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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红军长征途经遵义时举行了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陈云作为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坚决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为实现党的历史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
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性
1930年9月，陈云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六届五中全会上又被增补为中央委员。1931年9月中旬，王明赴共产国际任职，周恩来将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经中央负责人商议，决定成立由六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陈云是六人成员之一。1932年3月，陈云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1933年1月，陈云与博古等从上海出发，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下旬抵达瑞金后，陈云担任苏区中央局成员、常委，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副委员长兼福利部部长。
中央苏区在1933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赣南和闽西的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苏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大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积极鼓吹共产国际提出的所谓“进攻路线”。为了在中央苏区强行贯彻这一脱离实际的路线，他们先在福建省委，继而在江西省委开展了针对毛泽东的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在当时，军事是主要问题，陈云对军事问题不大熟悉，博古在前往苏区的路上曾对他讲，共产国际认为毛泽东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陈云起初对毛泽东还不很了解。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等人没有从实际出发，根据地图瞎指挥，先是在进攻时搞冒险主义，后又在防御时搞保守主义，导致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毛泽东在一些会议上指出，打不赢就插到敌人后面去打运动战，不能拿主力去拼。这对陈云的启发很大。后来经过多方的观察、了解，他对“左”倾错误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才逐渐有了明确的认识。于是，遇到不大懂的问题，陈云就开始直接去向毛泽东询问，或向了解情况的人员打听。
1977年，陈云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写道：“我是1933年初才到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所以对于红军初创时期的许多艰难困苦，并没有直接的了解。但是从许多参加过这段时期工作的同志们的谈话中知道，当时的每一项正确的政策，哪一条不是毛主席在亲身实践中反复调查研究，费尽心血创造的啊！”
长征初期，陈云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有了更彻底的认识。陈云被派往董振堂和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他们的任务是担任全军的后卫。由于部队中的干部战士对战略转移的意图不明确，又受一些流言的影响，加上白天黑夜行军打仗，吃不好，睡不好，得不到任何补充，所以，战士思想比较混乱，开小差逃跑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保证后卫任务的完成，陈云下到陈伯钧任师长的十三师进行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开小差的现象逐渐减少。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行军极为缓慢。国民党当局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当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令40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博古、李德等领导人却命令部队硬攻硬打，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虽最终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代价。面对险恶的处境，博古一筹莫展。李德几次举枪对着自己比画，好像要自杀，已经无法全面指挥红军的行动了。
湘江的惨败，以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被动挨打，同以前几次反“围剿”战役形成鲜明对比，使红军干部和战士心中产生许多疑问和不满。这种情绪在湘江战役后开始表面化，引起部队不同程度的思想波动。对下一步前进的方向和怎样挽救目前的危局，高层领导人中间也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分歧。而惨痛的失利，使陈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左”倾机会主义军事指挥的危害，他和大多数红军将士一样，急切地盼望着红军能够尽快扭转这种局面，走出困境。
在紧急关头，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统治薄弱的贵州挺进。这一建议，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同样得到了陈云的赞同。
此时，红五军团仍担负全军行动的后卫任务，陈云因随红五军团行动，距离中央和军委有几天的路程，未能参加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会后，陈云、刘伯承在洪州司与博古会面。博古向他们传达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告诉他们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的计划而向黔北进军。陈云得知红军这一战略方向转变的消息，心中甚是欣慰。他对毛泽东的建议表示完全赞同，因为这一转变将使中央红军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
1934年底，军委纵队经过瓮安县的老坟嘴到达猴场（今草塘）时，“左”倾领导人又提出两个主张：一是主张不过乌江，二是回过头来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了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又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猴场政治局会议还根据实际状况，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刘英后来说：陈云“是一个实干家，有组织能力，有魄力，有威望，对工作要求很严”。“在整编时，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的方针，有问题就向中央汇报，得到中央同意后，就大刀阔斧地干，彻底打掉了‘红章’纵队的坛坛罐罐，该扔的扔，该埋的埋，使部队得以轻装。他还把强壮的人员充实到前梯队的战斗部队中去，大大缩减了后梯队的负担。”
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后，中共中央正酝酿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张闻天在团溪同陈云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是；到黎平会议知道毛、张、王与独立房子的争论内容；团溪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
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性
1930年9月，陈云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六届五中全会上又被增补为中央委员。1931年9月中旬，王明赴共产国际任职，周恩来将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经中央负责人商议，决定成立由六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陈云是六人成员之一。1932年3月，陈云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1933年1月，陈云与博古等从上海出发，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下旬抵达瑞金后，陈云担任苏区中央局成员、常委，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副委员长兼福利部部长。
中央苏区在1933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赣南和闽西的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苏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大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积极鼓吹共产国际提出的所谓“进攻路线”。为了在中央苏区强行贯彻这一脱离实际的路线，他们先在福建省委，继而在江西省委开展了针对毛泽东的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在当时，军事是主要问题，陈云对军事问题不大熟悉，博古在前往苏区的路上曾对他讲，共产国际认为毛泽东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陈云起初对毛泽东还不很了解。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等人没有从实际出发，根据地图瞎指挥，先是在进攻时搞冒险主义，后又在防御时搞保守主义，导致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毛泽东在一些会议上指出，打不赢就插到敌人后面去打运动战，不能拿主力去拼。这对陈云的启发很大。后来经过多方的观察、了解，他对“左”倾错误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才逐渐有了明确的认识。于是，遇到不大懂的问题，陈云就开始直接去向毛泽东询问，或向了解情况的人员打听。
1977年，陈云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写道：“我是1933年初才到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所以对于红军初创时期的许多艰难困苦，并没有直接的了解。但是从许多参加过这段时期工作的同志们的谈话中知道，当时的每一项正确的政策，哪一条不是毛主席在亲身实践中反复调查研究，费尽心血创造的啊！”
长征初期，陈云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有了更彻底的认识。陈云被派往董振堂和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他们的任务是担任全军的后卫。由于部队中的干部战士对战略转移的意图不明确，又受一些流言的影响，加上白天黑夜行军打仗，吃不好，睡不好，得不到任何补充，所以，战士思想比较混乱，开小差逃跑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保证后卫任务的完成，陈云下到陈伯钧任师长的十三师进行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开小差的现象逐渐减少。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行军极为缓慢。国民党当局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当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令40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博古、李德等领导人却命令部队硬攻硬打，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虽最终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代价。面对险恶的处境，博古一筹莫展。李德几次举枪对着自己比画，好像要自杀，已经无法全面指挥红军的行动了。
湘江的惨败，以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被动挨打，同以前几次反“围剿”战役形成鲜明对比，使红军干部和战士心中产生许多疑问和不满。这种情绪在湘江战役后开始表面化，引起部队不同程度的思想波动。对下一步前进的方向和怎样挽救目前的危局，高层领导人中间也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分歧。而惨痛的失利，使陈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左”倾机会主义军事指挥的危害，他和大多数红军将士一样，急切地盼望着红军能够尽快扭转这种局面，走出困境。
在紧急关头，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统治薄弱的贵州挺进。这一建议，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同样得到了陈云的赞同。
此时，红五军团仍担负全军行动的后卫任务，陈云因随红五军团行动，距离中央和军委有几天的路程，未能参加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会后，陈云、刘伯承在洪州司与博古会面。博古向他们传达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告诉他们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的计划而向黔北进军。陈云得知红军这一战略方向转变的消息，心中甚是欣慰。他对毛泽东的建议表示完全赞同，因为这一转变将使中央红军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
1934年底，军委纵队经过瓮安县的老坟嘴到达猴场（今草塘）时，“左”倾领导人又提出两个主张：一是主张不过乌江，二是回过头来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了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又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猴场政治局会议还根据实际状况，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刘英后来说：陈云“是一个实干家，有组织能力，有魄力，有威望，对工作要求很严”。“在整编时，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的方针，有问题就向中央汇报，得到中央同意后，就大刀阔斧地干，彻底打掉了‘红章’纵队的坛坛罐罐，该扔的扔，该埋的埋，使部队得以轻装。他还把强壮的人员充实到前梯队的战斗部队中去，大大缩减了后梯队的负担。”
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后，中共中央正酝酿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张闻天在团溪同陈云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是；到黎平会议知道毛、张、王与独立房子的争论内容；团溪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