕。
　　政府该对此承担什么责任是清楚的：它没有尽到或很好地尽到诸如抑制既得利益集团对中下层的剥夺，以及提供机会平等、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责任。社会要承担的责任也是自明的：平等尊重，不对在残酷竞争中失意、失败的人进行羞辱。但个体呢？很显然，他的基本保障、处于一个公平的制度下去参与竞争，由政府解决，认同由社会解决，但诸如生活处境的改善，只能靠自己，并交给市场去解决。
　　一个把对自身的责任推出去、认为谁都欠他的个人，和一个连公民的私域都要控制却不负责任的政府部门，有着相同的精神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