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愿动词“想”和“要”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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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外国留学生在使用汉语时,经常会混淆表示愿望、意志的“要”和作为能愿动词的“想”。二者的差异在于:句法上,“要”和“想”与其后面的谓词性成分构成述宾结构,且“要”具有肯定和否定不对称的现象。语义上,二者都具有表“欲”的语义特征,但“要”具有定量性和动态性,而“想”具有非定量性和静态性。语用上,一般下级对上级用“想”,上级对下级用“要”;“想”有商量、征询意见的意味,“要”则侧重表达自己的意志。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 能愿动词 “要” “想” 句法 语义 语用
  
  在对外汉语教学和与外国留学生的交往中,我们发现留学生会造出这样的句子:
  (1)我很要学中国菜。
  (2)我的一个朋友说,他也不要吸烟,但是不能停止。
  能愿动词是汉语词类系统中一个重要且复杂的类别。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指出“助动词是个有问题的类”,至今仍有一些基本的语言事实尚未描写和分析清楚,甚至有些真正反映汉语特点的现象可能还没有触及。根据《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1984),“要”和“想”在能愿动词频次排名中分别为第一和第五,说明这两个词在能愿动词里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现代汉语八百词》的解释,“想”有六个义项:思考、回想、料想、希望、想念、记住。“想4”实质上具有助动词的功能,可列为能愿动词。助动词“要”有五个义项:①表示做某事的意志;②应该;③表示可能;④将要;⑤表示估计。马庆株(1992)把能愿动词这个语义场分为六个子场,即可能动词A类、必要动词、可能动词B类、愿望动词、估价动词、许可动词。根据留学生常出现的错词例句,本文将研究对象锁定为愿望动词类的“想”和“要”。
  
  一、能愿动词“想”和“要”的句法研究
  
  能愿动词“想”和“要”后都只能接谓词性成分,不能接名词性成分;都可以接单个动词、动宾结构、动补结构、状中结构。
  句法的差异性表现在:在宾语类型出现的频次上,“想”在接联动式短语作宾语时表现比较活跃,而“要”后面接联动式短语作宾语的情况比较少见;“要”后面接单个动词做宾语的情况很常见,宾语也较简短,“想”后的宾语一般较复杂;在表达否定意愿时,“想”可与“不”结合,组成“不想”,“要”不能与“不”结合构成“不要”来表达不愿意做某事,“不要”表示不应该,“多用于禁止或劝阻”(《现代汉语八百词》)。(现在也出现少数用“不要”表示不愿意的现象)
  由此,我们发现“要”具有肯定和否定不对称的现象。
  在Jesperson的著作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中有一章Negation专门讨论了人类语言的否定问题。他认为,人类语言中的否定词含义都是“少于、不及(less than)”[1],语言中的否定不是完全否定,而是差等否定。汉语中的“不”和“没”用于否定结构后,表示少于、不及原来的程度。如“这碗饭在这放了半个小时了,已经不热了”,并不是说饭是冷的,而是说不够热。
  “不”的这一否定含义决定了“所否定的概念在量上必须具有一定的伸缩性,即能够标在一定数量程度上变化的义项”。[2]石毓智先生把在量上具有伸缩幅度的词叫做“非定量词”,那些在语义上只表示一个点的词叫做“定量动词”。他认为在客观世界中,往往量大的事物可以长期存在,而量小的容易消失。由此可推导出以下肯定和否定公理:“量大的事物肯定性强,量小的事物否定性强,中间的事物其肯定程度和否定程度相当。”推及到语言领域即“语义程度极小的词语,只能用于否定结构,语义程度极大的词语,只能用于肯定结构,语义程度居中的词语,可以自由地用于肯定和否定两种结构中”。[3]
  具体到“想”和“要”,“想”能够用程度词切分出量级序列,它代表的是一个量幅。“要”不能用程度词切分,它表示的是一个量点,只指示一个确定的量。即,“想”是 “非定量动词”,“要”是定量动词。
  
  二、能愿动词“想”和“要”的语义比较
  
  (一)只能用“想”不能用“要”的情况
  1.“程度副词+想+VP”
  (3)他只想(×要)大声叫一阵,他觉得自己快要憋得透不过气来了。
  (4)觉慧很想(×要)拉住剑云,叫他不要加入。
  (5)王洪超激动地听着,真想当场伸出大拇指,表示他对与会者精彩发言的由衷敬佩。
  例(3)中,“要”不能被“只”修饰,我们通常用的“只要”的“要”是连词或动词,如“只要你想去就能去”。例句中“想”前都有程度副词修饰,“只”“很”“真”,想的程度越来越高。但“要”不具有梯度性。
  鲁晓琨在她的专著《现代汉语基本助动词语义研究》一书中认为“想”具有静态性,“要”具有动态性。[4]或者说,“想”更偏向静态的心理活动,“要”更偏向动态的行动。
  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定量与不定量的角度,还是静态与动态的角度,都反映出“想”和“要”的一个区别性特征,即“想”是持续性的,可以有程度上的波动,而“要”是一个极端状态,是一个触发点。
  2.“表持续性时间状语+想+VP”
  (6)我好久以前就想(×要)跟你见面。
  (7)我本来老早就想(?要)回家去,不过我放心不下。
  根据CLL语料库的检索,“老早就想”用例有15例,而“老早就要”只有一例,这表明前者的可接受程度远远高于后者。
  例句中的“想”前都有时间状语的修饰,表示想的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了,表明“想”是一种可持续性的静态的心理状态。而“要”表现得更为坚决,不仅有这个意愿,而且要立即行动。这也映证了“想”的静态性和“要”的动态性。
  3.“想+……又想+VP”
  (8)他想(×要)大叫,又想(×要)大笑几声。
  表明“想”可以是几种想法并存,且几种想法都还处于心理阶段,而“要”更坚决,在某一时刻只能有一种意念。
  4.“不想+ VP”
  (9)我并不想从哲理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想”有很大的伸缩性,可用“不”否定。但“要”只指示一个确定的量,不能用“不”否定,表示不愿意。
  (二)只能用“要”不能用“想”的情况
  “表强烈意志的副词+要+VP”
  “要”前出现“一定”“非”“偏”等副词作状语或“发誓”“决心”“坚决”等表强烈意愿的词作状语时,只能用“要”。
  (三)“想”和“要”可以互换的情况
  (10)他们一定不肯来,说要(○想)回去养息。(《家》第152页)
  (11)我倒想(○要)去看看。(《家》第44页)
  句中的愿望是不明确的,可以是只停留在心理阶段的想想,也可以是非常强烈的。
  (四)“想”和“要”语义异同归纳
  “想”和“要”都具有表“欲”的语义特征,当主体有某种愿望而又不强调决心行动时,可用“想”,也可用“要”。
  二者的区别为:“要”具有定量性和动态性,“想”具有非定量性和静态性。即“要”在定量性上,包含欲望到了极端的状态,它不具有愿望程度上的伸缩性。因此,“要”不能用“不”否定,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但能受“一定”“坚决”等表意志坚决的状语修饰。在动态性上,由于“要”具有愿望很强烈的语义特征,在事理上偏向需要马上付诸行动,所以一为不会持续性地一直处于心理阶段,二为具有行动性的特征。“想”在非定量上,有多种程度,可以受程度副词修饰,也可以用“不”否定。静态性上,“想”仅停留在心理阶段。
  
  三、 能愿动词 “想” 和“要”的语用比较
  
  由于“想”和“要”语义上的区别,语用上二者也有所区分。“想”停留在心理阶段,且有不同程度,因此“想”往往含有更多商量的口气,而“要”意志很坚决,亟待实施。诉说对象上,一般下级对上级用“想”,上级对下级用“要”。如:
  (12)经理:小李,把下午的会议材料给我拿过来,我要看一下。
  秘书:好的。王经理,明天我爸妈来上海,我想陪他们逛逛,能不能请个假?
  经理的意愿是已经决定了的,其预设为不管你愿不愿意我都要看,所以用“要”,语义强度较强。秘书的想法,还只停留在心理阶段,能不能实施,还要取决于经理是否批准,因此用“想”,语义强度较弱,表商量,希望能得到上级的同意。长辈与晚辈之间也是如此。
  语气上看,“想”有商量、征询意见的意味,而“要”不在于征询对方的意见,而在于侧重表达自己的意志,常常是已经下定决心了。如:
  (13)我虽然身体不好,但这个活动,我一定要参加,不能画了,我就写!
  (14)你一定要到苏利文那里,因为我非要见你不可。
  因此,在交际中不包含“交往”时,可根据自己意愿程度的强烈与否来选择用“想”或“要”,这时二者的语义差别在语用上没有明显体现。但在交际中包含“交往”时,二者的语义差别就体现出来了。“想”有非定量性和静态性的语义特征,因此在语用上表现出需要与对方商量,且希望得到对方的肯定的倾向。“要”具有定量性和动态性特征,因此在语用上表现为不用商量,甚至有直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倾向。具体来说,当要征求对方意见,需要客气时就用“想”,否则就用“要”。
  
  四、结语
  
  能愿动词历来被认为是一个有问题的类,它的名称、词性等都普遍存有争议。而对能愿动词的个案研究目前还不够深入。进行这样的个案研究一方面可以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一定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对能愿动词的共性特征的揭示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本文从众多能愿动词中选择了使用频率较高且在使用中又容易混淆的“想”和“要”为对象,并将研究范围进一步缩小为表示意愿的能愿动词“想”和“要1”,进行了细致分析,得到了如下结论:
  句法方面,“想”和“要”都可构成述宾结构,但“要”具有肯定和否定不对称的现象。语义方面,能愿动词“要”和“想”都具有表“欲”的语义特征,区别为“要”具有定量性和动态性,“想”具有非定量性和静态性。语用方面,诉说对象上,下级对上级用“想”,上级对下级用“要”;语气上,“想”表商量、征询意见,“要”侧重表达自己的意志。
  
  注 释:
  [1][丹麦]奥托•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语法哲学(英文版)[M].何勇等译.北京:语文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2][3]石毓智.肯定与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52页。
  [4]鲁晓琨.现代汉语基本助动词语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4页。
  (徐冶琼 武汉大学文学院 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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