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有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类型。前者是指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后者是由政府法令引致和变迁”。冷却期制度是对交易中处于明显不利地位的消费者提供的一种特别保护方法，消费者反悔权在西方国家消费者权利保护运动中已经出现，并且在很多国家的立法里都有规定。反悔权随着多数国家冷却期制度的普遍确立而被广泛认知并践行，该制度从被确立之日起到逐步完善，其性质始终是一项空前的、倾斜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制度，并作为完成承诺行为的前置性程序而存在，在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方面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市场规制法律体系与回应性立法
　　通过对国外相对成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借鉴和对国内市场环境的不断总结，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1993）、《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食品安全法》（2009）等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组成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我国以消费者保护为核心的市场规制法律制度体系。
　　长期以来，经营者把消费者视为敌对方，认为其商品的销售阻碍来源于消费者。但是现代营销实践证明，在市场交易中经营者真正的对手是同行业厂商，消费者只是反映市场竞争常态下的一面镜子，由此消费者的位置被逐渐摆正。在激烈的市场资源的争夺下，多数经营者通过单方让渡追究消费者“违约责任”的权利，允许消费者在一定的期限内无条件退回商品或者拒绝付款这类方式来保持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一席之地。如2001年4月，安徽奇瑞轿车开全国轿车业之先河，实行轿车的无因退货；2002年3月，《中华工商时报》报道了“松下空调在广告中承诺给予消费者69日的后悔期”；2002年6月，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流通委员会组织全市具有代表性的管理规范的建材市场向社会承诺无因退货；2010年10月下旬，以团宝网为主角在团购行业推行“随时退”服务的反悔权，全面实行无障碍退款。上述经营者的行为是对消费者法定反悔权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的一次生动预演和社会认可度上的开创性测试。它表明不仅消费者需要“反悔权”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经营者同样需要通过“反悔权”来证明自己产品和服务的优劣排行，获得商品或服务信息反馈的机会，从而实现整个市场竞争环境中的优胜劣汰。
　　“法是一种经由人为設计而确立的法秩序，非自生自发的法秩序，由于人类只具有有限的知性，对客观的把握总有滞后性”。因此，回应性立法成为立法中的多数，尤其在消费领域。从现实中来说，消费者权益容易受到侵害的直接原因是来自市场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即经营者与消费者因“信息不对称”而使得消费者处于信息判断的失衡地位。在信息黑暗中，消费者并没有意识可能性，因而容易陷入集体盲思。如在2011年3月份因日本地震所致泄漏核辐射而引发我国国内抢购食盐能否退货的问题上，就充分暴露了我国消费者的非理性。类似的事情在同年6月又再次发生，因20吨有毒苯酚泄漏，并随暴雨流入新安江而引发杭州等下游地区居民在超市掀起一股抢购瓶装水的狂潮。这类问题清晰地暴露出由于我国经济法律制度长期缺位，在现实中给消费者和经营者在不同程度上都造成了不良后果。
　　（二）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的推动
　　2003年《上海市消费者保护条例》颁布施行，规定了产品召回制度、消费信息发布制度、行业年度调查监督制度、披露投诉制度等规定。同时对上门销售中消费者反悔权作了明确规定：经营者上门推销的商品，消费者可以在买受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回商品，不需要说明理由，但商品的保质期短于七日的除外。商品没有污损的，退回商品时消费者不承担任何费用。另外，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也特别赋予消费者有事后反悔的权利：消费者对所收受之商品不愿意买受时，得于收受商品后七日内，退回商品或以书面通知企业经营者解除买卖契约，无须说明理由及负担任何费用或价款。
　　根据我国加入WTO报告中的承诺，2005年国务院的《直销管理条例》中第25条第2款规定：消费者自购买直销产品之日起30日内，产品未开封的，可以凭直销企业开具的发票或者售货凭证向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所在地的服务网点或者推销产品的直销员办理换货和退货；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所在地的服务网点和直销员应当自消费者提出换货或者退货要求之日起7日内，按照发票或者售货凭证标明的价款办理换货和退货。
　　产品质量有约束力的法律只能尽可能保证消费者买不到有缺陷的产品，但无法保证消费者不买不需要的、不适合自己使用的产品。反悔权给消费者一个评估并调整自己购买决策以减少损失的机会。由此可见，行政性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大步伐的有益尝试和先行推动，对我国“反悔入权”有极大的鼓舞作用和良好的引鉴意义。
　　经济法奉行社会本位的理念，以社会中心为价值取向，注重社会整体的均衡发展，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承认个人本位的前提下，要求将法律的重心适当倾斜到社会公共利益上，构造一个自由、公平的市场环境，保证交易的公正与公平。因此，我们应当意识到的是，消费者是信息的弱方，理应受到保护而非舆论的斥责，国家立法机构完全可以将这类非因通胀等经济因素产生的恐慌所导致的不理性购买行为予以法律保护。“朴素的社会正义要求，即使购买者或消费者没有加进一项明确的条款以保证自己的利益，他也应该受到保护。这样做为的是实现情理和正义的要求”。正是由于我国目前立法上的疏忽，法律中对此尚未有明确规定，造成了现实中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
　　诚如刘易斯·D·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法官所说：“改变意味着发展，这是法律的生命。”国家通过立法，赋予消费者反悔权并非纵容消费者不冷静，而是承认消费者理性的有限。反悔权的具体落实显然不单纯是指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问题，它还与围绕这一问题而由政府所制定的经济运营方式和经济政策以及其他各种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决不能出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目的，但最终却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