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我在北大读三年级。一天，系领导交给我一个任务，帮助一位名叫姜锡柱的朝鲜留学生学英语。此后，我就与姜锡柱住一屋。白天我们分开吃饭、上课，晚上我辅导他一小时英语。因为性情相投，我们成了好朋友，学校组织活动，我都拉着他一起参加。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我毕业。他对我的英语辅导表示感谢，我开玩笑地说：“如果你英语发音有山东味儿，那全是我的责任。”
　　那个年代纪律严格，他留学回国后，我们不再联系。但我们都曾表示，毕业后要为加深中朝传统友谊努力工作。若干年后，姜锡柱担任朝鲜第一副外相，内阁副总理。无巧不成书，我们都成为各自国家的高级外交官，在为推进中朝友谊出力。我们的同学关系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两国领导人和革命先烈缔造出的中朝友谊。
　　2001年11月，我率外交部代表团访朝，终于见到几十年前的室友姜锡柱。我们都异常高兴，并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中朝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协定》。
　　2004年3月24日，我作为外长正式访问朝鲜。朝鲜同志告诉我，领导（指姜锡柱）指示，专门安排代表团住国宾馆。他还特意关照部下，给我安排住得好一些，特别是把床头灯弄得亮一点儿，因为他知道我睡前爱看书。他还特别指示，把灯的开关弄成拉线式的。他说我在北大上学时，爱用脚趾拉线关灯。是否真是那样，我自己倒是记不得了。
　　姜锡柱见到我后，显得非常高兴。
　　我问他英语怎么样了。他说：“太忙了，快忘光了，只记得一些单词，比如apple（苹果）等，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了。”
　　我开玩笑地说：“那都是我的过错，当时对你帮助不够。”
　　姜锡柱说：“我已经有了第三代，当了外公。”
　　我说：“我永远应该向你学习，无论思想觉悟还是其他方面，你都比我进步快，我现在还没有第三代。”
　　闲话一过，马上转入正题。我们就双边关系进行了深入交流。朝核问题自然是我们交换意见的一个议题。姜锡柱说：“中朝关系就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我们是唇，你们是齿……”
　　我恳切地说：“我们两国是好朋友、好邻居，我们俩是好同学、好室友。”
　　他点头。
　　晚上，姜锡柱设晚宴欢迎中方代表团。
　　他先讲了一段话：“我代表金总书记敬老同学———中国外长李肇星和其他中国客人一杯，并借此机会向老同学提点意见。40年前，我和李外长在北京大学同屋，不好意思说，有时还挤一个被窝。李外长也是我的英语辅导员。李外长学习很刻苦，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看书，直到北大规定的熄灯时间的最后一刻。而常常到这最后一刻，老同学也偷懒，不愿意起身到门前拉灯绳关灯，竟把灯绳拴到自己的脚趾上，用脚关灯。但关灯入睡后，灯绳还经常拴在他的脚上。李外长翻身或伸脚时，灯就时亮时灭，影响了我的睡眠。我的老同学睡得香，学得好；而我学得不如预期好，可能与此有关。大家看，今天我的老同学是外长，我还是副外相。”
　　姜锡柱的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我在致辞时说：“老同学所言属实，我深表歉意。但老同学夜里打呼噜的水平也很高，一个呼噜可以持续几十秒，且大呼噜中有小呼噜。我之所以能忍受，主要是出于要學习友好邻国呼噜的考虑。”
　　大家又是一阵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