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教授、全球事务研究所主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如果它做到了‘尽善尽美’，会怎样？”在《尽善尽美》这部电影中，杰克·尼克尔森（Jack Nicholson）一边在心理医生的候诊室里来回踱步，一边这样问。在最近举行的G20财长上海会议上，与会者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不仅仅是为萎靡的全球增长的中期预期而问。现在，许多人的疑问是：中国当前的增长率是否能够长时间保持“尽善尽美”？
　　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人们在讨论中国经济减速的问题。一些人给出了直观的解释：中国和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一样，落入了致命的“中等收入陷阱”，无法实现跻身发达经济体的突破。但得出这种结论的前提是，假设有一些外源性的力量或倾向导致国家“卡在”了某个收入水平上——而这种观点被一项又一项学术研究结果所反驳。
　　诚然，很多国家确实常常难以实现进入高收入水平的突破。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1960年被归为中等收入的101个国家当中，只有13个国家在2008年跻身高收入行列。此外，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在经历了强劲增长后在某个人均收入水平上被“卡住”了几十年。比如，在1870～1940年间，阿根廷人均收入增长堪比美国；然而此后两国差距逐渐拉开。同理，甚至有的国家已经进入了高收入行列，但又重新倒退到中等收入水平。
　　但某个国家被“卡”在某个收入水平的现象并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相反，研究表明，高速增长的低收入国家也有可能成为高速增长的中等收入国家，并最终成为高收入国家。如果其经济发展水平被“卡住”，那往往是因为它调整失败，而调整是改变增长模式的基础。事实上，缺乏正常自我转型能力的现象在低收入水平上也可以观察到。
　　更准确地说，哪些调整是必要的？对此，各国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但由经济学家菲利普·阿齐安（Philippe Aghion）和彼得·霍伊特（Peter Howitt）提出的注重创新的“新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提供了一些重要见解。
　　上述两位经济学家将“创新”定义为一切将新产品或新工艺引入市场的变化，这些市场变化有利于企业在其中开展经营。远离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家因为模仿已有技术并根据本地条件加以改造而获益，但假以时日，这些国家必须改善其自身的创新能力。研究还表明，创新和社会流动之间存在积极联系，甚至创新和收入不平等之间也是如此。
　　创新理念的核心是：经济增长需要技术转移，也需要新企业能够形成、成长和退出的环境——从而将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给更加成功的企业。企业管理的质量显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制度和人力资本也很重要；腐败、信用不足和高质量教育的匮乏都会导致经济转型更加困难。
　　但促进创新的形成并不是灵丹妙药。向创新者提供回报则有助于更多的创新，但这也让商人攫取了转型过程中太大比例的利益。比如，比尔·盖茨也许对经济转型是有利的，但是墨西哥电信业富豪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就未必如此了。而鼓励一种创新则可能导致另一种的轻易崛起。
　　所有这一切，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正在试图为真正的创新创造更多条件的国家，中国同时必须解决诸多短期挑战。它陷入了通缩螺旋——物价下跌和对经济前景担忧的增加彼此强化。而企业特别是制造业过度贷款导致巨大的产能过剩和越来越多的坏账，这些因素制约了增长。
　　让挑战变得更加复杂的是，中国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全球重要性和互联性，这意味着它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已经尝试过并经受了考验的政策在新环境下未必有效，政府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此外，焦虑的市场显然认识到，新的路径则可能导致政策失误。
　　尽管如此，仍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中国能够取得成功，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表明，它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转型能力。自1978年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即使在最近几年，中国经济中的技术含量已得到大幅提高，资源也成功地从农业转移到服务业，而不是大型国企仍占主导地位的制造业。
　　如果最近对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反驳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增长故事之一——很有希望带着同样的活力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近几年来中国所出现的基础结构的变化加强了这一乐观看法。中国需要继续改革和克服既得利益，特别是在国有部门——它成功的机会仍然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