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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犹香 旧书堆里的时代印记
时间的流逝，让许多故事飘散于历史的风浪之中。而旧书堆的字里行间，却拾掇起了那些片段，并让它们成为永恒。与其说这些故纸是旧时代的载体，倒不如说它们象征着一种传承的精神—在故纸堆里，你看到的是许多过去没见过的、不知道的，或被人忘却和故意掩盖了的东西和故事。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留恋故纸堆里散发的芳香，甘愿埋首于被时光掩埋的物件里。这群人用自己的力量把它们留存、记忆、传承—有的人是为了寻找文化的延续，有的人是为了给被遗忘的历史作注脚，还有的人在故纸堆里守护着家族世代的精神和信念。
作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陆昕说学生总爱向他吐苦水，“老师，听你的课，总是让我很郁闷；但每次听完了，又还想接着听。”学生的意思是，陆昕一个教古典文学传统文化的，为什么老说现实如何如何─两相对照，教人情何以堪？
那在学校里待着，好吗？“现在的象牙塔啊，”陆昕感叹，“被风吹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但多少还算是个塔。”至于象牙塔外面─诸多见不得。
“因此，还是读书好。”爱书、买书、读书、藏书、散书，推己及人地来说，“只要你藏书，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是做善事。”
书不觉香，是旧了吧唧的味道
陆昕是在书里长大的─那时候房子够大，两进深院，北房三间一明二暗，明的睡人，暗的作书房兼客厅，书架书箱沿墙而立，线装书一直摞到屋顶，大理石红木圆桌、三张琴桌、方凳凉墩，遍地放书；南房三间，也是书可盈室。至于屋外，出院东行就是琉璃厂─全是古旧书肆。
不过他倒没觉得书有多“香”。“那个味儿不是香，是潮，有点馊，有点腐烂，又有点酸，还有一种旧了吧唧的味道。”陆昕侧着头，回想了一下。
前青厂胡同那进老宅早就拆迁了，某年陆昕回去看，院墙没了，顶子房架还在，“院中到处是残砖断瓦，青石路不复可辨，花草皆无，唯独东山墙下祖母种下的老杏树旧貌如故”。
可惜了。毕竟，对书的印象和好感，就是从那里发生的。陆昕记得小时候祖父会坐在沙发上，给自己讲《西游记》、《水浒传》，也讲《聊斋》，“拿一本石印本的，给你讲一个聂小倩，书上画有妖怪，看到画儿，祖父讲的故事就会重新在脑海里过一遍，这个时候就对书有了印象，对它有好奇了。”陆昕说。
“你祖父没有训练你读四书五经吗？”我问。答案是：没有。祖父陆宗达，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留系任教，先后在辅仁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以及女子文理学院担任过讲师和教授，师从国学大师黄侃，是著名的文献语言学家、训诂学家。
祖父也没有带他去过旧书铺，不过，取而代之的，去的是更好的地方─直接带去赵元方和汪孟涵的府上看书。银行家赵元方是清光绪时军机大臣荣庆之孙，所藏之书多为善本，在藏书界享有盛名；汪孟涵为京城四大名医汪逢春之独子，藏书颇丰。陆昕记得，这两家的书都比自己家的多，“列架充楹尚嫌不够，桌上、地上、椅凳上、床上床下，连马桶边都堆了有半人多高的书”。
父亲陆敬倒是常在星期天带他去书店逛逛，不过不在琉璃厂，而是去老西单商场的某家二楼书店门市部，楼下是个演艺场，侯宝林当年在那儿说过相声；楼梯既旧又窄而陡，光线昏暗，店堂冷清，“令人难以忍受的潮湿霉烂的气味，就是我幼年对售卖旧书场所的第一印象”。
这个印象，到他自己去淘书的那一天，也没有大的改观。“文革”结束后，重新开张的中国书店门庭冷落，一爿矮屋烂墙未曾修葺，地潮湿，光晦暗，书阴沉，收款的大妈上了岁数，永远是一副打瞌睡的样子。
店里的师傅听说他是陆宗达之裔孙，对他笑道：“你家里在琉璃厂买书可有历史。你爷爷买，我们很熟。你父亲陆敬我们也见过，那时他常来买旧书。如今你又来买书。”
那时候陆昕正年轻，“受开卷有益的古训影响太深，以为书读得越多，越能增长才干济人济世”，因此广罗旧书，经年有余。二十余年弹指而过，后来他感慨道，“才干增之若何，济人济世几何，付之云烟一笑。倒是藏书见闻及感想颇多。不揣愚陋实话实说，以为旧雨新知之消遣。”
在《古旧书市见闻录》一文里，他写道─八十年代末期，中国书店开始举办古旧书市甩卖残本古书，闻声而至者摩肩接踵，东北三省、上海南京，不少人连夜赶来，店门甫开，购书者便蜂拥而上，一抢而空。1994年中国嘉德搞了首场中国古籍善本拍卖会之后，古旧书刊身价一夜暴涨，收书之人，更是远甚于前。
曾有一美国人甘乃元，任教南京大学历史系，专程打“飞的”前来，书市第一天，他第一个冲进门市，在楼道上疾步飞奔时还不忘“回头一望，振臂呼道：‘冲啊！’”真勇猛有如攻城掠池之前锋。
又有不少和尚，常来觅宝。某日，陆昕见和尚手中拿着一本初版的冰心散文集，封面如新，甚爱之。和尚去交款，陆便尾随其旁。巧的是，沙门弟子身上钱不够，眼看着就要舍书，正当陆昕窃喜之时，“但见他一本一本往外挑佛经，‘冰心’并不撒手”，陆昕耐不住了，问：“能不能将散文集让给我？”结果和尚眼也不抬地说，“当然不能。”陆昕再问，“法师研习禅理，也喜读散文？”后者答曰：“研习禅理更须涉猎广泛。”
喝酒、藏书，是老一辈人的风度
曾经有十年的时间，祖父陆宗达每月的薪俸除去家用，剩下的钱便尽数投之于书店。“我问爷爷真有这事么，他说，‘嗨，也就一阵儿。’我说，‘您这一阵儿也真够长的。’”
陆宗达买书藏书是为了做学问，但他没有想到，时代诡谲，人陷困厄，书难逃一劫。“文革”期间，街道“革委会”勒令陆家腾出三间北房做活动站，余下的房间仅供容膝，书无处安身，不得不堆积到院落廊下，风吹日晒雨淋，损毁得惨不忍睹。“过后清点，十不存一，存者亦多断简残编”。
陆宗达所藏书虽然不是珍籍善本，但其中自有难舍之物。例如黄侃致陆宗达的手泽，信中多有谈及作诗词的心得；另一件则是宗达另一老师、国学大师吴承仕的《经籍旧音》手稿。陆昕说，“祖父将此并黄侃之信悄悄放到我家院后厕中的书架上，希冀保存，但终作灰飞。‘文革’结束，虽事过境迁，祖父仍时时懊悔，觉得对不起两位老师。” 也有一些书，“劫难”是自己人造就的。某日，祖母做了羊肉汁热汤面，一家人端到廊下，坐在古书堆上吃。不料陆昕饭碗一斜，羊肉汁顺着四沓古书堆成的“桌子”流下来，“我自知闯祸，悄悄望了祖父一眼，祖父只是叹口气，什么也没说。”陆昕当时正上小学，认得不少字，看书根，才知道是俞平伯之祖、国学大师俞樾的《俞荫甫所著书》。
陆昕30岁左右的时候，陆宗达尝试教他训诂学，一年后，放弃了。“那是他一生的学问，要传承给我，但我不喜欢，太高深了。”陆昕说。不过，跟这个相比，陆宗达更大的遗憾是没有教会孙子抽烟喝酒。
“绍兴的黄酒，祖父一顿能喝二十四小杯，德国黑啤每次至少喝一打。”“文革”前喝“古井贡酒”和“特曲”，“文革”中工资没了，只好喝“二锅头”，“文革”一结束，马上喝香槟、人头马、波尔多葡萄酒以及威士忌。而陆昕呢，“我不仅不喝白酒，就是什么葡萄酒、果子酒、啤酒也一律不喝，只喝汽水”。
启功与陆宗达同为辅仁大学同事，有一次启功对陆昕说，当年和陆宗达聚餐时，酒菜都上来了，但大家并不急着吃喝，“把酒倒好，大家举着杯子，听你爷爷讲一个字，比如今儿这菜里有一道鱼，就请你爷爷讲《说文》里这个‘鱼’字怎么来怎么去，讲完了，大家再把这酒一饮而尽。”
喝酒、藏书，老一辈人都讲究风度。陆昕家中尚存一纸请柬，是赵元方给陆宗达写的：“颖明兄，今日过肆，又搜得奇书数种，请兄晚时过舍一观。已约得孟涵兄，彼曰可至。弟已备下薄酒，甚望兄来。元方顿首。”
祖父宗达所藏多为做学问用的古书，父亲陆敬喜欢英文书和翻译文学，侦探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在收藏之列，还收南社同人的诗文笔记、近代文献和外国杂志，但对新文学毫无兴趣。到了陆昕，所涉则包括清末民初的笔记、小说、诗文以及文献，“尤其是《说部丛书》，三百四十集配齐了二百七十余集”，另外还收新文学的名家名作、鸳鸯蝴蝶派小说以及近代政治史料。
早几年书多人少，陆昕每年在书上的花费不过一两万，后来古旧书籍身价暴涨，买的就少了。他在《闲话藏书》总结经验，说买书不可用孙膑赛马的策略，想在下驷挑到中驷基本不可能，还不如集中财力，“十好不如一珍”，当机立断，才能避免顾此失彼。
祖孙三代都以教书为生，藏书为乐，但陆昕清楚，“所有收藏家到最后都会是穷人，因为什么都收，什么都不舍得卖”，自己手里的书，迟早也是要“释手”的，“传个两三代，也就到头了，这就是所谓的及身而散”。
我问他，为什么中国不少聪明人都喜欢钻到故纸堆中去，他说，“我们都是宇宙的匆匆过客，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为什么聪明的人研究老旧的学问？是因为学问历久弥新，人是要在旧的内容中找出新意来。”
陆昕生于1953年，当年与陆家三代相熟的老师傅，如今已逝去大半，“而当年我所认识的，或只点头的，或只闻名的，有些人早已隐身灭迹，有些人兴致另有他属，有些人时隐时现，有些人追波逐流。初衷不改万劫不移的，也就那么几位，用行中人的话来说：‘还是那一圈儿人。’”
他曾经引用郑振铎的一句话来劝解书痴：“为什么从前不藏点别的，随便什么都可以，偏要藏什么劳什子的书呢”，可他自知是改不了，因为，买书藏书之癖是雅事，而今，毕竟还能“吾道不孤”。
甚至有时候，“当我想得很遥远的时候，便会在一种莫名的愁绪中感到，藏书就是人生。”陆昕说。
时间的流逝，让许多故事飘散于历史的风浪之中。而旧书堆的字里行间，却拾掇起了那些片段，并让它们成为永恒。与其说这些故纸是旧时代的载体，倒不如说它们象征着一种传承的精神—在故纸堆里，你看到的是许多过去没见过的、不知道的，或被人忘却和故意掩盖了的东西和故事。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留恋故纸堆里散发的芳香，甘愿埋首于被时光掩埋的物件里。这群人用自己的力量把它们留存、记忆、传承—有的人是为了寻找文化的延续，有的人是为了给被遗忘的历史作注脚，还有的人在故纸堆里守护着家族世代的精神和信念。
作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陆昕说学生总爱向他吐苦水，“老师，听你的课，总是让我很郁闷；但每次听完了，又还想接着听。”学生的意思是，陆昕一个教古典文学传统文化的，为什么老说现实如何如何─两相对照，教人情何以堪？
那在学校里待着，好吗？“现在的象牙塔啊，”陆昕感叹，“被风吹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但多少还算是个塔。”至于象牙塔外面─诸多见不得。
“因此，还是读书好。”爱书、买书、读书、藏书、散书，推己及人地来说，“只要你藏书，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是做善事。”
书不觉香，是旧了吧唧的味道
陆昕是在书里长大的─那时候房子够大，两进深院，北房三间一明二暗，明的睡人，暗的作书房兼客厅，书架书箱沿墙而立，线装书一直摞到屋顶，大理石红木圆桌、三张琴桌、方凳凉墩，遍地放书；南房三间，也是书可盈室。至于屋外，出院东行就是琉璃厂─全是古旧书肆。
不过他倒没觉得书有多“香”。“那个味儿不是香，是潮，有点馊，有点腐烂，又有点酸，还有一种旧了吧唧的味道。”陆昕侧着头，回想了一下。
前青厂胡同那进老宅早就拆迁了，某年陆昕回去看，院墙没了，顶子房架还在，“院中到处是残砖断瓦，青石路不复可辨，花草皆无，唯独东山墙下祖母种下的老杏树旧貌如故”。
可惜了。毕竟，对书的印象和好感，就是从那里发生的。陆昕记得小时候祖父会坐在沙发上，给自己讲《西游记》、《水浒传》，也讲《聊斋》，“拿一本石印本的，给你讲一个聂小倩，书上画有妖怪，看到画儿，祖父讲的故事就会重新在脑海里过一遍，这个时候就对书有了印象，对它有好奇了。”陆昕说。
“你祖父没有训练你读四书五经吗？”我问。答案是：没有。祖父陆宗达，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留系任教，先后在辅仁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以及女子文理学院担任过讲师和教授，师从国学大师黄侃，是著名的文献语言学家、训诂学家。
祖父也没有带他去过旧书铺，不过，取而代之的，去的是更好的地方─直接带去赵元方和汪孟涵的府上看书。银行家赵元方是清光绪时军机大臣荣庆之孙，所藏之书多为善本，在藏书界享有盛名；汪孟涵为京城四大名医汪逢春之独子，藏书颇丰。陆昕记得，这两家的书都比自己家的多，“列架充楹尚嫌不够，桌上、地上、椅凳上、床上床下，连马桶边都堆了有半人多高的书”。
父亲陆敬倒是常在星期天带他去书店逛逛，不过不在琉璃厂，而是去老西单商场的某家二楼书店门市部，楼下是个演艺场，侯宝林当年在那儿说过相声；楼梯既旧又窄而陡，光线昏暗，店堂冷清，“令人难以忍受的潮湿霉烂的气味，就是我幼年对售卖旧书场所的第一印象”。
这个印象，到他自己去淘书的那一天，也没有大的改观。“文革”结束后，重新开张的中国书店门庭冷落，一爿矮屋烂墙未曾修葺，地潮湿，光晦暗，书阴沉，收款的大妈上了岁数，永远是一副打瞌睡的样子。
店里的师傅听说他是陆宗达之裔孙，对他笑道：“你家里在琉璃厂买书可有历史。你爷爷买，我们很熟。你父亲陆敬我们也见过，那时他常来买旧书。如今你又来买书。”
那时候陆昕正年轻，“受开卷有益的古训影响太深，以为书读得越多，越能增长才干济人济世”，因此广罗旧书，经年有余。二十余年弹指而过，后来他感慨道，“才干增之若何，济人济世几何，付之云烟一笑。倒是藏书见闻及感想颇多。不揣愚陋实话实说，以为旧雨新知之消遣。”
在《古旧书市见闻录》一文里，他写道─八十年代末期，中国书店开始举办古旧书市甩卖残本古书，闻声而至者摩肩接踵，东北三省、上海南京，不少人连夜赶来，店门甫开，购书者便蜂拥而上，一抢而空。1994年中国嘉德搞了首场中国古籍善本拍卖会之后，古旧书刊身价一夜暴涨，收书之人，更是远甚于前。
曾有一美国人甘乃元，任教南京大学历史系，专程打“飞的”前来，书市第一天，他第一个冲进门市，在楼道上疾步飞奔时还不忘“回头一望，振臂呼道：‘冲啊！’”真勇猛有如攻城掠池之前锋。
又有不少和尚，常来觅宝。某日，陆昕见和尚手中拿着一本初版的冰心散文集，封面如新，甚爱之。和尚去交款，陆便尾随其旁。巧的是，沙门弟子身上钱不够，眼看着就要舍书，正当陆昕窃喜之时，“但见他一本一本往外挑佛经，‘冰心’并不撒手”，陆昕耐不住了，问：“能不能将散文集让给我？”结果和尚眼也不抬地说，“当然不能。”陆昕再问，“法师研习禅理，也喜读散文？”后者答曰：“研习禅理更须涉猎广泛。”
喝酒、藏书，是老一辈人的风度
曾经有十年的时间，祖父陆宗达每月的薪俸除去家用，剩下的钱便尽数投之于书店。“我问爷爷真有这事么，他说，‘嗨，也就一阵儿。’我说，‘您这一阵儿也真够长的。’”
陆宗达买书藏书是为了做学问，但他没有想到，时代诡谲，人陷困厄，书难逃一劫。“文革”期间，街道“革委会”勒令陆家腾出三间北房做活动站，余下的房间仅供容膝，书无处安身，不得不堆积到院落廊下，风吹日晒雨淋，损毁得惨不忍睹。“过后清点，十不存一，存者亦多断简残编”。
陆宗达所藏书虽然不是珍籍善本，但其中自有难舍之物。例如黄侃致陆宗达的手泽，信中多有谈及作诗词的心得；另一件则是宗达另一老师、国学大师吴承仕的《经籍旧音》手稿。陆昕说，“祖父将此并黄侃之信悄悄放到我家院后厕中的书架上，希冀保存，但终作灰飞。‘文革’结束，虽事过境迁，祖父仍时时懊悔，觉得对不起两位老师。” 也有一些书，“劫难”是自己人造就的。某日，祖母做了羊肉汁热汤面，一家人端到廊下，坐在古书堆上吃。不料陆昕饭碗一斜，羊肉汁顺着四沓古书堆成的“桌子”流下来，“我自知闯祸，悄悄望了祖父一眼，祖父只是叹口气，什么也没说。”陆昕当时正上小学，认得不少字，看书根，才知道是俞平伯之祖、国学大师俞樾的《俞荫甫所著书》。
陆昕30岁左右的时候，陆宗达尝试教他训诂学，一年后，放弃了。“那是他一生的学问，要传承给我，但我不喜欢，太高深了。”陆昕说。不过，跟这个相比，陆宗达更大的遗憾是没有教会孙子抽烟喝酒。
“绍兴的黄酒，祖父一顿能喝二十四小杯，德国黑啤每次至少喝一打。”“文革”前喝“古井贡酒”和“特曲”，“文革”中工资没了，只好喝“二锅头”，“文革”一结束，马上喝香槟、人头马、波尔多葡萄酒以及威士忌。而陆昕呢，“我不仅不喝白酒，就是什么葡萄酒、果子酒、啤酒也一律不喝，只喝汽水”。
启功与陆宗达同为辅仁大学同事，有一次启功对陆昕说，当年和陆宗达聚餐时，酒菜都上来了，但大家并不急着吃喝，“把酒倒好，大家举着杯子，听你爷爷讲一个字，比如今儿这菜里有一道鱼，就请你爷爷讲《说文》里这个‘鱼’字怎么来怎么去，讲完了，大家再把这酒一饮而尽。”
喝酒、藏书，老一辈人都讲究风度。陆昕家中尚存一纸请柬，是赵元方给陆宗达写的：“颖明兄，今日过肆，又搜得奇书数种，请兄晚时过舍一观。已约得孟涵兄，彼曰可至。弟已备下薄酒，甚望兄来。元方顿首。”
祖父宗达所藏多为做学问用的古书，父亲陆敬喜欢英文书和翻译文学，侦探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在收藏之列，还收南社同人的诗文笔记、近代文献和外国杂志，但对新文学毫无兴趣。到了陆昕，所涉则包括清末民初的笔记、小说、诗文以及文献，“尤其是《说部丛书》，三百四十集配齐了二百七十余集”，另外还收新文学的名家名作、鸳鸯蝴蝶派小说以及近代政治史料。
早几年书多人少，陆昕每年在书上的花费不过一两万，后来古旧书籍身价暴涨，买的就少了。他在《闲话藏书》总结经验，说买书不可用孙膑赛马的策略，想在下驷挑到中驷基本不可能，还不如集中财力，“十好不如一珍”，当机立断，才能避免顾此失彼。
祖孙三代都以教书为生，藏书为乐，但陆昕清楚，“所有收藏家到最后都会是穷人，因为什么都收，什么都不舍得卖”，自己手里的书，迟早也是要“释手”的，“传个两三代，也就到头了，这就是所谓的及身而散”。
我问他，为什么中国不少聪明人都喜欢钻到故纸堆中去，他说，“我们都是宇宙的匆匆过客，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为什么聪明的人研究老旧的学问？是因为学问历久弥新，人是要在旧的内容中找出新意来。”
陆昕生于1953年，当年与陆家三代相熟的老师傅，如今已逝去大半，“而当年我所认识的，或只点头的，或只闻名的，有些人早已隐身灭迹，有些人兴致另有他属，有些人时隐时现，有些人追波逐流。初衷不改万劫不移的，也就那么几位，用行中人的话来说：‘还是那一圈儿人。’”
他曾经引用郑振铎的一句话来劝解书痴：“为什么从前不藏点别的，随便什么都可以，偏要藏什么劳什子的书呢”，可他自知是改不了，因为，买书藏书之癖是雅事，而今，毕竟还能“吾道不孤”。
甚至有时候，“当我想得很遥远的时候，便会在一种莫名的愁绪中感到，藏书就是人生。”陆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