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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性别诗学与词学研究论稿》一书从宏观的角度，以史学模式和史学思维梳理了从唐五代、两宋到金元、明清的词本体发展演变历程。全书角度新颖，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尤其对一些词史上承前启后的词人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究。本文通过对书中艳笔写闺情、俗笔写艳情、健笔写柔情等词体的介绍，以期让读者了解该书的全貌。
关键词：词境变化 性别诗学 发展演进
《性别诗学与词学研究论稿》是吉林师范大学孙艳红教授的新著，由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出版发行。该书以性别角度为切入点，对唐宋词人的作品进行量化统计，有理有据地展示了一个诗庄词媚的艺术世界。在这个奇妙的世界里，不仅有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词派之艳笔写闺情，也有柳永等将笔触延伸到市井都市并为女性代言的俗笔写艳情，更有苏轼等士大夫词人的健笔写柔情……让我们从词境变化感受词体的发展演变。
一、描写闺阁女子的宫廷艳词
自古以来人们认为词为小道，但是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使得词不再担负着诗的庄重说教和严谨束缚的责任。晚唐时期的动荡政治环境让人们对金刚怒目的刚性文学产生了抗拒，反而对于词风柔软，具有消遣性、娱乐性的软性文学予以青睐。人们不愿意继续以儒家所倡导的建功立业为人生信条，以诗言志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目光转向华美奢靡、风格香软的词创作。宫廷华贵奢靡的生活给了词人创作的契机和灵感，在温庭筠笔下满目皆是金凤宝钗、水晶翠帘、绿檀凤凰，为我们展示精妙绝伦的宫廷装饰、美轮美奂的宫廷建筑、香软华贵的宫廷女子，铸就了“词为艳科”的本质属性。在《性别诗学与词学研究论稿》一书中，孙艳红教授以宫廷文化为切入点，将温庭筠词作进行分类量化梳理，分析论述了温词中的宫廷宴饮文化、宫廷装饰文化、宫廷建筑文化以及宫廷人物文化。温庭筠的词辞藻华美，词风香艳，不仅涉及女子精致的妆容、闺阁中摆放的唯美器物、服饰上绚烂的图案、亭台楼阁中巧夺天工的建筑艺术，更有宫廷妇女细致幽微的内心世界的描写。“温氏的主要贡献在于：完成了词由民间向文人的过渡，创造了一种在以前诗歌中所少见的特殊意境——词境，并从而奠定了词的主体风格。”{1}这种创作风格的形成承接中唐文人词创作，但又一改民间词风的质朴直率，自此以后，以温庭筠為代表的花间词人奠定了“词为艳科”的创作风格，以华丽辞藻勾勒女性容貌、生活、情感，直接影响了后世的词创作。
二、寄予身世浮沉的帝王之词
继承花间词风，南唐词人李煜身为一代帝王，面对国破家亡的特殊遭遇，为词体带来了新鲜的气息。正所谓“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和着血与泪的深切感受，南唐后主李煜扩大了词的表现内容，丰富了词的情感，提升了词的境界。在《性别诗学与词学研究论稿》中，孙艳红教授对李煜词鲜明的女性化特征展开了详细论述。李煜深受花间词风的影响，其词风的形成也与李煜天生敏感柔弱的性格密不可分。当国破家亡的变故突如其来的时候，一位骄傲的帝王也一改昔日女性化情感的纯真表达，不再以率真的语言表达与貌美女子的风情万种，而是在词中处处渗透着个人难以名状的悲哀。同样以词体女性化特征的笔法表达情感，但是却融入了自己真挚的感情，这种血泪相融的真挚感悟有别于脂粉气息浓重的以消遣和娱乐为目的的词。正如孙教授所言：“相比而言，温庭筠词所写的大多是严妆贵妇，是一种普泛意义的贵族思妇生活及其情感；而后主则写出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和生活广度，后主洗净脂粉，全凭本色出之，呈现了天然之美、自然之美。”{2}从词境的变化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代帝王李煜的词在描写对象和表达主题方面同样有鲜明的女性化倾向，但是除了刻画纯真美貌的女性形象和率真美好的男女感情以外，更是将写作视角从描写客观事物、表达女性心理转向了自我情感的真挚表达，在作品中寄予了自己深深的悲哀和无力感。同时从没有明确指向性的描写普遍女子的共同特点转向了有明确指向性的女性的描写，例如《菩萨蛮》中的“花明月暗笼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写的就是与小周后幽会的情境，在这一方面无疑是对花间词人的继承和突破，表现的主题也愈发深邃而富有感染力。从词的风格和境界来看李煜词由花间词人以艳笔写柔情的浓重脂粉气息转向了表达士大夫真挚情感的深远境界，这对词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宋代词创作注入了新的动力和元素，直到苏轼以健笔写柔情的创作风格才真正将士大夫之词推向极致。这是个人特殊遭遇形成的词坛发展演变的偶然情况。
三、表现男女情感的市井俗词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战乱的局面，文人的地位日益提高，一代才子词人柳永走上北宋词坛，其词创作影响深远，使得词不再只是宫廷贵族写作的专利，而是延伸到市井之中、延伸到下层人民的生活之中。“由于诗庄词媚的文学传统，尤其是词本体的女性化风格特征的创作要求，将自己的心事托付在女性身上，借女性题材创作，来抒写词人隐约幽怨的内心情怀，就成为词人们的共同选择”{3}。因此在词为艳科的文学传统下，在人们的享乐心理和恋情心理的驱使下，其作品同样表现出鲜明的女性化特征，仕途的不顺使得他对身份低微的女子有一种同病相怜之感，他尊重女性，并且站在女性的角度，以代言体的方式去表达女性的生活以及情感，而不仅仅停留在容貌才艺上。与此同时，柳永还大胆地站在男性的立场上表达对女子的思念和爱恋。
从词境变化上看，柳词的描写对象和主题相比花间词人普泛性的描写贵族女子的容貌形态来说，创作的态度和倾向已经从对女子的赏玩到深入女性的心中感受女子情绪的变化和生活的遭际，不仅血肉丰满而且感情真挚。描写对象也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宫廷女子，而是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甚至身份卑微的青楼女子。表现空间从封闭狭窄的宫廷楼阁走向市井，不仅扩大了题材的范围，更深入普通人的生活。词的风格由艳笔写柔情转变为俗笔写柔情，以至于“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柳永可谓词坛的创变者，他给艳词注入了真情，大胆地将青楼女子纳入自己的词作之中，从女子的角度思考问题、表达情感，这是词境的开拓和进步。从柳永的婉约之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个性解放的因素，这种思想的解放成为苏轼豪放词的先声，甚至有学者提出“柳永是豪放词的奠基人”{4}。 四、以健笔写柔情的士大夫之词
在前人词创作的影响下，在词为艳科性质以及当时的歌伎文化的驱动下，苏轼的词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女性化特征，通常运用典型的女性化意象如“钗横”“蛾眉”等，或者明显的女性化词汇如“憔悴”“断肠”等来表达自己情感。因此说苏轼词仍不失花间遗风，更有柳永创作的影子，但是相比而言，同样表达对女子的真挚情感或者相思别离之情，苏轼词在主题上对女子容貌和才艺的描写淡化了，更多的是注入了自己对生活的体会，融入了人生遭际的感悟，尤其是咏物词，女性形象的出现只是起到了点染和衬托的作用，真正的写作目的是含蓄蕴藉的寄托情感和对生活的哲理性思考。除了对词为艳科本色的继承以外，苏轼对词坛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词境上的突破和对原有词风格的创变上，为婉约俗艳的词创作注入了旷达豪放的元素，以健笔写柔情，是对诗庄词媚传统的颠覆和创造，但正是因为这种颠覆和创变使得词体变得丰满而耐人寻味，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演绎新的传奇，在词史上有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从词境变化上看，苏轼词的描写对象和表达主题更加丰富，在女性化词创作过程中淡化了女子的容貌和男欢女爱、相思离别的情感表达，更多地寄托了自己对人生哲理的感悟。苏轼词的表现范围超越了狭窄的闺阁庭院，更不只是落笔于市井之中，而是走向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日常交際、宴饮、咏物、怀人都是苏轼词创作的寄予情感的窗口。词风格上以健笔写柔情，为婉约的词风注入了一股刚健的气息，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从而走向词的更深远壮阔的境界。苏轼词承上启下，苏轼词在继承中革新，对词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创变。
综上，窥一斑可见全貌，从温庭筠、李煜、柳永到苏轼的词境的微妙变化和承前启后关系中，我们可以窥见词体发展演变的痕迹和方向：温庭筠奠定了词为艳科的性质和本色以艳笔写柔情；李煜因为特殊的身世经历，在词创作中和着血与泪的真实感受，使得词境界相比花间词风有明显的提升，这是词体发展过程中因为特殊人生经历而出现的偶然现象；柳永继承花间词风，将词从封闭狭窄的闺阁空间延伸到市井都市以俗笔写柔情，词境有所提升，男子做闺音，深入女性的视角表达真挚的情感；苏轼对词风格的创变将词的表现范围扩大到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之中，以健笔写柔情，女性化词创作中糅合了自身际遇所带来的独特感受，这种创变为词境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自此以后，词人的创作或如秦观“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之作”，或有豪放与婉约兼容并包的稼轩体等各种风格多样、自由表达情感、特点各异的词创作层出不穷。
孙艳红教授的这部著作和她的另一部著作《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5}堪称姊妹篇，是对词本体特征发展过程的全新揭示。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笔墨主要集中在唐宋词上，对清代词体的发展演变描述较之唐宋来看，尚显不足，期待读者进一步去发掘。
{1} 杨海明：《唐宋词扫描——从“文学表现心理”的角度看唐宋词的发展历程》，《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2} 孙艳红：《性别诗学与词学研究论稿》，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82页。
{3} 孙艳红：《稼轩词的女性化风格特征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
{4} 周云龙：《柳永——宋代豪放词的奠基人》，《中国韵文学刊》2002年第1期。
{5} 孙艳红：《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中华书局2014年版。
关键词：词境变化 性别诗学 发展演进
《性别诗学与词学研究论稿》是吉林师范大学孙艳红教授的新著，由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出版发行。该书以性别角度为切入点，对唐宋词人的作品进行量化统计，有理有据地展示了一个诗庄词媚的艺术世界。在这个奇妙的世界里，不仅有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词派之艳笔写闺情，也有柳永等将笔触延伸到市井都市并为女性代言的俗笔写艳情，更有苏轼等士大夫词人的健笔写柔情……让我们从词境变化感受词体的发展演变。
一、描写闺阁女子的宫廷艳词
自古以来人们认为词为小道，但是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使得词不再担负着诗的庄重说教和严谨束缚的责任。晚唐时期的动荡政治环境让人们对金刚怒目的刚性文学产生了抗拒，反而对于词风柔软，具有消遣性、娱乐性的软性文学予以青睐。人们不愿意继续以儒家所倡导的建功立业为人生信条，以诗言志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目光转向华美奢靡、风格香软的词创作。宫廷华贵奢靡的生活给了词人创作的契机和灵感，在温庭筠笔下满目皆是金凤宝钗、水晶翠帘、绿檀凤凰，为我们展示精妙绝伦的宫廷装饰、美轮美奂的宫廷建筑、香软华贵的宫廷女子，铸就了“词为艳科”的本质属性。在《性别诗学与词学研究论稿》一书中，孙艳红教授以宫廷文化为切入点，将温庭筠词作进行分类量化梳理，分析论述了温词中的宫廷宴饮文化、宫廷装饰文化、宫廷建筑文化以及宫廷人物文化。温庭筠的词辞藻华美，词风香艳，不仅涉及女子精致的妆容、闺阁中摆放的唯美器物、服饰上绚烂的图案、亭台楼阁中巧夺天工的建筑艺术，更有宫廷妇女细致幽微的内心世界的描写。“温氏的主要贡献在于：完成了词由民间向文人的过渡，创造了一种在以前诗歌中所少见的特殊意境——词境，并从而奠定了词的主体风格。”{1}这种创作风格的形成承接中唐文人词创作，但又一改民间词风的质朴直率，自此以后，以温庭筠為代表的花间词人奠定了“词为艳科”的创作风格，以华丽辞藻勾勒女性容貌、生活、情感，直接影响了后世的词创作。
二、寄予身世浮沉的帝王之词
继承花间词风，南唐词人李煜身为一代帝王，面对国破家亡的特殊遭遇，为词体带来了新鲜的气息。正所谓“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和着血与泪的深切感受，南唐后主李煜扩大了词的表现内容，丰富了词的情感，提升了词的境界。在《性别诗学与词学研究论稿》中，孙艳红教授对李煜词鲜明的女性化特征展开了详细论述。李煜深受花间词风的影响，其词风的形成也与李煜天生敏感柔弱的性格密不可分。当国破家亡的变故突如其来的时候，一位骄傲的帝王也一改昔日女性化情感的纯真表达，不再以率真的语言表达与貌美女子的风情万种，而是在词中处处渗透着个人难以名状的悲哀。同样以词体女性化特征的笔法表达情感，但是却融入了自己真挚的感情，这种血泪相融的真挚感悟有别于脂粉气息浓重的以消遣和娱乐为目的的词。正如孙教授所言：“相比而言，温庭筠词所写的大多是严妆贵妇，是一种普泛意义的贵族思妇生活及其情感；而后主则写出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和生活广度，后主洗净脂粉，全凭本色出之，呈现了天然之美、自然之美。”{2}从词境的变化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代帝王李煜的词在描写对象和表达主题方面同样有鲜明的女性化倾向，但是除了刻画纯真美貌的女性形象和率真美好的男女感情以外，更是将写作视角从描写客观事物、表达女性心理转向了自我情感的真挚表达，在作品中寄予了自己深深的悲哀和无力感。同时从没有明确指向性的描写普遍女子的共同特点转向了有明确指向性的女性的描写，例如《菩萨蛮》中的“花明月暗笼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写的就是与小周后幽会的情境，在这一方面无疑是对花间词人的继承和突破，表现的主题也愈发深邃而富有感染力。从词的风格和境界来看李煜词由花间词人以艳笔写柔情的浓重脂粉气息转向了表达士大夫真挚情感的深远境界，这对词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宋代词创作注入了新的动力和元素，直到苏轼以健笔写柔情的创作风格才真正将士大夫之词推向极致。这是个人特殊遭遇形成的词坛发展演变的偶然情况。
三、表现男女情感的市井俗词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战乱的局面，文人的地位日益提高，一代才子词人柳永走上北宋词坛，其词创作影响深远，使得词不再只是宫廷贵族写作的专利，而是延伸到市井之中、延伸到下层人民的生活之中。“由于诗庄词媚的文学传统，尤其是词本体的女性化风格特征的创作要求，将自己的心事托付在女性身上，借女性题材创作，来抒写词人隐约幽怨的内心情怀，就成为词人们的共同选择”{3}。因此在词为艳科的文学传统下，在人们的享乐心理和恋情心理的驱使下，其作品同样表现出鲜明的女性化特征，仕途的不顺使得他对身份低微的女子有一种同病相怜之感，他尊重女性，并且站在女性的角度，以代言体的方式去表达女性的生活以及情感，而不仅仅停留在容貌才艺上。与此同时，柳永还大胆地站在男性的立场上表达对女子的思念和爱恋。
从词境变化上看，柳词的描写对象和主题相比花间词人普泛性的描写贵族女子的容貌形态来说，创作的态度和倾向已经从对女子的赏玩到深入女性的心中感受女子情绪的变化和生活的遭际，不仅血肉丰满而且感情真挚。描写对象也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宫廷女子，而是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甚至身份卑微的青楼女子。表现空间从封闭狭窄的宫廷楼阁走向市井，不仅扩大了题材的范围，更深入普通人的生活。词的风格由艳笔写柔情转变为俗笔写柔情，以至于“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柳永可谓词坛的创变者，他给艳词注入了真情，大胆地将青楼女子纳入自己的词作之中，从女子的角度思考问题、表达情感，这是词境的开拓和进步。从柳永的婉约之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个性解放的因素，这种思想的解放成为苏轼豪放词的先声，甚至有学者提出“柳永是豪放词的奠基人”{4}。 四、以健笔写柔情的士大夫之词
在前人词创作的影响下，在词为艳科性质以及当时的歌伎文化的驱动下，苏轼的词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女性化特征，通常运用典型的女性化意象如“钗横”“蛾眉”等，或者明显的女性化词汇如“憔悴”“断肠”等来表达自己情感。因此说苏轼词仍不失花间遗风，更有柳永创作的影子，但是相比而言，同样表达对女子的真挚情感或者相思别离之情，苏轼词在主题上对女子容貌和才艺的描写淡化了，更多的是注入了自己对生活的体会，融入了人生遭际的感悟，尤其是咏物词，女性形象的出现只是起到了点染和衬托的作用，真正的写作目的是含蓄蕴藉的寄托情感和对生活的哲理性思考。除了对词为艳科本色的继承以外，苏轼对词坛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词境上的突破和对原有词风格的创变上，为婉约俗艳的词创作注入了旷达豪放的元素，以健笔写柔情，是对诗庄词媚传统的颠覆和创造，但正是因为这种颠覆和创变使得词体变得丰满而耐人寻味，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演绎新的传奇，在词史上有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从词境变化上看，苏轼词的描写对象和表达主题更加丰富，在女性化词创作过程中淡化了女子的容貌和男欢女爱、相思离别的情感表达，更多地寄托了自己对人生哲理的感悟。苏轼词的表现范围超越了狭窄的闺阁庭院，更不只是落笔于市井之中，而是走向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日常交際、宴饮、咏物、怀人都是苏轼词创作的寄予情感的窗口。词风格上以健笔写柔情，为婉约的词风注入了一股刚健的气息，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从而走向词的更深远壮阔的境界。苏轼词承上启下，苏轼词在继承中革新，对词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创变。
综上，窥一斑可见全貌，从温庭筠、李煜、柳永到苏轼的词境的微妙变化和承前启后关系中，我们可以窥见词体发展演变的痕迹和方向：温庭筠奠定了词为艳科的性质和本色以艳笔写柔情；李煜因为特殊的身世经历，在词创作中和着血与泪的真实感受，使得词境界相比花间词风有明显的提升，这是词体发展过程中因为特殊人生经历而出现的偶然现象；柳永继承花间词风，将词从封闭狭窄的闺阁空间延伸到市井都市以俗笔写柔情，词境有所提升，男子做闺音，深入女性的视角表达真挚的情感；苏轼对词风格的创变将词的表现范围扩大到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之中，以健笔写柔情，女性化词创作中糅合了自身际遇所带来的独特感受，这种创变为词境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自此以后，词人的创作或如秦观“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之作”，或有豪放与婉约兼容并包的稼轩体等各种风格多样、自由表达情感、特点各异的词创作层出不穷。
孙艳红教授的这部著作和她的另一部著作《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5}堪称姊妹篇，是对词本体特征发展过程的全新揭示。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笔墨主要集中在唐宋词上，对清代词体的发展演变描述较之唐宋来看，尚显不足，期待读者进一步去发掘。
{1} 杨海明：《唐宋词扫描——从“文学表现心理”的角度看唐宋词的发展历程》，《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2} 孙艳红：《性别诗学与词学研究论稿》，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82页。
{3} 孙艳红：《稼轩词的女性化风格特征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
{4} 周云龙：《柳永——宋代豪放词的奠基人》，《中国韵文学刊》2002年第1期。
{5} 孙艳红：《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中华书局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