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视为城市的一种“性病”
　　赌博，即用财物作注、以一定方式争输赢的游戏。
　　骰子大概是历史最悠久且一直流传至今的赌具了。美索不达米亚出土过一枚公元前2750年的陶制骰子，古印度的摩揭陀王国王都的遗址上也曾出土过一枚红陶骰子，大约是公元前六、七世纪的遗物。两河流域的骰子曾在欧洲风行一时，直到纸牌的出现才取代了它最受欢迎的地位，后来又出现了赛马、轮盘等等，以及古罗马时期赌人性命的血腥格斗。
　　中国最早的赌博游戏名曰“六博”，相传是夏朝末期一个名叫乌曹的人发明的，传至后世，于西汉时期达到鼎盛，在凤凰山、马王堆、大葆台等多个汉墓遗址中都出土了随葬的博具。除六博外，斗鸡、走犬、掷骰、弈棋、投壶、牌九等传统赌博活动从周朝开始竞相出现，不一而足。
　　此外，在唐朝时有一种“赌博”（准确说是博戏）叫作叶子戏格外出名，其简称叶子，或称叶子格（“格”指的是法式、规则）、彩选图，据称是纸牌的前身，盛行于中晚唐及五代，宋以后渐渐流行纸牌。
　　据《太平广记》引《感定录》记载：“咸通以下，天下尚之。”“咸通”是唐懿宗李漼的年号。据《杜阳杂编》卷下记载，同昌公主嫁到关中韦家，夜里用红琉璃盘盛夜光珠照明，使家人为叶子戏取乐。
　　赌博作为一项有竞争色彩的游戏，又有利益财物牵涉其中，自出现之日起就酿成了无数惨案。《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鲁国贵族季平子与郈昭伯都酷爱斗鸡，常相约比试。季平子为取胜，偷偷用芥子粉弄瞎了对方鸡的眼睛。郈昭伯发现后决定报复，他在鸡爪上安了铜钩，果然把季平子的鸡打得大败。季氏大怒，私自侵占了郈氏的土地，后者也不甘示弱，和臧昭伯一起到鲁昭公处告状。鲁昭公向来忌惮季氏，欲趁机将其除掉，季氏请降而不得，便联合了三桓的其他两家——叔孙氏和孟孙氏，共伐鲁昭公。昭公不敌，失国而逃，郈昭伯也被处死了。古有因赌博而国破家亡者，今也有人因赌博而人财两空，例子不胜枚举。
　　因此，虽然赌博最早只是作为一种娱乐消遣而出现的，但因其道德上的非正义性和经济上的不确定性使它赌博经常被批判。在西班牙，赌博就被虔诚而清贫的信众视为城市的另一种“性病”。
　　早在1275年，阿方索十世（卡斯蒂利亚国王，统治今西班牙北部）就曾颁布有关赌博的法令。葡萄牙国王若奥一世也曾于1387年宣布禁赌。赌博具有让人上瘾的吸引力，一直被视为贵族福祉的威胁。而到了17世纪，人们则认为赌博带来的快乐和激情会分散人们对日常生活中严峻考验的关注，但无人能遏制。如哈布斯堡王朝的腓力三世本身就有根深蒂固的赌瘾，在他统治期间，马德里的赌场差不多跟妓院和教堂一样多。管理赌场成了最让市政议会头疼的问题。当时名噪一时的大贵族纳瓦斯侯爵和比利亚梅迪亚纳伯爵，都因为赌博成瘾而发生了多起丑闻，并最终被驱逐出马德里。
　　赌博是一种“必要的恶”
　　不管怎么说，赌博还是在十七世纪前所未有的普及开来。彼时，商业社会带来了更为标准化的、通用的价值衡量准则，赌博也成为了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的缩影，在机会游戏中的投机和风险正是经济生活中的投机和风险的必然反映。
　　后来的腓力四世尽管被迫于1641年重新发布了他的祖父腓力二世规定的禁止赌博的法令，但实际上，在他统治期间，政府每年都会通过给寡妇和退伍军人颁发管理赌博窝点的许可证，征收到大约50000金币。耶稣会的佩德罗·德·古斯曼是当时著名的道德家，尽管他惊叹于马德里的商店里卖纸牌等赌博用具的数量之多，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赌博是一种“必要的恶”，因为它确实保证了许多人和机构的生存。对于无数无业游民和机会主义者来说，赌博几乎变成了一种慈善化的活动。在机构冗杂、效率低下、人情冷漠的马德里，赌徒之间同病相怜的兄弟之情反而成了一种可靠的联系。
　　当时，消遣活动的娱乐性和危害性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物質利益的牵扯，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的评论和建议文章中屡见不鲜。基于此，很多人提出了有关赌博的操作模式的有趣建议，例如有人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赌博活动的具体意见，包括：未成年人和士兵都应远离赌博窝点，违者罚款600个金币；复活节期间禁止赌博，而且赌博窝点应该在午夜前关闭；为保障公平，建议禁止给服务人员小费；不以钱以外的东西做赌注，同时也要限制甚至关闭信贷，尽量控制赌博涉及到的物质利益；赌场应捐出收入的一小部分给当地教区，从而引导现有经济真正走向慈善机构，等等……
　　通过这些建议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这些提议具有相当的现代性。彼时的人们真实地审视有关赌博的一切环节，正视潜在的苦难和机遇，提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賭博活动的图景。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从医学、经济和道德的综合视角出发，既限制了可能发生的危险，又保留了这种流行的消遣方式。虽然算不上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从可行性和预期效果上考虑，这无疑是最为有效的办法。从使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定义了赌博在机械化的城市运行中的作用。
　　面具掩饰赌徒的阶级身份
　　最值得一提的是，从十八世纪初开始，意大利北部的所有贵族赌徒突然开始交换关于一个精通赌术的陌生人的故事。据说他财大气粗，经常以可疑的手段取得规律性的胜利，他的装扮也十分显眼，总是穿着高贵的长袍和黑色的斗篷。大家都猜他是个贵族，可能来自威尼斯或米兰。相传他是一个纸牌高手，凭借纯熟的赌技逐渐混入了贵族圈。凭借自己魅力和机智，他结实了很多喜好赌博的贵族，骗走了他们的钱。他身上藏着备用的纸牌，可以通过划痕和剐蹭来篡改纸牌的信息，他还会买通酒店的男侍者，帮自己在游戏过程中掉包。当这个神秘人物的前任仆从贝希亚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大家的怀疑才终于得到了确认。
　　根据贝希亚指出的情况，此人名叫格拉齐，其并非是威尼斯贵族，只是一个平民，通过伪装来引诱和欺骗贵族。
　　没多久，来自威尼斯的贵族维特尔和安杰洛状告格拉齐欺骗了他们。如此一来，证据确凿且丰富。经过威尼斯相关执行会一系列的调查、申辩、审判，格拉齐最终被判有罪，被关入了条件最恶劣的地下牢房。那里没有窗户，水深常常没过膝盖，而他将在这里呆上几年，甚至十几年。惩罚的严重性表明，该案不仅仅是一个普通人违反着装要求按贵族的装束打扮自己，也不仅仅是一个赌徒利用高超的赌技骗取钱财。当格拉齐依靠衣着和姓名行骗时，他不单背叛了自己应该扮演的社会角色，还侮辱了被他蒙蔽的贵族阶层，在统治机构看来，这种违背天赋身份、扰乱社会等级的行为，已经足够对社会秩序产生威胁。
　　格拉齐的案子特殊之处还在于，他通过赌博这个平台，一定程度上进入了贵族圈子，骗取财富之后又悄然逃跑，其严重程度要远超那个只能在社会边缘咒骂的大部分平民。不过，格拉齐确实也是个心狠手辣之人。在米兰的时候，他曾写信威胁一个没有及时支付赌资的人，他写道：“我希望我的要求能尽快得到满足，否则我会做些不能写下来的事情，事关你的家人在意大利的安全，比如你孩子的安全。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否则我会让你见识见识格拉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对于格拉齐本人来说，也许他并没有意识到与贵族赌博是对社会等级的重大挑战，而只是出于行骗的目的希望每次出手都能有丰厚的收获。可惜的是，他的无心却正撞上了威尼斯统治阶层敏感的神经。
　　根据法律，在十八世纪的威尼斯公共赌博厅，每一个来到的人都必须戴上面具。这个极为特殊的规定就是为了防止社会秩序突然逆转的危险。如果真的出现了巨大的利得或损失，面具可以隐瞒究竟谁输谁赢，也就削弱了财富变化的影响。象征性的面具本身也承担着区分贵族和平民的责任。它保护高贵的行列，并临时性地维持着统一阶层内部的平等，确保社会秩序明晰且稳定。
　　然而，再精致华丽的面具也只能维持表面的和平。面具之下，不同等级对既有制度的冲击都成为了当时威尼斯所面临的巨大的社会威胁。这也是十八世纪威尼斯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