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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济行，《鲁迅全集》的注释是：又作天行，笔名史岩、彳亍、齐涵之等，浙江宁波人。当时常在文艺界招摇撞骗。他广为人知的一案是骗取鲁迅的《白莽遗诗序》。
《鲁迅日记》对史济行的最早记载，见于1928年10月19日：“得史济行信”，“午后复”。1929年2月20日又有：“得史济行信”，21日：“午后复”。10月8日：“晚得史济行信”，但未见回复的记载。
史济行以“史岩”的名字出现在《鲁迅日记》中，已是1934年了。5月15日：“下午得史岩信。”1935年3月2日：“得史岩信。”4月21日：“午后得史岩信片。”《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张杰编，大象出版社出版）收有史济行致鲁迅三封信的原件影印。第一封1934年5月10日发自宁波。《鲁迅日记》中已有记录。第二封也是从宁波发出，时间是1935年2月28日。鲁迅3月2日收到的似不是这一封。第三封为明信片，1935年4月24日自上海发。三封信主要是向鲁迅索稿：“如无新作，旧存作品亦可。倘再没有，日记或书函亦甚欢迎。”“新译如无，旧译亦可，化名亦一听尊便。尊稿不论什么，均所欢迎。”而且，只要文稿命人送至书店，即可破例地立即取走半数稿酬。鲁迅用“卑词征求”四字概括史的做派。《鲁迅日记》一般是简略记事，很少品评，但对史却有点例外。3月2日有“此即史济行也，无耻之尤”句；4月21日又有一句“即史济行也，此人可谓无耻矣。”态度决绝，可谓厌恶之至。
1936年4月，鲁迅在《关于〈白莽遗诗序〉的声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时改题《续记》）中说：“史济行和我的通信，却早得很，还是八九年前，我在编辑《语丝》，创造社和太阳社联合起来向我围剿的时候，他就自称是一个艺术专门学校的学生，信件在我眼前出现了，投稿是几则当时所谓革命文豪的劣迹，信里还说这类文稿，可以源源的寄来。然而《语丝》里是没有‘劣迹栏’的，我也不想和这种‘作家’往来，于是当时即加以拒绝。后来他又或者化名‘彳亍’，在刊物上捏造我的谣言，或者忽又化为‘天行’（《语丝》也有同名的文字，但是别一人）或‘史岩’，卑词征求我的文稿，我总给他一个置之不理。”
鲁迅经验过史的卑下，当时报刊上关于史的劣行的文字也会目见耳闻。
1930年，文坛就有史济行偷郁达夫文稿的传闻。郁达夫1930年6月23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说：“有一个文学青年名史济行者，对于中国杂志著作界的人，都是十分佩服，常在通信的。他见了普罗比普罗还要普罗，见了不普罗，比不普罗还要不普罗。最近居然大发慈悲，替我的未完稿件，全都偷了去发表卖钱，大作文章。此外还说因为是我在生病，穷到衣食不全，向我的凡稍稍认识或竟不认识的友人处，三元五元，以至二十三十的借拢了许多款项竟不知飞上那里去了……”（《郁达夫文集》）
1931年8月31日《文艺新闻》第二十五号有《凡是偷稿事件 都与史济行有关——天才！天才！天才！》一封署名陆鲁的读者来信，揭破史作为的恶劣：陆在浙江宁属一小城认识史济行，史云应上海辛垦书店之邀，编辑辛垦月刊，向陆要稿。陆“遂以《密斯朱的头衔》暨《虚惊》二篇交其携去”。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今春复加润饰，遂分投上海当代文艺南京时事月报，现在已都发表。”陆接到友人来函，略谓：“去年金屋月刊（第九期第十一期），也有一篇《密斯朱的头衔》，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但却署了史济行三字，这是什么缘故？”陆说：自己写了三十多万字作品，尚未被人以剽窃相指摘，不料现在竟窃盗自己认为并不满意的史君的（？）大作起来，这，真是岂有此理！
1934年12月30日第四十八期《十日谈》有叶平《宁波两作家》，其二即写史济行：“听说现年二十九岁，是上海艺术大学毕业的。人瘦小，眼近视，常是养着长长的头发，带着一副玳瑁的眼镜。”史熟悉文坛掌故，因而有文坛包打听的雅号。
1936年，鲁迅还是受骗了。他说：“这是三月十日的事。我得到一个不相识者由汉口寄来的信，自说和白莽是同济学校的同学，藏有他的遗稿《孩儿塔》，正在经营出版，但出版家有一个要求：要我做一篇序；至于原稿，因为纸张零碎，不寄来了，不过如果要看的话，却也可以补寄。其实，白莽的《孩儿塔》的稿子，却和几个同时受难者的零星遗稿，都在我这里，里面还有他亲笔的插画，但在他的朋友手里别有初稿，也是可能的；至于出版家要有一篇序，那更是平常事。”鲁迅说，他是很受了感动的，因为：
一个人受了难，或者遭了冤，所谓先前的朋友，一声不响的固然有，连赶紧来投几块石子，借此标明自己是属于胜利者一方面的，也并不算怎么希罕；至于抱守遗文，历多年还要给它出版，以尽对于亡友的交谊者，以我之孤陋寡闻，可实在很少知道。（《关于〈白莽遗诗序〉的声明》）
大病初愈的鲁迅在才能起坐的境况下，力疾写了一篇短文，第二天即付邮寄去。《鲁迅日记》留下了记录：“十日得齐涵之信。”“十一日 为白莽诗集《孩儿塔》作序。”“十三日 午后复齐涵之信并寄诗序稿。”这就是《白莽遗诗序》（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时改为《白莽作〈孩儿塔〉序》）。
鲁迅料想不到的这竟是史济行的一场骗局。诗序寄出不久，鲁迅就看到上海4月4日《社会日报》上有文揭露史天行化名齐涵之，仍在玩着骗取文稿的老套，悟到自己受了骗。又看到“史天行主编”的《人间世》预告的要目中有《孩儿塔》的序文在，于是4月11日就写了《关于〈白莽遗诗序〉的声明》，在5月出版的《文学丛报》月刊第二期刊出，详说了事情的经过，以正视听。
史济行屡次向鲁迅“恳乞”（史济行语）文稿而未获应允，另寻门路势在必然。1934年5月10日给鲁迅的信，最后有几行文字：“白莽有一本遗下诗集，叫做《孩儿塔》，我想把它出版，要求先生做一篇序，谅可办到吧？”两年之后，鲁迅可能已经忘记了这个情节，加之他对柔石、殷夫的深厚情感，“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白莽遗诗序》），“偶不疑虑，偶动友情”，而让史的骗局得逞。 史济行这时在汉口办的杂志叫《人间世》，署名“史天行”。《人间世》本是林语堂1934年主编的杂志的名称，史却照样袭用。仅在 “第一期”前加“汉出”二字，说明“本刊虽然袭用了旧的名称，但是与上海林语堂先生所编的，丝毫不发生关系。”（《编后琐记》）第二期更名为《西北风》。”
鲁迅的文章《序〈孩儿塔〉》就登在这一期的《西北风》（1936年5月1日出版）上。发行人与第一期一样，仍是唐性天，但编辑者改为“西北风社”，实际还是史天行。《编前致语》装模作样说：“这期应该声明：鲁迅的一篇《序孩儿塔》是涵之兄转寄我的，他是白莽旧友，所印的《孩儿塔》，听说即将出版，又该文内附有铜图，乃鲁迅近影，锌版则为鲁迅氏之手札。”史天行即史济行，也即齐涵之，三人合一，一而变三，满口谎言，令人齿冷。
十二年后，1947年，上海《创世》月刊连续刊登了六篇关于鲁迅的文章，作者又是史天行。所谈范围广泛，但充满无证之词，难验之事，读来云山雾罩。
鲁迅夫人许广平（署名“景宋”）写了《关于鲁迅先生的作品、故里、逸事》，即著文揭露史的骗局。文章在1948年6月的《展望》第二卷第七期（12日出版）、第八期（19日出版）连载。景宋指出：“‘史天行’大谈其《鲁迅的早年作品》《鲁迅故里访问记》《鲁迅逸事》，像煞是鲁迅的一位朋友或知己似的。”其实不是。她提请读者参看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的《续记》，当会了解史某其人。
景宋说，史的文章“谬误得离奇”，“似是而非，错误百出”，针对其中三篇列举了十二个问题，逐一批驳。如史说“而所谓解放区方面，早年延安设有鲁迅艺术学院，胡考曾任院长，近年张家口尝一度设立鲁迅大学，校长乃成仿吾，在苏北办有多所鲁迅小学，公园中更建有铜像，这是许多人都见到过的。”景宋说：早年延安设有鲁迅艺术学院，我们也曾听到过的。胡考没有做过院长。至于苏北，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有多所鲁迅小学。“鲁迅是中国人，在中国各地方有任何纪念，我们都没法阻止或拒绝。相反的，也因为鲁迅是中国人，诚如他所作《孩儿塔序》里所说：‘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即使无端诬人投降或转变，国贼或汉奸，社会上也并不以为奇怪。’所以就是有人无中生有的说‘所谓解放区’有许多鲁迅大学，小学，艺术学院，铜像等等”。史说：“听说共党党魁朱德，其貌类似鲁迅”，更为不可思议。景宋说：史是疏于审察，还是另有见地？“朱德明明没有胡子，这却是许多中外刊物的照片上大家多记得的。史先生却说他‘嘴上也有薄薄的一层小胡子，两只眼睛炯炯有神，骤视之，简直分不清楚’。”史还说：“听说汪精卫在时最爱读鲁迅文字，曾致函鲁迅表钦佩之意。”景宋说：史先生善于“听说”，但在史实方面却不便以“听说”作征信。史实证明了史说的虚妄。鲁迅并未曾收到过汪氏来函，他的日记也没有写下收到过往来函的记录。鲁迅有对汪氏义正词严的直斥，早在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八一三”的前四年已很恰当地给予了汪氏定评。景宋以确凿史料或亲身经历，一一证明了史的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牵强附会，向壁虚构。
四个月后，1948年10月出版的《再造》杂志第二卷第三期上有史天行《写给许景宋先生》。史在文中不得不承认：“我写鲁迅先生逸事，可说博采广征，或竟是道听途说。”但又再三辩白：“记载丝毫没有夹着恶意”，“错误或者有之，别有具心则真是受屈之至”。
早在1931年，史天行以“史济行”之名写过《谈谈鲁迅》（刊《红叶》合订本第二册）。文中写道：“鲁迅现在已成为偶像了。在过去有因骂他而得名的，如陈西滢、高长虹辈，有因捧他而得名的，如许钦文、柔石等，有因忽骂忽捧他而得名的，如钱杏邨氏，且有因他著作版税而发财的，如李小峰，又因收集别人批评他的文章去出书本因而赚钱的，如台静农（编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钟敬文（编有《鲁迅在广东》）、李何林（编有《鲁迅论》）三人，更有许多文艺杂志，似乎非谈鲁迅不足以广销路，甚矣！鲁迅在中国魔力之大也。”其实，真正又捧又骗又诬又编以图名利双收、首屈一指的人物，倒是这个史济行（史天行）了。
责编：思 源
《鲁迅日记》对史济行的最早记载，见于1928年10月19日：“得史济行信”，“午后复”。1929年2月20日又有：“得史济行信”，21日：“午后复”。10月8日：“晚得史济行信”，但未见回复的记载。
史济行以“史岩”的名字出现在《鲁迅日记》中，已是1934年了。5月15日：“下午得史岩信。”1935年3月2日：“得史岩信。”4月21日：“午后得史岩信片。”《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张杰编，大象出版社出版）收有史济行致鲁迅三封信的原件影印。第一封1934年5月10日发自宁波。《鲁迅日记》中已有记录。第二封也是从宁波发出，时间是1935年2月28日。鲁迅3月2日收到的似不是这一封。第三封为明信片，1935年4月24日自上海发。三封信主要是向鲁迅索稿：“如无新作，旧存作品亦可。倘再没有，日记或书函亦甚欢迎。”“新译如无，旧译亦可，化名亦一听尊便。尊稿不论什么，均所欢迎。”而且，只要文稿命人送至书店，即可破例地立即取走半数稿酬。鲁迅用“卑词征求”四字概括史的做派。《鲁迅日记》一般是简略记事，很少品评，但对史却有点例外。3月2日有“此即史济行也，无耻之尤”句；4月21日又有一句“即史济行也，此人可谓无耻矣。”态度决绝，可谓厌恶之至。
1936年4月，鲁迅在《关于〈白莽遗诗序〉的声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时改题《续记》）中说：“史济行和我的通信，却早得很，还是八九年前，我在编辑《语丝》，创造社和太阳社联合起来向我围剿的时候，他就自称是一个艺术专门学校的学生，信件在我眼前出现了，投稿是几则当时所谓革命文豪的劣迹，信里还说这类文稿，可以源源的寄来。然而《语丝》里是没有‘劣迹栏’的，我也不想和这种‘作家’往来，于是当时即加以拒绝。后来他又或者化名‘彳亍’，在刊物上捏造我的谣言，或者忽又化为‘天行’（《语丝》也有同名的文字，但是别一人）或‘史岩’，卑词征求我的文稿，我总给他一个置之不理。”
鲁迅经验过史的卑下，当时报刊上关于史的劣行的文字也会目见耳闻。
1930年，文坛就有史济行偷郁达夫文稿的传闻。郁达夫1930年6月23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说：“有一个文学青年名史济行者，对于中国杂志著作界的人，都是十分佩服，常在通信的。他见了普罗比普罗还要普罗，见了不普罗，比不普罗还要不普罗。最近居然大发慈悲，替我的未完稿件，全都偷了去发表卖钱，大作文章。此外还说因为是我在生病，穷到衣食不全，向我的凡稍稍认识或竟不认识的友人处，三元五元，以至二十三十的借拢了许多款项竟不知飞上那里去了……”（《郁达夫文集》）
1931年8月31日《文艺新闻》第二十五号有《凡是偷稿事件 都与史济行有关——天才！天才！天才！》一封署名陆鲁的读者来信，揭破史作为的恶劣：陆在浙江宁属一小城认识史济行，史云应上海辛垦书店之邀，编辑辛垦月刊，向陆要稿。陆“遂以《密斯朱的头衔》暨《虚惊》二篇交其携去”。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今春复加润饰，遂分投上海当代文艺南京时事月报，现在已都发表。”陆接到友人来函，略谓：“去年金屋月刊（第九期第十一期），也有一篇《密斯朱的头衔》，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但却署了史济行三字，这是什么缘故？”陆说：自己写了三十多万字作品，尚未被人以剽窃相指摘，不料现在竟窃盗自己认为并不满意的史君的（？）大作起来，这，真是岂有此理！
1934年12月30日第四十八期《十日谈》有叶平《宁波两作家》，其二即写史济行：“听说现年二十九岁，是上海艺术大学毕业的。人瘦小，眼近视，常是养着长长的头发，带着一副玳瑁的眼镜。”史熟悉文坛掌故，因而有文坛包打听的雅号。
1936年，鲁迅还是受骗了。他说：“这是三月十日的事。我得到一个不相识者由汉口寄来的信，自说和白莽是同济学校的同学，藏有他的遗稿《孩儿塔》，正在经营出版，但出版家有一个要求：要我做一篇序；至于原稿，因为纸张零碎，不寄来了，不过如果要看的话，却也可以补寄。其实，白莽的《孩儿塔》的稿子，却和几个同时受难者的零星遗稿，都在我这里，里面还有他亲笔的插画，但在他的朋友手里别有初稿，也是可能的；至于出版家要有一篇序，那更是平常事。”鲁迅说，他是很受了感动的，因为：
一个人受了难，或者遭了冤，所谓先前的朋友，一声不响的固然有，连赶紧来投几块石子，借此标明自己是属于胜利者一方面的，也并不算怎么希罕；至于抱守遗文，历多年还要给它出版，以尽对于亡友的交谊者，以我之孤陋寡闻，可实在很少知道。（《关于〈白莽遗诗序〉的声明》）
大病初愈的鲁迅在才能起坐的境况下，力疾写了一篇短文，第二天即付邮寄去。《鲁迅日记》留下了记录：“十日得齐涵之信。”“十一日 为白莽诗集《孩儿塔》作序。”“十三日 午后复齐涵之信并寄诗序稿。”这就是《白莽遗诗序》（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时改为《白莽作〈孩儿塔〉序》）。
鲁迅料想不到的这竟是史济行的一场骗局。诗序寄出不久，鲁迅就看到上海4月4日《社会日报》上有文揭露史天行化名齐涵之，仍在玩着骗取文稿的老套，悟到自己受了骗。又看到“史天行主编”的《人间世》预告的要目中有《孩儿塔》的序文在，于是4月11日就写了《关于〈白莽遗诗序〉的声明》，在5月出版的《文学丛报》月刊第二期刊出，详说了事情的经过，以正视听。
史济行屡次向鲁迅“恳乞”（史济行语）文稿而未获应允，另寻门路势在必然。1934年5月10日给鲁迅的信，最后有几行文字：“白莽有一本遗下诗集，叫做《孩儿塔》，我想把它出版，要求先生做一篇序，谅可办到吧？”两年之后，鲁迅可能已经忘记了这个情节，加之他对柔石、殷夫的深厚情感，“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白莽遗诗序》），“偶不疑虑，偶动友情”，而让史的骗局得逞。 史济行这时在汉口办的杂志叫《人间世》，署名“史天行”。《人间世》本是林语堂1934年主编的杂志的名称，史却照样袭用。仅在 “第一期”前加“汉出”二字，说明“本刊虽然袭用了旧的名称，但是与上海林语堂先生所编的，丝毫不发生关系。”（《编后琐记》）第二期更名为《西北风》。”
鲁迅的文章《序〈孩儿塔〉》就登在这一期的《西北风》（1936年5月1日出版）上。发行人与第一期一样，仍是唐性天，但编辑者改为“西北风社”，实际还是史天行。《编前致语》装模作样说：“这期应该声明：鲁迅的一篇《序孩儿塔》是涵之兄转寄我的，他是白莽旧友，所印的《孩儿塔》，听说即将出版，又该文内附有铜图，乃鲁迅近影，锌版则为鲁迅氏之手札。”史天行即史济行，也即齐涵之，三人合一，一而变三，满口谎言，令人齿冷。
十二年后，1947年，上海《创世》月刊连续刊登了六篇关于鲁迅的文章，作者又是史天行。所谈范围广泛，但充满无证之词，难验之事，读来云山雾罩。
鲁迅夫人许广平（署名“景宋”）写了《关于鲁迅先生的作品、故里、逸事》，即著文揭露史的骗局。文章在1948年6月的《展望》第二卷第七期（12日出版）、第八期（19日出版）连载。景宋指出：“‘史天行’大谈其《鲁迅的早年作品》《鲁迅故里访问记》《鲁迅逸事》，像煞是鲁迅的一位朋友或知己似的。”其实不是。她提请读者参看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的《续记》，当会了解史某其人。
景宋说，史的文章“谬误得离奇”，“似是而非，错误百出”，针对其中三篇列举了十二个问题，逐一批驳。如史说“而所谓解放区方面，早年延安设有鲁迅艺术学院，胡考曾任院长，近年张家口尝一度设立鲁迅大学，校长乃成仿吾，在苏北办有多所鲁迅小学，公园中更建有铜像，这是许多人都见到过的。”景宋说：早年延安设有鲁迅艺术学院，我们也曾听到过的。胡考没有做过院长。至于苏北，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有多所鲁迅小学。“鲁迅是中国人，在中国各地方有任何纪念，我们都没法阻止或拒绝。相反的，也因为鲁迅是中国人，诚如他所作《孩儿塔序》里所说：‘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即使无端诬人投降或转变，国贼或汉奸，社会上也并不以为奇怪。’所以就是有人无中生有的说‘所谓解放区’有许多鲁迅大学，小学，艺术学院，铜像等等”。史说：“听说共党党魁朱德，其貌类似鲁迅”，更为不可思议。景宋说：史是疏于审察，还是另有见地？“朱德明明没有胡子，这却是许多中外刊物的照片上大家多记得的。史先生却说他‘嘴上也有薄薄的一层小胡子，两只眼睛炯炯有神，骤视之，简直分不清楚’。”史还说：“听说汪精卫在时最爱读鲁迅文字，曾致函鲁迅表钦佩之意。”景宋说：史先生善于“听说”，但在史实方面却不便以“听说”作征信。史实证明了史说的虚妄。鲁迅并未曾收到过汪氏来函，他的日记也没有写下收到过往来函的记录。鲁迅有对汪氏义正词严的直斥，早在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八一三”的前四年已很恰当地给予了汪氏定评。景宋以确凿史料或亲身经历，一一证明了史的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牵强附会，向壁虚构。
四个月后，1948年10月出版的《再造》杂志第二卷第三期上有史天行《写给许景宋先生》。史在文中不得不承认：“我写鲁迅先生逸事，可说博采广征，或竟是道听途说。”但又再三辩白：“记载丝毫没有夹着恶意”，“错误或者有之，别有具心则真是受屈之至”。
早在1931年，史天行以“史济行”之名写过《谈谈鲁迅》（刊《红叶》合订本第二册）。文中写道：“鲁迅现在已成为偶像了。在过去有因骂他而得名的，如陈西滢、高长虹辈，有因捧他而得名的，如许钦文、柔石等，有因忽骂忽捧他而得名的，如钱杏邨氏，且有因他著作版税而发财的，如李小峰，又因收集别人批评他的文章去出书本因而赚钱的，如台静农（编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钟敬文（编有《鲁迅在广东》）、李何林（编有《鲁迅论》）三人，更有许多文艺杂志，似乎非谈鲁迅不足以广销路，甚矣！鲁迅在中国魔力之大也。”其实，真正又捧又骗又诬又编以图名利双收、首屈一指的人物，倒是这个史济行（史天行）了。
责编：思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