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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在集聚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计量方程，以湖南省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FGLS法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并未对城市环境质量产生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具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而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的参数估计却显著为负。因而，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并未明显改善其城市环境质量。文章最后从湖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技术外溢效应；城市环境质量；面板FGLS
一、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同时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坚决向污染宣战的口号，要抓住产业结构、能源效率、尾气排放和扬尘等关键环节，重拳强化污染防治。由此观之，节能减排、降低污染、保护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对加快两型社会建设、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在环境保护与结构调整中找到平衡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面对的重要问题，由于生产性服务业较易形成技术外溢效应和规模经济，其空间集聚势必深化和加强这两种效应，进而对城市环境质量产生深刻影响。因而，在工业结构问题突显背景下，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可同时实现保增长、调结构、转方式等多重目标。
目前大多数文献主要是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并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研究框架，相比之下，对服务业集聚的关注则明显不足。对生产性服务的的空间集聚特性研究也主要侧重于对大都市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推动作用（Wood，2006；Bryson，2008）。陆铭和冯皓（2014）通过对1993～2006年中国省级行政区内部地级市之间人口差距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度提高有利于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师博和沈乾荣（2013）认为规模效应有助于降低企业平均成本，包括能源在内的各类要素的单位产出消耗量会伴随集聚程度的提高而显著下降。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Krugman，1991）进一步认为技术的外部性与企业间技术溢出是经济活动集聚的主要驱动力。而能源效率持续改进的本质来源于技术进步与技术外溢（史丹等，2008），因而旨在分享技术溢出效应的经济集聚则具备了推动能源效率持续改进的可能。可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间接的影响城市环境质量。然而，目前多数文献从集聚经济视角重点探讨生产性服务业环境效益的文献依然较为鲜见。基于此，本文拟以湖南省为例，在集聚外部性理论基础上，探讨依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内在机理、有效路径和实现机制，为加快推进湖南省两型社会建设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二、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本文以STIRPAT扩展模型为基础，通过纳入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变量，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湖南省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标准的STIRPAT模型为：
I=aPATe（1）
其中，I表示城市环境质量；a是常数项；P代表人口规模；A代表人均财富；T为技术进步水平；e为随机误差项。技术外部性是集聚外部性的主要表现形式，Glaese et al.（1992）将技术外部性的产生归结为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因而本文设定技术进步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RZIi）和多样化集聚（RDIi）的增函数：
T=T0（RZIi）α（RDIi）β（2）
其中，T0为常数； α和β表示弹性系数。结合式（1）、（2）得并取对数得：
lnIij=S0+θ1lnPij+θ2lnAij+λ2lnRZIij+λ3lnRDIij+εij（3）
其中，S0为常数。式（3）便是本文需要估计的计量方程。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测度
本文样本为2003～2012年湖南省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主要来自2003～201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湖南省统计年鉴》。
1. 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可表示为：
其中，Ejs代表城市j生产性服务业s的就业人数，Ej表示城市j的总就业人数，Es′表示除城市j外国家层面生产性服务业s的就业人数，E′表示除城市j全国总就业人数。
2. 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Dj）用改进的赫芬达尔指数来表示：
3. 城市环境质量（ENV）以市辖区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吨）、工业烟尘排放量（吨）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来表示城市环境质量。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该指数越大代表城市环境质量状况越好。
4. 其它变量。参考韩峰等（2014）的研究，把19个行业中的电力煤气供水、建筑、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批发零售、金融、租赁和商业服务、科技服务和地质勘查、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九个行业合并代表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就业人数为单位从业人员数（万人），数据直接取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人口规模（P）以市辖区年末总人口表示。人均财富（A）则采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代理变量。
三、计量估计结果与解释说明
进行计量估计之前首先要选择适宜的面板数据模型。Hausman检验显示，随机效应原假设成立的概率为P=0.4970，Hausman检验接受随机效应原假设。此外，我们还用Wooldridge test检验面板数据自相关、LR检验来检验异方差，结果发现，式（3）的误差项存在一阶自相关，个体间误差项亦存在异方差。因此本文用随机效应的FGLS法对面板数据进行计量估计（表1）。为便于进行比较，表1还列出了混合效应、固定效应、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 从表3中可以得知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与湖南省城市环境质量均呈负相关关系，但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参数估计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多样化集聚的参数估计在1%水平通过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环境质量的负参数估计与湖南省自身产业发展状况不无关系。其原因可能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完善主要依托于制造业，制造业发展有助于扩大对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发展，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将对制造业产生技术外溢效应（韩峰等， 2014），从而提高制造业要素和能源生产率，降低污染排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发展间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然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的协调联动是建立在二者的合理比例之上的。正如韩峰、王琢卓等（2011）认为，尽管湖南省近年来在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方面效果显著，但与其滞后的制造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可能已出现了“相对过剩”现象。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间的比例失调，将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中技术外溢效应的充分发挥，因而也就无法有效提高要素和能源生产率，反而不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2013年全国制造业从业人员数与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比例为1.29，而湖南省制造业从业人员与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比例为1.08。与全国产业结构发展相比，湖南省制造业份额偏低，而生产性服务业份额偏高。而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的显著负参数估计更进一步印证了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的盲目性，即过分追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的“大而全、小而全”，以期通过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提升产业结构水平的盲目发展策略反而不利于城市环境质量改善和“两型社会”建设。因而受产业发展制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湖南省城市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为此应加快湖南省制造业发展与结构调整，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调互动推进城市环境质量的有效提升。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湖南省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2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面板FGLS法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湖南省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却对湖南省城市环境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具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而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的参数估计却显著为负。这可能意味着，与湖南省滞后的制造业相比，其生产性服务业可能已出现了“相对过剩”现象。
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其一，针对湖南省制造业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湖南应当重视并鼓励发展制造业，使其与生产性服务业相协调并向更加深入优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依托国家产业结构发展战略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加快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的步伐，进行服务业的改善与发展，充分发挥其集聚效应。其二，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形成技术外溢等集聚效应，产业间资源技术共享，提高环境质量。完善政策法律法规，加强环境保护，使得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一个更加平衡的状态下发展。其三，生产性服务业参与者要加强技术研发，增强创新能力，以创新促发展，提高要素及资源的利用率，减少产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从而在产业集聚下提高环境质量水平。其四，加大环境公众宣传力度，使社会公众真正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湖南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环境质量呈负相关，要想真正实现全面发展，只有不断改善环境质量，加强产业集聚，使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Wood， P.， 2006，Urban Development and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Too Many Unanswered Questions[J]. Growth and Change， 37（03）.
[2]Bryson， J. R.， Taylor， M. and Daniels， P.W.2008，Commercializing Creative Expertise：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Midlands， UK[J].Politics and Policy， 36（02）.
[3]陆铭，冯皓.集聚与减排：城市规模差距影响工业污染强度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14（07）.
[4]Krugman， P. Geography and Trade[M]. Cambridge，MA：MIT Press， 1991.
[5]史丹，吴利学，傅晓霞，吴滨.中国能源效率地区差异及其成因研究[J]. 管理世界，2008（02）.
[6]Glaeser， E.L.， Kallal， H.D. Scheinkman，J.A.et al.， Growth in Citi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100（06）.
（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技术外溢效应；城市环境质量；面板FGLS
一、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同时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坚决向污染宣战的口号，要抓住产业结构、能源效率、尾气排放和扬尘等关键环节，重拳强化污染防治。由此观之，节能减排、降低污染、保护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对加快两型社会建设、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在环境保护与结构调整中找到平衡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面对的重要问题，由于生产性服务业较易形成技术外溢效应和规模经济，其空间集聚势必深化和加强这两种效应，进而对城市环境质量产生深刻影响。因而，在工业结构问题突显背景下，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可同时实现保增长、调结构、转方式等多重目标。
目前大多数文献主要是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并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研究框架，相比之下，对服务业集聚的关注则明显不足。对生产性服务的的空间集聚特性研究也主要侧重于对大都市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推动作用（Wood，2006；Bryson，2008）。陆铭和冯皓（2014）通过对1993～2006年中国省级行政区内部地级市之间人口差距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度提高有利于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师博和沈乾荣（2013）认为规模效应有助于降低企业平均成本，包括能源在内的各类要素的单位产出消耗量会伴随集聚程度的提高而显著下降。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Krugman，1991）进一步认为技术的外部性与企业间技术溢出是经济活动集聚的主要驱动力。而能源效率持续改进的本质来源于技术进步与技术外溢（史丹等，2008），因而旨在分享技术溢出效应的经济集聚则具备了推动能源效率持续改进的可能。可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间接的影响城市环境质量。然而，目前多数文献从集聚经济视角重点探讨生产性服务业环境效益的文献依然较为鲜见。基于此，本文拟以湖南省为例，在集聚外部性理论基础上，探讨依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内在机理、有效路径和实现机制，为加快推进湖南省两型社会建设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二、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本文以STIRPAT扩展模型为基础，通过纳入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变量，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湖南省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标准的STIRPAT模型为：
I=aPATe（1）
其中，I表示城市环境质量；a是常数项；P代表人口规模；A代表人均财富；T为技术进步水平；e为随机误差项。技术外部性是集聚外部性的主要表现形式，Glaese et al.（1992）将技术外部性的产生归结为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因而本文设定技术进步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RZIi）和多样化集聚（RDIi）的增函数：
T=T0（RZIi）α（RDIi）β（2）
其中，T0为常数； α和β表示弹性系数。结合式（1）、（2）得并取对数得：
lnIij=S0+θ1lnPij+θ2lnAij+λ2lnRZIij+λ3lnRDIij+εij（3）
其中，S0为常数。式（3）便是本文需要估计的计量方程。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测度
本文样本为2003～2012年湖南省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主要来自2003～201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湖南省统计年鉴》。
1. 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可表示为：
其中，Ejs代表城市j生产性服务业s的就业人数，Ej表示城市j的总就业人数，Es′表示除城市j外国家层面生产性服务业s的就业人数，E′表示除城市j全国总就业人数。
2. 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Dj）用改进的赫芬达尔指数来表示：
3. 城市环境质量（ENV）以市辖区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吨）、工业烟尘排放量（吨）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来表示城市环境质量。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该指数越大代表城市环境质量状况越好。
4. 其它变量。参考韩峰等（2014）的研究，把19个行业中的电力煤气供水、建筑、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批发零售、金融、租赁和商业服务、科技服务和地质勘查、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九个行业合并代表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就业人数为单位从业人员数（万人），数据直接取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人口规模（P）以市辖区年末总人口表示。人均财富（A）则采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代理变量。
三、计量估计结果与解释说明
进行计量估计之前首先要选择适宜的面板数据模型。Hausman检验显示，随机效应原假设成立的概率为P=0.4970，Hausman检验接受随机效应原假设。此外，我们还用Wooldridge test检验面板数据自相关、LR检验来检验异方差，结果发现，式（3）的误差项存在一阶自相关，个体间误差项亦存在异方差。因此本文用随机效应的FGLS法对面板数据进行计量估计（表1）。为便于进行比较，表1还列出了混合效应、固定效应、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 从表3中可以得知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与湖南省城市环境质量均呈负相关关系，但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参数估计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多样化集聚的参数估计在1%水平通过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环境质量的负参数估计与湖南省自身产业发展状况不无关系。其原因可能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完善主要依托于制造业，制造业发展有助于扩大对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发展，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将对制造业产生技术外溢效应（韩峰等， 2014），从而提高制造业要素和能源生产率，降低污染排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发展间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然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的协调联动是建立在二者的合理比例之上的。正如韩峰、王琢卓等（2011）认为，尽管湖南省近年来在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方面效果显著，但与其滞后的制造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可能已出现了“相对过剩”现象。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间的比例失调，将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中技术外溢效应的充分发挥，因而也就无法有效提高要素和能源生产率，反而不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2013年全国制造业从业人员数与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比例为1.29，而湖南省制造业从业人员与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比例为1.08。与全国产业结构发展相比，湖南省制造业份额偏低，而生产性服务业份额偏高。而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的显著负参数估计更进一步印证了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的盲目性，即过分追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的“大而全、小而全”，以期通过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提升产业结构水平的盲目发展策略反而不利于城市环境质量改善和“两型社会”建设。因而受产业发展制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湖南省城市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为此应加快湖南省制造业发展与结构调整，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调互动推进城市环境质量的有效提升。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湖南省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2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面板FGLS法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湖南省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却对湖南省城市环境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具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而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的参数估计却显著为负。这可能意味着，与湖南省滞后的制造业相比，其生产性服务业可能已出现了“相对过剩”现象。
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其一，针对湖南省制造业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湖南应当重视并鼓励发展制造业，使其与生产性服务业相协调并向更加深入优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依托国家产业结构发展战略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加快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的步伐，进行服务业的改善与发展，充分发挥其集聚效应。其二，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形成技术外溢等集聚效应，产业间资源技术共享，提高环境质量。完善政策法律法规，加强环境保护，使得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一个更加平衡的状态下发展。其三，生产性服务业参与者要加强技术研发，增强创新能力，以创新促发展，提高要素及资源的利用率，减少产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从而在产业集聚下提高环境质量水平。其四，加大环境公众宣传力度，使社会公众真正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湖南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环境质量呈负相关，要想真正实现全面发展，只有不断改善环境质量，加强产业集聚，使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Wood， P.， 2006，Urban Development and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Too Many Unanswered Questions[J]. Growth and Change， 37（03）.
[2]Bryson， J. R.， Taylor， M. and Daniels， P.W.2008，Commercializing Creative Expertise：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Midlands， UK[J].Politics and Policy， 36（02）.
[3]陆铭，冯皓.集聚与减排：城市规模差距影响工业污染强度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14（07）.
[4]Krugman， P. Geography and Trade[M]. Cambridge，MA：MIT Press， 1991.
[5]史丹，吴利学，傅晓霞，吴滨.中国能源效率地区差异及其成因研究[J]. 管理世界，2008（02）.
[6]Glaeser， E.L.， Kallal， H.D. Scheinkman，J.A.et al.， Growth in Citi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100（06）.
（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