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进程中，最敏感的事莫过于经济泡沫了。一谈到泡沫，人们自然就想到产能过剩，想到经济危机，想到“倒牛奶”。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希勒，在中国早已凭《非理性繁荣》一书，赢得巨大声誉。他获奖后，媒体上流传得比较多的是他2009年在中国说的“中国房地产泡沫严重”；而正在这个时间节点，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剑指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五大行业。
　　泡沫无疑是经济增长中需要防范的现象。尽管有学者认为，只有泡沫破灭了，我们才知道泡沫的存在。但作为政策决策者，等泡沫破灭了再来讨论泡沫的问题，社会成本太高。从这个角度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确实需要防范泡沫，需要有效处理产能过剩问题。要处理泡沫，应该把泡沫的产生与化解分开来看。
　　首先看泡沫是怎么产生的？希勒的判断以及国务院的判断是对的，产能过剩确实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但中国现阶段产生这个问题，不在于市场竞争带来的过剩，而在于市场体系不完善。例如，四万亿元投资倾泻而出，大部分集中到了重化工业，产能怎么能不过剩？资源要素价格尚未理顺，对投资变相的投资补贴广泛存在，怎么可能不加大投资消费失衡？地方政府，把经济增长作为基本工作目标，想方设法吸引投资、鼓励投资，各地支柱产业高度雷同，怎么不加大产能过剩的风险？简言之，短期政策长期化、政府主导的投资、价格补贴的投资，是产能泡沫的根本原因。
　　因此，无论是行政压缩的手段也好，还是财政货币手段也好，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改变现行增长方式、改革现行体制机制，才能有效化解泡沫、防范泡沫。这方面的改革需求当然很多，但最为关键的是理顺改革中的“三端”。
　　第一是需求端，尽快释放消费需求，以消费化解投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相对需求而言的，化解产能的根本途径在于扩大消费需求。我国当前钢铁产能严重过剩，但对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可以看出，农村消费对钢铁的需求还远不到位。农村消费结构一旦升级，家电、小汽车等产品需求全面释放，将带来巨大的钢铁需求。
　　再以光伏为例。我国光伏产业以满足外需为主，在外部市场波动时出现过剩严重，但如果按里金夫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提出的设想，即每栋建筑都能有效地改造为微型发电机，全国对光伏的需求将快速增长，现有的光伏产能不仅不会过剩，反而会出现巨大产能缺口。因此，需求端的变革是消化产能的基础。
　　第二是供给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即企业家以消费者为中心，企业活动是适应消费需求的创新。我国当前产能过剩，根源在于政府主导下许多投资并非完全以消费者为中心，而是以政府为中心。
　　回归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理顺供给端，提高有效供给，产能过剩将会得到市场出清。这就需要以理顺资源要素价格为重点，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让价格真正成为价格，反映投资的真实成本，从而使投资主体能在真实的价格信号引导下做出决策。
　　第三是政府端，政府与市场各归其位，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的关键在于推进政府改革，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增长主义倾向，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政府越主导产业，产业越容易出现过剩。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就是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让市场来决定投资，尤其是要约束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通过合理划分中央地方职能，调整中央地方财力，改变地方政府高度依赖经济总量的格局，从而把注意力真正转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
　　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市场体制远不完善。只有改革才能化解产能过剩。经济增长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尽管表象与发达国家相同，但病根却有可能完全不一样。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编辑 韩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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