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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的提案是否合适，应该由政府判断。但我觉得，富人的钱是下面很多工人辛勤劳动为他挣的，他想得更多的应该是工人。富人当人大代表不是不可以，但不能光为他们自己说话——他们应该已经很满足了。”
“两会”期间，媒体对3位农民工人大代表的密集采访，均是在会议前期，到了会议尾声，虽然记者来访减少，但3位代表也疲乏了。来自广东的胡小燕代表，直言她“有些害怕了”，婉拒采访；来自上海的朱雪芹代表仍很热情，但坚持要通过上海团的新闻联络人安排采访活动，而新闻联络人魏先生则以“朱代表太累了，我们就让她歇一下吧”为由，不同意安排记者采访。魏先生建议记者去看看网上的相关报道：“她要说的话网上都有了，光经我手就给她安排过七八十次采访了。”
只有来自重庆、朴实厚道的康厚明代表表示仍然有空，也愿意见记者，但他跟记者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个干活的人，不太会说话，我推荐你找朱雪芹吧，她讲得很好。”受访过程中，康厚明代表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学习”。
今年5月份，全国人大要在深圳为我们新代表搞培训，我也报名了。
“富人不能光为自己说话”
《南风窗》：你和广东的农民工代表胡小燕有些相似之处，比如胡小燕说她月工资2000元，你不也是2000元吗?不同的是她外出打工6年，而你已经打了28年工。另外，你们这次搞的都是建议而不是提案，而且也都提了关于农民工社保缴纳“一卡通”的建议。
康厚明：胡小燕的工资比我高多了，有3000多块吧。我16岁出来打工，最初干一天只挣1块8毛钱，整整10年都没有存钱，全都贴补家里了。现在我有3．2万元存款，都是儿子上初中时存的，后来他上大学，一年要花2万多块钱，我照样存不住钱。
社保“一卡通”的问题，我很早就想到了。我们跟胡小燕不一样。小燕所在的厂里全部是农民工，包括高管人员也是，所以这部分农民工，厂里也给他缴社保。我们建筑行业里正式工和农民工都有，除了工伤保险是国家硬性规定缴纳的，社保是跟老板(包工头)关系好的农民工，老板给缴了，多数农民工没缴。
朱雪芹、胡小燕她们是读过书以后，进工厂打工，我们建筑工是从农村一下子出来的，文化层次低，什么都不懂，技术最差，所以我又提了关于技能培训方面的建议。技能培训搞好了，不仅对农民工有好处，企业效益也提高了。我觉得政府可以对农民工搞全面性培训，用人单位根据需要搞专业性培训。
《南风窗》：胡小燕说中国的农民工有2.1亿人，还有人说是1.7亿，哪一个数字比较准确?你觉得自己是代表全国的农民工，还是只代表重庆市的农民工，抑或是代表建筑行业的农民工?
康厚明：2.1亿人这个数字差不多。3月12日，全总把我、朱雪芹、胡小燕3位农民工代表请去开座谈会。根据他们的调研，全国农民工有2亿人左右。
我对建筑行业的了解多些。今后也会关注其他行业的农民工，还要多了解国家和社会，凡是人大代表的职责我都会做到。
《南风窗》：你来参加“两会”是代表农民工的，你觉得其他阶层，比如富人、企业老板也都应该有在“两会”上为自己说话的人吗?
康厚明：过去没有农民工当全国人大代表，现在有了，已经是一个进步了，2億农民工，是一个不小的群体，现在政府已经算重视了，而且很多老代表也心系农民工，在讨论人大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时都提到过农民工，所以我们3个人不感觉孤单。还有新闻媒体也很关心农民工的问题，光我接受过的采访就不下一二百次了，他们都很热情。
富人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事，我没思考过，不好表态。富人的提案是否合适，应该由政府判断。但我觉得，富人的钱是下面很多工人辛勤劳动为他挣的，他想得更多的应该是工人。当然，富人的致富经验可以推广。
富人当人大代表不是不可以，但不能光为他们自己说话——他们应该已经很满足了。
《南风窗》：你们3位农民工代表这次提的建议，几乎没有涉及农民工利益与企业利 益冲突的，实际上这方面的冲突是经常发生的，并且农民工常常是利益受损的一方。
康厚明：我跟朱雪芹、胡小燕她们不同，她们在工厂里，如果干得好，可以干5年、10年，一直干下去。我们搞建筑的流动性大，就业机会多，如果与老板有冲突，他会炒农民工，农民工也会炒他。我们只要技术好，在哪儿打工都不怕。所以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如果企业通过各种手段压成本，不但会压低农民工的工资，质量也没有保证了。比如5000万元的项目，他4500万元拿下了，怎么消化这500万元?就要在施工上做文章。所以，企业竞争应该有个底线，超过这个底线，政府就不要给他做。
不过，我们公司是大企业，做得好，没有拖欠过农民工工资。我们住在民工楼，12个人一间，每个房间都有空调。
“我也代表农民”
《南风窗》：深圳的农民工有很多退保的，重庆退保的多吗?
康厚明：重庆因为参保的农民工很少，所以还没有退保的。重庆工厂里的农民工不多，700万农民工的一大半都在建筑行业，我们在职业方面长不大，干得最好是當老板，咱又当不成老板。
来到北京后，我问了一些在建筑行业里工作的农民工，他们说，北京的农民工社保金缴得很好。我觉得这一点值得其他地方学习，但是北京农民工子女上学受歧视，这是社会风气、教师素质等问题造成的。
《南风窗》：有人说，你们3位农民工代表已经进入了管理阶层，不算是真正的农民工了，你怎么看?
康厚明：我不算是什么管理者。我当了9年班长，每天跟大家一起干活，一起下班。(伸出自己的双手来看)我要回去几天，手就又变样了。朱雪芹、胡小燕她们是管理者。朱雪芹的学历高，工作环境好，还去日本学习过，她已经进入了高层次，90％以上的农民工达不到她那水平，很多正式工也没她好。我是来自最底层的农民工，说话欠缺很多，大道理不会讲，只能说些实际情况。
我觉得，不管在哪个层次，只要对农民工关注，为农民工说话，并且心里想着国家事务，他就是个合格的人大代表。
《南风窗》：除了代表农民工之外，你有没有想过代表其他群体说话?比如会不会替农民说话?
康厚明：我也代表农民，因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农村始终还是我的牵挂。我来开会这十几天，800块钱手机费都打没了，今天早上才又充上。好多农民给我打电话，反映他们的问题。昨天一个河南农民说，他的孩子被拐卖了，让我管管。我说这是该公安局和派出所管的事呀。他说他到派出所报案了，警察也在找，但是还没找到。我说只要他们努力在找，就属于正常。
《南风窗》：胡小燕说她将来一定会回老家，你将来也会回老家吗?
康厚明：我们家乡18～60岁的人，2／3都外出打工了，大部分都是夫妻双双外出打工。四五十岁的人将来想回去，年轻人还是想出来生活的。但是回不回去，是由挣到的钱多少来决定的。如果在城里买不起房子，农民工最终还得回去。如果他有一些钱，可以在镇上买房子，一套10来万，但是必须要有养老保险，因为他把青春都奉献给了城市，回去种地也种不动了。
所以我也提了廉租房的建议，现在城里的廉租房只考虑有城市户口的人，我觉得应该把农民工也加进去，给他们多些家的温暖。
《南风窗》：这次你跟与会的其他人大代表交流得多吗?你觉得你们这些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与他们有什么不同?
康厚明：老代表们对国家计划、法律、科技进步等情况掌握得多，发言和议案内容很丰富。我是最基层的农民工，参政、议政方面不如老代表们懂得多，只是对基层的了解比他们稍多些，应该多向他们学习。
3月9日，李克强参加重庆代表团的讨论时，我发了言，说农民工问题已经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有了很大改善，但是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然后就把自己那4个建议说出来了。李克强问我：你说的都是事实吧?我说是。李克强说，好，我都记下来了。
《南风窗》：回去以后，你如何处理本职工作与履行代表职责的时间冲突?
康厚明：我们那个班组，技术好的、师傅级的工人多，所以我也丢得开手，说出来就出来了。像这次出来开会就是。
(责编／宁二)
“两会”期间，媒体对3位农民工人大代表的密集采访，均是在会议前期，到了会议尾声，虽然记者来访减少，但3位代表也疲乏了。来自广东的胡小燕代表，直言她“有些害怕了”，婉拒采访；来自上海的朱雪芹代表仍很热情，但坚持要通过上海团的新闻联络人安排采访活动，而新闻联络人魏先生则以“朱代表太累了，我们就让她歇一下吧”为由，不同意安排记者采访。魏先生建议记者去看看网上的相关报道：“她要说的话网上都有了，光经我手就给她安排过七八十次采访了。”
只有来自重庆、朴实厚道的康厚明代表表示仍然有空，也愿意见记者，但他跟记者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个干活的人，不太会说话，我推荐你找朱雪芹吧，她讲得很好。”受访过程中，康厚明代表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学习”。
今年5月份，全国人大要在深圳为我们新代表搞培训，我也报名了。
“富人不能光为自己说话”
《南风窗》：你和广东的农民工代表胡小燕有些相似之处，比如胡小燕说她月工资2000元，你不也是2000元吗?不同的是她外出打工6年，而你已经打了28年工。另外，你们这次搞的都是建议而不是提案，而且也都提了关于农民工社保缴纳“一卡通”的建议。
康厚明：胡小燕的工资比我高多了，有3000多块吧。我16岁出来打工，最初干一天只挣1块8毛钱，整整10年都没有存钱，全都贴补家里了。现在我有3．2万元存款，都是儿子上初中时存的，后来他上大学，一年要花2万多块钱，我照样存不住钱。
社保“一卡通”的问题，我很早就想到了。我们跟胡小燕不一样。小燕所在的厂里全部是农民工，包括高管人员也是，所以这部分农民工，厂里也给他缴社保。我们建筑行业里正式工和农民工都有，除了工伤保险是国家硬性规定缴纳的，社保是跟老板(包工头)关系好的农民工，老板给缴了，多数农民工没缴。
朱雪芹、胡小燕她们是读过书以后，进工厂打工，我们建筑工是从农村一下子出来的，文化层次低，什么都不懂，技术最差，所以我又提了关于技能培训方面的建议。技能培训搞好了，不仅对农民工有好处，企业效益也提高了。我觉得政府可以对农民工搞全面性培训，用人单位根据需要搞专业性培训。
《南风窗》：胡小燕说中国的农民工有2.1亿人，还有人说是1.7亿，哪一个数字比较准确?你觉得自己是代表全国的农民工，还是只代表重庆市的农民工，抑或是代表建筑行业的农民工?
康厚明：2.1亿人这个数字差不多。3月12日，全总把我、朱雪芹、胡小燕3位农民工代表请去开座谈会。根据他们的调研，全国农民工有2亿人左右。
我对建筑行业的了解多些。今后也会关注其他行业的农民工，还要多了解国家和社会，凡是人大代表的职责我都会做到。
《南风窗》：你来参加“两会”是代表农民工的，你觉得其他阶层，比如富人、企业老板也都应该有在“两会”上为自己说话的人吗?
康厚明：过去没有农民工当全国人大代表，现在有了，已经是一个进步了，2億农民工，是一个不小的群体，现在政府已经算重视了，而且很多老代表也心系农民工，在讨论人大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时都提到过农民工，所以我们3个人不感觉孤单。还有新闻媒体也很关心农民工的问题，光我接受过的采访就不下一二百次了，他们都很热情。
富人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事，我没思考过，不好表态。富人的提案是否合适，应该由政府判断。但我觉得，富人的钱是下面很多工人辛勤劳动为他挣的，他想得更多的应该是工人。当然，富人的致富经验可以推广。
富人当人大代表不是不可以，但不能光为他们自己说话——他们应该已经很满足了。
《南风窗》：你们3位农民工代表这次提的建议，几乎没有涉及农民工利益与企业利 益冲突的，实际上这方面的冲突是经常发生的，并且农民工常常是利益受损的一方。
康厚明：我跟朱雪芹、胡小燕她们不同，她们在工厂里，如果干得好，可以干5年、10年，一直干下去。我们搞建筑的流动性大，就业机会多，如果与老板有冲突，他会炒农民工，农民工也会炒他。我们只要技术好，在哪儿打工都不怕。所以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如果企业通过各种手段压成本，不但会压低农民工的工资，质量也没有保证了。比如5000万元的项目，他4500万元拿下了，怎么消化这500万元?就要在施工上做文章。所以，企业竞争应该有个底线，超过这个底线，政府就不要给他做。
不过，我们公司是大企业，做得好，没有拖欠过农民工工资。我们住在民工楼，12个人一间，每个房间都有空调。
“我也代表农民”
《南风窗》：深圳的农民工有很多退保的，重庆退保的多吗?
康厚明：重庆因为参保的农民工很少，所以还没有退保的。重庆工厂里的农民工不多，700万农民工的一大半都在建筑行业，我们在职业方面长不大，干得最好是當老板，咱又当不成老板。
来到北京后，我问了一些在建筑行业里工作的农民工，他们说，北京的农民工社保金缴得很好。我觉得这一点值得其他地方学习，但是北京农民工子女上学受歧视，这是社会风气、教师素质等问题造成的。
《南风窗》：有人说，你们3位农民工代表已经进入了管理阶层，不算是真正的农民工了，你怎么看?
康厚明：我不算是什么管理者。我当了9年班长，每天跟大家一起干活，一起下班。(伸出自己的双手来看)我要回去几天，手就又变样了。朱雪芹、胡小燕她们是管理者。朱雪芹的学历高，工作环境好，还去日本学习过，她已经进入了高层次，90％以上的农民工达不到她那水平，很多正式工也没她好。我是来自最底层的农民工，说话欠缺很多，大道理不会讲，只能说些实际情况。
我觉得，不管在哪个层次，只要对农民工关注，为农民工说话，并且心里想着国家事务，他就是个合格的人大代表。
《南风窗》：除了代表农民工之外，你有没有想过代表其他群体说话?比如会不会替农民说话?
康厚明：我也代表农民，因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农村始终还是我的牵挂。我来开会这十几天，800块钱手机费都打没了，今天早上才又充上。好多农民给我打电话，反映他们的问题。昨天一个河南农民说，他的孩子被拐卖了，让我管管。我说这是该公安局和派出所管的事呀。他说他到派出所报案了，警察也在找，但是还没找到。我说只要他们努力在找，就属于正常。
《南风窗》：胡小燕说她将来一定会回老家，你将来也会回老家吗?
康厚明：我们家乡18～60岁的人，2／3都外出打工了，大部分都是夫妻双双外出打工。四五十岁的人将来想回去，年轻人还是想出来生活的。但是回不回去，是由挣到的钱多少来决定的。如果在城里买不起房子，农民工最终还得回去。如果他有一些钱，可以在镇上买房子，一套10来万，但是必须要有养老保险，因为他把青春都奉献给了城市，回去种地也种不动了。
所以我也提了廉租房的建议，现在城里的廉租房只考虑有城市户口的人，我觉得应该把农民工也加进去，给他们多些家的温暖。
《南风窗》：这次你跟与会的其他人大代表交流得多吗?你觉得你们这些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与他们有什么不同?
康厚明：老代表们对国家计划、法律、科技进步等情况掌握得多，发言和议案内容很丰富。我是最基层的农民工，参政、议政方面不如老代表们懂得多，只是对基层的了解比他们稍多些，应该多向他们学习。
3月9日，李克强参加重庆代表团的讨论时，我发了言，说农民工问题已经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有了很大改善，但是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然后就把自己那4个建议说出来了。李克强问我：你说的都是事实吧?我说是。李克强说，好，我都记下来了。
《南风窗》：回去以后，你如何处理本职工作与履行代表职责的时间冲突?
康厚明：我们那个班组，技术好的、师傅级的工人多，所以我也丢得开手，说出来就出来了。像这次出来开会就是。
(责编／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