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私用、上班时饮酒打人、酒后驾车肇事等等……8月30日，青海省纪检委通报了6起公职公务人员违反中央和地方规定的典型案例。其中，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周某私用警车被网上曝光后，在应对信访和网民答复中，隐瞒身份，虚假答复，受到免职处理。
　　何谓“虚假答复”？说穿了，更像是借“辟谣”之名的另一种“造谣”。当前，净化网络生态，坚守“7条底线”已成社会共识。这当中，坚守“信息真实性”这一条，无疑是“底线”中的“底线”。正因此，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呼吁：除了网民坚守信息真实，官员、媒体更应率先垂范，不可毫无风险地随意发布虚假信息。
　　让网络谣言止于“7条底线”，人们最为担心的，除了某些所谓“网络大V”的假借民意、兴风作浪，更包括一些公权力部门的不实回应和敷衍包庇。相对于普通公众造谣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官方谣言危害更大。若不能做到“民谣”、“官谣”一齐治，一方面可能招来“官民有别”的质疑，另一方面也很难彰显有关部门“治谣”、“惩假”的决心。
　　据公开报道统计，截至8月底，全国各地公安机关依法制裁、教育网络造谣传谣者3700多人。公众很想知道，这些被处理对象中，有多少“刘铁男被实名举报，能源局新闻发言人称污蔑”及“夜店欢迎局长光临，项城官方称恶作剧”之类的“官谣”被列入其中，又有多少似青海这般因“虚假答复”被严厉问责？
　　问责“官谣”成常态，其实透出一种更能服众的“治谣”思维：“官谣”之害在戕害公权公信，其所带有的“权力作假”色彩，比之网民个人的传播谣言，恶劣百倍。而且，“官谣”的颠倒黑白、肆意诓人，可能是相关利益群体的合谋。放任“官谣”，不仅可能导致对民谣的整治和震慑大打折扣，而且可能折损整个打击网络谣言活动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摘自《工人日报》 本文作者：司马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