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每每想起“三钱”对广西出版工作的厚爱和关心，一种认真研究他们的人生历程、科学贡献和人格力量的愿望便油然而生，而且愈来愈强烈。
7月30日上午，我在网上看到钱伟长先生逝世的消息，一下惊呆了，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国科学家中成就卓越的“三钱”的最后一位长者钱伟长与世长辞，最后一颗科学巨星陨落。
“三钱”与广西出版事业的几件往事和有关细节，立刻涌上我的心头，追思敬爱的“三钱”，写下这篇不能忘却的纪念文章。
从“红领巾”时代起，“三钱”就一直是我心中十分仰慕的杰出科学家。那是在1964年10月16目，我当时还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从《中国少年报》上看到了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后，我知道钱三强是中国的核物理学家。196g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响起环绕宇宙的《东方红》乐曲，当时我看到中国有那么杰出的科学家为中国人争了光，心里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兴奋与自豪，很想亲眼目睹伟大科学家的风采。这决不是孩子气的冲动，我的这种愿望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淡薄，而是一直伴随着我长大，一切恍如昨日。14年后，在大学时代，我读了许多“三钱”的书和文章，受益匪浅，“三钱”的科学精神和高尚品质更是令我高山仰止，真希望在今后能见到这些杰出的科学家。
一、钱三强与《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
1990年，孩提时代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这年春天，经钱三强先生的秘书葛能全、吴丽芸介绍我认识并见到了钱三强先生。当时，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在组织编辑《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拟聘请钱先生任顾问并题词。经吴丽芸秘书的安排、钱先生同意，我于1990年2月23日下午在中国科学院钱三强的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钱先生。钱先生待人和蔼可亲、爽直谦和，丝毫没有大科学家的架子，我同他无拘无束地交谈，并亲耳聆听了他那闪烁着深邃智慧火花的教诲。在与他的交谈之中，我惊喜地发现，这位杰出人物果然人如其文，我脑际中想像的钱三强与我眼前所见的钱三强丝毫没有差别。钱三强听完我关于《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的汇报后，充分肯定并支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他说：“出版这套优秀中青年科学家的传记，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这对于全社会努力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树立一种重视科学、尊重科学、热爱科学和理解科学的精神，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他还说：“科学是靠人来做的，我们确实需要鼓励、表扬优秀的科技工作者，以振兴中华民族。”钱三强的接见大约一个小时，最后，他表示同意担任《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顾问，并当即为丛书题词：“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振兴中国的科技事业。”临走前，钱三强说：“现在为科学家树碑立传的出版社不多见，你们的精神很可嘉，要把这件事情做好。”钱三强的关怀、支持和鼓励是对我们出版工作者的极大鼓舞和鞭策。
我第二次见到钱三强是1991年10月，当时，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在组织编辑大型少年科普图书《少年科学文库》(《新编十万个为什么》是文库中的一套书)，拟聘请钱三强任《少年科学文库》顾问并作序。当时，正值钱三强在北京主持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议，经安排，钱先生在百忙之中抽空听了我的汇报，他非常支持这一工作。他说：“科普工作很重要，科普工作的任务就是把科技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传授给大众，尤其是传授给当代青少年，从而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都离不开科普工作。”他还介绍了他所写的一本著名科普书《重原子核三分裂与四分裂的发现》(该书获第三届全国优秀科普图书荣誉奖)。之后，他欣然答应担任《少年科学文库》顾问并撰写序言。1991年11月1日，我接到钱先生亲自从北京寄来的专递快件，内装他为《少年科学文库》撰写的代序《致二十一世纪的主人》和给我的亲笔信。在信中，他着重强调了三点：“第一，说《少年科学文库》是开启现代科技知识宝库的钥匙，缔造21世纪人才的摇篮并不夸张；第二，少年儿童朋友要想胜任驾驶时代航船的使命，就必须从现在起努力学习科学，增长知识，扩大眼界，认识社会和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艰苦奋斗：第三，衷心地希望少年朋友一定要当好21世纪的主人，知难而进，锲而不舍，从书本、从实践汲取现代科学知识的营养，为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实现划时代的崛起，为中国迈入世界科技先进强国之林而不断努力。”字里行间透出老一辈科学家对祖国未来的殷切期望。
第三次见到钱三强是1991年12月，当时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在编辑出版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周光召院长是经钱先生的推荐参加原子弹设计工作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构造设计者和主要计算者)主编的《跨世纪的中国科技》一书，请钱三强任顾问并作序，钱三强欣然答应。他为此书撰写了题为《抓紧作准备，迎接新世纪》的代序。他在序言中写道：
“时光太匆匆，伟大的20世纪正在一天天离去，而更加绚丽的21世纪正在一天天来临。在这跨世纪的时刻里，当人们回顾即将走完的这100年的历程时，一个共同的认识是：科学技术已经迈开大步登上历史舞台，正推动着人类社会加速前进。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候，不少同志在思考，中国该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考虑：
首先，需要制定切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这项发展战略既要重视高新技术发展计划，又应注意基础理论的研究。
其次，在实现发展战略时，除了要抓紧日常的，具体的人、财、物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之外，还要不断地更新观念，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观念跟不上，就会使决策脱离形势。
再次，在实现科学技术发展战略中，关键的因素是要发挥各类科技人才的作用。当前世界的各类竞争，归结到一点，就是人才的竞争。我们一定要培养好我国的跨世纪的科技人才。”
与钱三强的三次见面，使我终身难以忘怀。他给我的信件，也成了我最宝贵的财富。我深深地感受到钱先生是一位大睿大智的长者和诲人不倦、慈祥敦厚的导师。
钱三强治学严谨。他不仅学识渊博，思想活跃，而且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尽管他早已闻名世界，但强烈的进取精神仍驱使他一直走在科学探索的前列。
钱三强不仅以自身的研究工作做出表率，而且身体力行，关心和支持科技出版事业，并在科技出版工作上直言不讳地发表个人看法，呼吁全社会关心科技人员，重视对科技人员的宣传。
在钱三强的关怀、支持和帮助下，《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获1992年首届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和第六届中国图书奖。《新编十万个为什么》获第三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全国金钥匙图书奖和第二届桂版优秀图书一等奖。《跨世纪的中国科技》获第三 届桂版优秀图书一等奖。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
二、钱掌森与《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
1992年9月3日，在我编辑生涯中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钱学森从《人民日报》上看到由薄一波同志撰写序言的、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一书的消息后，便让他的秘书涂元季两次打电话到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转达他的意见：“购买几本《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学习研究用。”《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思想这一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当前有关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的水平。这本书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弘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推动科技创新，科技与经济相结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钱学森的电话在广西出版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我深为感动。钱学森是科学界的巨擘，一生从事科学研究，硕果累累，但他却学而不倦，不断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当代最先进的思想理论充实自己，认真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并用于指导自己的工作。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真令人钦佩。而我们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地处祖国边陲南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我社出版的书能引起钱学森的关注，这对我们广西的出版工作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记得那天晚上，我打开工作日记，将这永远使我感动的事情记了下来。写完后，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仿佛看到钱学森拿着《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一书，在认真研究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而钱学森几十年的科学生涯，他那渊博的科学知识，那坚韧不拔的毅力，那一腔火热的爱国激情，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在我眼前闪现……
钱学森曾说过：“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般艰险中，探索追求，不能顾及其他。”正是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钱学森和他的战友们艰难地攀登在通向科技高峰的崎岖山路上，辛勤地耕耘在科技王国里，到达了一个又一个光辉的顶点，收获了一个又一个高科技的丰硕果实。从洲际导弹到远程运载火箭，从人造卫星到同步通信卫星，每一个成就都凝聚着钱学森的心血，饱含着他的超人胆略与天才智慧，他无愧于“中国导弹之父”这一光荣称号。
1993年，《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一书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作为科技出版工作者，在研究邓小平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方面能有一定的成果，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理论的空白，并得到了国家级图书大奖，获得国内学者的好评；特别是该书得到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关注。作为责任编辑，我的心潮难以平静。钱学森那“学而不厌”，“生命不息、学而不止”的学习精神永远是我前进的动力。
三、钱伟长与《中国南方洪涝灾害与防灾减灾》
1988年，我在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做编辑工作时，到北京组织《新编十万个为什么》和《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的写作班子和顾问班子，光明日报社科学部主任周文斌提出建议，由他出面，聘请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担任两套书的顾问，最后得到了钱伟长的欣然答应，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当时被聘为这两套书顾问的还有周培源、汤佩松、金蔷宝、卢嘉锡、钱三强、钱临照等老一辈著名科学家。作为生活、工作在祖国南疆，地处边陲，文化科技相对滞后的省(区)的我，在组织这两套书的作者队伍和写作计划中得到了那么多著名科学家的支持，特别是后来《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获中宣部首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新编十万个为什么》丛书获“国家优秀科普作品奖”，发行22万套并成为全国六大城市优秀畅销书后，留给我的是一种永远的感动。两套丛书的成功运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首先要感谢科学家对出版媒体的理解和支持。这种心情只有当编辑的才能切身体会到。
1994年，钱伟长在百忙之中，又为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与光明日报社联合举办的“赤子情怀”征文活动题词并任顾问。这次征文活动历时半年，共收到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青年优秀科学家的文章100多篇，后结集出版，定名为《赤子情怀》。该书1995年被评为中南六省(区)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1996年和1998年，我国南方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奋力抗洪救灾。灾后痛定思痛，通过周密调查和认真论证，我组织了以张台英、刘仲桂等为首的国内一流水利专家编写的《中国南方洪涝灾害与防灾减灾》一书，得到了钱伟长的关心和支持，他欣然为这部专著题写了“依靠科学技术增强防洪减灾能力”的题词。1 998年底，在钱伟长先生的关心、支持下，《中国南方洪涝灾害与防灾减灾》一书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殊荣。
钱伟长主张：青年人应该积极投身改革，站在改革的前列，但要牢记，不能胡改，因此青年人尤其要重视学习，要按照科学规律和国家的发展来改革。在知识经济的社会里，他提倡人人都要学习，三年不学习就落伍了。他认为要给年轻人大量学习的机会，不能给年轻人的学习设很多卡。要广开学路，特别要鼓励在职青年结合自己本职工作学习。生而知之者是不存在的，“天才”也是不存在的。才能虽然有差别，但成绩的取得来自于勤奋学习和实践。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都不是“神童”，牛顿终生勤奋学习，很少在午夜两三点钟以前睡觉，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学习也是实践，不断的学习实践是才能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只有坚持不懈的奋发努力才有可能成为科学家。钱伟长曾在他的科学论文选集的序言中写道：“1 977年以后，欣逢党中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1978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春风拂人，奋起之情油然而生。虽已年近七旬，还能为四化效力，感到无限幸福，我力图夺回久已逝去的良好岁月，极尽绵力，把一天当作两天过，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这就是一个优秀科学家的内心自白，这种精神感天动地。
钱伟长，这位出身清贫、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学者，走过了一条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由国学，而西学，进而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和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他超人的才华、高尚的品格和精辟的见解已经广为人知。钱伟长是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近60年来他从未停顿的辛勤耕耘和开拓，对中国应用数学和力学的发展，无论是在学科开创还是在人才培养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每每想起“三钱”对广西出版工作的厚爱和关心，一种认真研究他们的人生历程、科学贡献和人格力量的愿望便油然而生，而且愈来愈强烈。后来，我写了《走近科学家》一书，详细地介绍了包括“三钱”在内的30位中国“二院”院士。
“三钱”虽然出生于不同的地方，但他们都是五代吴越王钱锣的后裔。自钱王开始，钱家历朝历代皆有俊杰，到了现当代，更是人才辈出。钱三强的父亲是著名学者钱玄同，而国学大师钱穆则是钱伟长的四叔。钱伟长的老家在江苏无锡七房桥，这个地方的钱门就出了6位院士。作为中国第三代留学生的杰出代表，“三钱”是学贯中西、融汇文理的“通达之人”，“三钱”是中国最罕有的大师，它所需要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都很苛刻。古人说，“十年磨一剑”，很多辉煌成果的取得是一个人毕生努力的心血，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得到的。中国的“三钱”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的骄傲。“三钱”中最早辞世的钱三强，被誉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中国两弹之父”；去年辞世的钱学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刚刚仙逝的钱伟长被誉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留有“钱伟长方程”、“钱伟长方法”、“钱伟长一般方程”和“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
“三钱”一一三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代表着那段每每谈起都能让中国人豪情激昂的科技记忆——“两弹一星”的成功，让积贫积弱的中国挺直了脊梁，迸发出从未有过的信心；《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奠定了中国科技发展的走向和脉络，让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从混沌逐渐清晰……这其中，“三钱”居功至伟。
此时此刻，“三钱”已成为我们抬头仰望着的星空中的璀璨星斗，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追随着大师们的足迹继续奋斗。
7月30日上午，我在网上看到钱伟长先生逝世的消息，一下惊呆了，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国科学家中成就卓越的“三钱”的最后一位长者钱伟长与世长辞，最后一颗科学巨星陨落。
“三钱”与广西出版事业的几件往事和有关细节，立刻涌上我的心头，追思敬爱的“三钱”，写下这篇不能忘却的纪念文章。
从“红领巾”时代起，“三钱”就一直是我心中十分仰慕的杰出科学家。那是在1964年10月16目，我当时还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从《中国少年报》上看到了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后，我知道钱三强是中国的核物理学家。196g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响起环绕宇宙的《东方红》乐曲，当时我看到中国有那么杰出的科学家为中国人争了光，心里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兴奋与自豪，很想亲眼目睹伟大科学家的风采。这决不是孩子气的冲动，我的这种愿望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淡薄，而是一直伴随着我长大，一切恍如昨日。14年后，在大学时代，我读了许多“三钱”的书和文章，受益匪浅，“三钱”的科学精神和高尚品质更是令我高山仰止，真希望在今后能见到这些杰出的科学家。
一、钱三强与《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
1990年，孩提时代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这年春天，经钱三强先生的秘书葛能全、吴丽芸介绍我认识并见到了钱三强先生。当时，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在组织编辑《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拟聘请钱先生任顾问并题词。经吴丽芸秘书的安排、钱先生同意，我于1990年2月23日下午在中国科学院钱三强的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钱先生。钱先生待人和蔼可亲、爽直谦和，丝毫没有大科学家的架子，我同他无拘无束地交谈，并亲耳聆听了他那闪烁着深邃智慧火花的教诲。在与他的交谈之中，我惊喜地发现，这位杰出人物果然人如其文，我脑际中想像的钱三强与我眼前所见的钱三强丝毫没有差别。钱三强听完我关于《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的汇报后，充分肯定并支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他说：“出版这套优秀中青年科学家的传记，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这对于全社会努力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树立一种重视科学、尊重科学、热爱科学和理解科学的精神，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他还说：“科学是靠人来做的，我们确实需要鼓励、表扬优秀的科技工作者，以振兴中华民族。”钱三强的接见大约一个小时，最后，他表示同意担任《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顾问，并当即为丛书题词：“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振兴中国的科技事业。”临走前，钱三强说：“现在为科学家树碑立传的出版社不多见，你们的精神很可嘉，要把这件事情做好。”钱三强的关怀、支持和鼓励是对我们出版工作者的极大鼓舞和鞭策。
我第二次见到钱三强是1991年10月，当时，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在组织编辑大型少年科普图书《少年科学文库》(《新编十万个为什么》是文库中的一套书)，拟聘请钱三强任《少年科学文库》顾问并作序。当时，正值钱三强在北京主持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议，经安排，钱先生在百忙之中抽空听了我的汇报，他非常支持这一工作。他说：“科普工作很重要，科普工作的任务就是把科技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传授给大众，尤其是传授给当代青少年，从而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都离不开科普工作。”他还介绍了他所写的一本著名科普书《重原子核三分裂与四分裂的发现》(该书获第三届全国优秀科普图书荣誉奖)。之后，他欣然答应担任《少年科学文库》顾问并撰写序言。1991年11月1日，我接到钱先生亲自从北京寄来的专递快件，内装他为《少年科学文库》撰写的代序《致二十一世纪的主人》和给我的亲笔信。在信中，他着重强调了三点：“第一，说《少年科学文库》是开启现代科技知识宝库的钥匙，缔造21世纪人才的摇篮并不夸张；第二，少年儿童朋友要想胜任驾驶时代航船的使命，就必须从现在起努力学习科学，增长知识，扩大眼界，认识社会和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艰苦奋斗：第三，衷心地希望少年朋友一定要当好21世纪的主人，知难而进，锲而不舍，从书本、从实践汲取现代科学知识的营养，为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实现划时代的崛起，为中国迈入世界科技先进强国之林而不断努力。”字里行间透出老一辈科学家对祖国未来的殷切期望。
第三次见到钱三强是1991年12月，当时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在编辑出版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周光召院长是经钱先生的推荐参加原子弹设计工作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构造设计者和主要计算者)主编的《跨世纪的中国科技》一书，请钱三强任顾问并作序，钱三强欣然答应。他为此书撰写了题为《抓紧作准备，迎接新世纪》的代序。他在序言中写道：
“时光太匆匆，伟大的20世纪正在一天天离去，而更加绚丽的21世纪正在一天天来临。在这跨世纪的时刻里，当人们回顾即将走完的这100年的历程时，一个共同的认识是：科学技术已经迈开大步登上历史舞台，正推动着人类社会加速前进。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候，不少同志在思考，中国该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考虑：
首先，需要制定切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这项发展战略既要重视高新技术发展计划，又应注意基础理论的研究。
其次，在实现发展战略时，除了要抓紧日常的，具体的人、财、物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之外，还要不断地更新观念，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观念跟不上，就会使决策脱离形势。
再次，在实现科学技术发展战略中，关键的因素是要发挥各类科技人才的作用。当前世界的各类竞争，归结到一点，就是人才的竞争。我们一定要培养好我国的跨世纪的科技人才。”
与钱三强的三次见面，使我终身难以忘怀。他给我的信件，也成了我最宝贵的财富。我深深地感受到钱先生是一位大睿大智的长者和诲人不倦、慈祥敦厚的导师。
钱三强治学严谨。他不仅学识渊博，思想活跃，而且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尽管他早已闻名世界，但强烈的进取精神仍驱使他一直走在科学探索的前列。
钱三强不仅以自身的研究工作做出表率，而且身体力行，关心和支持科技出版事业，并在科技出版工作上直言不讳地发表个人看法，呼吁全社会关心科技人员，重视对科技人员的宣传。
在钱三强的关怀、支持和帮助下，《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获1992年首届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和第六届中国图书奖。《新编十万个为什么》获第三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全国金钥匙图书奖和第二届桂版优秀图书一等奖。《跨世纪的中国科技》获第三 届桂版优秀图书一等奖。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
二、钱掌森与《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
1992年9月3日，在我编辑生涯中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钱学森从《人民日报》上看到由薄一波同志撰写序言的、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一书的消息后，便让他的秘书涂元季两次打电话到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转达他的意见：“购买几本《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学习研究用。”《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思想这一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当前有关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的水平。这本书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弘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推动科技创新，科技与经济相结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钱学森的电话在广西出版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我深为感动。钱学森是科学界的巨擘，一生从事科学研究，硕果累累，但他却学而不倦，不断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当代最先进的思想理论充实自己，认真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并用于指导自己的工作。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真令人钦佩。而我们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地处祖国边陲南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我社出版的书能引起钱学森的关注，这对我们广西的出版工作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记得那天晚上，我打开工作日记，将这永远使我感动的事情记了下来。写完后，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仿佛看到钱学森拿着《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一书，在认真研究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而钱学森几十年的科学生涯，他那渊博的科学知识，那坚韧不拔的毅力，那一腔火热的爱国激情，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在我眼前闪现……
钱学森曾说过：“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般艰险中，探索追求，不能顾及其他。”正是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钱学森和他的战友们艰难地攀登在通向科技高峰的崎岖山路上，辛勤地耕耘在科技王国里，到达了一个又一个光辉的顶点，收获了一个又一个高科技的丰硕果实。从洲际导弹到远程运载火箭，从人造卫星到同步通信卫星，每一个成就都凝聚着钱学森的心血，饱含着他的超人胆略与天才智慧，他无愧于“中国导弹之父”这一光荣称号。
1993年，《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一书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作为科技出版工作者，在研究邓小平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方面能有一定的成果，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理论的空白，并得到了国家级图书大奖，获得国内学者的好评；特别是该书得到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关注。作为责任编辑，我的心潮难以平静。钱学森那“学而不厌”，“生命不息、学而不止”的学习精神永远是我前进的动力。
三、钱伟长与《中国南方洪涝灾害与防灾减灾》
1988年，我在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做编辑工作时，到北京组织《新编十万个为什么》和《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的写作班子和顾问班子，光明日报社科学部主任周文斌提出建议，由他出面，聘请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担任两套书的顾问，最后得到了钱伟长的欣然答应，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当时被聘为这两套书顾问的还有周培源、汤佩松、金蔷宝、卢嘉锡、钱三强、钱临照等老一辈著名科学家。作为生活、工作在祖国南疆，地处边陲，文化科技相对滞后的省(区)的我，在组织这两套书的作者队伍和写作计划中得到了那么多著名科学家的支持，特别是后来《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获中宣部首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新编十万个为什么》丛书获“国家优秀科普作品奖”，发行22万套并成为全国六大城市优秀畅销书后，留给我的是一种永远的感动。两套丛书的成功运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首先要感谢科学家对出版媒体的理解和支持。这种心情只有当编辑的才能切身体会到。
1994年，钱伟长在百忙之中，又为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与光明日报社联合举办的“赤子情怀”征文活动题词并任顾问。这次征文活动历时半年，共收到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青年优秀科学家的文章100多篇，后结集出版，定名为《赤子情怀》。该书1995年被评为中南六省(区)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1996年和1998年，我国南方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奋力抗洪救灾。灾后痛定思痛，通过周密调查和认真论证，我组织了以张台英、刘仲桂等为首的国内一流水利专家编写的《中国南方洪涝灾害与防灾减灾》一书，得到了钱伟长的关心和支持，他欣然为这部专著题写了“依靠科学技术增强防洪减灾能力”的题词。1 998年底，在钱伟长先生的关心、支持下，《中国南方洪涝灾害与防灾减灾》一书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殊荣。
钱伟长主张：青年人应该积极投身改革，站在改革的前列，但要牢记，不能胡改，因此青年人尤其要重视学习，要按照科学规律和国家的发展来改革。在知识经济的社会里，他提倡人人都要学习，三年不学习就落伍了。他认为要给年轻人大量学习的机会，不能给年轻人的学习设很多卡。要广开学路，特别要鼓励在职青年结合自己本职工作学习。生而知之者是不存在的，“天才”也是不存在的。才能虽然有差别，但成绩的取得来自于勤奋学习和实践。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都不是“神童”，牛顿终生勤奋学习，很少在午夜两三点钟以前睡觉，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学习也是实践，不断的学习实践是才能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只有坚持不懈的奋发努力才有可能成为科学家。钱伟长曾在他的科学论文选集的序言中写道：“1 977年以后，欣逢党中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1978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春风拂人，奋起之情油然而生。虽已年近七旬，还能为四化效力，感到无限幸福，我力图夺回久已逝去的良好岁月，极尽绵力，把一天当作两天过，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这就是一个优秀科学家的内心自白，这种精神感天动地。
钱伟长，这位出身清贫、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学者，走过了一条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由国学，而西学，进而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和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他超人的才华、高尚的品格和精辟的见解已经广为人知。钱伟长是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近60年来他从未停顿的辛勤耕耘和开拓，对中国应用数学和力学的发展，无论是在学科开创还是在人才培养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每每想起“三钱”对广西出版工作的厚爱和关心，一种认真研究他们的人生历程、科学贡献和人格力量的愿望便油然而生，而且愈来愈强烈。后来，我写了《走近科学家》一书，详细地介绍了包括“三钱”在内的30位中国“二院”院士。
“三钱”虽然出生于不同的地方，但他们都是五代吴越王钱锣的后裔。自钱王开始，钱家历朝历代皆有俊杰，到了现当代，更是人才辈出。钱三强的父亲是著名学者钱玄同，而国学大师钱穆则是钱伟长的四叔。钱伟长的老家在江苏无锡七房桥，这个地方的钱门就出了6位院士。作为中国第三代留学生的杰出代表，“三钱”是学贯中西、融汇文理的“通达之人”，“三钱”是中国最罕有的大师，它所需要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都很苛刻。古人说，“十年磨一剑”，很多辉煌成果的取得是一个人毕生努力的心血，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得到的。中国的“三钱”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的骄傲。“三钱”中最早辞世的钱三强，被誉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中国两弹之父”；去年辞世的钱学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刚刚仙逝的钱伟长被誉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留有“钱伟长方程”、“钱伟长方法”、“钱伟长一般方程”和“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
“三钱”一一三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代表着那段每每谈起都能让中国人豪情激昂的科技记忆——“两弹一星”的成功，让积贫积弱的中国挺直了脊梁，迸发出从未有过的信心；《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奠定了中国科技发展的走向和脉络，让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从混沌逐渐清晰……这其中，“三钱”居功至伟。
此时此刻，“三钱”已成为我们抬头仰望着的星空中的璀璨星斗，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追随着大师们的足迹继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