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主要挑战是国内的阶层分化和政治极化，如果不向历史取经，美国的动荡或许才刚刚开始。
　　由史观之，垄断和贫富分化几乎总是伴随着自由化的市场经济而出现。每一次技术革命和金融泡沫的破裂，都是财富大转移，而且，无一例外是由下向上转移。劳动相对于资本，非熟练劳动力相对于熟练劳动力永远处于弱势地位。在增量经济中，机会均等和共同富裕相对比较容易实现，例如在美国的西进运动中，广阔无垠的无主之地是普遍乐观主义精神的来源。一旦进入存量经济，就只会发生财富转移，经济问题引发的各种社会和政治就会暴露。
　　美国历史上的第一轮贫富分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出现的。南北战争之后，出现了所谓的“镀金时代”，同时也出现了第一个“大动荡时期”。19世纪末开始，以工人运动为主要内容的進步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如果没有一战和之后的大萧条，美国社会大概率会继续呈现出阶级撕裂和政治钟摆的状态。战后的罗斯福新政与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构想都是进步运动的延续。然而，这一切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
　　第二轮贫富分化伴随着全球化和金融化而出现，当前已经回到一战前的水平。这两次贫富分化都是在自由市场观念占主导的时期形成的，但我们不认为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政府被垄断资本和精英阶层裹挟着而制定的政策即使不是最重要原因，也是最强劲的推进器。根据贫富分化的演变，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戈德斯通早在30年前就预测美国可能迎来“动荡的20年代”。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主要挑战是国内的阶层分化和政治极化，如果不向历史取经，美国的动荡或许才刚刚开始。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演化，美国经济的不平等程度已接近（或超过）一战前夕，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时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收入分配不均状况，即使是发展中国家（如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其不平等程度比之发达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故有人发问：“我们是否生活在镀金时代2.0”。
　　拜登的考题是：如何在一个经济、种族、文化和教育等多种因素决定的阶级极端分化的美国用一套中左的施政纲领来凝聚共识和重建民主秩序，其关键在于扭转两极分化的趋势，夯实中产阶级基础，提升社会向上的垂直流动性。
　　对于任何国家，持续繁荣的理想模式是：实际工资水平上涨、政府税基扩大和税收增加、企业高投资率形成正反馈——更高的实际工资产生更高的需求和更大规模的市场，从而有利于生产部门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而获取高利润，推动高投资。同时，人力成本的提升又会倒逼企业开发劳动节约型的技术，鼓励企业创新。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有助于完善基础设施，对企业的创新形成“杠杆”作用，还可以增加对教育、基础研究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这又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由此形成一个良性的反馈循环，该循环的起点一定不是金融市场，而是正确的产业，而正确的产业一定来源于真实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