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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12点，一辆救护车疾驰向石家庄。“爹，爹，你醒醒啊！”苗卫芳和哥哥嫂嫂一声声唤着昏迷不醒的老父亲，心里已经盘算着如何料理后事。凌晨三点，石家庄的大街上空无一人。苗卫芳拿着父亲的血样，奔向唯一能做药检的和平医院。进了医院大门，苗卫芳四处乱撞，见到窗口便“梆梆”地敲。值班人员出来骂：“大半夜的，你有神经病啊！”终于找到药检科，血样检测结果：安定中毒。
苗卫芳心知肚明，父亲是因为自己服毒自杀的。2011年，40岁的苗卫芳硕士研究生毕业，没有找到合适的“体制内”工作继而回家务农。一年后，父亲承受不住心理压力，吃下了100片安眠药。
第二天，做了透析的父亲还没有苏醒，苗卫芳却做了一件让家人和朋友很难理解的事情，联系拍客拍摄视频。10月11日，视频上传到网络。《研究生毕业回家种地，老父气绝服毒》的标题刺激了公众。苗卫芳说：“我不否认是为了引起关注。”
41岁的毕业生
提到父亲自杀，苗卫芳用手指急促地敲击着桌面，声音有点颤抖。“在救护车里，我真以为我父亲已经over了。四五月份常说要死的事儿，谁也没有意料就真的这么做了。根本原因在我。假如我哪怕在小学当一个正式老师，不会被解雇，假期有工资，受人尊敬，是个知识分子，那他会自杀？不可能的。”
苗卫芳的家位于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城南庄柳树沟村。这座隐藏在太行山里的小山村种植最多的作物便是玉米和花生。然而苗卫芳对侍弄庄稼并不热心，在他41年的人生里，“考学”始终是一个关键词。“成考大专、自考大专、专升本、研究生，大部分考试我都考过。”
1988年，17岁的苗卫芳因为“理科成绩太差”没能如愿考上高中。初中毕业7年后，在工地做装卸工的苗卫芳觉得打工没有出路，在24岁时，找到在阜平一中当老师的姑姑走后门，进了这所高中念到高二。因为没有学籍不能参加高考，继而作罢。
1997年冬天，苗卫芳到呼和浩特打工。在那里，他第一次听说了成人高考。第二年，他考取了呼和浩特管理干部学院的经济学专业。因为脱产读书，苗卫芳没有了经济来源。专科两年，学费3000元，只交了400元钱，苗卫芳没拿到文凭。
2000年，苗卫芳从呼和浩特回到老家，他开始做卖豆芽的小买卖。两年后，苗卫芳到槐树庄中学做了代课老师，每月只有240元的代课费。但他觉得，“起码是当老师嘛，做农民工，就一辈子都是农民工了。”
代课期间，苗卫芳参加了自学考试，先后拿到了专科、本科文凭。凭着文凭，苗卫芳在私立学校找到了工作。7年间，苗卫芳在保定、石家庄的各私立学校教书，几乎每年都要换一家学校。“私立学校不稳定，老师不受尊重。保定的私立学校假期还没有工资。”苗卫芳不满地说。
2008年，和他在同一所私立学校教书的老师报考了研究生，苗卫芳也跟着报了名。至于为什么要考研究生，苗卫芳自己也说不清楚。“可能考试有惯性吧。也许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既然考上就去吧。万一能改变什么呢。”
苗卫芳很快便发现“不能改变什么”。被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录取的苗卫芳发现，“毕业生打工的多，飘着。总之你不是体制内的人，是一个打工者。”
在校读研三年，苗卫芳完成了《大清河水系与津保内河航运研究》并编辑成书，还完成以代课教师为原型的长篇小说《二月兰》。严格意义上说，它们都没有书号，只能称为“印刷品”，总共花费上万元。
“我知道就业形势不好，就给我父亲打预防针，说可能找不到工作。后来书出来了，村里领导说，工作肯定没问题啊，都有成果了。”
小学没毕业的父亲对村里领导的话深信不疑。然而毕业后，苗卫芳却回家务农了。村里人议论纷纷，觉得苗卫芳的书白念了。身体不好的父亲在去女儿家走亲戚的时候偷偷买了100片安眠药，全部吞了下去。
“我一直没工作，父亲是希望破灭了。”苗卫芳又开始用手指敲击桌面。
体制内幻梦
苗卫芳看来，毕业后的就业去向应该是稳定的体制内工作。“我现在是研究生了，层次更高了，要写更好的东西，需要环境。”上研究生前，苗卫芳不知道公务员招考一般要求年龄在35周岁以下。好在还有事业单位，苗卫芳知道，这跟公务员都算体制内，每次听说事业单位招聘，他都准备好简历和资料前去应聘。每次都失望而归。
退而求其次，苗卫芳想当一名“国办老师”。“共和国教师法第六章第二十五条规定，教师的待遇应当不低于或高于公务员。”苗卫芳用手指沾了点唾沫，仔细翻找着手边的教师招聘考试专用教材《教育理论基础》。
2012年春天，苗卫芳到保定七中应聘教师，最后在试讲阶段被淘汰。保定七中的工作人员回忆，苗卫芳没有通过的原因是，他的“仪态、形象不佳，口才不好”。
苗卫芳再次回到私立学校这条路上。经熟人介绍，他到保定东方双语学校宣传科工作，负责校报编辑和领导讲话稿写作，但上班十多天就辞职了。苗卫芳说，他离开的原因是校领导总是骂人，他也没有一个合适写作的环境。
7月，灵寿县护驾疃中学得知苗卫芳研究生毕业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就业单位，就主动联系他回该校教书。苗卫芳曾经在该校教过历史课，之后辞职前往另一所私立学校。学校负责人说，学校给出每月2500元的工资待遇，可是苗卫芳要求2800元，否则不来。学校认为苗卫芳纠结300元的差价，情商不是很好，未答应他的薪酬要求。苗卫芳对这种说法很恼火：“他说的是错误的，当时谈的是2600，不是2800。”
苗卫芳又回家种地了。“我要有合适的环境搞自己的文学创作，在私立学校当老师，要么老板辞退我，要么我跳樓，就这两条路。富士康能进行文学创作吗？”
苗卫芳最理想的工作是作协的专职作家。“有稳定的工资，不用上班。只要一年或者几年交一部作品就可以了。”2003年，苗卫芳在保定市某报副刊上发表过一篇歌颂抗击“非典”精神的散文《枣花》，之后，热爱文学的苗卫芳成为了保定市作协的会员。
读研期间，小说《二月兰》完成。苗卫芳带着自己的作品到当地作协交流，“都说我这个小说写得好，反响很大。”他认识了很多当地的作家，并羡慕他们的工作。“我身边很多这样的人，只需要创作文学。” 年龄受限的苗卫芳没有考取作协公务员的资格，觉得自己成不了莫言。“我比较适合当事业单位的图书管理员或者是档案管理员，有环境能创作。”当问及私立学校便不能创作吗，苗卫芳开始激动，语速加快了。“私立学校和富士康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压榨M（剩余价值）的，在私立学校就是打工的，富士康是要跳楼的。体制内的人就不是打工者。这种想法，中国人谁不知道？！”
他对“铁饭碗”三个字颇为反感。“我不否认是为了引起关注，不否认要找一个体制内的工作。但我不是要炒作，也不是要找铁饭碗。炒作和铁饭碗都是贬义词。”
“知识”改变命运？
自从研究生毕业回家务农，父亲愤而服毒的事情被媒体报道之后，苗卫芳便离开了家。在河北大学新区附近的东百楼村里租了一间每月110元的出租房。凌乱的床铺上摊着他的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本该交给用人单位的就业通知书依然保留在苗卫芳的手里。房间一角，有一个一米见方的灶台，废旧报刊上躺着两个发蔫的倭瓜。
苗卫芳试图对自己的人生经历下一个定义，“我就是社会的悲剧、命运的悲剧、性格的悲剧”。
提起这么多年的“考学”经历，苗卫芳觉得父亲最开心的还是自己小学升初中的时候。苗卫芳考了乡里前几名，消息传得很快，大家都觉得苗卫芳“将来一定有出息”。
在苗卫芳的父辈里，叔叔因为当兵转业当了县里的局长，姑姑是大学生，毕业后在县一中当老师，只有自己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父亲是出力气的好手，能干，就是出死力，吃死苦的人。”为父亲争气的担子便落在了苗卫芳的身上。
苗卫芳初中开始便住校。每两周回一次家，带上10元钱和一些咸菜。精打细算的苗卫芳知道，靠种地年收入只有三四百元的家里，“80%的钱都给我花了。”父亲认为苗卫芳的哥哥和妹妹都不是读书的料，便只供苗卫芳一个人。哥哥和妹妹都是小学没毕业便辍学了。
没有考上高中，对苗卫芳和家里都是一个打击。因此苗卫芳在工地当装卸工的时候，也会拿起初中课本来复习功课。“要不说人怪，说不清的。没有具体目标也要读。”苗卫芳说。
闲暇时间拿起课本成了苗卫芳的一种生活习惯。在高二辍学后，苗卫芳依然在工棚里复习着高中数学和英语。苗卫芳每天早晨四点起来看书，晚上8点下班后，再看书到10点。在呼和浩特知道可以参加成人高考后，苗卫芳马上报了名，在刺骨的寒风中，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十几里路参加补习班。
“他们都说我是孙少平。”苗卫芳说。“孙少平”是作家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农民子弟孙少平尽管贫困却自尊自立，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做了一名教师，却没有消沉，一直关注着外部世界。他从漂泊的揽工汉成为正式的建筑工人，最后又获得了当煤矿工人的机遇，成了一名优秀工人。经历毁容后，并没有被不幸压垮，又充满信心地回到了矿山，迎接他新的生活与挑战。2009年版的出版说明写道：“《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作家高度浓缩了中国西北农村的历史变迁过程，特别是主人公面对困境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今天的大学生朋友仍有启迪。”
有一点，苗卫芳比孙少平“还要强”，“我这个研究生是全日制的，是要转户口的。身份证是保定市的。”
在苗卫芳的小说《二月兰》引言里，有这样一段文字：“鲤鱼跳龙门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这对农村出生的孩子来说可是彻底改变命运的大事啊！从此告别农门，毕业后分配工作，就吃上‘皇粮’了。十几年寒窗苦读，换来了大学通知书，他兴奋得身子轻飘飘的，如同处于物理老师讲的失重状态。”
可就业形势并不是他想象的那般好。“考的时候想扩招，毕业的时候不想扩招了。”苗卫芳有些后悔地说：“或者早考，就好了。”
“我现在是钱、权、房、车，一样没有。”谈到读这个研究生，苗卫芳皱起了眉头。“现在害人了，户口整没了，医保没有了，新农合也入不了。户口和档案自己拿在手里，你说惨不惨？”
苗卫芳也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可改的结果是：他没找到稳定的工作，连和家里人的沟通都难了。决定回家“耕读”后，苗卫芳在种庄稼这件事上和家人起了分歧。“我种地不用化肥，不用除草剂。要绿色环保。”甚至在饮食习惯上，“父亲他们要吃细粮。我爱吃红薯叶和玉米面疙瘩。粗粮健康。”
苗卫芳父亲抢救过来后，回到村里。但最近因媒体追访，不得不躲了出去。只有苗卫芳的嫂子和侄儿守在家里，墙上贴着一张侄儿在期中考试中获得第五名的奖状。虽说苗卫芳读了研究生却回家种了地，苗卫芳的嫂子说，儿子学习成绩不错，将来会供他上大学。
她对苗卫芳拍父亲视频的事情非常不满：“就是脱离生命危险了也不能拍视频啊。我在这个村里都抬不起头来。谁能一口吃个胖子？都得一步一步慢慢干起。”
苗卫芳得知嫂子的评价后，愣了一下，“我嫂子没文化，小学都没上过。”知道很多媒体追到家里采访，苗卫芳的脸上阴晴不定。“哎呀，也说不上是好事坏事。这几天全是采访电话，我都不敢开机。”他笑得眼角的皱纹加深了许多。
在找人拍摄父亲自杀的视频之前，苗卫芳曾在2011年找人拍摄过一个《研究生毕业回乡种地写书，知识难改命运》的视频。拍客小唐回忆说：“当时有朋友向我爆料，说有一个人很牛：边种地边读书边写书。我在拍他的时候，进行了进一步挖掘，发现他是一个赶不上社会变迁和节奏的典型。”小唐说，苗卫芳之所以吸引他，是因为“对于农村里走出来的知识分子，通过考试选拔，是他们能够走出自己所在阶层、步入上流社会的最佳捷径。苗卫芳就是这样一个不懈追求高学历，希望通过知识改变自身命运的典型。他把一个农村知识分子所能做的努力都做了，非但命運没有因此得到改善，反而江河日下，生活变得愈加艰难。”
苗卫芳最近在忙碌的事情，是认真复习，准备阜平县在编老师的考试。阜平县面向社会公开招录50名在编教师，年龄上没有限制。苗卫芳报考了阜平县一中历史老师的岗位。
“考上了我可以回家种地，要是考不上，就再也不种地了，地就荒着吧。”在他看来，有了工作的知识分子种地没什么，而没有工作的知识分子种地便是农民了。
“你爸妈怎么办？”
苗卫芳脸上现出迷茫的表情。“总会有其他办法吧。”
苗卫芳心知肚明，父亲是因为自己服毒自杀的。2011年，40岁的苗卫芳硕士研究生毕业，没有找到合适的“体制内”工作继而回家务农。一年后，父亲承受不住心理压力，吃下了100片安眠药。
第二天，做了透析的父亲还没有苏醒，苗卫芳却做了一件让家人和朋友很难理解的事情，联系拍客拍摄视频。10月11日，视频上传到网络。《研究生毕业回家种地，老父气绝服毒》的标题刺激了公众。苗卫芳说：“我不否认是为了引起关注。”
41岁的毕业生
提到父亲自杀，苗卫芳用手指急促地敲击着桌面，声音有点颤抖。“在救护车里，我真以为我父亲已经over了。四五月份常说要死的事儿，谁也没有意料就真的这么做了。根本原因在我。假如我哪怕在小学当一个正式老师，不会被解雇，假期有工资，受人尊敬，是个知识分子，那他会自杀？不可能的。”
苗卫芳的家位于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城南庄柳树沟村。这座隐藏在太行山里的小山村种植最多的作物便是玉米和花生。然而苗卫芳对侍弄庄稼并不热心，在他41年的人生里，“考学”始终是一个关键词。“成考大专、自考大专、专升本、研究生，大部分考试我都考过。”
1988年，17岁的苗卫芳因为“理科成绩太差”没能如愿考上高中。初中毕业7年后，在工地做装卸工的苗卫芳觉得打工没有出路，在24岁时，找到在阜平一中当老师的姑姑走后门，进了这所高中念到高二。因为没有学籍不能参加高考，继而作罢。
1997年冬天，苗卫芳到呼和浩特打工。在那里，他第一次听说了成人高考。第二年，他考取了呼和浩特管理干部学院的经济学专业。因为脱产读书，苗卫芳没有了经济来源。专科两年，学费3000元，只交了400元钱，苗卫芳没拿到文凭。
2000年，苗卫芳从呼和浩特回到老家，他开始做卖豆芽的小买卖。两年后，苗卫芳到槐树庄中学做了代课老师，每月只有240元的代课费。但他觉得，“起码是当老师嘛，做农民工，就一辈子都是农民工了。”
代课期间，苗卫芳参加了自学考试，先后拿到了专科、本科文凭。凭着文凭，苗卫芳在私立学校找到了工作。7年间，苗卫芳在保定、石家庄的各私立学校教书，几乎每年都要换一家学校。“私立学校不稳定，老师不受尊重。保定的私立学校假期还没有工资。”苗卫芳不满地说。
2008年，和他在同一所私立学校教书的老师报考了研究生，苗卫芳也跟着报了名。至于为什么要考研究生，苗卫芳自己也说不清楚。“可能考试有惯性吧。也许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既然考上就去吧。万一能改变什么呢。”
苗卫芳很快便发现“不能改变什么”。被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录取的苗卫芳发现，“毕业生打工的多，飘着。总之你不是体制内的人，是一个打工者。”
在校读研三年，苗卫芳完成了《大清河水系与津保内河航运研究》并编辑成书，还完成以代课教师为原型的长篇小说《二月兰》。严格意义上说，它们都没有书号，只能称为“印刷品”，总共花费上万元。
“我知道就业形势不好，就给我父亲打预防针，说可能找不到工作。后来书出来了，村里领导说，工作肯定没问题啊，都有成果了。”
小学没毕业的父亲对村里领导的话深信不疑。然而毕业后，苗卫芳却回家务农了。村里人议论纷纷，觉得苗卫芳的书白念了。身体不好的父亲在去女儿家走亲戚的时候偷偷买了100片安眠药，全部吞了下去。
“我一直没工作，父亲是希望破灭了。”苗卫芳又开始用手指敲击桌面。
体制内幻梦
苗卫芳看来，毕业后的就业去向应该是稳定的体制内工作。“我现在是研究生了，层次更高了，要写更好的东西，需要环境。”上研究生前，苗卫芳不知道公务员招考一般要求年龄在35周岁以下。好在还有事业单位，苗卫芳知道，这跟公务员都算体制内，每次听说事业单位招聘，他都准备好简历和资料前去应聘。每次都失望而归。
退而求其次，苗卫芳想当一名“国办老师”。“共和国教师法第六章第二十五条规定，教师的待遇应当不低于或高于公务员。”苗卫芳用手指沾了点唾沫，仔细翻找着手边的教师招聘考试专用教材《教育理论基础》。
2012年春天，苗卫芳到保定七中应聘教师，最后在试讲阶段被淘汰。保定七中的工作人员回忆，苗卫芳没有通过的原因是，他的“仪态、形象不佳，口才不好”。
苗卫芳再次回到私立学校这条路上。经熟人介绍，他到保定东方双语学校宣传科工作，负责校报编辑和领导讲话稿写作，但上班十多天就辞职了。苗卫芳说，他离开的原因是校领导总是骂人，他也没有一个合适写作的环境。
7月，灵寿县护驾疃中学得知苗卫芳研究生毕业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就业单位，就主动联系他回该校教书。苗卫芳曾经在该校教过历史课，之后辞职前往另一所私立学校。学校负责人说，学校给出每月2500元的工资待遇，可是苗卫芳要求2800元，否则不来。学校认为苗卫芳纠结300元的差价，情商不是很好，未答应他的薪酬要求。苗卫芳对这种说法很恼火：“他说的是错误的，当时谈的是2600，不是2800。”
苗卫芳又回家种地了。“我要有合适的环境搞自己的文学创作，在私立学校当老师，要么老板辞退我，要么我跳樓，就这两条路。富士康能进行文学创作吗？”
苗卫芳最理想的工作是作协的专职作家。“有稳定的工资，不用上班。只要一年或者几年交一部作品就可以了。”2003年，苗卫芳在保定市某报副刊上发表过一篇歌颂抗击“非典”精神的散文《枣花》，之后，热爱文学的苗卫芳成为了保定市作协的会员。
读研期间，小说《二月兰》完成。苗卫芳带着自己的作品到当地作协交流，“都说我这个小说写得好，反响很大。”他认识了很多当地的作家，并羡慕他们的工作。“我身边很多这样的人，只需要创作文学。” 年龄受限的苗卫芳没有考取作协公务员的资格，觉得自己成不了莫言。“我比较适合当事业单位的图书管理员或者是档案管理员，有环境能创作。”当问及私立学校便不能创作吗，苗卫芳开始激动，语速加快了。“私立学校和富士康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压榨M（剩余价值）的，在私立学校就是打工的，富士康是要跳楼的。体制内的人就不是打工者。这种想法，中国人谁不知道？！”
他对“铁饭碗”三个字颇为反感。“我不否认是为了引起关注，不否认要找一个体制内的工作。但我不是要炒作，也不是要找铁饭碗。炒作和铁饭碗都是贬义词。”
“知识”改变命运？
自从研究生毕业回家务农，父亲愤而服毒的事情被媒体报道之后，苗卫芳便离开了家。在河北大学新区附近的东百楼村里租了一间每月110元的出租房。凌乱的床铺上摊着他的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本该交给用人单位的就业通知书依然保留在苗卫芳的手里。房间一角，有一个一米见方的灶台，废旧报刊上躺着两个发蔫的倭瓜。
苗卫芳试图对自己的人生经历下一个定义，“我就是社会的悲剧、命运的悲剧、性格的悲剧”。
提起这么多年的“考学”经历，苗卫芳觉得父亲最开心的还是自己小学升初中的时候。苗卫芳考了乡里前几名，消息传得很快，大家都觉得苗卫芳“将来一定有出息”。
在苗卫芳的父辈里，叔叔因为当兵转业当了县里的局长，姑姑是大学生，毕业后在县一中当老师，只有自己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父亲是出力气的好手，能干，就是出死力，吃死苦的人。”为父亲争气的担子便落在了苗卫芳的身上。
苗卫芳初中开始便住校。每两周回一次家，带上10元钱和一些咸菜。精打细算的苗卫芳知道，靠种地年收入只有三四百元的家里，“80%的钱都给我花了。”父亲认为苗卫芳的哥哥和妹妹都不是读书的料，便只供苗卫芳一个人。哥哥和妹妹都是小学没毕业便辍学了。
没有考上高中，对苗卫芳和家里都是一个打击。因此苗卫芳在工地当装卸工的时候，也会拿起初中课本来复习功课。“要不说人怪，说不清的。没有具体目标也要读。”苗卫芳说。
闲暇时间拿起课本成了苗卫芳的一种生活习惯。在高二辍学后，苗卫芳依然在工棚里复习着高中数学和英语。苗卫芳每天早晨四点起来看书，晚上8点下班后，再看书到10点。在呼和浩特知道可以参加成人高考后，苗卫芳马上报了名，在刺骨的寒风中，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十几里路参加补习班。
“他们都说我是孙少平。”苗卫芳说。“孙少平”是作家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农民子弟孙少平尽管贫困却自尊自立，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做了一名教师，却没有消沉，一直关注着外部世界。他从漂泊的揽工汉成为正式的建筑工人，最后又获得了当煤矿工人的机遇，成了一名优秀工人。经历毁容后，并没有被不幸压垮，又充满信心地回到了矿山，迎接他新的生活与挑战。2009年版的出版说明写道：“《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作家高度浓缩了中国西北农村的历史变迁过程，特别是主人公面对困境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今天的大学生朋友仍有启迪。”
有一点，苗卫芳比孙少平“还要强”，“我这个研究生是全日制的，是要转户口的。身份证是保定市的。”
在苗卫芳的小说《二月兰》引言里，有这样一段文字：“鲤鱼跳龙门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这对农村出生的孩子来说可是彻底改变命运的大事啊！从此告别农门，毕业后分配工作，就吃上‘皇粮’了。十几年寒窗苦读，换来了大学通知书，他兴奋得身子轻飘飘的，如同处于物理老师讲的失重状态。”
可就业形势并不是他想象的那般好。“考的时候想扩招，毕业的时候不想扩招了。”苗卫芳有些后悔地说：“或者早考，就好了。”
“我现在是钱、权、房、车，一样没有。”谈到读这个研究生，苗卫芳皱起了眉头。“现在害人了，户口整没了，医保没有了，新农合也入不了。户口和档案自己拿在手里，你说惨不惨？”
苗卫芳也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可改的结果是：他没找到稳定的工作，连和家里人的沟通都难了。决定回家“耕读”后，苗卫芳在种庄稼这件事上和家人起了分歧。“我种地不用化肥，不用除草剂。要绿色环保。”甚至在饮食习惯上，“父亲他们要吃细粮。我爱吃红薯叶和玉米面疙瘩。粗粮健康。”
苗卫芳父亲抢救过来后，回到村里。但最近因媒体追访，不得不躲了出去。只有苗卫芳的嫂子和侄儿守在家里，墙上贴着一张侄儿在期中考试中获得第五名的奖状。虽说苗卫芳读了研究生却回家种了地，苗卫芳的嫂子说，儿子学习成绩不错，将来会供他上大学。
她对苗卫芳拍父亲视频的事情非常不满：“就是脱离生命危险了也不能拍视频啊。我在这个村里都抬不起头来。谁能一口吃个胖子？都得一步一步慢慢干起。”
苗卫芳得知嫂子的评价后，愣了一下，“我嫂子没文化，小学都没上过。”知道很多媒体追到家里采访，苗卫芳的脸上阴晴不定。“哎呀，也说不上是好事坏事。这几天全是采访电话，我都不敢开机。”他笑得眼角的皱纹加深了许多。
在找人拍摄父亲自杀的视频之前，苗卫芳曾在2011年找人拍摄过一个《研究生毕业回乡种地写书，知识难改命运》的视频。拍客小唐回忆说：“当时有朋友向我爆料，说有一个人很牛：边种地边读书边写书。我在拍他的时候，进行了进一步挖掘，发现他是一个赶不上社会变迁和节奏的典型。”小唐说，苗卫芳之所以吸引他，是因为“对于农村里走出来的知识分子，通过考试选拔，是他们能够走出自己所在阶层、步入上流社会的最佳捷径。苗卫芳就是这样一个不懈追求高学历，希望通过知识改变自身命运的典型。他把一个农村知识分子所能做的努力都做了，非但命運没有因此得到改善，反而江河日下，生活变得愈加艰难。”
苗卫芳最近在忙碌的事情，是认真复习，准备阜平县在编老师的考试。阜平县面向社会公开招录50名在编教师，年龄上没有限制。苗卫芳报考了阜平县一中历史老师的岗位。
“考上了我可以回家种地，要是考不上，就再也不种地了，地就荒着吧。”在他看来，有了工作的知识分子种地没什么，而没有工作的知识分子种地便是农民了。
“你爸妈怎么办？”
苗卫芳脸上现出迷茫的表情。“总会有其他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