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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ATLES
1979年，爹不疼娘不爱的The Clash没有经纪人，还欠了一屁股债。他们的解决方案是
雇佣了一个爱乱丢家具、破坏录音室的酒鬼制作人。不知怎么的，定义他们职业生涯
的《London Calling》就诞生于这片混乱之中。
文>Tom Doyle 译>Mirk
The Clash拒绝在《Top Of The Pops》节目表演的事情非常出名，然而非常时期需要非常对策。《London Calling》发行于1979年12月，此时他们欠唱片公司CBS 25万英镑，乐队不得不屈服，上电视宣传。1980年1月，他们居然上了儿童节目《Tiswas》。The Clash像淘气的学生一样坐在桌子跟前，爱搭不理地回答主持人Sally James的提问。“你们拒绝上很多电视节目，”James问道，“现在你们的态度还是一样吗？”“那个嘛，是因为我们觉得对口型没啥意思。”Strummer怒气冲冲地回答。“如果要是对口型表演，你就会觉得那首歌完全没意义。”Simonon补充道。“我们在德国试过这么干，”Strummer继续说，“结果被电视节目赶下台了，所以再也不干了。”6周后，The Clash成了BBC 1电视节目《Nationwide》跟拍的对象。在录像中，他们帮助没票的观众从爱丁堡欧迪恩的休息室窗口爬进来。一个街头的小朋克宣称，The Clash的魅力所在就是他们还“没出卖灵魂”。这位口音高贵冷艳的主持人在旁白里指出，乐队坚持要求双张专辑《London Calling》售价是“半价”，但他们的理想主义损害了金钱利益。“有谣传说他们拥有自己的唱片公司，坐收数十万的利润，”他伴着乐队在车后座休息的画面说道，“说实话，他们穷困潦倒。他们是摇滚的吉卜赛人，一刻不停地四处游荡，不敢停步……”
差不多在1979年3月，The Clash发现自己一文不名。开除了经纪人Bernie Rhodes之后，他们终于认识到了自己面对的庞大财务黑洞。看样子CBS很可能会抛弃The Clash。值得称赞的是，乐队挺身迎接了挑战。“绝望，这就是我的诀窍，”Strummer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放松。有种什么都不重要了的感觉，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
退隐进他们在皮姆利科的新排练室，The Clash开始着手录制《London Calling》，这是一张发掘他们音乐潜能的双张专辑，包含了原生摇滚、reggae、soul、calypso和Phil Spector式的“音墙”。他们在此写出了毕生杰作。在这一刻，Strummer就仿佛是Lennon，而Jones是McCartney，The Clash成了朋克版的The Beatles。然而，这个过程不无痛苦。承受着来自CBS启用知名制作人的压力，乐队接触了Chris Thomas，他是Sex Pistols的《Never Mind The Bollocks》的负责人（但他当时没空）。乐队随后转向了Guy Stevens。乐队请Stevens为Polydor厂牌制作他们的母带，他却醉醺醺地赴约。过去的几年里，毫无节制的酒鬼Stevens持续堕落。Joe Strummer终于在Soho的一间酒吧找到了他，这位制作人当时醉倒在吧台上。Stevens同意制作专辑，但是显然精神状况不太稳定。他后来抱怨道，录音过程都充满了“那种电力，那种疯狂的能量。一定是这样。对于CBS这样的公司来说，接受这种概念可能很难，但是我在制作专辑中间很可能会死掉。就是这么重要”。
Stevens这么说显然不是夸张。那是1979年夏天北伦敦的韦塞克斯录音室。录音开始没几天，Stevens手拎着一瓶龙舌兰现身，还对The Clash的巡演经理Johnny Green动了粗，因为后者开玩笑地要抢他的酒。然后，制作人开始催促工程师Bill Price在还没完全架好话筒之前就开始录音。在录音室里，The Clash开始他们乱哄哄的Vince Taylor歌曲“Brand New Cadillac”翻唱。《London Calling》的录音开始了。后来的日子里，录音室的情况几乎每况愈下，接近完全混乱。乐队演奏过程中，醉醺醺的Stevens会为了“激发The Clash的灵感”而出各种洋相。他会突然跑进客厅，用塑料椅子盖起一座塔，然后再一脚踹翻。他在头顶挥舞着梯子，差点打伤Mick Jones，还在吉他手尝试演奏solo的时候冲着他大吼。他在韦塞克斯价值不菲的Bosendorfer大钢琴上倒了一瓶红酒，声称这会“提高声音品质”。在CBS总监Maurice Oberstein访问期间，Stevens躺在唱片公司老板的劳斯莱斯汽车里不肯离开，直到Oberstein大声宣称The Clash的新音乐“牛逼极了”。在种种闹剧之后，这位制作人常常会在装磁带的纸箱里睡一会儿醒酒。
为了逃避录音室里的疯狂，Strummer用设备箱给自己盖了个小窝，爬进去喝啤酒，抽大麻，写歌词。这些新歌表达着The Clash的社会政治意见，但常常取材于他们的私人体验。专辑同名曲则写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三里岛核反应堆事故后期。这首歌描写了英国首都陷入末日混乱的场景，是Strummer站在切尔西泰晤士河边高高在上的自家公寓里想象出来的（“伦敦正在淹没，而我住在河边”）。为了表示The Clash与前辈摇滚乐队划清界限，还唱道“假惺惺的‘披头士狂热’”。同时，“Clampdown”号召抵制朝九晚五的工作奴役；“Spanish Bombs”部分是对当年夏天登上报章头条的巴斯克分离主义者的恐怖活动的浪漫刻画。这些歌都具有极强的旋律性，但是也充满挑衅，而其他歌曲更加私人化。Mick Jones的“Train In Vain”记录了他最近与The Slits的Viv Albertine分手的经历。在《London Calling》的内页画册印刷完毕之后才搭末班车收录进了专辑，实际上成了最后的一首隐藏曲目。完成众多新歌的录制之后，The Clash盘算着骗CBS出版双张专辑。《London Calling》原本的计划是单张唱片，附赠1张12英寸唱片单曲。乐队把9首歌划进了“单曲”唱片，结果2张全长专辑定价仅为5英镑，即使是The Clash最年轻的歌迷都买得起。“这是我们面对CBS的第一次胜利。”Strummer说。
行时，专辑登上了英国排行榜第9位。“London Calling”单曲带着气氛十足的音乐录影带，片中的乐队放弃了自己的朋克装扮，看起来像是衣着考究的上世纪50年代黑帮成员，在泰晤士河边冒着雨表演。就连这张专辑亵渎经典的封套都宣称着摇滚新时代的到来，这张封面是Elvis Presley 1965年处女专辑设计的镜面图像。照片上的Elvis弹着吉他，而Paul Simonon则是在坚定不移地砸烂他的贝斯。在家乡取得商业成功之后，1980年3月，The Clash飞到美国开始了第3次美国巡演。他们到达纽约时，hip-hop正在逐渐渗透进入主流，乐队吸收了这种新声音。他们艰难地取得了创作的自由，The Clash要开始向别的方向进发了。
1979年，爹不疼娘不爱的The Clash没有经纪人，还欠了一屁股债。他们的解决方案是
雇佣了一个爱乱丢家具、破坏录音室的酒鬼制作人。不知怎么的，定义他们职业生涯
的《London Calling》就诞生于这片混乱之中。
文>Tom Doyle 译>Mirk
The Clash拒绝在《Top Of The Pops》节目表演的事情非常出名，然而非常时期需要非常对策。《London Calling》发行于1979年12月，此时他们欠唱片公司CBS 25万英镑，乐队不得不屈服，上电视宣传。1980年1月，他们居然上了儿童节目《Tiswas》。The Clash像淘气的学生一样坐在桌子跟前，爱搭不理地回答主持人Sally James的提问。“你们拒绝上很多电视节目，”James问道，“现在你们的态度还是一样吗？”“那个嘛，是因为我们觉得对口型没啥意思。”Strummer怒气冲冲地回答。“如果要是对口型表演，你就会觉得那首歌完全没意义。”Simonon补充道。“我们在德国试过这么干，”Strummer继续说，“结果被电视节目赶下台了，所以再也不干了。”6周后，The Clash成了BBC 1电视节目《Nationwide》跟拍的对象。在录像中，他们帮助没票的观众从爱丁堡欧迪恩的休息室窗口爬进来。一个街头的小朋克宣称，The Clash的魅力所在就是他们还“没出卖灵魂”。这位口音高贵冷艳的主持人在旁白里指出，乐队坚持要求双张专辑《London Calling》售价是“半价”，但他们的理想主义损害了金钱利益。“有谣传说他们拥有自己的唱片公司，坐收数十万的利润，”他伴着乐队在车后座休息的画面说道，“说实话，他们穷困潦倒。他们是摇滚的吉卜赛人，一刻不停地四处游荡，不敢停步……”
差不多在1979年3月，The Clash发现自己一文不名。开除了经纪人Bernie Rhodes之后，他们终于认识到了自己面对的庞大财务黑洞。看样子CBS很可能会抛弃The Clash。值得称赞的是，乐队挺身迎接了挑战。“绝望，这就是我的诀窍，”Strummer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放松。有种什么都不重要了的感觉，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
退隐进他们在皮姆利科的新排练室，The Clash开始着手录制《London Calling》，这是一张发掘他们音乐潜能的双张专辑，包含了原生摇滚、reggae、soul、calypso和Phil Spector式的“音墙”。他们在此写出了毕生杰作。在这一刻，Strummer就仿佛是Lennon，而Jones是McCartney，The Clash成了朋克版的The Beatles。然而，这个过程不无痛苦。承受着来自CBS启用知名制作人的压力，乐队接触了Chris Thomas，他是Sex Pistols的《Never Mind The Bollocks》的负责人（但他当时没空）。乐队随后转向了Guy Stevens。乐队请Stevens为Polydor厂牌制作他们的母带，他却醉醺醺地赴约。过去的几年里，毫无节制的酒鬼Stevens持续堕落。Joe Strummer终于在Soho的一间酒吧找到了他，这位制作人当时醉倒在吧台上。Stevens同意制作专辑，但是显然精神状况不太稳定。他后来抱怨道，录音过程都充满了“那种电力，那种疯狂的能量。一定是这样。对于CBS这样的公司来说，接受这种概念可能很难，但是我在制作专辑中间很可能会死掉。就是这么重要”。
Stevens这么说显然不是夸张。那是1979年夏天北伦敦的韦塞克斯录音室。录音开始没几天，Stevens手拎着一瓶龙舌兰现身，还对The Clash的巡演经理Johnny Green动了粗，因为后者开玩笑地要抢他的酒。然后，制作人开始催促工程师Bill Price在还没完全架好话筒之前就开始录音。在录音室里，The Clash开始他们乱哄哄的Vince Taylor歌曲“Brand New Cadillac”翻唱。《London Calling》的录音开始了。后来的日子里，录音室的情况几乎每况愈下，接近完全混乱。乐队演奏过程中，醉醺醺的Stevens会为了“激发The Clash的灵感”而出各种洋相。他会突然跑进客厅，用塑料椅子盖起一座塔，然后再一脚踹翻。他在头顶挥舞着梯子，差点打伤Mick Jones，还在吉他手尝试演奏solo的时候冲着他大吼。他在韦塞克斯价值不菲的Bosendorfer大钢琴上倒了一瓶红酒，声称这会“提高声音品质”。在CBS总监Maurice Oberstein访问期间，Stevens躺在唱片公司老板的劳斯莱斯汽车里不肯离开，直到Oberstein大声宣称The Clash的新音乐“牛逼极了”。在种种闹剧之后，这位制作人常常会在装磁带的纸箱里睡一会儿醒酒。
为了逃避录音室里的疯狂，Strummer用设备箱给自己盖了个小窝，爬进去喝啤酒，抽大麻，写歌词。这些新歌表达着The Clash的社会政治意见，但常常取材于他们的私人体验。专辑同名曲则写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三里岛核反应堆事故后期。这首歌描写了英国首都陷入末日混乱的场景，是Strummer站在切尔西泰晤士河边高高在上的自家公寓里想象出来的（“伦敦正在淹没，而我住在河边”）。为了表示The Clash与前辈摇滚乐队划清界限，还唱道“假惺惺的‘披头士狂热’”。同时，“Clampdown”号召抵制朝九晚五的工作奴役；“Spanish Bombs”部分是对当年夏天登上报章头条的巴斯克分离主义者的恐怖活动的浪漫刻画。这些歌都具有极强的旋律性，但是也充满挑衅，而其他歌曲更加私人化。Mick Jones的“Train In Vain”记录了他最近与The Slits的Viv Albertine分手的经历。在《London Calling》的内页画册印刷完毕之后才搭末班车收录进了专辑，实际上成了最后的一首隐藏曲目。完成众多新歌的录制之后，The Clash盘算着骗CBS出版双张专辑。《London Calling》原本的计划是单张唱片，附赠1张12英寸唱片单曲。乐队把9首歌划进了“单曲”唱片，结果2张全长专辑定价仅为5英镑，即使是The Clash最年轻的歌迷都买得起。“这是我们面对CBS的第一次胜利。”Strummer说。
行时，专辑登上了英国排行榜第9位。“London Calling”单曲带着气氛十足的音乐录影带，片中的乐队放弃了自己的朋克装扮，看起来像是衣着考究的上世纪50年代黑帮成员，在泰晤士河边冒着雨表演。就连这张专辑亵渎经典的封套都宣称着摇滚新时代的到来，这张封面是Elvis Presley 1965年处女专辑设计的镜面图像。照片上的Elvis弹着吉他，而Paul Simonon则是在坚定不移地砸烂他的贝斯。在家乡取得商业成功之后，1980年3月，The Clash飞到美国开始了第3次美国巡演。他们到达纽约时，hip-hop正在逐渐渗透进入主流，乐队吸收了这种新声音。他们艰难地取得了创作的自由，The Clash要开始向别的方向进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