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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写作，尤其是实用写作，只能是具体语境中的写作。所以指向写作的阅读，一定是具体语境中的阅读，是联结读写的最直接最便捷最有效的通道。大学写作教学仍然没有走出低效甚至无效的困境。文章以《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为例，通过对文本语境的还原和分析，以探求由阅读指向写作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大学写作；阅读；写作；语境；案例
写作贵在自悟。自悟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在具体语境中的阅读不断领悟写作的真谛。会读的人大多能写，能写的人一定会读。因为写作，主要是实用写作，只能是具体语境中的写作，所以指向写作的阅读，一定是具体语境中的阅读。不少大学过去和现在都开设了写作课，叶圣陶先生在1984年2月18日的中国教育报发表文章解释说，这带有“补课”性质，原因是大家都认为“大学生笔下功夫差，写出来的东西不能或者不够应用”。他认为语言教育总该在普通教育阶段完成，一般的听说读写能力应当达到充分应用的程度。如果学生在中学里把语文课学好了，大学就不应该以宝贵的学习时间让学生补习中学的功课。他希望大学的写作课在将来能取消。但无论是中学的语文课还是大学的写作课，效果仍不理想。因为从叶老1984年说这话到现在已25年了，但大学的写作课仍然照开，写作教材仍在不断编写出版。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学写作教学缺乏在语境中引导学生写作的自觉意识和教学策略。据此，我们认为：大学写作教学应注意培养学生自觉的语境意识，通过设计拟真情境的读写训练，使学生获得在语境中写作的技能、策略和智慧。为了避免泛而不切的抽象讨论，我们以《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为例，阐述语境意识对读写的意义，以收举一反三之效。
《人民日报》1982年7月25日发表的《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后文简称公开信)，堪称语境分析的经典范本和成功案例。在写作策略和具体技术诸方面，十分值得中学和大学的写作教学借鉴。正因如此，此文作为范文曾选入许多大学的应用写作教材和高职、中专的语文教材，语文出版社编写出版的新课标教材《语文》(九年级，上册)也将此文选为课文。
公开信写作的成功，就在于作者及幕后的决策、写作班子有着自觉的语境意识和高超的写作智慧。
台湾问题是国共两党内战遗留的历史问题，属于主权国家的内政。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台湾回到祖国怀抱。随后发生的国共两党内战，以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而接近尾声。但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派军舰游弋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致使台湾问题复杂化。随后便是两岸的长期对峙。台湾在蒋氏父子主政时期，无论怎样反共，但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拒不接受美国弃守金门、划海而治的主张，并严厉打击台独分裂势力。这可以说是国共两党共商祖国统一的政治基础，也是公开信得以写作发表的重要前提。
台湾问题是关涉中美、中日关系和世界和平稳定的大问题。美国于1979年1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同年4月又由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日本曾侵占台湾五十年，其右翼人士殖民心态不死，为台独分子提供活动场所，不时觊觎台湾。台湾和大陆长期对峙或不统不独现状，最符合美、日的国家利益。台湾当局为求自保，始终和美、日保持复杂微妙的关系。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中国政府无论选择何种方式统一，尤其是非和平方式，都会引起美、目的强烈反应。中、美、日都是有影响的世界大国，尽管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但是因解决台湾问题引发的种种不测，不单影响亚太地区局势，也会影响世界和平。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公开信不便明指的“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的真正含意了。也不难理解“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对各方有利……且有利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的重要性了。
台湾问题更是台湾自身的问题。台湾先是被荷兰侵占，后由郑成功收复。明亡后，台湾孤悬海外，直至清朝康熙年间才得以一统。清末爆发中日甲午海战，台湾被日本割占，直到抗战胜利才光复。台湾两度被外敌侵占，又与祖国大陆横隔一条海峡，虽然两岸文化同宗同源，但两岸文化交流中断，血脉不畅，已是不争的事实。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虽然对复兴中国文化、增强台湾同胞对祖国的认同感功不可没，但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退守台湾后出现的政策失误，又使不少台湾人产生了离心倾向。这可以说是台独意识得以滋生的历史土壤。
上文所述便是公开信写作和发表的历史文化语境，那么公开信的现实文化语境又是什么呢?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已不再像国民党政权从大陆撤退时那样摇摇欲坠，也没有反攻大陆的可乘之机，已不再占有联合国席位。而大陆，已不再是建国之初巩固和稳定政权、百废待兴的大陆，也不是内忧外患频仍时期的大陆，也不是中苏结盟、中美交恶时期的大陆。可以说，两岸内部局势和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都要求两岸执政当局对已往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从大陆方面说，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台政策由过去强调武力解放调整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主张通过两党对等谈判，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以完成祖国统一。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对台工作的九条建议；1981年10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以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为契机，邀请蒋经国等在台国民党军政要员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这一系列重大举措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对国民党当局固守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僵化政策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就台湾方面而论，当初撤退至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一个个故去，而健在的，则“人到高年，愈加怀旧”。此乃人之常情，当局理该顺应民心。而他们的后代，或浪迹四海，或融入台湾本土，因为当初兵强马壮进驻台湾的风光不再。尤其是党外运动的兴起，台独意识的滋生，台独分裂势力的蠢蠢欲动，岛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都对国民党在台湾的执政格局和走向提出了严竣挑战。可以说，蒋经国及国民党当局何去何从，已是由势不由人。此外，两岸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经济发展也存在差距等，都是公开信面临的不能回避的最现实的问题。明乎此，我们就不难领会公开信中“局促东隅，终非久计”、“偏安之局，焉能自保”、“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所隐含的深意和苦心了。至于公开信中对国民党“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仅以“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一句反应带过；对台湾经济政治制度，仅以“在台诸公，心中有数”回应而不置可否；对蒋介石的功过是非故意语焉不详，而对大陆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则避而不谈……这一切都显示了作者对两岸现实文化语境的清醒认识，表现了作者高超的写作策略和言语智慧。
两岸历史、现实文化语境的交汇，形成了公开信特 定时空的情境语境。
首先是写作、发表时机的捕捉和选择。如果时机选择不当，即使再好的言说内容和方式，效果必然不佳甚至适得其反。公开信正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台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选择不可再得的最佳时机写作和发表的。1982年4月，蒋经国在悼父文中写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并表示“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这可以视为蒋经国以顾及个人尊严的方式向大陆发出的委婉含蓄信息。因为要使其“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反攻大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这“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另一条就是举行国共两党谈判，走和平统一之路。在谈判时，作为一个条件向中共提出来。这是最理性最现实的选择。退一步说，即使中共无条件满足蒋经国的愿望，蒋介石作为特殊时代国共两党关系、两岸关系的一个特别政治符号，在两岸统一前迁安故土，无论是在台湾或大陆，都会引起强烈震荡。因此，蒋经国的这一愿望，只有在两岸统一后才能变为现实。时为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邓颖超看到蒋经国的文章后，很快作出反应，立即召集对台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一封公开信。可以说，这是公开信写作和发表的最佳时机。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以及采取的一系列积极举措，且不说写，就是想也不能想。即使有了可以写的大前提，倘若没有蒋经国发出的将其父灵迁安家园的信息，公开信也不知从何写起、要怎样写才好。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其次是公开信作者、读者的选择及其身份的定位。公开信作者选择廖承志是最为恰当的。因为此前已经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叶剑英委员长、胡耀邦主席为作者宣示对台工作的一系列新政策，而这封公开信毕竟是以蒋经国悼父文中的信息为由头，回应蒋经国将其父灵迁安家园的诉求为切入点的，因而不宜选择组织或职务作者。那么廖承志是如何定位自己的作者身份的呢?一层是由个人私谊决定的显性作者身份，即世交兄弟、同窗挚友。另一层是由两党、两岸关系决定的隐性作者身份——中共全权代表。这可以从公开信中“我党”、“贵我两党”的措辞，对两岸统一后蒋介石迁安故土的承诺得到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正是廖承志把这两种身份处理得融合无间，所以公开信从正反两方面和公私两角度陈说利害、晓以大义，才那么让人感动，令人折服。即使廖承志以兄长身份训诫蒋经国，也显得名正言顺。与此直接相关的是读者的选择和读者身份的定位。公开信的直接读者是蒋经国，其显性的读者身份是作者的世交兄弟、同窗挚友。与中共全权代表的隐性作者身份定位相对应的是对直接读者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的地位、身份很得体的间接承认。这同样可以从开篇“政躬”的称谓、“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吾弟亦将难辞其咎”等措辞得到有力证明。当然，这既然是一封公开信，无疑还有间接的特定读者群。这就是国民党在台军政人员、全体台湾同胞和海内外所有关心祖国统一大业的炎黄子孙。因而这封公开信就超越了个人私谊，浸透着浓烈的民族情感，具有特殊动人力量。
三是在为什么写和写什么的问题上体现了作者鲜明的目标意识和准确的题材意识。细读全文，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写作目的是以积极回应蒋经国将其父灵迁安家园的诉求为契机，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加速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正因如此，且不说信中的坦诚直言，就是礼节性的寒暄也渗透目标意识。“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就已经有悖常情常理，难道我们还要让海天之遥永远持续下去吗?“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这其间“未通音问”，非天意，乃人为，“此诚憾事”。但时间不等人，更何况对方“人过七旬”，今又“政躬违和”，有多少大事要事等着他啊，于是不禁为之“悬念”，“至盼善自珍摄”。悬念什么?为什么要珍摄?联系后文“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的呼应，不言自明。就其题材意识而言，作者把蒋经国将其父灵迁安家园的诉求与国家民族的利益、国民党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显得十分自然。如前所述，要将蒋介石灵柩迁安故土，只有在两岸统一之后才能成为现实。因而作者针对蒋经国所表示的“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分别从国家民族、政党、家族及个人三个方面渐次展开。通过回顾历史、分析现实、预测未来和权衡利弊而启之以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慎思”、“再思”、“三思”提醒叮嘱蒋经国应如何想、怎样做才能把孝顺的心扩大。可以说，在写什么问题上，作者总是紧扣为什么写，联想自然，伸展自如，分寸恰当。
四是在怎样写和用什么写的问题上，更能体现作者的用心和匠心。体式上选择了从私谊角度切入而可昭示天下的公开信，这既符合廖蒋两家及两人特殊交往关系的实际，又有别于在此前特殊日子和场合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谈话、讲话等形式。于公于私皆相宜，仁至义尽拳拳情，促使对方不能不作出某种回应。在结构安排和言说顺序上，开篇“近闻政躬违和”的寒暄，自然引出“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的善意且具深意的提醒，“书不尽言”的结尾又与前文的“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相呼应，作者之用心，读者不可不会心。这种特殊首尾呼应方式，非远见卓识者不能为。联系到蒋经国之后台湾政局的乱象，其身后事未能自了，读后不禁让人唏嘘。公开信的主体部分，先引出话题、表明态度、交代意图，然后按国家民族、政党和家族及个人的顺序次第展开，分别从正反两方面和公私两角度陈说利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一言说顺序不容颠倒。因为蒋家及蒋经国个人命运，取决于国民党的兴亡绝续，而国民党的兴亡绝续又取决于其治下的台湾何去何从。直言之，就是国家民族利益高于政党利益，政党利益高于家族和个人利益，顺序岂能颠倒。唯有这样的言说顺序才义正辞严、气盛言宜、水到渠成，才能对蒋经国晓之以大义，喻之以至理，动之以真情。在言说内容取舍和详略布局上，正面的利处多说，反面的可能的后果则点到为止。共识处多说，分歧处略说或者不说。这一切都体现了“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的言语意图，反映了“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的言语立场和求同存异的言语策略，也表现了对蒋经国言语理解力、判断力的尊重。假若换一种言说方式，效果未必有如此理想。公开信选择了文白交错的浅近文言语体，既简洁凝练、明白晓畅，又典雅蕴藉、文采斐然、温润感人。这对还屡屡使用文言文的台湾，无疑有着较强的亲和力，公开信先是用电报发给蒋经国，然后在次日《人民日报》发表。虽然它是兄长写给“经国吾弟”的私人信件，但它超越个人私谊所显示的大情大义大理，完全可以大白于天下。这种特殊文体所选择特殊语体，不但值得听，更值得细读慢品。
综上所述，我们只有把公开信置于特定的背景语境、情境语境，才能真正弄清楚公开信写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能那样写，为什么要由此人写而不能由彼人写，为什么只能在此时写而不能在彼时写；这样写有什么好处，换一种写法行不行，效果有什么不同。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体味公开信文本的佳妙，进而领悟到写作的真谛。我认为，这一经典案例对大学写作教学的启示是十分丰富和深远的。
关键词：大学写作；阅读；写作；语境；案例
写作贵在自悟。自悟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在具体语境中的阅读不断领悟写作的真谛。会读的人大多能写，能写的人一定会读。因为写作，主要是实用写作，只能是具体语境中的写作，所以指向写作的阅读，一定是具体语境中的阅读。不少大学过去和现在都开设了写作课，叶圣陶先生在1984年2月18日的中国教育报发表文章解释说，这带有“补课”性质，原因是大家都认为“大学生笔下功夫差，写出来的东西不能或者不够应用”。他认为语言教育总该在普通教育阶段完成，一般的听说读写能力应当达到充分应用的程度。如果学生在中学里把语文课学好了，大学就不应该以宝贵的学习时间让学生补习中学的功课。他希望大学的写作课在将来能取消。但无论是中学的语文课还是大学的写作课，效果仍不理想。因为从叶老1984年说这话到现在已25年了，但大学的写作课仍然照开，写作教材仍在不断编写出版。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学写作教学缺乏在语境中引导学生写作的自觉意识和教学策略。据此，我们认为：大学写作教学应注意培养学生自觉的语境意识，通过设计拟真情境的读写训练，使学生获得在语境中写作的技能、策略和智慧。为了避免泛而不切的抽象讨论，我们以《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为例，阐述语境意识对读写的意义，以收举一反三之效。
《人民日报》1982年7月25日发表的《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后文简称公开信)，堪称语境分析的经典范本和成功案例。在写作策略和具体技术诸方面，十分值得中学和大学的写作教学借鉴。正因如此，此文作为范文曾选入许多大学的应用写作教材和高职、中专的语文教材，语文出版社编写出版的新课标教材《语文》(九年级，上册)也将此文选为课文。
公开信写作的成功，就在于作者及幕后的决策、写作班子有着自觉的语境意识和高超的写作智慧。
台湾问题是国共两党内战遗留的历史问题，属于主权国家的内政。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台湾回到祖国怀抱。随后发生的国共两党内战，以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而接近尾声。但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派军舰游弋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致使台湾问题复杂化。随后便是两岸的长期对峙。台湾在蒋氏父子主政时期，无论怎样反共，但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拒不接受美国弃守金门、划海而治的主张，并严厉打击台独分裂势力。这可以说是国共两党共商祖国统一的政治基础，也是公开信得以写作发表的重要前提。
台湾问题是关涉中美、中日关系和世界和平稳定的大问题。美国于1979年1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同年4月又由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日本曾侵占台湾五十年，其右翼人士殖民心态不死，为台独分子提供活动场所，不时觊觎台湾。台湾和大陆长期对峙或不统不独现状，最符合美、日的国家利益。台湾当局为求自保，始终和美、日保持复杂微妙的关系。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中国政府无论选择何种方式统一，尤其是非和平方式，都会引起美、目的强烈反应。中、美、日都是有影响的世界大国，尽管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但是因解决台湾问题引发的种种不测，不单影响亚太地区局势，也会影响世界和平。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公开信不便明指的“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的真正含意了。也不难理解“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对各方有利……且有利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的重要性了。
台湾问题更是台湾自身的问题。台湾先是被荷兰侵占，后由郑成功收复。明亡后，台湾孤悬海外，直至清朝康熙年间才得以一统。清末爆发中日甲午海战，台湾被日本割占，直到抗战胜利才光复。台湾两度被外敌侵占，又与祖国大陆横隔一条海峡，虽然两岸文化同宗同源，但两岸文化交流中断，血脉不畅，已是不争的事实。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虽然对复兴中国文化、增强台湾同胞对祖国的认同感功不可没，但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退守台湾后出现的政策失误，又使不少台湾人产生了离心倾向。这可以说是台独意识得以滋生的历史土壤。
上文所述便是公开信写作和发表的历史文化语境，那么公开信的现实文化语境又是什么呢?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已不再像国民党政权从大陆撤退时那样摇摇欲坠，也没有反攻大陆的可乘之机，已不再占有联合国席位。而大陆，已不再是建国之初巩固和稳定政权、百废待兴的大陆，也不是内忧外患频仍时期的大陆，也不是中苏结盟、中美交恶时期的大陆。可以说，两岸内部局势和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都要求两岸执政当局对已往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从大陆方面说，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台政策由过去强调武力解放调整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主张通过两党对等谈判，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以完成祖国统一。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对台工作的九条建议；1981年10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以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为契机，邀请蒋经国等在台国民党军政要员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这一系列重大举措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对国民党当局固守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僵化政策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就台湾方面而论，当初撤退至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一个个故去，而健在的，则“人到高年，愈加怀旧”。此乃人之常情，当局理该顺应民心。而他们的后代，或浪迹四海，或融入台湾本土，因为当初兵强马壮进驻台湾的风光不再。尤其是党外运动的兴起，台独意识的滋生，台独分裂势力的蠢蠢欲动，岛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都对国民党在台湾的执政格局和走向提出了严竣挑战。可以说，蒋经国及国民党当局何去何从，已是由势不由人。此外，两岸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经济发展也存在差距等，都是公开信面临的不能回避的最现实的问题。明乎此，我们就不难领会公开信中“局促东隅，终非久计”、“偏安之局，焉能自保”、“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所隐含的深意和苦心了。至于公开信中对国民党“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仅以“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一句反应带过；对台湾经济政治制度，仅以“在台诸公，心中有数”回应而不置可否；对蒋介石的功过是非故意语焉不详，而对大陆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则避而不谈……这一切都显示了作者对两岸现实文化语境的清醒认识，表现了作者高超的写作策略和言语智慧。
两岸历史、现实文化语境的交汇，形成了公开信特 定时空的情境语境。
首先是写作、发表时机的捕捉和选择。如果时机选择不当，即使再好的言说内容和方式，效果必然不佳甚至适得其反。公开信正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台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选择不可再得的最佳时机写作和发表的。1982年4月，蒋经国在悼父文中写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并表示“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这可以视为蒋经国以顾及个人尊严的方式向大陆发出的委婉含蓄信息。因为要使其“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反攻大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这“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另一条就是举行国共两党谈判，走和平统一之路。在谈判时，作为一个条件向中共提出来。这是最理性最现实的选择。退一步说，即使中共无条件满足蒋经国的愿望，蒋介石作为特殊时代国共两党关系、两岸关系的一个特别政治符号，在两岸统一前迁安故土，无论是在台湾或大陆，都会引起强烈震荡。因此，蒋经国的这一愿望，只有在两岸统一后才能变为现实。时为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邓颖超看到蒋经国的文章后，很快作出反应，立即召集对台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一封公开信。可以说，这是公开信写作和发表的最佳时机。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以及采取的一系列积极举措，且不说写，就是想也不能想。即使有了可以写的大前提，倘若没有蒋经国发出的将其父灵迁安家园的信息，公开信也不知从何写起、要怎样写才好。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其次是公开信作者、读者的选择及其身份的定位。公开信作者选择廖承志是最为恰当的。因为此前已经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叶剑英委员长、胡耀邦主席为作者宣示对台工作的一系列新政策，而这封公开信毕竟是以蒋经国悼父文中的信息为由头，回应蒋经国将其父灵迁安家园的诉求为切入点的，因而不宜选择组织或职务作者。那么廖承志是如何定位自己的作者身份的呢?一层是由个人私谊决定的显性作者身份，即世交兄弟、同窗挚友。另一层是由两党、两岸关系决定的隐性作者身份——中共全权代表。这可以从公开信中“我党”、“贵我两党”的措辞，对两岸统一后蒋介石迁安故土的承诺得到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正是廖承志把这两种身份处理得融合无间，所以公开信从正反两方面和公私两角度陈说利害、晓以大义，才那么让人感动，令人折服。即使廖承志以兄长身份训诫蒋经国，也显得名正言顺。与此直接相关的是读者的选择和读者身份的定位。公开信的直接读者是蒋经国，其显性的读者身份是作者的世交兄弟、同窗挚友。与中共全权代表的隐性作者身份定位相对应的是对直接读者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的地位、身份很得体的间接承认。这同样可以从开篇“政躬”的称谓、“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吾弟亦将难辞其咎”等措辞得到有力证明。当然，这既然是一封公开信，无疑还有间接的特定读者群。这就是国民党在台军政人员、全体台湾同胞和海内外所有关心祖国统一大业的炎黄子孙。因而这封公开信就超越了个人私谊，浸透着浓烈的民族情感，具有特殊动人力量。
三是在为什么写和写什么的问题上体现了作者鲜明的目标意识和准确的题材意识。细读全文，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写作目的是以积极回应蒋经国将其父灵迁安家园的诉求为契机，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加速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正因如此，且不说信中的坦诚直言，就是礼节性的寒暄也渗透目标意识。“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就已经有悖常情常理，难道我们还要让海天之遥永远持续下去吗?“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这其间“未通音问”，非天意，乃人为，“此诚憾事”。但时间不等人，更何况对方“人过七旬”，今又“政躬违和”，有多少大事要事等着他啊，于是不禁为之“悬念”，“至盼善自珍摄”。悬念什么?为什么要珍摄?联系后文“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的呼应，不言自明。就其题材意识而言，作者把蒋经国将其父灵迁安家园的诉求与国家民族的利益、国民党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显得十分自然。如前所述，要将蒋介石灵柩迁安故土，只有在两岸统一之后才能成为现实。因而作者针对蒋经国所表示的“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分别从国家民族、政党、家族及个人三个方面渐次展开。通过回顾历史、分析现实、预测未来和权衡利弊而启之以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慎思”、“再思”、“三思”提醒叮嘱蒋经国应如何想、怎样做才能把孝顺的心扩大。可以说，在写什么问题上，作者总是紧扣为什么写，联想自然，伸展自如，分寸恰当。
四是在怎样写和用什么写的问题上，更能体现作者的用心和匠心。体式上选择了从私谊角度切入而可昭示天下的公开信，这既符合廖蒋两家及两人特殊交往关系的实际，又有别于在此前特殊日子和场合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谈话、讲话等形式。于公于私皆相宜，仁至义尽拳拳情，促使对方不能不作出某种回应。在结构安排和言说顺序上，开篇“近闻政躬违和”的寒暄，自然引出“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的善意且具深意的提醒，“书不尽言”的结尾又与前文的“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相呼应，作者之用心，读者不可不会心。这种特殊首尾呼应方式，非远见卓识者不能为。联系到蒋经国之后台湾政局的乱象，其身后事未能自了，读后不禁让人唏嘘。公开信的主体部分，先引出话题、表明态度、交代意图，然后按国家民族、政党和家族及个人的顺序次第展开，分别从正反两方面和公私两角度陈说利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一言说顺序不容颠倒。因为蒋家及蒋经国个人命运，取决于国民党的兴亡绝续，而国民党的兴亡绝续又取决于其治下的台湾何去何从。直言之，就是国家民族利益高于政党利益，政党利益高于家族和个人利益，顺序岂能颠倒。唯有这样的言说顺序才义正辞严、气盛言宜、水到渠成，才能对蒋经国晓之以大义，喻之以至理，动之以真情。在言说内容取舍和详略布局上，正面的利处多说，反面的可能的后果则点到为止。共识处多说，分歧处略说或者不说。这一切都体现了“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的言语意图，反映了“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的言语立场和求同存异的言语策略，也表现了对蒋经国言语理解力、判断力的尊重。假若换一种言说方式，效果未必有如此理想。公开信选择了文白交错的浅近文言语体，既简洁凝练、明白晓畅，又典雅蕴藉、文采斐然、温润感人。这对还屡屡使用文言文的台湾，无疑有着较强的亲和力，公开信先是用电报发给蒋经国，然后在次日《人民日报》发表。虽然它是兄长写给“经国吾弟”的私人信件，但它超越个人私谊所显示的大情大义大理，完全可以大白于天下。这种特殊文体所选择特殊语体，不但值得听，更值得细读慢品。
综上所述，我们只有把公开信置于特定的背景语境、情境语境，才能真正弄清楚公开信写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能那样写，为什么要由此人写而不能由彼人写，为什么只能在此时写而不能在彼时写；这样写有什么好处，换一种写法行不行，效果有什么不同。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体味公开信文本的佳妙，进而领悟到写作的真谛。我认为，这一经典案例对大学写作教学的启示是十分丰富和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