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耀光(1907－2006)为香港著名建筑实业家、慈善家、收藏家。1952年任香港建造商会主席。其热心公益，于教育事业及老年人福利事业贡献尤多。而何耀光先生律己甚严，个人之道德修养和立身处世，亦足为一代楷模。这种人生观成为其收藏取向上最重要的指导理念，曾谓：“余性爱搜蓄书画，但于取舍必以人品为第一义，苟其人节亏品恶，其书画纵精妙绝伦，亦弗取也。”故至乐楼的收藏，都是向来备受推崇的清节之士的翰墨遗芳。
　　
　　现正于香港艺术馆举行的“明月清风——至乐楼藏明末清初书画选”展览，当中所展出的七十九项明末清初绘画及书法，是属于香港三大中国古代书画私人收藏之一的至乐楼珍藏精品，其余两家为刘作筹先生的“虚白斋”及利荣森博士的“北山堂”。至乐楼主人何耀光先生(1907－2006)自四、五十年代开始收藏历代书画名迹，其中尤以明末清初之藏品历来备受海内外学界和艺坛重视。历经磨难，白手兴业
　　何耀光先生，生于广州，祖籍番禺，双亲何贵荣(1863—1913)、邓好(1869－1909)均于其年幼时离逝。何耀光于家中排行最小，有一兄何耀全(1897－1927)，及一姊何苏(1902－?)。根据广州师范学院所出版的《何耀光传》记载，何氏先祖本姓杨，是明末时期广东大埔一户姓杨之农民家庭。杨氏因避战乱及为了生计，辗转迁徙至福建汀洲之和顺堂村，落地生根。先后经历了十四代，至杨英杰一辈，从事出海买卖事业发迹后，便与妻子陈氏及幼子贵荣(即何耀光之父亲)迁至广州河南新胜里定居时，该区仍属番禺县。及后杨英杰出海不幸遇难，遗孀陈氏带着儿子流寓广州。结识了当地一户姓何人家，何家夫人黄氏亦系遗孀，两人结谊金兰。陈氏因病离逝后，年幼的儿子贵荣在何门黄氏抚养下长大成人，并改姓为何，与邓好成家后一直为何氏家业打理店铺，成小康之家。
　　及后，家道中落，1909年，邓氏不幸死于鼠疫，而何贵荣亦于四年后(1913)病逝，遗下三个孤雏。当时只有十六岁的兄长何耀全于警察局当接线生，独立谋生；十一岁的姊姊何苏则被送往孤儿院，不久病逝；而何耀光则寄养到父亲朋友的家中，八年间辗转寄养于三户人家。至1921年，才随已成家的何耀全到香港生活及求学。当时他就读于兰杜街的菁莪英文中学，潜心读书，也为了帮补家计，曾于快活谷赛马场当售票员。二十年代，工人运动兴起，兄长曾为工人谈判领袖之一。1925年，兄长回广州投身省港大罢工爱国运动，何耀光亦随行并入读广东大学(即现今中山大学)。1927年4月，兄长于清党行动被捕牺牲，何耀光带着沉重的心情和口袋中六元港币，只身回到香港谋生。经当年中学同学梁锦祥介绍进入建利建筑公司当业务员，及后成为经理，十余年间，为建利公司业务成就立下不少功劳。1934年，与广州郭佩珍成婚，婚后育有五儿、五女。1938年，创立福利建筑公司，往后数十年在香港经历二次大战香港沦陷日寇、五十年代的难民潮、新中国的成立、六十年代的动荡、七十年代经济起飞、八十年代国家改革开放和香港移民潮、九七回归等等见证了香港发展成国际大都会的沧桑与变迁。
　　
　　收藏理念：注重书画家的道德人品
　　
　　何耀光于1966年撰写的《书画的鉴赏与庋藏》一文中提到：“吾性嗜艺术，尤好书画。”他认为历代书画家的道德人品、气节情愫能借着其作品流芳百世，能“成教化，助人伦”。透过研阅书画，对培养性灵、旷达心境，均有极大的裨益，故爱好和欣赏书画及能珍藏之，是最为益智及最得养生之道。约于1950年代初，何耀光以至乐楼为其书斋名称，意谓“为善至乐”。何氏1962年在其首次出版的《至乐楼所藏明遗民书画录》撰序时谓“廿余年来，故薄有所藏”。可知其早于1940年代已开始收藏书画。而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正经历从贸易港口过渡到工业大都会的转型期，由于地缘关系，早与广州紧密交流，加之历史因素，在1949年后，更一度成为国内文物的汇集点。其时外国富商争相抢购中国文物珍品，何耀光不忍国宝流散海外，遂矢志“聊以尽一分国民之责任，为祖国保存国粹耳，世有起而共肩此神圣任务者乎。”起初只以近代书画为主，及后有机会欣赏当时在香港展出的历代名迹，惊见古人之造诣弘深、品格高逸，故收藏的范围扩大至古代，尤集中于明清两代书画。与此同时，他亦定下了“保存国粹，弘扬书画艺术”以作为是至乐楼收藏的宗旨和使命。
　　时至今天，至乐楼的藏品年代横跨宋至二十世纪，当中以明末清初时期的书画为数最多最精，这与何耀光特别钟爱这个时期的书画家，息息相关。究其因由，明末清初那段改朝易代的百年动荡，充满战争、分裂，百姓经历国破家亡、内忧外患，孕育了不少忠臣、孝子、义士、遗民等，他们心怀亡国之痛、故国之思，故此寄情山水，潜心绘事或著书立说，透过他们的言行和遗留下来的书画作品，凸显出一种磊落光明的气节与清高傲世的情怀。何耀光先生对此非常欣赏及景仰，他曾谓：“耀光每遇法书宝绘，必考其人而稽其行，其人无悖于道、无亏于德者，方录而藏之。”更于其《至乐楼跋语》中立定其收藏书画的准则，复谓：“余性爱搜蓄书画，但于取舍必以人品为第一义，其人节亏品恶，其书画纵精妙绝伦，亦弗取也。”他深信“古人翰墨以堪传者，其品格未有不高；间有艺事佳而品乖者，则必为世所唾弃。”故至乐楼的收藏，都是向来备受推崇的清节之士的翰墨遗芳，诚如致力抗清而殉节的书画家王思任(1576－1646)、黄道周(1585－1646)、邝露(1604－1651)等；或遁入空门，从此不问世事的和尚普荷(1593－1683)、弘仁(1610－1664)、髡残(1612－1673)、朱耷(1626－1705)；亦有辞官不仕新朝，归隐山林的查士标(1615－1697)、龚贤(1619－1689)、戴本孝(1621－1693)；复有万里寻亲的孝子黄向坚(1609－1673)等等。这些书画家的作品，于学术界享誉盛名，历年来成为海内外学者所研究的专题，而至乐楼楼主何耀光以书画家人品作为收藏取舍标准亦成为收藏界之佳话。
　　
　　公展雅集
　　
　　何耀光在历年搜求书画的过程中，结交了不少精于鉴藏的同道及书画家，不时雅集于家中至乐楼。1949年前后，不少收藏家纷纷来到香港，使此南方小岛顿成文物集中地，如张大干(1899－1983)、陈仁涛(1906－1968)、朱省斋(?－1970)等。广东人士如香翰屏(1889－1978)、李研山(1898－1961)、黄般若(1901－1968)、郑德芬(活跃于约二十世纪中期)等亦于此时相继到港。当时何耀光涉足收藏圈，渐结交更多鉴藏同道，当中有不少藏品便是得自友侪的。其中以李研山最为友好。他于1961年题颠道人(活跃于约1680)《山水册》跋语中提到：“余与研山论交，已七阅年，其间数数相与论书画。余所藏，十有八九，经其品定。……其奈善病，于今春三月廿七日遽归道山，享年六十有四耳。今重读旧题，追怀昔谊，能不感慨系之。”从上语可知，李研山可称为何耀光收藏书画的伯乐。此外，不少当时的书画家，亦经常雅集于至乐楼中，除李研山外，计有桂玷(1865－1951)、高剑父(1879－1951)、叶恭绰(1881－1968)、邓芬(1894－1964)、溥心畲(1896－1963)、黄般若、王商一(1905－1972)等等，一众书画同好互相赠答酬唱，欣赏历代古人名迹。
　　至乐楼自建立以来，何耀光对藏品珍护有加，爱不惜手。他常待天朗晴爽之时，耐心地悬挂舒展珍藏以疏气防霉，认为静对古人遗作就如亲见其人，如身入图画中，每每能令其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此外，他希望为每件作品整理著录，便邀请了曾寄寓于家中的友好劳天庇(1917－1996)协助，注录编整收藏，编成各部《至乐楼书画录》。亦对每件作品的收藏原因、对书画作品的感想，悉心撰写了跋语。除了有助学术研究外，亦让后人一窥其鉴藏心志及钟爱书画之热心。除了整理出版著录，让更多人欣赏这批珍藏亦是何耀光的心愿，历年来，藏品展出凡四次，分别为1962年于香港大会堂举行“明遗民书画展”、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举办“至乐楼藏明遗民书画”展览(暨国际研讨会)、1992年“至乐楼藏明清书画”展览以及现正展出的“明月清风——至乐楼藏明末清初书画选”展览(暨国际学术讲座系列)。1962年第一次展览举办之时，即有雅集之书画同好言道：“子今将其遗墨公展，自足表忠义千古，发潜德于九原，抑更于浇漓人心，有所警勉，亦表纲常，正风俗之道也。”足证至乐楼藏品的重要性，亦鼓励了何耀光继续发扬至乐楼藏品的心志。于1985年，正式以至乐楼之名注册，使其成为以发扬艺术为目标的慈善团体，务求令至乐楼的精神能凌驾于个人及家族的盛衰，独立地得以发扬并延伸。于过去五十年间，至乐楼出版了超过四十种与中国文学及艺术有关的书籍，并合办多个学术性研讨会，邀请国际知名学者来港出席讨论，对推动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可谓不遗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