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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方法探究了京津冀金融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京津冀三地的财政缺口、固定资产投资与金融机构资产对GDP均有正向的拉动作用，但影响弹性不同。财政缺口每增长1%，对GDP增长的影响在河北和天津两地为0.4%，北京为0.07%；而北京的固定资产投资弹性系数大约为0.7，该指标远高于河北和天津两地。
关键词：金融生态环境；区域经济；状态空间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7-0115-03
引言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Solow and Swan）。中国长三角、珠三角的发展也有力的证实了这一理论。京津冀都市圈作为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它的发展对于拉动华北、环渤海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004年11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编制工作。同区域经济增长相对应，有的经济学家也针对20世纪5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差距日益增大情况，提出了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认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发达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对自己有利的因素，落后地区则不断积累对自己不利的因素，循环积累的作用使经济在空间上出现了“地理二元经济”结构，即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同时存在。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1958年他在《经济发展战略》书中研究了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外围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外围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由于极化效应的影响，使生产进一步向条件好的高梯度地区集中。弗里德曼（Friedman）在有关区域间经济增长和相互传递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较为系统、完整的“核心—边缘”演变模式。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京津冀经济发展的现状，在京津冀都市圈内，北京位居“龙头”地位，其发展经济、金融的集聚优势无以替代，天津次之，河北位居第三。由于濒临北京、天津，人才、资金向两地的流动趋势明显，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河北经济的快速发展。缪尔达尔（Myrdal，1957）认为，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
与金融市场概念相比较，金融生态环境更强调金融系统与所处地区的制度、法律、政策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以及协调发展。具体而言，金融生态环境是指金融机构所处层面或区域的外部运行环境，既包含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也包括整个金融市场成长的环境。研究区域金融生态系统，分析其与区域经济的结合方式与程度，对于加强金融生态环境的区域性整体建设，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京津冀是中国经济、科技、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经济发展速度快、经济总量规模大、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2004年11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编制工作，该区域面积占全国的2.3%，人口占全国的7.23%，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的8个地级市，秦皇岛、唐山、廊坊、保定、石家庄、沧州、张家口、承德。在京津冀都市圈内，北京位居“龙头”地位，其发展经济、金融的集聚优势无以替代。金融中央监管机构“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和四大国有银行总部均设在北京。北京聚集了中国50%~60%的金融资产，是全国性金融监管和信息发布中心。而天津滨海新区和唐山曹妃甸新区的建设发展，也为在该区域构筑金融发展的大格局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受到区域分割管理的限制，区域内的金融差距很大，地区间金融合作渠道仍然不够畅通，资金分布极端不平衡，资金回报率和成本差异也十分显著（安虎森、 彭桂娥，2008），这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设置了障碍。
一、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传统的研究金融与经济增长的文献通常采用回归分析检验、协整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VAR向量自回归模型、VEC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等的研究方法，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6）采用层次结构分析法，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采用因子分析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计量方法评估金融生态环境，张瑞怀（2006）以湖南省68个县为样本，将BP神经网络模型应用到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评价中，并在构建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各构成要素的综合评价值。上述这些方法都是用固定参数模型来研究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而金融生态系统各个子系统的发展（由一系列基本性状表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而，传统的固定参数模型不适合反映金融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实际上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种各样的外界冲击如次贷危机和频繁的货币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经济结构正在逐渐发生变化，而用固定参数模型表现不出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每个时期由于不可观测原因而产生的金融和经济相关程度的变化。因此，我们引入具有可变参数性质的表示动态系统的状态空间模型来进行分析。状态空间模型包括两个模型：一是状态方程模型，反映动态系统在输入变量作用下在某时刻所转移到的状态；二是输出或量测方程模型，它将系统在某时刻的输出和系统的状态及输入变量联系起来。
二、数据来源与参数估计
本文选取了1995—2009年间北京、天津、河北的年度GDP、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存款、贷款、上证指数、社会商品销售总额、保险行业原保费收入、进出口额、上市公司总市值和股票流通总市值等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金融统计年鉴》，2002年以前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5年统计汇编（1949—2004）》。但通过检验，只选取了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存款、贷款这五组最具代表性的数据。
根据内生金融发展理论的简易框架，金融生态系统和经济增长之间可以有如下函数关系：
Y=AF （1）
Y 表示经济增长变量，可以用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表示；F 表示金融生态系统变量；A定义为除金融生态系统外的所有影响经济增长的元素集合。金融生态系统发展可以定义为表征金融生态系统一系列基本性状的发展过程。本文选用GDP代表经济发展变量，选择财政缺口指标（FG）、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INV）、金融资产指标（FA）作为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变量。
财政收支缺口（FG）的存在刺激行政干预的冲动与偏好，用该指标可以反映金融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一般而言，缺口比例越大政府越存在干预的偏好，而行政干预的强弱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的优劣。金融系统是个高风险的行业，其内在风险性和外在脆弱性都要求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而违背市场经济自然规律的行政干预从长远来看最终必然以牺牲金融市场健康运行为代价。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INV）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辅助指标和独立的被解释变量进入方程，因为按支出法核算的中国GDP，资本形成额所占比重很大，投资拉动效应明显，因此可用它来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整体的投资规模和效率之间的关系。
关于金融资产指标（FA），在本文中指存款和贷款余额的总和，该指标可以反映区域资金的吸纳能力（王建，2001），反映金融生态系统与区域经济的结合方式与程度，体现了金融生态系统的根植性特点。存款余额增加表明当年区域内吸收的资金大于流出的资金；贷款余额增加表明当年区域内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新筹集的资金大于到期收回的资金。由于存贷款余额的持续增长，使得投入到区域内企业用于经济发展的资金总量增加，相应带动了资源、技术、劳动力等相关资源要素的流动，加速了整个区域内经济的发展，反之GDP可能保持原状或下降。
利用状态空间的变参数模型方法建立动态的金融生态系统模型。
lnGDPt=lnA+SV1lnFGt+SV2lnINVt+SV2lnFAt t=1，2，…，T （2）
FGt=?准fg，0+?准fg，1FAt-1+?着1t （3）
FAt=?准fa，0+?准fa，1INVt-1+?着2t
INVt=?准inv，0+?准inv，1FGt-1+?着3t
也可扩展为（μt，εt）′~N00，σ2 00 Q t=1，2，…，T （4）
方程（2）和（3）被称为状态空间模型。观察系数SV1、SV2、SV3的时序变化即可以知道在不同年份不同金融生态系统参数对GDP的弹性。通过比较京津冀区域参数的不同即可了解不同参数对GDP的影响程度，从而得到有指导性的结论。
根据1995—2009年的宏观数据的实证分析，财政缺口、固定资产投资与金融机构资产对GDP均有正向的拉动作用。从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的对比中可以发现，三省的财政收支缺口均对GDP有稳定的拉动作用，其中河北省、天津市大体上是财政缺口每增加1%，将带动GDP增长0.4%，而北京市大致只有0.07%，作为金融中心的北京市金融生态系统发育完善，政府主动对经济干预的程度有所弱化，这方面对GDP的影响较小。而河北省和天津市由于金融资产规模相对较小，自身造血能力不足，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存在并在一段时期是保持GDP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带动作用来看，河北省和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带动作用相近，弹性系数与财政缺口的弹性系数相近。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约为0.7，这是由于首都北京作为北方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人口聚集程度大，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同时北京作为北方的科技中心，固定资产投资回报率更高，对GDP的拉动作用自然要比其他两地区更为明显。为了研究金融机构资产对GDP的影响，需要获得各地区金融资产的统计数据，而国内没有直接的统计数据，本文选取了各地区存贷款余额数据代表金融资产数据。Goldsmith在1969年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FIR），作为衡量地区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FIR被定义为现存金融资产和国民财富之比，实证研究中常简化为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作为金融生态系统发育比较完善的代表北京市，FIR始终显著高于其他两省，2009年的FIR达到7.2，而同期的天津市为3.3，河北省为2.1。但实证分析表明，北京市的金融机构资产对GDP的拉动作用却低于其他两省。同时还可以看出天津、河北两地区金融资产对GDP的拉动作用比较稳定，北京市却并不稳定。金融生态系统完善的北京市的金融资产对GDP的拉动作用，其变化趋势与中国股市上证指数还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北京市的SV3系数与滞后一年的上证指数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30。故北京市的金融资产对GDP的拉动作用相当于一种正反馈机制，股市走高则市场繁荣，金融资产的拉动作用加大，而若股市低开，则相反，这种现象对于维持一个金融生态系统长期稳定是不利的。以上说明在北京金融生态已经发育至成熟期，金融资产的再投入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低于津冀两地，处于边际下降趋势，而风险却高于两地。
三、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途径
本文从金融生态学的角度，利用状态空间模型研究了金融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这种动态关系更符合经济运行的现状，能够更加深刻地反映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规律。固定资产、财政缺口、金融资产反映了金融系统有效性、可持续性和根植性的特点，这些变量的变动对京津冀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某种程度的不一致性，但总体都呈现正向拉动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京津冀金融生态系统中财政缺口的变动反映了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地方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控制影响（张杰，1998），但这种影响在现阶段的天津和河北的经济发展中还是需要肯定的，政府融资平台一刀切的治理方式从天津和河北的发展来看仍有待商榷，当然随着金融生态系统的逐步完善，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会逐步减弱，最终市场的力量会占据主导地位。
在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各地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优化区域内的信贷资金配置，形成合理分工和最优化的产业链。北京地区要继续加大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发挥科技优势，促进加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同时北京作为金融决策的中心，应该提供相关的优惠政策，鼓励外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社会资本向天津、河北进行梯度转移。天津滨海新区作为金融创新示范区，近几年在金融业务创新方面功能的发挥不容忽视，但应该处理好与北京的分工和功能定位，依托港口经济，完善外汇市场、期货期权市场、股权交易市场、衍生品交易市场，增强吸引资金的能力。河北无论在金融人才还是融资渠道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北京和天津，金融创新能力不足，对省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不足，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作用明显。为加快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河北迫切需要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信息交流机制，改善金融服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发挥金融机构筹融资作用。
参考文献：
[1] Peter Tufano，Securities Innovations：A Historical and Function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1995，(4）：90-104.
[2] Ross Levine.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Views and Agenda[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7，(2)：688.
[3] MINSKYHYMANP.The financial fragility hypothesis：capitalist process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economy[C]//FINANCIALCRISIS，
CHARLESP.Kindlberger and jean-pierre laffargu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4] Harry Bloch and Sam Hak Kan Tang.The ro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economic growth[J].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2003，
(3）：243-251.
[5] Shang-Jin Wei，2003，Pitfalls of a State-dominated Financial System：The Case of China[J].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CCFR，NBER
and CEPR.
[6] 人民银行德阳市中心支行调研组.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西南金融，2006，(11)：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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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沈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7，(8)：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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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广东区域金融生态研究[J].南方金融，2006，(11)：5.
[19] 王建.西南地区的金融政策选择——对区域资金吸纳能力与GDP相关关系的模型分析[J].财经科学，2001，(2)：37-40.
[责任编辑 吴明宇]
关键词：金融生态环境；区域经济；状态空间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7-0115-03
引言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Solow and Swan）。中国长三角、珠三角的发展也有力的证实了这一理论。京津冀都市圈作为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它的发展对于拉动华北、环渤海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004年11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编制工作。同区域经济增长相对应，有的经济学家也针对20世纪5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差距日益增大情况，提出了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认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发达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对自己有利的因素，落后地区则不断积累对自己不利的因素，循环积累的作用使经济在空间上出现了“地理二元经济”结构，即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同时存在。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1958年他在《经济发展战略》书中研究了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外围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外围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由于极化效应的影响，使生产进一步向条件好的高梯度地区集中。弗里德曼（Friedman）在有关区域间经济增长和相互传递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较为系统、完整的“核心—边缘”演变模式。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京津冀经济发展的现状，在京津冀都市圈内，北京位居“龙头”地位，其发展经济、金融的集聚优势无以替代，天津次之，河北位居第三。由于濒临北京、天津，人才、资金向两地的流动趋势明显，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河北经济的快速发展。缪尔达尔（Myrdal，1957）认为，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
与金融市场概念相比较，金融生态环境更强调金融系统与所处地区的制度、法律、政策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以及协调发展。具体而言，金融生态环境是指金融机构所处层面或区域的外部运行环境，既包含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也包括整个金融市场成长的环境。研究区域金融生态系统，分析其与区域经济的结合方式与程度，对于加强金融生态环境的区域性整体建设，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京津冀是中国经济、科技、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经济发展速度快、经济总量规模大、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2004年11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编制工作，该区域面积占全国的2.3%，人口占全国的7.23%，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的8个地级市，秦皇岛、唐山、廊坊、保定、石家庄、沧州、张家口、承德。在京津冀都市圈内，北京位居“龙头”地位，其发展经济、金融的集聚优势无以替代。金融中央监管机构“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和四大国有银行总部均设在北京。北京聚集了中国50%~60%的金融资产，是全国性金融监管和信息发布中心。而天津滨海新区和唐山曹妃甸新区的建设发展，也为在该区域构筑金融发展的大格局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受到区域分割管理的限制，区域内的金融差距很大，地区间金融合作渠道仍然不够畅通，资金分布极端不平衡，资金回报率和成本差异也十分显著（安虎森、 彭桂娥，2008），这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设置了障碍。
一、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传统的研究金融与经济增长的文献通常采用回归分析检验、协整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VAR向量自回归模型、VEC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等的研究方法，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6）采用层次结构分析法，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采用因子分析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计量方法评估金融生态环境，张瑞怀（2006）以湖南省68个县为样本，将BP神经网络模型应用到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评价中，并在构建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各构成要素的综合评价值。上述这些方法都是用固定参数模型来研究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而金融生态系统各个子系统的发展（由一系列基本性状表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而，传统的固定参数模型不适合反映金融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实际上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种各样的外界冲击如次贷危机和频繁的货币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经济结构正在逐渐发生变化，而用固定参数模型表现不出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每个时期由于不可观测原因而产生的金融和经济相关程度的变化。因此，我们引入具有可变参数性质的表示动态系统的状态空间模型来进行分析。状态空间模型包括两个模型：一是状态方程模型，反映动态系统在输入变量作用下在某时刻所转移到的状态；二是输出或量测方程模型，它将系统在某时刻的输出和系统的状态及输入变量联系起来。
二、数据来源与参数估计
本文选取了1995—2009年间北京、天津、河北的年度GDP、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存款、贷款、上证指数、社会商品销售总额、保险行业原保费收入、进出口额、上市公司总市值和股票流通总市值等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金融统计年鉴》，2002年以前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5年统计汇编（1949—2004）》。但通过检验，只选取了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存款、贷款这五组最具代表性的数据。
根据内生金融发展理论的简易框架，金融生态系统和经济增长之间可以有如下函数关系：
Y=AF （1）
Y 表示经济增长变量，可以用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表示；F 表示金融生态系统变量；A定义为除金融生态系统外的所有影响经济增长的元素集合。金融生态系统发展可以定义为表征金融生态系统一系列基本性状的发展过程。本文选用GDP代表经济发展变量，选择财政缺口指标（FG）、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INV）、金融资产指标（FA）作为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变量。
财政收支缺口（FG）的存在刺激行政干预的冲动与偏好，用该指标可以反映金融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一般而言，缺口比例越大政府越存在干预的偏好，而行政干预的强弱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的优劣。金融系统是个高风险的行业，其内在风险性和外在脆弱性都要求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而违背市场经济自然规律的行政干预从长远来看最终必然以牺牲金融市场健康运行为代价。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INV）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辅助指标和独立的被解释变量进入方程，因为按支出法核算的中国GDP，资本形成额所占比重很大，投资拉动效应明显，因此可用它来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整体的投资规模和效率之间的关系。
关于金融资产指标（FA），在本文中指存款和贷款余额的总和，该指标可以反映区域资金的吸纳能力（王建，2001），反映金融生态系统与区域经济的结合方式与程度，体现了金融生态系统的根植性特点。存款余额增加表明当年区域内吸收的资金大于流出的资金；贷款余额增加表明当年区域内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新筹集的资金大于到期收回的资金。由于存贷款余额的持续增长，使得投入到区域内企业用于经济发展的资金总量增加，相应带动了资源、技术、劳动力等相关资源要素的流动，加速了整个区域内经济的发展，反之GDP可能保持原状或下降。
利用状态空间的变参数模型方法建立动态的金融生态系统模型。
lnGDPt=lnA+SV1lnFGt+SV2lnINVt+SV2lnFAt t=1，2，…，T （2）
FGt=?准fg，0+?准fg，1FAt-1+?着1t （3）
FAt=?准fa，0+?准fa，1INVt-1+?着2t
INVt=?准inv，0+?准inv，1FGt-1+?着3t
也可扩展为（μt，εt）′~N00，σ2 00 Q t=1，2，…，T （4）
方程（2）和（3）被称为状态空间模型。观察系数SV1、SV2、SV3的时序变化即可以知道在不同年份不同金融生态系统参数对GDP的弹性。通过比较京津冀区域参数的不同即可了解不同参数对GDP的影响程度，从而得到有指导性的结论。
根据1995—2009年的宏观数据的实证分析，财政缺口、固定资产投资与金融机构资产对GDP均有正向的拉动作用。从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的对比中可以发现，三省的财政收支缺口均对GDP有稳定的拉动作用，其中河北省、天津市大体上是财政缺口每增加1%，将带动GDP增长0.4%，而北京市大致只有0.07%，作为金融中心的北京市金融生态系统发育完善，政府主动对经济干预的程度有所弱化，这方面对GDP的影响较小。而河北省和天津市由于金融资产规模相对较小，自身造血能力不足，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存在并在一段时期是保持GDP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带动作用来看，河北省和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带动作用相近，弹性系数与财政缺口的弹性系数相近。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约为0.7，这是由于首都北京作为北方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人口聚集程度大，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同时北京作为北方的科技中心，固定资产投资回报率更高，对GDP的拉动作用自然要比其他两地区更为明显。为了研究金融机构资产对GDP的影响，需要获得各地区金融资产的统计数据，而国内没有直接的统计数据，本文选取了各地区存贷款余额数据代表金融资产数据。Goldsmith在1969年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FIR），作为衡量地区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FIR被定义为现存金融资产和国民财富之比，实证研究中常简化为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作为金融生态系统发育比较完善的代表北京市，FIR始终显著高于其他两省，2009年的FIR达到7.2，而同期的天津市为3.3，河北省为2.1。但实证分析表明，北京市的金融机构资产对GDP的拉动作用却低于其他两省。同时还可以看出天津、河北两地区金融资产对GDP的拉动作用比较稳定，北京市却并不稳定。金融生态系统完善的北京市的金融资产对GDP的拉动作用，其变化趋势与中国股市上证指数还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北京市的SV3系数与滞后一年的上证指数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30。故北京市的金融资产对GDP的拉动作用相当于一种正反馈机制，股市走高则市场繁荣，金融资产的拉动作用加大，而若股市低开，则相反，这种现象对于维持一个金融生态系统长期稳定是不利的。以上说明在北京金融生态已经发育至成熟期，金融资产的再投入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低于津冀两地，处于边际下降趋势，而风险却高于两地。
三、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途径
本文从金融生态学的角度，利用状态空间模型研究了金融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这种动态关系更符合经济运行的现状，能够更加深刻地反映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规律。固定资产、财政缺口、金融资产反映了金融系统有效性、可持续性和根植性的特点，这些变量的变动对京津冀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某种程度的不一致性，但总体都呈现正向拉动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京津冀金融生态系统中财政缺口的变动反映了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地方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控制影响（张杰，1998），但这种影响在现阶段的天津和河北的经济发展中还是需要肯定的，政府融资平台一刀切的治理方式从天津和河北的发展来看仍有待商榷，当然随着金融生态系统的逐步完善，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会逐步减弱，最终市场的力量会占据主导地位。
在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各地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优化区域内的信贷资金配置，形成合理分工和最优化的产业链。北京地区要继续加大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发挥科技优势，促进加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同时北京作为金融决策的中心，应该提供相关的优惠政策，鼓励外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社会资本向天津、河北进行梯度转移。天津滨海新区作为金融创新示范区，近几年在金融业务创新方面功能的发挥不容忽视，但应该处理好与北京的分工和功能定位，依托港口经济，完善外汇市场、期货期权市场、股权交易市场、衍生品交易市场，增强吸引资金的能力。河北无论在金融人才还是融资渠道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北京和天津，金融创新能力不足，对省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不足，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作用明显。为加快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河北迫切需要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信息交流机制，改善金融服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发挥金融机构筹融资作用。
参考文献：
[1] Peter Tufano，Securities Innovations：A Historical and Function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1995，(4）：90-104.
[2] Ross Levine.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Views and Agenda[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7，(2)：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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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arry Bloch and Sam Hak Kan Tang.The ro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economic growth[J].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2003，
(3）：243-251.
[5] Shang-Jin Wei，2003，Pitfalls of a State-dominated Financial System：The Case of China[J].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CCFR，N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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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明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