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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年多前，一件件白地蓝花的青花瓷器，伴随着它们的主人，穿过历史的风雨走向了四方。它们的主人，无论是“大汗”还是“平民”，都已化为齑粉。只有这些遗存，象征着历史的永恒。今天，它们代表着各自的主人和自身无尽的往事，不远万里翩然而至，向我们诉说着元青花的往世今生。
在73件元代青花瓷器中，有许多带有珍贵的纪年标识，如湖北黄梅县西池窑厂延祐六年(1319年)纪年墓出土的牡丹纹塔式盖罐、杭州元后至元二年(1336年)纪年墓出土的观音像、安徽濉溪县临涣镇孙氏家族至正十三年(1353年)纪年墓出土的海涛花卉纹盘、安徽蚌埠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汤和墓出土的缠枝牡丹纹盖罐、江苏南京郎家山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叶氏墓出土的青花荷塘鸳鸯纹碗、湖北钟祥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郢靖王墓出土的龙纹梅瓶和四爱图纹梅瓶等。这些珍贵的青花瓷器，向我们展示着它们各自代表的丰富内涵。
对于投资者，几十件元青花瓷器的经济价值，只要按市场价值相加则可；对于研究者，则将相关信息排比，以期得到成倍数放大的信息。
1949年后的考古发掘中，在明初藩王和功臣墓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青花瓷器，以1959年南京江宁东善桥观音山沐英墓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纹梅瓶最为著名，被定为典型的元青花瓷器。随着近些年考古发掘工作成就的积累，越来越多的明初墓葬出土瓷器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平台和机遇。
展览是考古成就的展示，也有对研究课题的启示。1973年安徽出土的明初东瓯王汤和墓的青花瓷器，至2006年湖北钟祥明郢靖王墓的两件青花梅瓶，多角度地证明了包括“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纹梅瓶等相当部分明初墓葬中的青花瓷器为明初烧制，而不是以前确定的元代青花瓷器。历史为我们重新认识和深入研究明初青花瓷器提供了契机。
“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纹梅瓶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沐英墓所出，龙纹高足杯为洪武四年(1371年)汪兴祖墓(江苏南京北郊)所出，青花牡丹纹盖罐为东瓯王汤和墓所出，龙纹梅瓶和四爱图纹梅瓶为永乐十二年(1414年)郢靖王墓所出。另有许多明初墓葬所出青花瓷器不一一列举。
古人墓葬中确有陪放前朝旧物的个别现象，但若排除特殊的纪念意义、珍贵价值、独特的喜好和难以制作等因素外，这种情况概率极小。而元青花针对明初藩王和功臣而言，并不具备上述因素。尤其是出土数量较多且信息丰富的青花梅瓶，通过排比，从几个方面可以推断出它们并非为元代烧制。
其一，以梅瓶陪葬首见于明初。学者孔繁峙先生结合北京地区明代帝王及后妃的墓葬状况，认为梅瓶用途为“风水瓶”，并有一定的摆放规律。而北京明墓中出土梅瓶，皆为本朝之物。是次展览的明初墓葬出土瓷器，应系丧葬用器，非纪念物，且无以元瓷陪葬之礼。
其二，洪武时期在景德镇恢复窑制。青花瓷器的烧制限于工艺、材料，而非限于阶级。既然至正十一年(1351年)民用瓷尚能以进口青料和复杂工艺烧制，那么，其后夺取当地政权的农民军，为何不能继续烧制呢?!
至于进口青料，无论何朝代，决策者和使用者都不可预见元亡明立的朝代更替，进口钴青料不可能随元人败北而正巧用完。展览中来自安徽的至正十三年(1353年)孙氏墓中一块青花残盘显示出钴青料和烧制工艺仍在传承。另外，景德镇出土洪武官窑遗址中，既有青色灰黑者，也有青色明蓝者，说明洪武时期青花瓷器呈色的多种面貌，从侧面否定了仅凭青料呈色判定年代的主观依据。
其三，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对判断其时代，起着重要作用。“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纹梅瓶、四爱图纹梅瓶、龙纹梅瓶上的纹饰图案明显表现出从元代向明初时期的过渡特征。以郢靖王墓出土的龙纹梅、四爱图纹梅瓶与英国达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所藏云龙纹象耳瓶比对，这一特点更为突出。
郢靖王墓年代下限为永乐十二年(1414年)，距至正十一年(1351年)63年。至正十一年瓶上龙纹瘦长，青花呈色明亮，画工较细；而郢靖王墓出土的梅瓶龙纹粗壮，青花晕散，呈色深蓝，画工略草率，釉厚处呈色亮青，玻璃感较强，与景德镇官窑遗址出土明永乐早期官窑瓷器较接近，应为洪武时期官窑产品。
四爱图纹梅瓶，画法工细，飞凤花卉画工方法与郢靖王墓出土的龙纹梅瓶如出一辙，两者器型一致，腹部以上外壁有一道明显的接胎凸棱，口沿处理相似，外壁釉下纹饰自上而下皆为变形八宝纹、缠枝莲纹、主题纹饰、连续卷云纹。梅瓶器型重心上移，而许多元代青花梅瓶的重心在中部偏上。比对南宋影青梅瓶、元代青花梅瓶、明初青花梅瓶，就会发现随着年代后移，梅瓶重心自整体高度二分之一处向三分之一处上升的趋势。虽然不排除个例中有特殊变化，整体上是一致的。
早期探讨“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纹梅瓶烧制年代时缺乏辅证，而近年元代和明初时期墓葬出土瓷器，使“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纹梅瓶的生产年代逐渐明了，逐步为我们揭开了元末明初青花瓷器的神秘面纱。
如果我们依然把所有明初藩王和权贵墓中出土的瓷器烧制年代全部定为元代，那么，这个收藏元青花的群体产生和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
至正十一年(1351年)与洪武元年(1368年)间隔17年，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又间隔31年。这期间的青花瓷器如何演变乏人探究。另外，建文称帝的四年间又发生了何种变化呢?
元末农民军自至正十五年(1355年)开铸钱币，朱元璋领导的农民军政权也自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开铸“大中通宝”。既然可向瓷器生产者和销售者收取高额税收，瓷器又可自用，无论谁当权，窑场自会得到发展。自己的子孙、功臣，难道会拿元人旧物生前使用，死后陪葬吗?肯定不是的。
从至正十一年到建文四年(1402年)的51年间，应烧制了大量青花瓷器，尤其是洪武元年(1368年)至建文四年(1402年)的34年内烧制的青花瓷器，大部分被错划入了元代，少部分被错划入了永乐时期。目前，区别它们的准确年代还较困难。但越来越多有纪年标识的墓葬出土瓷器，为我们日渐厘清了思路。
遗憾的是，能够给我们提供明确纪年标识的元代和明初时期墓葬出土的青花瓷器还不多，而能一起走进展厅的还较少。更多的是功利驱使下的收藏投资群体盲目收藏着所谓的“元青花”。
600年前烧制青花器的主人们可能永远不会想到，这些在当时，甚至不遥远的以前，只是用来装酒盛水、插花置物的瓶、罐、盘、碗、碟的日用器，今天被追捧成崇高的艺术品，受到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群的顶礼膜拜。许多人不远万里去看，去高价竞买600年前烧制的一个青花瓷罐用来浓缩财富；许多人对元代历史的认识，多源于古玩市场上价比天高的元青花。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元青花的丰富内涵，又会有多少人能够滤除青花瓷器上的金钱色彩，从心里体会那带黑色斑点的蓝宝石般的悦人光芒?
对于一般参观者而言，青花瓷器是元是明并不重要，更没有必要去学懂钴铁元素在高温下的氧化过程。只要在幽幽的灯光下，这些古老青花瓷器就能把我们引向对伟大历史的热爱，对现实生活的憧憬，对未来的展望。就像一朵开在人心中的花儿，永不凋谢。这朵花既不是金钱财富，也不是权力地位，而是经过水火神奇结合变幻的“元青花”。
在73件元代青花瓷器中，有许多带有珍贵的纪年标识，如湖北黄梅县西池窑厂延祐六年(1319年)纪年墓出土的牡丹纹塔式盖罐、杭州元后至元二年(1336年)纪年墓出土的观音像、安徽濉溪县临涣镇孙氏家族至正十三年(1353年)纪年墓出土的海涛花卉纹盘、安徽蚌埠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汤和墓出土的缠枝牡丹纹盖罐、江苏南京郎家山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叶氏墓出土的青花荷塘鸳鸯纹碗、湖北钟祥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郢靖王墓出土的龙纹梅瓶和四爱图纹梅瓶等。这些珍贵的青花瓷器，向我们展示着它们各自代表的丰富内涵。
对于投资者，几十件元青花瓷器的经济价值，只要按市场价值相加则可；对于研究者，则将相关信息排比，以期得到成倍数放大的信息。
1949年后的考古发掘中，在明初藩王和功臣墓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青花瓷器，以1959年南京江宁东善桥观音山沐英墓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纹梅瓶最为著名，被定为典型的元青花瓷器。随着近些年考古发掘工作成就的积累，越来越多的明初墓葬出土瓷器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平台和机遇。
展览是考古成就的展示，也有对研究课题的启示。1973年安徽出土的明初东瓯王汤和墓的青花瓷器，至2006年湖北钟祥明郢靖王墓的两件青花梅瓶，多角度地证明了包括“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纹梅瓶等相当部分明初墓葬中的青花瓷器为明初烧制，而不是以前确定的元代青花瓷器。历史为我们重新认识和深入研究明初青花瓷器提供了契机。
“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纹梅瓶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沐英墓所出，龙纹高足杯为洪武四年(1371年)汪兴祖墓(江苏南京北郊)所出，青花牡丹纹盖罐为东瓯王汤和墓所出，龙纹梅瓶和四爱图纹梅瓶为永乐十二年(1414年)郢靖王墓所出。另有许多明初墓葬所出青花瓷器不一一列举。
古人墓葬中确有陪放前朝旧物的个别现象，但若排除特殊的纪念意义、珍贵价值、独特的喜好和难以制作等因素外，这种情况概率极小。而元青花针对明初藩王和功臣而言，并不具备上述因素。尤其是出土数量较多且信息丰富的青花梅瓶，通过排比，从几个方面可以推断出它们并非为元代烧制。
其一，以梅瓶陪葬首见于明初。学者孔繁峙先生结合北京地区明代帝王及后妃的墓葬状况，认为梅瓶用途为“风水瓶”，并有一定的摆放规律。而北京明墓中出土梅瓶，皆为本朝之物。是次展览的明初墓葬出土瓷器，应系丧葬用器，非纪念物，且无以元瓷陪葬之礼。
其二，洪武时期在景德镇恢复窑制。青花瓷器的烧制限于工艺、材料，而非限于阶级。既然至正十一年(1351年)民用瓷尚能以进口青料和复杂工艺烧制，那么，其后夺取当地政权的农民军，为何不能继续烧制呢?!
至于进口青料，无论何朝代，决策者和使用者都不可预见元亡明立的朝代更替，进口钴青料不可能随元人败北而正巧用完。展览中来自安徽的至正十三年(1353年)孙氏墓中一块青花残盘显示出钴青料和烧制工艺仍在传承。另外，景德镇出土洪武官窑遗址中，既有青色灰黑者，也有青色明蓝者，说明洪武时期青花瓷器呈色的多种面貌，从侧面否定了仅凭青料呈色判定年代的主观依据。
其三，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对判断其时代，起着重要作用。“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纹梅瓶、四爱图纹梅瓶、龙纹梅瓶上的纹饰图案明显表现出从元代向明初时期的过渡特征。以郢靖王墓出土的龙纹梅、四爱图纹梅瓶与英国达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所藏云龙纹象耳瓶比对，这一特点更为突出。
郢靖王墓年代下限为永乐十二年(1414年)，距至正十一年(1351年)63年。至正十一年瓶上龙纹瘦长，青花呈色明亮，画工较细；而郢靖王墓出土的梅瓶龙纹粗壮，青花晕散，呈色深蓝，画工略草率，釉厚处呈色亮青，玻璃感较强，与景德镇官窑遗址出土明永乐早期官窑瓷器较接近，应为洪武时期官窑产品。
四爱图纹梅瓶，画法工细，飞凤花卉画工方法与郢靖王墓出土的龙纹梅瓶如出一辙，两者器型一致，腹部以上外壁有一道明显的接胎凸棱，口沿处理相似，外壁釉下纹饰自上而下皆为变形八宝纹、缠枝莲纹、主题纹饰、连续卷云纹。梅瓶器型重心上移，而许多元代青花梅瓶的重心在中部偏上。比对南宋影青梅瓶、元代青花梅瓶、明初青花梅瓶，就会发现随着年代后移，梅瓶重心自整体高度二分之一处向三分之一处上升的趋势。虽然不排除个例中有特殊变化，整体上是一致的。
早期探讨“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纹梅瓶烧制年代时缺乏辅证，而近年元代和明初时期墓葬出土瓷器，使“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纹梅瓶的生产年代逐渐明了，逐步为我们揭开了元末明初青花瓷器的神秘面纱。
如果我们依然把所有明初藩王和权贵墓中出土的瓷器烧制年代全部定为元代，那么，这个收藏元青花的群体产生和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
至正十一年(1351年)与洪武元年(1368年)间隔17年，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又间隔31年。这期间的青花瓷器如何演变乏人探究。另外，建文称帝的四年间又发生了何种变化呢?
元末农民军自至正十五年(1355年)开铸钱币，朱元璋领导的农民军政权也自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开铸“大中通宝”。既然可向瓷器生产者和销售者收取高额税收，瓷器又可自用，无论谁当权，窑场自会得到发展。自己的子孙、功臣，难道会拿元人旧物生前使用，死后陪葬吗?肯定不是的。
从至正十一年到建文四年(1402年)的51年间，应烧制了大量青花瓷器，尤其是洪武元年(1368年)至建文四年(1402年)的34年内烧制的青花瓷器，大部分被错划入了元代，少部分被错划入了永乐时期。目前，区别它们的准确年代还较困难。但越来越多有纪年标识的墓葬出土瓷器，为我们日渐厘清了思路。
遗憾的是，能够给我们提供明确纪年标识的元代和明初时期墓葬出土的青花瓷器还不多，而能一起走进展厅的还较少。更多的是功利驱使下的收藏投资群体盲目收藏着所谓的“元青花”。
600年前烧制青花器的主人们可能永远不会想到，这些在当时，甚至不遥远的以前，只是用来装酒盛水、插花置物的瓶、罐、盘、碗、碟的日用器，今天被追捧成崇高的艺术品，受到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群的顶礼膜拜。许多人不远万里去看，去高价竞买600年前烧制的一个青花瓷罐用来浓缩财富；许多人对元代历史的认识，多源于古玩市场上价比天高的元青花。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元青花的丰富内涵，又会有多少人能够滤除青花瓷器上的金钱色彩，从心里体会那带黑色斑点的蓝宝石般的悦人光芒?
对于一般参观者而言，青花瓷器是元是明并不重要，更没有必要去学懂钴铁元素在高温下的氧化过程。只要在幽幽的灯光下，这些古老青花瓷器就能把我们引向对伟大历史的热爱，对现实生活的憧憬，对未来的展望。就像一朵开在人心中的花儿，永不凋谢。这朵花既不是金钱财富，也不是权力地位，而是经过水火神奇结合变幻的“元青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