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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试图对影响国际新闻报道的因素进行归纳分析。鉴于学术界已有研究的纷繁芜杂。本文尝试根据研究的不同层次和出发点，归纳出三大研究视角，第一类是从国际传播结构出发进行的宏观考察，第二类是着眼于新闻生产的研究，第三类是着眼于新闻内容的研究。
关键词：国际新闻报道；影响因素；研究视角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目前国内对国际新闻的研究逐渐兴起，但突破描述层面，对背后动因的研究分析不多，且仍未系统化。盖因影响国际新闻报道的因素纷繁复杂，相互缠绕，难以明晰；综观国际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也是林林总总，涉及不同视角和层次，但也并未建立起完全的体系。因此本文试图将各种不同的动因研究进行归纳。希望能够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梳理思路。
归纳起来，现有的研究可以分为三大类视角，一类是从国际传播结构出发进行宏观考察；一类是着眼于新闻生产，分析从宏观到微观不同层次的影响因素；另一类是着眼于新闻内容，把被报道国和事件的特征作为变量，研究国际关系格局和事件的新闻价值如何影响国际新闻选择。
一、从国际传播结构出发进行的宏观考察
这类考察将国际新闻报道设于国际间信息流动的框架中，往往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批判分析。其中西方国际媒体在全球新闻生产和流通中的主导、英语新闻的强势等等都常常得到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一度形成研究焦点。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四百多种相关研究成果发表。总体来看，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信息源来自只占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西方发达国家，世界上国际新闻的80％来自西方主要通讯社。西方发达国家流向非西方国家的信息量是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100倍。
从理论角度看，弗兰克等提出的媒介依附理论、席勒提出的文化帝国主义、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等视野往往被运用其中。这类宏观考察往往认为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带来国际信息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的不平等结构，进而进一步加强了跨国支配，使得发达国家把文化价值观和信仰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
国际传播的不平衡现象以及相关理论的探讨还推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讨论。该讨论呼吁实现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多元化和平等对话。
但西方学者也有对此提出异议的。他们认为，1)发展中国家的受众并不是完全被动吸收的接受者，西方国家也不是无所不能的传播者；2)各国基础条件不同，对西方的依赖程度不同，不能一概而论；3)发展中国家对外来影响也存在抵御，而非束手无策；4)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传播并非仅有负面影响，也具备好的一面；5)从西方的表达自由理念出发，他们认为信息的自由流通是最需要根本保障的。学者汤林森则认为相比“文化帝国主义”等概念，“全球化”是一个更重要的概念。他认为民族国家和文化只是经由中介“想像出来的社群”。随着现代媒介的发展，这种想像的归属感已经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全球文化可以带来不同的元素。使我们免于生活在民族国家文化的阴影下，可以提供“去疆域化”的文化经验。另外全球化带来的混杂文化是掌握跨越国家文化的空间中某种新形态文化认同的有效概念，他们不同于国家文化的统一性，比较变化多端。总之他认为全球化并不是简单的西方文化影响东方。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有更多机会了解不同文化，文化视野变得更开阔，也会变得更宽容，从而对文化有一种更充分、更多样的理解，这有利于世界和平。
不过从实践来看，联合国提出的有关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问题至今没有真正被解决。当年的讨论之后近三十年里，争论依然存在，并随着信息技术和国际传媒的飞速发展不断深化。
二、从新闻生产出发进行的从宏观到微观的考察
Shoemaker和Reese曾从新闻生产的角度将影响媒体报道的因素分为五个层次，这基本涵盖了宏观、中观和微观的概念，它们是：对整个社会起到整合作用的意识形态因素；媒体外部因素，包括政府和其他机构的影响、技术/经济环境的影响、信息和资金来源的影响等等；媒体机构的因素，如媒体构架、目标、市场及政策的影响；媒体工作习惯带来的影响；个人因素，如记者编辑的教育背景、种族、信仰、价值观、政治倾向等对新闻内容的影响。国际新闻报道的新闻生产因素也基本可以从这些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角度来考察。
1、纵观对影响国际新闻报道因素的研究，宏观因素的考察已经相当普遍。主要体现为对媒体被共识构建，又进一步构建共识的研究。
意识形态被认为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共识。比如美国社会中有着诸如资本主义、私有权、自由市场、民主、反共产主义以及男性世界观等主导性意识形态，另外还有以政府为主导的精英意识形态。这二者大多数情况下是互相吻合的。美国媒体工作者的新闻观往往被精英操纵，忽略较弱势的群体，从而加强了主导性及精英意识形态。即使有时个别记者会走出意识形态划定的圈子，但是意识形态主导的新闻框架仍是美国媒体的主要趋势。在国际新闻报道呈现“他”、“我”关系的过程中，美国媒体的这种作为共识的意识形态则被强化，对敌对国家和民族的报道都有一种霸权性质和偏见意识，一直以新闻学中的“阿富汗主义”来描述作为“他者”的非欧美民族。媒体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再现体现出与西方的关系有文明与野蛮、高尚与低贱、强大与弱小、理性与感性、中心与边缘、普遍与个别等不同变化形式，但西方永远代表前者，东方或被殖民民族永远代表后者。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被媒介固化后，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凝聚力。
国家利益是又一个重要的共识，影响着国际新闻报道。国家利益的形成受到国际体系中认同与规范的影响，一方面国家将国际规范内化，使遵循规章制度成为生存需要和自身发展的一部分，从而在社会的互动中，重新塑造自我身份和集体认同；另一方面国家又是一个行为体，其行为是由根植于团体、类属、角色和集体身份的利益所驱动的，国际关系中的每个行为主体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国际关系紧张尤其是国家利益严重冲突时，政府、媒体与公众都表现出一种共识，即不再秉承新闻客观和公正原则，而是与政府的立场保持高度一致和国家利益至上，这无疑影响了媒体在国际报道中的报道角度、内容和主题的选择。因此美国媒体监督政府的新闻传统也会消失在国家利益对抗的边界上。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媒体则具有“与本民族(国家)认同”的爱国主义共识。在国际场合，记者们必须一致对外，当祖国与别国发生冲突时，记者一般总是站在自己国家一边，赞同、支持政府政策，捍卫本国的名誉、尊严、权力。比如美国新闻界对古巴导弹危机、入侵巴拿马、入侵格林内达，以及海湾战争的报道，都是站在政府的一边，表现出与国家认同的爱国主义。两位社会心理学家佛嘉斯和奥爵斯考尔研究发现，美国记者在报道国际事务时，还往往夸大本国与别国的差别，而且倾向于强调本国优势，淡化本国弱势。当某个方面本国比不上他国时，记者或者干脆避开那个题目，或者寻找一个新的角度来报道。比如报道日本经济成功的例子时，要加上日本环境污染严重、住房紧张、日本人只知工作不知休息、 生活方式单调来证明还是美国好。
构建共识过程中，政府往往被认为对美国媒体报道施加了重要的外部影响，尤其是对国际新闻报道。Zeidenstein认为白宫能够影响到报道的内容、时机以及方式。政府通常通过以下几种形式施加对媒体的影响。
(1)法律约束。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政府有不少针对国际关系紧张时期，尤其是战争时期的法律，限制媒体的报道。比如美国1917年颁布的《间谍法》、1918年的《煽动法》都对言论有所规定。一战期间，美国公共新闻委员会主席克里尔还制定了《战时美国定期报刊规程》，将新闻分为三类加以不同程度的控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总统则根据《第一战争权力法》设立了新闻检查局，并发布了《美国报界战时行为准则》。
(2)利用信息源优势控制信息。在形势紧张的情况下，政府也可以限制媒体接近信息源。尽管越南战争号称新闻报道较为充分，记者的行动往往还是受到军方限制。海湾战争中，政府对媒体规定了集体采访制度，由公共关系军官陪同经过挑选的记者前往经过挑选的战区采访，真正能够亲眼目睹事实真相的记者为数寥寥。伊拉克战争中运用的“嵌入式”报道则在貌似给记者提供方便的表象下，用严格的战场采访规则把报道限制在了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记者不能独自行动，一切采访必须记录在案。
另外，政府作为国际事务中最主要的信息源，还可以通过向媒体提供大量信息，引导媒体报道走向。而且政府总是通过有选择的公布对己有利的消息，隐瞒不利消息，来影响新闻报道。比如在一战和二战中美国政府分别成立了公共新闻委员会和战时新闻局。负责发布消息、供稿及规划有关对外宣传活动。难怪Graber认为美国国际新闻的报道主要就来源于政府的几个机构，包括白宫、外交部和五角大楼。为此，《华盛顿邮报》记者奥斯汀曾经悲叹道：“我们被锁在小小的新闻编辑室里。我们的电话只连接着白宫的各个部门。电话的使用权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得到的全是安排好了的活动——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前去拍照等”。
(3)以国家安全为名，利用权力限制媒体的报道。“9·11”以后，美国政府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强了对媒体的管制，美国媒体出现“舆论一律”的现象。《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认为，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其政策决定，特别是通过其有关媒体管理规则的制定，奖赏逢迎政府的媒体，并惩罚不受政府喜欢的媒体。结果从“9·11”事件，到阿富汗战争，再到伊拉克战争，美国主流媒体显示出了一种温驯、合作的态度。战前，美国权威的专业周刊《编辑和出版》公布了它对50家美国主流报纸的调查，结论是，大多数报纸选择了布什的战争。美国的电视频道，则从ABC的“铁腕对待伊拉克”，到FOX的“向恐怖主义宣战”，基本上自“9·11”开始就都选择了和布什站在一起。
但是美国政府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媒体的国际报道和美国媒体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具体阶段、具体的国际问题上，这一问题在学界仍然存有争议。很多学者认为在美国的核心民主概念下，在《第一修正案》的法律保护下，美国媒体追求其报道的独立性，并作为“第四权力”积极扮演监督政府的看门狗角色。正因为普通民众难有了解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的途径，媒体才更会充分报道，向公众提供足够信息，以让公众作出对世界及政府外交政策的正确判断，从而真正地行使民主权利。Cohen在其著作The Press and Foreign volicr中表示美国媒体就是试图通过独立地批评挑战美国政府。捍卫公众和全球利益。美国媒体对越南战争真相的揭露和对美国政府战争政策的批评，就已经体现了这种独立性。另外也有学者研究发现，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媒体对中美关系的报道就显示出更大的独立性。相对于冷战时期政府对媒体报道较明显的议程设置和媒体对政府政策的应和，后冷战时期媒体显示出努力摆脱政府议程影响的趋势。
2、从媒体机构层面的因素来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层面的分析不多，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视角，但是现在也逐渐引起学者关注。人们通常会把媒介机构视作生产组织，就其新闻生产的条件、限制等方面进行具体研究。细分一下一般会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媒体所有权的影响。就媒体所有权对报道内容的影响而言，很多学者都有过研究。认为媒体作为社会机构，受到其自身政治经济特征的局限。如Altschull在著作Agents of Power中表示所有权的归属会带来影响，因为谁出钱，就吹出“谁的调子”。Herman和Choreskv则认为媒体主要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精英服务，不管是国家控制的媒体，还是不受新闻检查的私营媒体，在这一点上都一样。不过专门就媒体所有权与国际新闻报道的关系进行的研究，数量并不多，且结论不一。
比如对台湾报纸的国际新闻报道进行的一项历时性研究发现，商业报纸与执政党的旗舰报相比，自产国际新闻的比例增加更快，因为商业报纸对市场需求反应更敏锐，所以分配给国际新闻的资源更多。派驻海外的记者也更多。但也有实证研究发现美国报纸国际新闻版面的多少与报纸的所有权并无显著联系。
2)所处市场环境的影响。媒体作为生产组织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必须时时对自己所处的市场环境作出反应。通常情况下，媒体组织所处城市的规模、人口受教育的程度、家庭收入水平、市场竞争的程度、移民的多寡等国际新闻的市场需求因素都会影响国际新闻的报道。
Lacy通过对美国114家报纸的研究发现，所处地区人口越多，报纸对国际新闻的兴趣越大，因为大城市在国际交流和贸易方面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更多。
在研究城际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时，Lacy则发现美国郊区和卫星城市的报纸刊登的国际新闻少于大都会的报纸，因为它们把更多的版面分配给了地方新闻。但是城市内部的竞争却没有太多影响国际新闻报道，Lacy以及Wanta和lohnson的研究都显示二者并无显著联系。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随着少数族裔移民的增多。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移民更希望看到来自家乡的新闻，会对报纸的国际新闻选择有所影响。比如Logan和Garrison就发现在拉美裔聚居的区域，报纸会更多刊载拉美地区的新闻。
3)媒体实力的影响。由于国际新闻报道成本较高，因此其运作会受到媒体实力的影响。实力因素包括媒体规模、通讯社信息资源的可获得性、国际新闻部的员工数量、驻外机构的多寡和驻外记者的数量等等。Lacy的研究又发现，规模相对较大的报纸刊载的国际新闻更多，因为国际新闻的生产成本高于地方新闻和国内新闻，大报更有能力承担费用。还有的发现小报对通讯社的依赖导致其国际新闻的数量和风格受到通讯社的很大影响。有条件派驻驻外记者的报纸，则不仅国际新闻数量多、篇幅长，而且在重大选题的报道中有更明确具体的消息来源。
4)媒体工作文化的影响。媒体工作文化这里指的是媒体组织内部的氛围、共享观念和具体的工作惯例。其中会涉及到：①媒体的新闻观。新闻观一方面包括媒体如何看待自身的角色——是靠市场致胜 呢，还是以内容取胜，是一家与其他企业别无二致，仅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企业呢，还是投身公共事业的特殊行业。这都会最终影响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投入和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其新闻观也包括媒体通行的判断新闻价值的观念。这是记者编辑在短时间内迅速对国际新闻选择进行判断的依据。除了通常所提的重要性、冲突性、时效性、接近性、趣味性等等以外，新闻故事的长度、话题的新鲜程度、文章风格，甚至具体是由哪一位驻外记者报道等等细节都被认为会影响到国际新闻价值的判断。②国际新闻的受重视程度。小到国际新闻部在办公室里的位置，大到该部门人员在管理层中所占的比重都能够鲜明反映国际新闻在媒体的地位，从而影响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投入和相关记者编辑的积极性。③媒体截稿时间以及版面和播出时间限制对国际新闻报道的影响。曾有研究发现，时间或版面紧张时，国际新闻往往第一个被牺牲。④通讯社稿源的集中程度。如果报纸总是依赖有限的几家通讯社的供稿。其视野、选题、风格和角度就会大受局限，而如果供选择的通讯社越多，报纸国际新闻所报道的地区、主题乃至文体、手法就会越丰富。
此外媒体惯例的影响因素还包括报业辛迪加对报纸的建议、事先的新闻策划、报纸的版本种类、国际新闻采集的日程安排、媒体技术以及对新闻来源的核对等等。
3、从记者编辑个人角度分析微观的影响因素。很多学者从微观的个体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记者编辑的个人特质、经历、态度等都会影响到国际新闻的报道。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个人信仰/信念。较为突出的有记者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比如Lichter等学者的著作TheMedia Elite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指出美国大报和主流电视媒体的记者与美国普通大众相比，更崇尚自由主义观点，也更有反宗教的倾向。而记者个人对新闻的态度，比如记者的新闻价值观以及对专业主义理想的追求等等都会影响到对国际新闻的选择和处理。
2)个人经历。有学者认为记者编辑个人的学历、出国经历等背景会影响他对国际新闻的兴趣。在国外长大并接受教育的经历也会影响其对国际新闻的价值判断。
3)个人能力。有人认为国际新闻比其他报道需要更强的能力和技巧。记者编辑的相关专业知识、国际新闻源的挖掘能力、编辑能力等都需要考虑其中。驻外记者在截稿时间压力下准确报道并挖掘深度的能力也非一日之功。一个有驻外记者经历的国际新闻编辑与只会编发通讯社稿的编辑更有着天壤之别。
4)国际新闻负责人的特质。国际新闻负责人的领导才能也被认为会对国际新闻是否受重视、国际新闻记者是否受到激励愿意投入等等问题产生影响。这里涉及到他们的说服力、影响力、管理能力等领导特质。比如Philadelphia Inquirer的前执行编辑Gene Roberts就曾为国际新闻部争取到较多资源，保证了五个驻外机构的运转，其出色的领导能力被认为是给报纸带来显著改观的重要因素。
但也有人认为这种个人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还是集体层面的控制、影响占据主导地位。
三、从新闻内容出发。对国际新闻选择的考察
这类考察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研究视角，往往会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考察内容特征与被报道频率的关系。这一视角也有相对的宏观与微观研究之分。
1、宏观研究
西方学术界多把这种研究称为“格局背景导向的研究”(context-oriented)，即研究是从整个世界体系和国家关系格局出发考察内容选择受到的影响。这类研究关注的是新闻事件发生的外部背景环境，并认为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被报道地区新闻的数量和内容。
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1)国家自身特点因素，如政治、社会、经济、地理特点。Dupree曾作实证研究，分别测量一国在美国上市的股票证券、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口、语言的易翻译性、识字率、报纸的可获得性、进出口额、与美国的地理距离、人口密度以及国家位于哪个洲等因素与一国被报道情况的关系。一般普遍认为影响因素集中在贸易、人口以及国民生产总值上。2)两国联系和互动关系。其中历史上的殖民关系、国家利益关系、语言/文化关系、地缘政治关系等都有研究证明是影响因素。如Hester的研究就认为文化的接近性是一个重要因素，并且也有研究发现加拿大英语报纸和法语报纸的国际新闻报道内容呈现泾渭分明的态势，支持了Hester的观点。另外也有对亚洲和西欧国家媒体作研究的学者发现，如果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与这些国家处于同一殖民集团，那么被报道的可能性更大。3)报道条件。主要指被报道国所具备的国际新闻报道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等因素。有研究发现一国的国家通讯社情况、通讯卫星设施、以及驻该国的国际新闻机构情况(包括国际通讯社、报纸和电视台的分支机构)等都会影响对该国的报道。
不过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有时互相并不一致，比如Robinson和Sparkes对美国和加拿大媒体的研，究结论是贸易、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与美国报纸的国际新闻报道没有明显关联，但Ahem对美国三大报的研究却把贸易、国民生产总值与政治关系并列为三大影响因素。
这种矛盾主要是由于各自实证研究中抽样方法、研究时间段、对研究对象的定义，以及其他操作方法的不同造成的。这也就导致了在这方面始终未能形成系统扎实的理论。同时，研究通常运用百分比值和相关度等数据，较难揭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
2、微观研究
西方学术界多把这种研究称为“事件导向的研究”(event-oriented)，研究不再考虑外部因素，而是从新闻事件的角度出发，分析事件如何由于本身的不同特性给媒体带来不同的新闻价值，从而影响被报道的情况。
Shoemaker等人发现外国新闻越具反常性就越有被美国媒体报道的可能性。他们给出的两大测量反常性的指标得到了人们的认同：1)社会现状层面的反常性，即事件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事件发生地的社会现状；2)规范层面的反常性，即这一事件如果在美国发生，会在多大程度上冲击美国的社会规范。
Galtung和luge则认为如果国际新闻事件符合以下要求就更有可能被报道：频率(frequency)、门槛(threshold)、清晰度(unambiguity)、意义(meaningfulnesS)、协同度(comonance)、非预期性(unexpectedness)、持续性(continuity)、组合程度(composmtion)、与精英国家有关(relevance to elite nations)、与精英人物有关(elite people)、个人化(persons)、以及负面性(negativicy)。Peterson进一步发现富有意义、符合国家精英主义以及负面性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也有学者发现有美国参与的国际事件更有可能被报道。
不过这类微观研究往往因其变量的主观性被宏观研究的学者批评，认为其变量特点如反常性、负面性等不如宏观研究的变量如国际贸易、人口地理等客观特点易于测量，会导致研究欠精准。
遗憾的是从内容出发的宏观与微观两种研究视角，由于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二者一直未能很好地整合在一起，直接表现为两种研究各自强调不同的因素，相互之间缺乏可比性，从而导致长期以来一直梳理不出一个清晰的影响因素体系，阻碍了理论建构的发展。同时这类研究偏重描述，比较缺乏解释机制。
总结：国际新闻报道由于空间上的广度和跨度造成其影响因素比国内新闻报道要更为纷繁复杂。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全球化的深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跨国传媒集团影响的扩大、传播理念的发展等等。国际新闻传播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因此在本文对已有研究梳理出三个层次的基础上，该领域还会不断有新的问题涌现，催生新的研究层面，丰富已有的研究体系。
责任编辑 焦德武
关键词：国际新闻报道；影响因素；研究视角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目前国内对国际新闻的研究逐渐兴起，但突破描述层面，对背后动因的研究分析不多，且仍未系统化。盖因影响国际新闻报道的因素纷繁复杂，相互缠绕，难以明晰；综观国际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也是林林总总，涉及不同视角和层次，但也并未建立起完全的体系。因此本文试图将各种不同的动因研究进行归纳。希望能够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梳理思路。
归纳起来，现有的研究可以分为三大类视角，一类是从国际传播结构出发进行宏观考察；一类是着眼于新闻生产，分析从宏观到微观不同层次的影响因素；另一类是着眼于新闻内容，把被报道国和事件的特征作为变量，研究国际关系格局和事件的新闻价值如何影响国际新闻选择。
一、从国际传播结构出发进行的宏观考察
这类考察将国际新闻报道设于国际间信息流动的框架中，往往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批判分析。其中西方国际媒体在全球新闻生产和流通中的主导、英语新闻的强势等等都常常得到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一度形成研究焦点。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四百多种相关研究成果发表。总体来看，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信息源来自只占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西方发达国家，世界上国际新闻的80％来自西方主要通讯社。西方发达国家流向非西方国家的信息量是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100倍。
从理论角度看，弗兰克等提出的媒介依附理论、席勒提出的文化帝国主义、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等视野往往被运用其中。这类宏观考察往往认为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带来国际信息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的不平等结构，进而进一步加强了跨国支配，使得发达国家把文化价值观和信仰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
国际传播的不平衡现象以及相关理论的探讨还推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讨论。该讨论呼吁实现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多元化和平等对话。
但西方学者也有对此提出异议的。他们认为，1)发展中国家的受众并不是完全被动吸收的接受者，西方国家也不是无所不能的传播者；2)各国基础条件不同，对西方的依赖程度不同，不能一概而论；3)发展中国家对外来影响也存在抵御，而非束手无策；4)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传播并非仅有负面影响，也具备好的一面；5)从西方的表达自由理念出发，他们认为信息的自由流通是最需要根本保障的。学者汤林森则认为相比“文化帝国主义”等概念，“全球化”是一个更重要的概念。他认为民族国家和文化只是经由中介“想像出来的社群”。随着现代媒介的发展，这种想像的归属感已经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全球文化可以带来不同的元素。使我们免于生活在民族国家文化的阴影下，可以提供“去疆域化”的文化经验。另外全球化带来的混杂文化是掌握跨越国家文化的空间中某种新形态文化认同的有效概念，他们不同于国家文化的统一性，比较变化多端。总之他认为全球化并不是简单的西方文化影响东方。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有更多机会了解不同文化，文化视野变得更开阔，也会变得更宽容，从而对文化有一种更充分、更多样的理解，这有利于世界和平。
不过从实践来看，联合国提出的有关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问题至今没有真正被解决。当年的讨论之后近三十年里，争论依然存在，并随着信息技术和国际传媒的飞速发展不断深化。
二、从新闻生产出发进行的从宏观到微观的考察
Shoemaker和Reese曾从新闻生产的角度将影响媒体报道的因素分为五个层次，这基本涵盖了宏观、中观和微观的概念，它们是：对整个社会起到整合作用的意识形态因素；媒体外部因素，包括政府和其他机构的影响、技术/经济环境的影响、信息和资金来源的影响等等；媒体机构的因素，如媒体构架、目标、市场及政策的影响；媒体工作习惯带来的影响；个人因素，如记者编辑的教育背景、种族、信仰、价值观、政治倾向等对新闻内容的影响。国际新闻报道的新闻生产因素也基本可以从这些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角度来考察。
1、纵观对影响国际新闻报道因素的研究，宏观因素的考察已经相当普遍。主要体现为对媒体被共识构建，又进一步构建共识的研究。
意识形态被认为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共识。比如美国社会中有着诸如资本主义、私有权、自由市场、民主、反共产主义以及男性世界观等主导性意识形态，另外还有以政府为主导的精英意识形态。这二者大多数情况下是互相吻合的。美国媒体工作者的新闻观往往被精英操纵，忽略较弱势的群体，从而加强了主导性及精英意识形态。即使有时个别记者会走出意识形态划定的圈子，但是意识形态主导的新闻框架仍是美国媒体的主要趋势。在国际新闻报道呈现“他”、“我”关系的过程中，美国媒体的这种作为共识的意识形态则被强化，对敌对国家和民族的报道都有一种霸权性质和偏见意识，一直以新闻学中的“阿富汗主义”来描述作为“他者”的非欧美民族。媒体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再现体现出与西方的关系有文明与野蛮、高尚与低贱、强大与弱小、理性与感性、中心与边缘、普遍与个别等不同变化形式，但西方永远代表前者，东方或被殖民民族永远代表后者。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被媒介固化后，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凝聚力。
国家利益是又一个重要的共识，影响着国际新闻报道。国家利益的形成受到国际体系中认同与规范的影响，一方面国家将国际规范内化，使遵循规章制度成为生存需要和自身发展的一部分，从而在社会的互动中，重新塑造自我身份和集体认同；另一方面国家又是一个行为体，其行为是由根植于团体、类属、角色和集体身份的利益所驱动的，国际关系中的每个行为主体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国际关系紧张尤其是国家利益严重冲突时，政府、媒体与公众都表现出一种共识，即不再秉承新闻客观和公正原则，而是与政府的立场保持高度一致和国家利益至上，这无疑影响了媒体在国际报道中的报道角度、内容和主题的选择。因此美国媒体监督政府的新闻传统也会消失在国家利益对抗的边界上。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媒体则具有“与本民族(国家)认同”的爱国主义共识。在国际场合，记者们必须一致对外，当祖国与别国发生冲突时，记者一般总是站在自己国家一边，赞同、支持政府政策，捍卫本国的名誉、尊严、权力。比如美国新闻界对古巴导弹危机、入侵巴拿马、入侵格林内达，以及海湾战争的报道，都是站在政府的一边，表现出与国家认同的爱国主义。两位社会心理学家佛嘉斯和奥爵斯考尔研究发现，美国记者在报道国际事务时，还往往夸大本国与别国的差别，而且倾向于强调本国优势，淡化本国弱势。当某个方面本国比不上他国时，记者或者干脆避开那个题目，或者寻找一个新的角度来报道。比如报道日本经济成功的例子时，要加上日本环境污染严重、住房紧张、日本人只知工作不知休息、 生活方式单调来证明还是美国好。
构建共识过程中，政府往往被认为对美国媒体报道施加了重要的外部影响，尤其是对国际新闻报道。Zeidenstein认为白宫能够影响到报道的内容、时机以及方式。政府通常通过以下几种形式施加对媒体的影响。
(1)法律约束。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政府有不少针对国际关系紧张时期，尤其是战争时期的法律，限制媒体的报道。比如美国1917年颁布的《间谍法》、1918年的《煽动法》都对言论有所规定。一战期间，美国公共新闻委员会主席克里尔还制定了《战时美国定期报刊规程》，将新闻分为三类加以不同程度的控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总统则根据《第一战争权力法》设立了新闻检查局，并发布了《美国报界战时行为准则》。
(2)利用信息源优势控制信息。在形势紧张的情况下，政府也可以限制媒体接近信息源。尽管越南战争号称新闻报道较为充分，记者的行动往往还是受到军方限制。海湾战争中，政府对媒体规定了集体采访制度，由公共关系军官陪同经过挑选的记者前往经过挑选的战区采访，真正能够亲眼目睹事实真相的记者为数寥寥。伊拉克战争中运用的“嵌入式”报道则在貌似给记者提供方便的表象下，用严格的战场采访规则把报道限制在了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记者不能独自行动，一切采访必须记录在案。
另外，政府作为国际事务中最主要的信息源，还可以通过向媒体提供大量信息，引导媒体报道走向。而且政府总是通过有选择的公布对己有利的消息，隐瞒不利消息，来影响新闻报道。比如在一战和二战中美国政府分别成立了公共新闻委员会和战时新闻局。负责发布消息、供稿及规划有关对外宣传活动。难怪Graber认为美国国际新闻的报道主要就来源于政府的几个机构，包括白宫、外交部和五角大楼。为此，《华盛顿邮报》记者奥斯汀曾经悲叹道：“我们被锁在小小的新闻编辑室里。我们的电话只连接着白宫的各个部门。电话的使用权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得到的全是安排好了的活动——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前去拍照等”。
(3)以国家安全为名，利用权力限制媒体的报道。“9·11”以后，美国政府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强了对媒体的管制，美国媒体出现“舆论一律”的现象。《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认为，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其政策决定，特别是通过其有关媒体管理规则的制定，奖赏逢迎政府的媒体，并惩罚不受政府喜欢的媒体。结果从“9·11”事件，到阿富汗战争，再到伊拉克战争，美国主流媒体显示出了一种温驯、合作的态度。战前，美国权威的专业周刊《编辑和出版》公布了它对50家美国主流报纸的调查，结论是，大多数报纸选择了布什的战争。美国的电视频道，则从ABC的“铁腕对待伊拉克”，到FOX的“向恐怖主义宣战”，基本上自“9·11”开始就都选择了和布什站在一起。
但是美国政府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媒体的国际报道和美国媒体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具体阶段、具体的国际问题上，这一问题在学界仍然存有争议。很多学者认为在美国的核心民主概念下，在《第一修正案》的法律保护下，美国媒体追求其报道的独立性，并作为“第四权力”积极扮演监督政府的看门狗角色。正因为普通民众难有了解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的途径，媒体才更会充分报道，向公众提供足够信息，以让公众作出对世界及政府外交政策的正确判断，从而真正地行使民主权利。Cohen在其著作The Press and Foreign volicr中表示美国媒体就是试图通过独立地批评挑战美国政府。捍卫公众和全球利益。美国媒体对越南战争真相的揭露和对美国政府战争政策的批评，就已经体现了这种独立性。另外也有学者研究发现，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媒体对中美关系的报道就显示出更大的独立性。相对于冷战时期政府对媒体报道较明显的议程设置和媒体对政府政策的应和，后冷战时期媒体显示出努力摆脱政府议程影响的趋势。
2、从媒体机构层面的因素来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层面的分析不多，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视角，但是现在也逐渐引起学者关注。人们通常会把媒介机构视作生产组织，就其新闻生产的条件、限制等方面进行具体研究。细分一下一般会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媒体所有权的影响。就媒体所有权对报道内容的影响而言，很多学者都有过研究。认为媒体作为社会机构，受到其自身政治经济特征的局限。如Altschull在著作Agents of Power中表示所有权的归属会带来影响，因为谁出钱，就吹出“谁的调子”。Herman和Choreskv则认为媒体主要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精英服务，不管是国家控制的媒体，还是不受新闻检查的私营媒体，在这一点上都一样。不过专门就媒体所有权与国际新闻报道的关系进行的研究，数量并不多，且结论不一。
比如对台湾报纸的国际新闻报道进行的一项历时性研究发现，商业报纸与执政党的旗舰报相比，自产国际新闻的比例增加更快，因为商业报纸对市场需求反应更敏锐，所以分配给国际新闻的资源更多。派驻海外的记者也更多。但也有实证研究发现美国报纸国际新闻版面的多少与报纸的所有权并无显著联系。
2)所处市场环境的影响。媒体作为生产组织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必须时时对自己所处的市场环境作出反应。通常情况下，媒体组织所处城市的规模、人口受教育的程度、家庭收入水平、市场竞争的程度、移民的多寡等国际新闻的市场需求因素都会影响国际新闻的报道。
Lacy通过对美国114家报纸的研究发现，所处地区人口越多，报纸对国际新闻的兴趣越大，因为大城市在国际交流和贸易方面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更多。
在研究城际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时，Lacy则发现美国郊区和卫星城市的报纸刊登的国际新闻少于大都会的报纸，因为它们把更多的版面分配给了地方新闻。但是城市内部的竞争却没有太多影响国际新闻报道，Lacy以及Wanta和lohnson的研究都显示二者并无显著联系。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随着少数族裔移民的增多。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移民更希望看到来自家乡的新闻，会对报纸的国际新闻选择有所影响。比如Logan和Garrison就发现在拉美裔聚居的区域，报纸会更多刊载拉美地区的新闻。
3)媒体实力的影响。由于国际新闻报道成本较高，因此其运作会受到媒体实力的影响。实力因素包括媒体规模、通讯社信息资源的可获得性、国际新闻部的员工数量、驻外机构的多寡和驻外记者的数量等等。Lacy的研究又发现，规模相对较大的报纸刊载的国际新闻更多，因为国际新闻的生产成本高于地方新闻和国内新闻，大报更有能力承担费用。还有的发现小报对通讯社的依赖导致其国际新闻的数量和风格受到通讯社的很大影响。有条件派驻驻外记者的报纸，则不仅国际新闻数量多、篇幅长，而且在重大选题的报道中有更明确具体的消息来源。
4)媒体工作文化的影响。媒体工作文化这里指的是媒体组织内部的氛围、共享观念和具体的工作惯例。其中会涉及到：①媒体的新闻观。新闻观一方面包括媒体如何看待自身的角色——是靠市场致胜 呢，还是以内容取胜，是一家与其他企业别无二致，仅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企业呢，还是投身公共事业的特殊行业。这都会最终影响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投入和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其新闻观也包括媒体通行的判断新闻价值的观念。这是记者编辑在短时间内迅速对国际新闻选择进行判断的依据。除了通常所提的重要性、冲突性、时效性、接近性、趣味性等等以外，新闻故事的长度、话题的新鲜程度、文章风格，甚至具体是由哪一位驻外记者报道等等细节都被认为会影响到国际新闻价值的判断。②国际新闻的受重视程度。小到国际新闻部在办公室里的位置，大到该部门人员在管理层中所占的比重都能够鲜明反映国际新闻在媒体的地位，从而影响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投入和相关记者编辑的积极性。③媒体截稿时间以及版面和播出时间限制对国际新闻报道的影响。曾有研究发现，时间或版面紧张时，国际新闻往往第一个被牺牲。④通讯社稿源的集中程度。如果报纸总是依赖有限的几家通讯社的供稿。其视野、选题、风格和角度就会大受局限，而如果供选择的通讯社越多，报纸国际新闻所报道的地区、主题乃至文体、手法就会越丰富。
此外媒体惯例的影响因素还包括报业辛迪加对报纸的建议、事先的新闻策划、报纸的版本种类、国际新闻采集的日程安排、媒体技术以及对新闻来源的核对等等。
3、从记者编辑个人角度分析微观的影响因素。很多学者从微观的个体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记者编辑的个人特质、经历、态度等都会影响到国际新闻的报道。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个人信仰/信念。较为突出的有记者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比如Lichter等学者的著作TheMedia Elite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指出美国大报和主流电视媒体的记者与美国普通大众相比，更崇尚自由主义观点，也更有反宗教的倾向。而记者个人对新闻的态度，比如记者的新闻价值观以及对专业主义理想的追求等等都会影响到对国际新闻的选择和处理。
2)个人经历。有学者认为记者编辑个人的学历、出国经历等背景会影响他对国际新闻的兴趣。在国外长大并接受教育的经历也会影响其对国际新闻的价值判断。
3)个人能力。有人认为国际新闻比其他报道需要更强的能力和技巧。记者编辑的相关专业知识、国际新闻源的挖掘能力、编辑能力等都需要考虑其中。驻外记者在截稿时间压力下准确报道并挖掘深度的能力也非一日之功。一个有驻外记者经历的国际新闻编辑与只会编发通讯社稿的编辑更有着天壤之别。
4)国际新闻负责人的特质。国际新闻负责人的领导才能也被认为会对国际新闻是否受重视、国际新闻记者是否受到激励愿意投入等等问题产生影响。这里涉及到他们的说服力、影响力、管理能力等领导特质。比如Philadelphia Inquirer的前执行编辑Gene Roberts就曾为国际新闻部争取到较多资源，保证了五个驻外机构的运转，其出色的领导能力被认为是给报纸带来显著改观的重要因素。
但也有人认为这种个人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还是集体层面的控制、影响占据主导地位。
三、从新闻内容出发。对国际新闻选择的考察
这类考察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研究视角，往往会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考察内容特征与被报道频率的关系。这一视角也有相对的宏观与微观研究之分。
1、宏观研究
西方学术界多把这种研究称为“格局背景导向的研究”(context-oriented)，即研究是从整个世界体系和国家关系格局出发考察内容选择受到的影响。这类研究关注的是新闻事件发生的外部背景环境，并认为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被报道地区新闻的数量和内容。
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1)国家自身特点因素，如政治、社会、经济、地理特点。Dupree曾作实证研究，分别测量一国在美国上市的股票证券、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口、语言的易翻译性、识字率、报纸的可获得性、进出口额、与美国的地理距离、人口密度以及国家位于哪个洲等因素与一国被报道情况的关系。一般普遍认为影响因素集中在贸易、人口以及国民生产总值上。2)两国联系和互动关系。其中历史上的殖民关系、国家利益关系、语言/文化关系、地缘政治关系等都有研究证明是影响因素。如Hester的研究就认为文化的接近性是一个重要因素，并且也有研究发现加拿大英语报纸和法语报纸的国际新闻报道内容呈现泾渭分明的态势，支持了Hester的观点。另外也有对亚洲和西欧国家媒体作研究的学者发现，如果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与这些国家处于同一殖民集团，那么被报道的可能性更大。3)报道条件。主要指被报道国所具备的国际新闻报道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等因素。有研究发现一国的国家通讯社情况、通讯卫星设施、以及驻该国的国际新闻机构情况(包括国际通讯社、报纸和电视台的分支机构)等都会影响对该国的报道。
不过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有时互相并不一致，比如Robinson和Sparkes对美国和加拿大媒体的研，究结论是贸易、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与美国报纸的国际新闻报道没有明显关联，但Ahem对美国三大报的研究却把贸易、国民生产总值与政治关系并列为三大影响因素。
这种矛盾主要是由于各自实证研究中抽样方法、研究时间段、对研究对象的定义，以及其他操作方法的不同造成的。这也就导致了在这方面始终未能形成系统扎实的理论。同时，研究通常运用百分比值和相关度等数据，较难揭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
2、微观研究
西方学术界多把这种研究称为“事件导向的研究”(event-oriented)，研究不再考虑外部因素，而是从新闻事件的角度出发，分析事件如何由于本身的不同特性给媒体带来不同的新闻价值，从而影响被报道的情况。
Shoemaker等人发现外国新闻越具反常性就越有被美国媒体报道的可能性。他们给出的两大测量反常性的指标得到了人们的认同：1)社会现状层面的反常性，即事件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事件发生地的社会现状；2)规范层面的反常性，即这一事件如果在美国发生，会在多大程度上冲击美国的社会规范。
Galtung和luge则认为如果国际新闻事件符合以下要求就更有可能被报道：频率(frequency)、门槛(threshold)、清晰度(unambiguity)、意义(meaningfulnesS)、协同度(comonance)、非预期性(unexpectedness)、持续性(continuity)、组合程度(composmtion)、与精英国家有关(relevance to elite nations)、与精英人物有关(elite people)、个人化(persons)、以及负面性(negativicy)。Peterson进一步发现富有意义、符合国家精英主义以及负面性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也有学者发现有美国参与的国际事件更有可能被报道。
不过这类微观研究往往因其变量的主观性被宏观研究的学者批评，认为其变量特点如反常性、负面性等不如宏观研究的变量如国际贸易、人口地理等客观特点易于测量，会导致研究欠精准。
遗憾的是从内容出发的宏观与微观两种研究视角，由于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二者一直未能很好地整合在一起，直接表现为两种研究各自强调不同的因素，相互之间缺乏可比性，从而导致长期以来一直梳理不出一个清晰的影响因素体系，阻碍了理论建构的发展。同时这类研究偏重描述，比较缺乏解释机制。
总结：国际新闻报道由于空间上的广度和跨度造成其影响因素比国内新闻报道要更为纷繁复杂。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全球化的深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跨国传媒集团影响的扩大、传播理念的发展等等。国际新闻传播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因此在本文对已有研究梳理出三个层次的基础上，该领域还会不断有新的问题涌现，催生新的研究层面，丰富已有的研究体系。
责任编辑 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