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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个老兵，随大部队转业后扎根新疆兵团，对执行上级的命令有着近乎偏执的坚决。可是为了我，这个家里的“老幺”，父亲却有几次违背了自己的原则。
记得，1979年的秋天，我们刚从南台子煤矿整体搬迁回到团里的第一年，勤劳的军垦战士（当然也有尚未平反的“劳改犯”）很快就在一片戈壁滩上站稳了脚跟，把个曾经遍地风沙的荒芜之地侍弄得风生水起，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秋天到了，我跟着父亲去看场。说是晒场，其实就是在戈壁滩上平出了一块空地，然后把收获的庄稼摊开晾晒。那一晚，我对平日里稀罕得不得了的打瓜子全然没有了兴趣。因为另一件稀罕物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那是一把在电影里经常出现的“神器”——三八大盖步枪。不用说我也能想到，这支枪一定有些传奇的故事：在某一次战斗中，日本侵略者被我英勇的八路军战士击毙，成为战利品缴获而来。于是我心里像是爬了只小虫子，痒痒的，满脑子都是激烈的战斗场面，直到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勇敢的战士。在我的再三央求之下，父亲借着场上挂着的电灯泡，用一把扬场用的木锨做靶子，一个简易的靶场就形成了。我趴在地上，屏住呼吸，用比我身高还长的三八大盖打了平生第一枪，当时心中的激动和兴奋可想而知！可是，兴奋劲过去后我很快又开始担心起来。因为我知道由于出了几次意外，团里对连队的子弹已经开始严格控制了，如果上级发现父亲的子弹少了咋办？为此，我只能再三提醒自己管住嘴，千万不能在小伙伴跟前去炫耀。好在事后并没有人提起，我也很快忘了这件事。现在想来，不善言谈的父亲心里其实是有着英雄情结的，他一定是想，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人，现在的兵团战士的儿子，我怎么能不会打枪呢？
很快到了高中毕业的关头，眼看我以当时的成绩挤过大学“独木桥”的可能性不大，母亲比我还着急。于是，我发表过的几篇文学作品燃起了母亲心中的希望，因为她知道，当年从我们团里走出去的两位“土记者”也就高小毕业，最后都成了师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一说起他们，连团里的领导都一脸尊重。在母亲看来，我可比他们当年强多了：“连林结巴都能当记者，我儿子为什么不能？我儿子可是比他说话利索多了！”
就凭着这份执念，母亲硬是逼着父亲去找团里的王政委。“王政委算个啥，你骑着马剿匪的时候，他还没当兵呢！”母亲总是这样有底气。但是要想说动父亲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父亲骨子里的倔强和清高是成正比的。母亲说过，当年新疆军区和兵团分家时，很多人都想尽了办法往作战部队里挤，不愿意当农民一样的兵团战士，可是任母亲磨破了嘴，父亲始终不愿意去开口求人。虽然，他是给首长赶过马车的老骑兵。后来到了兵团，因为他的老资格，总算当了副连长。和父亲一起来的老战友，都呼呼地坐着直升机一样提拔了。可是父亲，每次见了团里来的领导召集会议，总是坐得远远的，生怕别人说他“溜沟子”（新疆话“拍马屁”的意思）。这使他在副连长的位置上一待就是三十年，直到1984年离休。
但是这次，父亲最终没有扛住母亲的唠叨，硬着头皮去了王政委办公室。结果却是黑着脸回来了，连续几天闷声不响。被母亲问急了，就涨红了脸冲母亲发火：“以后再别让我去干这丢人现眼的事情！”
好在后来，机缘巧合，我在多位“伯乐”的关心下，竟然高中一毕业就成了团里的专职新闻干事。我想，这和母亲的努力分不开，也和父亲的“老倔头”的名号分不开。因为至少有两位帮助过我的领导，都说过同样的一句话：“你爸爸是个讲原则的老实人，相信你也差不到哪里去。”看样子生活的哲理真的应验了，当年父亲吃的亏，在我这里得到了弥补。
就在我进机关工作不久，父亲却因为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住进了医院，医生说这是当年没黑没白泡在连队的田间地头，饥一顿饱一顿留下的病根。好在当时团医院的外科主任张国鹏医生多次外出进修，胃大部切除手术在他的眼里就是小菜一碟：“放心吧，也就一个星期保准让你父亲生龙活虎地出院！”
手术确实很成功，可是谁曾想值班护士竟然出了差错，在手术后的第三天把手术前父亲忘了吃的药给发了过来（当然，这是事后医生不断会诊和询问才得出的结果）。这个小小失误给父亲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因为吃药时喝的水渗进伤口，导致炎症无法消退，二十多天低烧不断。一个常规七天出院的手术，前前后后拖了一个多月，最后转到师医院才总算治愈。父亲被病痛折磨得胡思亂想，在安慰父亲的同时，父亲的“不良表现”令我惊慌失措，因为在我二十岁的记忆里，父亲一直是以一脸严肃的面孔存在着，我想不通像父亲这样坚强的“老革命”怎么会怕死呢？传出去是件多么丢人的事啊！于是，我暗暗下了决心，要让这件事成为永远的秘密烂在我的肚子里。可是又怎么能忍得住呢？直到十多年后父亲再一次住院，并没有引起哥哥们的重视，远在外地的我才终于忍不住在酒后一一给他们打电话，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和担心，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不要把父亲想象得那么坚强和迟钝，谁不渴望儿孙绕膝的幸福呢？
或许手术事件给父亲的心里留下了阴影，出院不久，他就执拗地闹着要拍张标准照，放大了以备不测，那年父亲也不过六十五。后来这幅照片就一直摆在我家老屋，摆在我的卧室里。直到二十多年后，父亲离开了我们，大哥就抱着这幅照片把父亲送上了旱田山的墓地，父亲的笑容也就凝固在了六十五岁这一年。以至于现在父亲总是以两个不同的形象重叠在我的梦境里。一个是六十五岁略显清瘦的父亲，一个是八十九岁老态龙钟的父亲。这中间相隔的二十四年，是用我一次又一次从外地和老家之间奔波的路程连接起来的。
再仔细想想，父亲的“不高大”还远不止于此。比如一向与人为善的他，也曾经因为我和别人红过脸，甚至差点动起手来；再比如，他在当副连长的同时，也曾带着我骑车去二三十公里外的清水河买来小猪仔挨着连队去贩卖……凡此种种，都和我以前记忆中的父亲大相径庭。
其实现在想来倒不必如此紧张，不管怎样，父亲毕竟是一个凡人，就像一片正面光鲜而背面粗糙的树叶，它再丑陋，也曾经为了大树的生长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啊！
责任编辑：黄艳秋
记得，1979年的秋天，我们刚从南台子煤矿整体搬迁回到团里的第一年，勤劳的军垦战士（当然也有尚未平反的“劳改犯”）很快就在一片戈壁滩上站稳了脚跟，把个曾经遍地风沙的荒芜之地侍弄得风生水起，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秋天到了，我跟着父亲去看场。说是晒场，其实就是在戈壁滩上平出了一块空地，然后把收获的庄稼摊开晾晒。那一晚，我对平日里稀罕得不得了的打瓜子全然没有了兴趣。因为另一件稀罕物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那是一把在电影里经常出现的“神器”——三八大盖步枪。不用说我也能想到，这支枪一定有些传奇的故事：在某一次战斗中，日本侵略者被我英勇的八路军战士击毙，成为战利品缴获而来。于是我心里像是爬了只小虫子，痒痒的，满脑子都是激烈的战斗场面，直到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勇敢的战士。在我的再三央求之下，父亲借着场上挂着的电灯泡，用一把扬场用的木锨做靶子，一个简易的靶场就形成了。我趴在地上，屏住呼吸，用比我身高还长的三八大盖打了平生第一枪，当时心中的激动和兴奋可想而知！可是，兴奋劲过去后我很快又开始担心起来。因为我知道由于出了几次意外，团里对连队的子弹已经开始严格控制了，如果上级发现父亲的子弹少了咋办？为此，我只能再三提醒自己管住嘴，千万不能在小伙伴跟前去炫耀。好在事后并没有人提起，我也很快忘了这件事。现在想来，不善言谈的父亲心里其实是有着英雄情结的，他一定是想，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人，现在的兵团战士的儿子，我怎么能不会打枪呢？
很快到了高中毕业的关头，眼看我以当时的成绩挤过大学“独木桥”的可能性不大，母亲比我还着急。于是，我发表过的几篇文学作品燃起了母亲心中的希望，因为她知道，当年从我们团里走出去的两位“土记者”也就高小毕业，最后都成了师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一说起他们，连团里的领导都一脸尊重。在母亲看来，我可比他们当年强多了：“连林结巴都能当记者，我儿子为什么不能？我儿子可是比他说话利索多了！”
就凭着这份执念，母亲硬是逼着父亲去找团里的王政委。“王政委算个啥，你骑着马剿匪的时候，他还没当兵呢！”母亲总是这样有底气。但是要想说动父亲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父亲骨子里的倔强和清高是成正比的。母亲说过，当年新疆军区和兵团分家时，很多人都想尽了办法往作战部队里挤，不愿意当农民一样的兵团战士，可是任母亲磨破了嘴，父亲始终不愿意去开口求人。虽然，他是给首长赶过马车的老骑兵。后来到了兵团，因为他的老资格，总算当了副连长。和父亲一起来的老战友，都呼呼地坐着直升机一样提拔了。可是父亲，每次见了团里来的领导召集会议，总是坐得远远的，生怕别人说他“溜沟子”（新疆话“拍马屁”的意思）。这使他在副连长的位置上一待就是三十年，直到1984年离休。
但是这次，父亲最终没有扛住母亲的唠叨，硬着头皮去了王政委办公室。结果却是黑着脸回来了，连续几天闷声不响。被母亲问急了，就涨红了脸冲母亲发火：“以后再别让我去干这丢人现眼的事情！”
好在后来，机缘巧合，我在多位“伯乐”的关心下，竟然高中一毕业就成了团里的专职新闻干事。我想，这和母亲的努力分不开，也和父亲的“老倔头”的名号分不开。因为至少有两位帮助过我的领导，都说过同样的一句话：“你爸爸是个讲原则的老实人，相信你也差不到哪里去。”看样子生活的哲理真的应验了，当年父亲吃的亏，在我这里得到了弥补。
就在我进机关工作不久，父亲却因为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住进了医院，医生说这是当年没黑没白泡在连队的田间地头，饥一顿饱一顿留下的病根。好在当时团医院的外科主任张国鹏医生多次外出进修，胃大部切除手术在他的眼里就是小菜一碟：“放心吧，也就一个星期保准让你父亲生龙活虎地出院！”
手术确实很成功，可是谁曾想值班护士竟然出了差错，在手术后的第三天把手术前父亲忘了吃的药给发了过来（当然，这是事后医生不断会诊和询问才得出的结果）。这个小小失误给父亲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因为吃药时喝的水渗进伤口，导致炎症无法消退，二十多天低烧不断。一个常规七天出院的手术，前前后后拖了一个多月，最后转到师医院才总算治愈。父亲被病痛折磨得胡思亂想，在安慰父亲的同时，父亲的“不良表现”令我惊慌失措，因为在我二十岁的记忆里，父亲一直是以一脸严肃的面孔存在着，我想不通像父亲这样坚强的“老革命”怎么会怕死呢？传出去是件多么丢人的事啊！于是，我暗暗下了决心，要让这件事成为永远的秘密烂在我的肚子里。可是又怎么能忍得住呢？直到十多年后父亲再一次住院，并没有引起哥哥们的重视，远在外地的我才终于忍不住在酒后一一给他们打电话，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和担心，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不要把父亲想象得那么坚强和迟钝，谁不渴望儿孙绕膝的幸福呢？
或许手术事件给父亲的心里留下了阴影，出院不久，他就执拗地闹着要拍张标准照，放大了以备不测，那年父亲也不过六十五。后来这幅照片就一直摆在我家老屋，摆在我的卧室里。直到二十多年后，父亲离开了我们，大哥就抱着这幅照片把父亲送上了旱田山的墓地，父亲的笑容也就凝固在了六十五岁这一年。以至于现在父亲总是以两个不同的形象重叠在我的梦境里。一个是六十五岁略显清瘦的父亲，一个是八十九岁老态龙钟的父亲。这中间相隔的二十四年，是用我一次又一次从外地和老家之间奔波的路程连接起来的。
再仔细想想，父亲的“不高大”还远不止于此。比如一向与人为善的他，也曾经因为我和别人红过脸，甚至差点动起手来；再比如，他在当副连长的同时，也曾带着我骑车去二三十公里外的清水河买来小猪仔挨着连队去贩卖……凡此种种，都和我以前记忆中的父亲大相径庭。
其实现在想来倒不必如此紧张，不管怎样，父亲毕竟是一个凡人，就像一片正面光鲜而背面粗糙的树叶，它再丑陋，也曾经为了大树的生长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啊！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