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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昆铜乡梅坞村人。1945年6月加入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华东野战军从宿北战役到濉杞战役诸次战役，直到濉杞战役负伤。1949年，随着战争局势的迅猛发展，我随部队渡过长江，又回到浙江。1950年8月，我受命到浙江省军管会交际处做保卫工作。1952年7月，我被调至省公安厅，被任命为公安厅保卫科副科长。1953年，我的人生发生了重大变化。
1953年6月底，公安厅领导王芳找我，他说：“中央办公厅来人了，在政治处，要找你谈谈。去吧，问什么，就说什么”。
我摸不着头脑，一边琢磨，一边走向后院政治处。政治处的同志领我进了一间办公室，对一位坐在办公桌前的同志说：“他就是姚克明同志。”便离开了。那位同志约四十来岁，中等个儿，胖胖的，肤色较黑，像是一位老干部。他说：“我叫柏寒，是中央办公厅派来浙江挑选干部的。现在，中南海需要一批干部保卫毛主席党中央，条件是：本人要像水晶石一般纯洁，年龄不超过30岁，有比较高的政策理论和文化水平，科一级领导，有独当一面处理问题的能力，亲属中三代没有杀、关、管的。经厅领导介绍，我们调查了解，你符合条件，组织上决定调你去北京中南海。一周之内应动身。已婚爱人可以同去，但要迟些日子，需要等中央组织部另发调令。”
听了柏寒说的话，要调我去保卫毛主席，能见到毛主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我就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近距离见到毛主席。这太出乎意料了！我感到很震惊，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呆了片刻，我说：“很感激组织对我的信任，但我的条件比要求的条件差，怕不能胜任工作。”柏寒说：“你年轻，有文化，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一定能胜任工作的。要保密，你抓紧准备一下，尽快去北京！”
去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可以见到毛主席了，我无比激动、万分高兴，但又不知道“中南海”在什么地方，“海”是什么样的，毛主席、党中央怎么会在“海”里？心里十分疑惑。
当天下午，第一时间我就骑自行车赶到了妻子柳伦的住地，向她报告了“机密”。柳伦的父母、弟妹早年间就在北京工作、学习，现如今，好事降临到自己身上了，我们能去北京工作了，她也十分高兴！
因为一周后要报到，时间紧迫，我没有回老家，只用两天时间交代了工作，与同事告别；又用三天时间陪柳伦去上海探了亲，因为我们的婚姻大事她从未告诉过上海的亲人。她认为应该在我去北京前，把我介绍给她的姑姑姑父叔叔婶婶和住在上海的柳氏兄弟姐妹，向亲人们报告我们的新婚之喜，还要大家认识我。
7月6日早晨，我与妻子告别，只背了一个小包，直奔杭州火车站。
再次北上，已经改天换地，是人民的天下了。上午6点多上火车，下午3点多到了上海。我到华东局办了上调手续，当天晚上就离开上海坐火车来北京了。
在火车上，我想了很多。如1945年在雨夜里如何偷渡长江北上，1949年如何南下，今天是在人民的天下北上了。当时的火车只有硬座，木板条拼的座椅，没有卧铺，列车行动很费力，车轮咯噔咯噔响，慢慢吞吞，但我心中很自豪，因为这是人民自己的火车。车上乘客很多，有的人钻进座椅底下睡觉。火车呼叫了三天三夜，才到了天津。我下车到站台转了转，看见天津车站有不少小摊。天太热，买了一把折叠纸扇。离开天津不久，就到北京了。
7月9日早上，从前门北京站出来，我生平第一次叫了一辆三轮车，要求拉到公安部。后来知道，公安部就在天安门前，距北京站只一华里。三轮车工人故意绕远走街巷小道，曲曲弯弯，看不到柏油马路，看不见高楼大厦，我感觉不是进了大都市，像是走在村道上。三轮车在小道上拐了好几个弯，才到了公安部。
公安部接待的同志看了我的介绍信，似乎心中早就有数，什么情况也不问，只是说：“到招待所休息一个晚上，明天再办去中南海的手续。”
我离开公安部，在去东单招待所的路上观察了北京市貌。一路上看到了为数不多的人力三轮车，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掉了漆皮的旧的小公共汽车，窄小的马路和小平房，没有见到大商店，像是在一个古老的县城里观光，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我印象中的首都北京。
在公安部东单招待所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我去公安部办了手续，随即到中南海报到。原以为“中南海”是浪涛汹涌的大海，怀着好奇的心情走到南长街北部的中南海东门。大门洞开，门上方中部镌刻有“西苑”两个大字。后来才知道这是明清皇帝在紫禁城皇宫西面的大御花园。
这儿门卫森严，有好几个持枪士兵站岗。好在中央警卫局人事处接到公安部通知后派人在大门外等候，见了介绍信，就带我进了东大门。我睁大眼睛，想看看“海”的真容。
走进东门，一条林荫水泥通道向南拐去，路西有一片大湖，有点像杭州的里西湖，但面积比里西湖小，东西约200米，南北约800米。清风吹过，湖面微波荡漾，景致优美。我想，这是湖，不是海。再往南走，向西拐，路南有些小平房，是车库。过了一座约4米宽10米长名为“蜈蚣桥”的石板桥，在桥南面，又见有一个大湖，面积更大，东西南北相距约有四五百米。湖边有垂柳，柳条低拂湖面，湖水随风起舞，翻着小小波浪，令人赏心悦目。陪同我的同志指着海说，“桥北面的叫中海，桥南面的叫南海。在封建时代，中南海与北海一起，被称之为太液池，几百年来，一直是皇家园林。”
在南海北岸和中海西南岸间有一块陆地，建有一些灰色的平房，其中靠东侧的一排灰色旧平房，外墙墙体有几处斑驳，墙下有几条小裂痕，此房名为“政事堂”，听说曾是傅作义部队的办公处，现在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机关所在地。穿过政事堂中间过道，在右侧办公的政治处见到了主任柏寒。他让一位同志帮我办了甲区特别通行证。
离开柏寒同志的办公室，我走出大门外，看了四周环境，给了我良好的印象：党和国家的首脑机关，毛主席、党中央的所在地，环境美似杭州西湖；办公的房子却都是几十几百年前留下来的灰色砖砌的旧平房，办公桌椅等用具也都是旧政府留下的旧家具，保持了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真是全国学习的好榜样！ 与我同时调到中南海的，还有浙江的杨振华和王先进，行政处让我们三人一起住在瀛台。
瀛台是地处南海中部靠北边的一个小岛，岛四周碧波如画。由警卫局办公室到瀛台，约80米，其间要通过一座约20米长、4米宽的水泥铺面的拱桥。跨过拱桥走进瀛台，正面即是一座外形美丽的宫廷楼阁，名“翔鸾阁”，是瀛台的正门。走进楼内，发现楼阁年久失修，楼内破旧不堪。走上楼梯，踏上两边曾涂有红漆的木栏干的走廊时，脚下有咯吱咯吱的响声，还有些摇晃，真有点摇摇欲坠之感。
穿过走廊，我们的宿舍在翔鸾阁南面涵元殿旁边一个二层楼上，这是一个较大的房间，有几张木板床，是我们三人在中南海的住所。我们彼此介绍了情况，三人都来自浙江，杨振华是某后勤处处长，王先进是里西湖公安分局局长，是我在省委党校学习时的同学，早就认识。
我们放下背包，走出房间，下楼去看看地形、环境。先去涵元殿看看，听说此殿是光绪皇帝戊戌变法失败后被囚禁和去世之处。然后沿着瀛台海边小道走了一圈。
瀛台是南海里的一个小岛，小岛直径约150米，中部高，四周低。中部有人造假山，亭台楼阁，廊榭殿堂，黄瓦朱墙，雕梁画柱，奇峰峭壁，参天古木，结构布局精致巧妙，风景宜人，是明清皇室居园休息理朝听政之处。岛的四边则是沿海小道。
我们走到岛的最南面，见到海边有一座宫殿式的大凉亭，名“迎薰亭”，立于水中，两边有黄绿色琉璃瓦装饰的桥梁与海岸相连。亭外四周有古色古香的紫红色回廊。在这里，可以坐着聊天，可以乘凉，可以观海，可以欣赏四周优美的景色。我们走了一圈，还见到岸边停有小船，听说节假日和早晚休息时，可以自己划小船在海里游览。
小岛幽静，空气清新，在热闹的都市里，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后来发现，晚上更美丽，特别是有星星月亮的时候，天水合一，真像是一幅绝妙的大自然图画。尤其是在1953年国庆节那天晚上，满天星星，我坐在瀛台的迎薰亭边，当天安门广场放焰火烟花的时候，既能看到广场上空喷放的焰火烟花美景，又能看到南海海水里倒映出的满天闪烁的五颜六色，海里与天空的焰火烟花上下连成一片，同时竞放，景色的美丽奇特无比！心想，要是柳伦在身边，那该多好！
从7月到9月，整个夏天，我住瀛台约三个月，每天上下班通过水泥拱桥观景，晚上回宿舍，又到迎薰亭乘凉，观海，吹风，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象，终身难忘！
中央警卫局归属三个部门，一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二是公安部，三是解放军总参谋部。当时警卫局的局长是汪东兴，副局长是王敬先、李福坤、罗道让。下设办公室、政治处、警卫处、保卫处、治安处、保健处、行政处与警卫团。室、处下设科或组。
我所在的保卫处设内勤组与一、二、三科。内勤组负责综合工作，做处长的助手。一科负责对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保卫。二科负责对警卫局及在中央政治局毛、刘、周、朱、陈、林、邓七位常委身边及周围工作人员情况的了解与审查。三科负责对中南海红墙外100米之内的社会动态和社会治安情况的调查了解和监控。处长楼廷波，原湖南长沙市公安局局长，一、二科没有科长，三科科长赵戈，原为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区分局局长。组、科只配备三或四人。内勤组我任代组长，组内有五人，聂淑宜、戴红叶、大刘莉，小刘莉。
在我的头脑里，毛主席就是神！到中央警卫局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想亲眼见到毛主席。在战场上，我有过两个愿望，一是“能安稳地睡上一觉”，二是“能活着见到母亲”。这两个愿望在解放后先后都实现了。
迎薰亭
中国革命能胜利，我一直在思考有哪些原因。我想到的原因很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我想，“有一天我能亲眼见到毛主席，就是死也值了！”
到了中南海，我的愿望可以实现了，心里非常高兴，但工作了好多天，并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到警卫局的第二个星期六晚上，办公室的同志给我一张票，说：“晚上有舞会，在勤政殿门口广场上，你去参加吧！”
警卫局办公室所在的政事堂西面紧挨着勤政殿，殿的大门外有一个小广场，约100多平方米，浅灰色水泥铺的地面，比较粗糙。广场南面就是通向瀛台的拱桥。听说在这块场地上，建国初期除了冬天和有特殊情况外，几乎每星期三、六晚上都举行舞会，中央首长，特别是毛主席，只要在北京，就一定参加，因为主席的住处离此只几十米。
1953年7月25日星期六，晚饭后，我早早到了广场边，站在一棵大树下等待毛主席的到来。8点多钟，一个五六人组成的小乐队演奏起动听的民族舞曲，警卫局的工作人员有三四十人先后来到舞池场地，欢快地跳起舞来。
约九点多钟，小乐队突然演奏起《东方红》的曲子，有人说：“主席来了！”人们立即停止了舞步，一起鼓掌。我赶紧随着大家关注的方向看去，只见离我约30多米的地方，一位体魄魁伟，身穿白衬衣灰长裤，脑门闪亮、满脸微笑的首长，边招手边健步向舞场走来。这位首长就是毛主席！
新舞曲声再次响起，一位女同志上前邀请毛主席跳舞，主席便挽起那位女同志一起进入舞池，同大家一样跳起舞来。此时此刻，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激动无比：“啊！我终于见到了毛主席！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要是柳伦也在，那该多幸福呀！”
在中南海，能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很多。有时是因工作而见。例如，1953年9月的一天，局领导决定，警卫处、保卫处科以上干部要外出执行任务，其中有我。执行什么任务，谁都不知道；通知参与人必须在早上4点前到局机关门口广场集合。人到齐后，局长汪东兴对大家说：“今天的任务，是让大家与杨（尚昆）主任一同陪毛主席去官厅水库考察！马上出发。”
官厅水库在八达岭长城西北边，延庆县的最西南部，要坐火车去康庄，经康西草原才能到达。天刚蒙蒙亮，我们几十人坐卡车到了北京北站。车站上不见人影，只见铁路两边约20米处有手持步枪的岗哨，约每隔百米一个。随同毛主席的还有主席的女儿李敏、李讷等人。 天大亮后大家才上了火车。专列在轨道上慢慢移动，路边的各个车站都没有乘客，只见沿铁路都站有持枪的岗哨。车到昌平南口停了一下，毛主席与李敏、李讷、秘书、卫士等人员一起下车，站在道旁草坪上瞭望，拍照。然后步行上山，在半山腰一座大石雕前瞻仰了詹天佑像。下山后又上火车。火车加了车头，一个拉，一个推，慢慢爬山路，费力地越过了八达山岭。
火车下山后到了官厅水库。从车站下望，山下100多米处横卧着一座水坝，拦着一库碧波清水。毛主席下车走到水库边，与他的女儿以水库为背景照相。当时，感到水库不太大，像是湖泊，水面离水坝约有30米。这是解放后北京市远郊区建设的第一个水库，中央首长都很关心。毛主席大步跨向水坝，走上坝堤，听管理人员汇报水库建设与管理的情况。我们几十人随主席身后，也登上了水库大坝，观看被拦在库区的一片汪洋。
我们从早上近8点钟上火车，随主席一路参观考察，回到机关，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这是陪毛主席考察工作，近距离相随，当然可以时时看见毛主席了。
再就是参加娱乐活动，也常能见到毛主席。特别是看戏、看电影、参加舞会，只要毛主席在北京，你又有票，就有机会看见毛主席。当时，参加舞会的首长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朱德总司令7点多就到舞会。他的舞步像慢慢走路，运动两个来小时，9点多就回去休息了。毛主席来得晚，大多在9点之后，似乎有舞会必到，因为医生督促他多参加活动，以锻炼身体。1953年夏末，听说毛主席对他到舞场时乐队演奏《东方红》不满意，认为这是搞特殊化，把他排挤在了群众之外，不能与民同乐，曾表示如果今后他到舞场时再听到《东方红》曲子，受到鼓掌欢迎，就不参加舞会了。所以，从1953年下半年起，毛主席进舞场，乐队演奏不再中止，群众也照常继续跳舞，不再停步鼓掌，就好像未见到毛主席入场。
但是，也有区别之处。在春耦斋举行舞会时，大厅的四周摆放的是普通木椅，只在一侧放了两三个大沙发，供毛主席、刘少奇、朱德首长用。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一般干部，还有周恩来总理、江青等参加舞会，都是自找舞伴，而毛主席没有这个自由，不少女同志排着队，一个挨一个，轮流等着与主席跳舞。总理来得少些。总理来时，不坐大沙发，与群众挤在一起，自找舞伴。舞厅不大，约60多平米，可容纳四五十人。在舞池里，毛主席同大家一样跳舞，没有什么区别。我在舞池里曾暗自与主席比过个儿。我身高1米8，主席比我高一点。
还记得那时星期六的舞会进行到深夜时，毛主席常要休息一会儿，因为他的作息时间特别，听说他认为夜里环境清静，一直坚持下午和夜里工作；早上5点才睡觉，上午11点起床。所以深夜是他的“午休”时间，其他人就看电影或听戏，等毛主席睡醒起来了，舞会再继续进行。
有时，在舞会中间也休息一下，请著名的京剧艺术家唱京戏，或请相声演员说相声。听京戏时，能见到毛主席常常用手在自己腿上打拍子，有板有眼地跟随演员轻轻地哼唱；听相声说得有趣时，主席也会哈哈大笑，笑得合不拢嘴。
在平时，人们也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只要主席不外出，住在中南海里，有时下午4点左右，他会从住地走出来，在海边散散步，边思索问题。这时人们正巧走在南海边，就可以见到主席。
在中南海警卫局工作了两年，中央主要首长都见过了；后来我妻子柳伦到警卫局文校任教十多年，不仅见到许多首长，还曾多次与毛主席跳舞。第一次跳舞没想到是毛主席邀请的她，因为主席对陌生人也有好奇心，会在跳舞时问问对方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等等，做点“社会调查”。
1955年初，党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响应党的号召，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当我离开中南海到大学报到的那天，我是多么依依不舍。中南海的日子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永远不会忘记。
从杭州到北京
1953年6月底，公安厅领导王芳找我，他说：“中央办公厅来人了，在政治处，要找你谈谈。去吧，问什么，就说什么”。
我摸不着头脑，一边琢磨，一边走向后院政治处。政治处的同志领我进了一间办公室，对一位坐在办公桌前的同志说：“他就是姚克明同志。”便离开了。那位同志约四十来岁，中等个儿，胖胖的，肤色较黑，像是一位老干部。他说：“我叫柏寒，是中央办公厅派来浙江挑选干部的。现在，中南海需要一批干部保卫毛主席党中央，条件是：本人要像水晶石一般纯洁，年龄不超过30岁，有比较高的政策理论和文化水平，科一级领导，有独当一面处理问题的能力，亲属中三代没有杀、关、管的。经厅领导介绍，我们调查了解，你符合条件，组织上决定调你去北京中南海。一周之内应动身。已婚爱人可以同去，但要迟些日子，需要等中央组织部另发调令。”
听了柏寒说的话，要调我去保卫毛主席，能见到毛主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我就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近距离见到毛主席。这太出乎意料了！我感到很震惊，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呆了片刻，我说：“很感激组织对我的信任，但我的条件比要求的条件差，怕不能胜任工作。”柏寒说：“你年轻，有文化，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一定能胜任工作的。要保密，你抓紧准备一下，尽快去北京！”
去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可以见到毛主席了，我无比激动、万分高兴，但又不知道“中南海”在什么地方，“海”是什么样的，毛主席、党中央怎么会在“海”里？心里十分疑惑。
当天下午，第一时间我就骑自行车赶到了妻子柳伦的住地，向她报告了“机密”。柳伦的父母、弟妹早年间就在北京工作、学习，现如今，好事降临到自己身上了，我们能去北京工作了，她也十分高兴！
因为一周后要报到，时间紧迫，我没有回老家，只用两天时间交代了工作，与同事告别；又用三天时间陪柳伦去上海探了亲，因为我们的婚姻大事她从未告诉过上海的亲人。她认为应该在我去北京前，把我介绍给她的姑姑姑父叔叔婶婶和住在上海的柳氏兄弟姐妹，向亲人们报告我们的新婚之喜，还要大家认识我。
7月6日早晨，我与妻子告别，只背了一个小包，直奔杭州火车站。
再次北上，已经改天换地，是人民的天下了。上午6点多上火车，下午3点多到了上海。我到华东局办了上调手续，当天晚上就离开上海坐火车来北京了。
在火车上，我想了很多。如1945年在雨夜里如何偷渡长江北上，1949年如何南下，今天是在人民的天下北上了。当时的火车只有硬座，木板条拼的座椅，没有卧铺，列车行动很费力，车轮咯噔咯噔响，慢慢吞吞，但我心中很自豪，因为这是人民自己的火车。车上乘客很多，有的人钻进座椅底下睡觉。火车呼叫了三天三夜，才到了天津。我下车到站台转了转，看见天津车站有不少小摊。天太热，买了一把折叠纸扇。离开天津不久，就到北京了。
7月9日早上，从前门北京站出来，我生平第一次叫了一辆三轮车，要求拉到公安部。后来知道，公安部就在天安门前，距北京站只一华里。三轮车工人故意绕远走街巷小道，曲曲弯弯，看不到柏油马路，看不见高楼大厦，我感觉不是进了大都市，像是走在村道上。三轮车在小道上拐了好几个弯，才到了公安部。
公安部接待的同志看了我的介绍信，似乎心中早就有数，什么情况也不问，只是说：“到招待所休息一个晚上，明天再办去中南海的手续。”
我离开公安部，在去东单招待所的路上观察了北京市貌。一路上看到了为数不多的人力三轮车，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掉了漆皮的旧的小公共汽车，窄小的马路和小平房，没有见到大商店，像是在一个古老的县城里观光，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我印象中的首都北京。
中南海警卫局报到
在公安部东单招待所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我去公安部办了手续，随即到中南海报到。原以为“中南海”是浪涛汹涌的大海，怀着好奇的心情走到南长街北部的中南海东门。大门洞开，门上方中部镌刻有“西苑”两个大字。后来才知道这是明清皇帝在紫禁城皇宫西面的大御花园。
这儿门卫森严，有好几个持枪士兵站岗。好在中央警卫局人事处接到公安部通知后派人在大门外等候，见了介绍信，就带我进了东大门。我睁大眼睛，想看看“海”的真容。
走进东门，一条林荫水泥通道向南拐去，路西有一片大湖，有点像杭州的里西湖，但面积比里西湖小，东西约200米，南北约800米。清风吹过，湖面微波荡漾，景致优美。我想，这是湖，不是海。再往南走，向西拐，路南有些小平房，是车库。过了一座约4米宽10米长名为“蜈蚣桥”的石板桥，在桥南面，又见有一个大湖，面积更大，东西南北相距约有四五百米。湖边有垂柳，柳条低拂湖面，湖水随风起舞，翻着小小波浪，令人赏心悦目。陪同我的同志指着海说，“桥北面的叫中海，桥南面的叫南海。在封建时代，中南海与北海一起，被称之为太液池，几百年来，一直是皇家园林。”
在南海北岸和中海西南岸间有一块陆地，建有一些灰色的平房，其中靠东侧的一排灰色旧平房，外墙墙体有几处斑驳，墙下有几条小裂痕，此房名为“政事堂”，听说曾是傅作义部队的办公处，现在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机关所在地。穿过政事堂中间过道，在右侧办公的政治处见到了主任柏寒。他让一位同志帮我办了甲区特别通行证。
离开柏寒同志的办公室，我走出大门外，看了四周环境，给了我良好的印象：党和国家的首脑机关，毛主席、党中央的所在地，环境美似杭州西湖；办公的房子却都是几十几百年前留下来的灰色砖砌的旧平房，办公桌椅等用具也都是旧政府留下的旧家具，保持了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真是全国学习的好榜样！ 与我同时调到中南海的，还有浙江的杨振华和王先进，行政处让我们三人一起住在瀛台。
瀛台是地处南海中部靠北边的一个小岛，岛四周碧波如画。由警卫局办公室到瀛台，约80米，其间要通过一座约20米长、4米宽的水泥铺面的拱桥。跨过拱桥走进瀛台，正面即是一座外形美丽的宫廷楼阁，名“翔鸾阁”，是瀛台的正门。走进楼内，发现楼阁年久失修，楼内破旧不堪。走上楼梯，踏上两边曾涂有红漆的木栏干的走廊时，脚下有咯吱咯吱的响声，还有些摇晃，真有点摇摇欲坠之感。
穿过走廊，我们的宿舍在翔鸾阁南面涵元殿旁边一个二层楼上，这是一个较大的房间，有几张木板床，是我们三人在中南海的住所。我们彼此介绍了情况，三人都来自浙江，杨振华是某后勤处处长，王先进是里西湖公安分局局长，是我在省委党校学习时的同学，早就认识。
我们放下背包，走出房间，下楼去看看地形、环境。先去涵元殿看看，听说此殿是光绪皇帝戊戌变法失败后被囚禁和去世之处。然后沿着瀛台海边小道走了一圈。
瀛台是南海里的一个小岛，小岛直径约150米，中部高，四周低。中部有人造假山，亭台楼阁，廊榭殿堂，黄瓦朱墙，雕梁画柱，奇峰峭壁，参天古木，结构布局精致巧妙，风景宜人，是明清皇室居园休息理朝听政之处。岛的四边则是沿海小道。
我们走到岛的最南面，见到海边有一座宫殿式的大凉亭，名“迎薰亭”，立于水中，两边有黄绿色琉璃瓦装饰的桥梁与海岸相连。亭外四周有古色古香的紫红色回廊。在这里，可以坐着聊天，可以乘凉，可以观海，可以欣赏四周优美的景色。我们走了一圈，还见到岸边停有小船，听说节假日和早晚休息时，可以自己划小船在海里游览。
小岛幽静，空气清新，在热闹的都市里，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后来发现，晚上更美丽，特别是有星星月亮的时候，天水合一，真像是一幅绝妙的大自然图画。尤其是在1953年国庆节那天晚上，满天星星，我坐在瀛台的迎薰亭边，当天安门广场放焰火烟花的时候，既能看到广场上空喷放的焰火烟花美景，又能看到南海海水里倒映出的满天闪烁的五颜六色，海里与天空的焰火烟花上下连成一片，同时竞放，景色的美丽奇特无比！心想，要是柳伦在身边，那该多好！
从7月到9月，整个夏天，我住瀛台约三个月，每天上下班通过水泥拱桥观景，晚上回宿舍，又到迎薰亭乘凉，观海，吹风，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象，终身难忘！
见到毛主席
中央警卫局归属三个部门，一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二是公安部，三是解放军总参谋部。当时警卫局的局长是汪东兴，副局长是王敬先、李福坤、罗道让。下设办公室、政治处、警卫处、保卫处、治安处、保健处、行政处与警卫团。室、处下设科或组。
我所在的保卫处设内勤组与一、二、三科。内勤组负责综合工作，做处长的助手。一科负责对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保卫。二科负责对警卫局及在中央政治局毛、刘、周、朱、陈、林、邓七位常委身边及周围工作人员情况的了解与审查。三科负责对中南海红墙外100米之内的社会动态和社会治安情况的调查了解和监控。处长楼廷波，原湖南长沙市公安局局长，一、二科没有科长，三科科长赵戈，原为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区分局局长。组、科只配备三或四人。内勤组我任代组长，组内有五人，聂淑宜、戴红叶、大刘莉，小刘莉。
在我的头脑里，毛主席就是神！到中央警卫局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想亲眼见到毛主席。在战场上，我有过两个愿望，一是“能安稳地睡上一觉”，二是“能活着见到母亲”。这两个愿望在解放后先后都实现了。
中国革命能胜利，我一直在思考有哪些原因。我想到的原因很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我想，“有一天我能亲眼见到毛主席，就是死也值了！”
到了中南海，我的愿望可以实现了，心里非常高兴，但工作了好多天，并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到警卫局的第二个星期六晚上，办公室的同志给我一张票，说：“晚上有舞会，在勤政殿门口广场上，你去参加吧！”
警卫局办公室所在的政事堂西面紧挨着勤政殿，殿的大门外有一个小广场，约100多平方米，浅灰色水泥铺的地面，比较粗糙。广场南面就是通向瀛台的拱桥。听说在这块场地上，建国初期除了冬天和有特殊情况外，几乎每星期三、六晚上都举行舞会，中央首长，特别是毛主席，只要在北京，就一定参加，因为主席的住处离此只几十米。
1953年7月25日星期六，晚饭后，我早早到了广场边，站在一棵大树下等待毛主席的到来。8点多钟，一个五六人组成的小乐队演奏起动听的民族舞曲，警卫局的工作人员有三四十人先后来到舞池场地，欢快地跳起舞来。
约九点多钟，小乐队突然演奏起《东方红》的曲子，有人说：“主席来了！”人们立即停止了舞步，一起鼓掌。我赶紧随着大家关注的方向看去，只见离我约30多米的地方，一位体魄魁伟，身穿白衬衣灰长裤，脑门闪亮、满脸微笑的首长，边招手边健步向舞场走来。这位首长就是毛主席！
新舞曲声再次响起，一位女同志上前邀请毛主席跳舞，主席便挽起那位女同志一起进入舞池，同大家一样跳起舞来。此时此刻，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激动无比：“啊！我终于见到了毛主席！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要是柳伦也在，那该多幸福呀！”
在中南海，能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很多。有时是因工作而见。例如，1953年9月的一天，局领导决定，警卫处、保卫处科以上干部要外出执行任务，其中有我。执行什么任务，谁都不知道；通知参与人必须在早上4点前到局机关门口广场集合。人到齐后，局长汪东兴对大家说：“今天的任务，是让大家与杨（尚昆）主任一同陪毛主席去官厅水库考察！马上出发。”
官厅水库在八达岭长城西北边，延庆县的最西南部，要坐火车去康庄，经康西草原才能到达。天刚蒙蒙亮，我们几十人坐卡车到了北京北站。车站上不见人影，只见铁路两边约20米处有手持步枪的岗哨，约每隔百米一个。随同毛主席的还有主席的女儿李敏、李讷等人。 天大亮后大家才上了火车。专列在轨道上慢慢移动，路边的各个车站都没有乘客，只见沿铁路都站有持枪的岗哨。车到昌平南口停了一下，毛主席与李敏、李讷、秘书、卫士等人员一起下车，站在道旁草坪上瞭望，拍照。然后步行上山，在半山腰一座大石雕前瞻仰了詹天佑像。下山后又上火车。火车加了车头，一个拉，一个推，慢慢爬山路，费力地越过了八达山岭。
火车下山后到了官厅水库。从车站下望，山下100多米处横卧着一座水坝，拦着一库碧波清水。毛主席下车走到水库边，与他的女儿以水库为背景照相。当时，感到水库不太大，像是湖泊，水面离水坝约有30米。这是解放后北京市远郊区建设的第一个水库，中央首长都很关心。毛主席大步跨向水坝，走上坝堤，听管理人员汇报水库建设与管理的情况。我们几十人随主席身后，也登上了水库大坝，观看被拦在库区的一片汪洋。
我们从早上近8点钟上火车，随主席一路参观考察，回到机关，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这是陪毛主席考察工作，近距离相随，当然可以时时看见毛主席了。
再就是参加娱乐活动，也常能见到毛主席。特别是看戏、看电影、参加舞会，只要毛主席在北京，你又有票，就有机会看见毛主席。当时，参加舞会的首长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朱德总司令7点多就到舞会。他的舞步像慢慢走路，运动两个来小时，9点多就回去休息了。毛主席来得晚，大多在9点之后，似乎有舞会必到，因为医生督促他多参加活动，以锻炼身体。1953年夏末，听说毛主席对他到舞场时乐队演奏《东方红》不满意，认为这是搞特殊化，把他排挤在了群众之外，不能与民同乐，曾表示如果今后他到舞场时再听到《东方红》曲子，受到鼓掌欢迎，就不参加舞会了。所以，从1953年下半年起，毛主席进舞场，乐队演奏不再中止，群众也照常继续跳舞，不再停步鼓掌，就好像未见到毛主席入场。
但是，也有区别之处。在春耦斋举行舞会时，大厅的四周摆放的是普通木椅，只在一侧放了两三个大沙发，供毛主席、刘少奇、朱德首长用。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一般干部，还有周恩来总理、江青等参加舞会，都是自找舞伴，而毛主席没有这个自由，不少女同志排着队，一个挨一个，轮流等着与主席跳舞。总理来得少些。总理来时，不坐大沙发，与群众挤在一起，自找舞伴。舞厅不大，约60多平米，可容纳四五十人。在舞池里，毛主席同大家一样跳舞，没有什么区别。我在舞池里曾暗自与主席比过个儿。我身高1米8，主席比我高一点。
还记得那时星期六的舞会进行到深夜时，毛主席常要休息一会儿，因为他的作息时间特别，听说他认为夜里环境清静，一直坚持下午和夜里工作；早上5点才睡觉，上午11点起床。所以深夜是他的“午休”时间，其他人就看电影或听戏，等毛主席睡醒起来了，舞会再继续进行。
有时，在舞会中间也休息一下，请著名的京剧艺术家唱京戏，或请相声演员说相声。听京戏时，能见到毛主席常常用手在自己腿上打拍子，有板有眼地跟随演员轻轻地哼唱；听相声说得有趣时，主席也会哈哈大笑，笑得合不拢嘴。
在平时，人们也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只要主席不外出，住在中南海里，有时下午4点左右，他会从住地走出来，在海边散散步，边思索问题。这时人们正巧走在南海边，就可以见到主席。
在中南海警卫局工作了两年，中央主要首长都见过了；后来我妻子柳伦到警卫局文校任教十多年，不仅见到许多首长，还曾多次与毛主席跳舞。第一次跳舞没想到是毛主席邀请的她，因为主席对陌生人也有好奇心，会在跳舞时问问对方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等等，做点“社会调查”。
1955年初，党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响应党的号召，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当我离开中南海到大学报到的那天，我是多么依依不舍。中南海的日子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