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何遂(字叙甫),1904年进入福建武备学堂,他在那里结识了林觉民、方声洞等革命党人,并开始参与反清革命活动。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他曾一度失去了奋斗的方向。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他看清了真正从民族大义出发、爱国抗日、富有政治远见的是中国共产党。1937年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南京后,他结识了周恩来、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从此与共产党结下了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部长、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爷爷辞世虽已40多年,但与他共处的日子时常让我想起,他永远在我心中。
　　
　　爷爷的共产党朋友
　　
　　1963年盛夏的一天,爷爷带我们几个孩子到全国政协礼堂参加消夏晚会。晚会上,侯宝林、郭启儒、高元钧等艺术名家上台表演,节目相当精彩。更使我难忘的是,晚会结束后在礼堂的走道上,爷爷碰见了大名鼎鼎的陈毅元帅和爸爸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的老上级张执一(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他们正张罗着要去下围棋。陈老总见到爷爷很高兴,一边握手一边大着嗓门问:“何叙老,你还是那么大脾气吗?”
　　我当时大吃一惊,不明就里,因为我从未见爷爷发过脾气,更不用说对我们这些孩子,就是对跟随何家一辈子的老保姆高奶奶也从未说过一句责难的重话。为什么我景仰的陈毅元帅劈头就说爷爷脾气大呢?这个“谜”,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由达叔帮我解答。
　　原来上海解放初期,爷爷和爸爸都是陈老总的直属部下。爷爷是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兼司法部部长,爸爸是华东农林部副部长。父子同“朝”本是家中一件喜事,但爷爷对新的政府机制很不适应。司法部部长是一个实职,但他发现自己批的文件极少被采用,而且桌上待批之件越来越少,重要大事都由部党组决定。于是,他贸然闯进部党组会场,弄得大家相当尴尬。他感到他这个部长不过是“聋子的耳朵”,心中愤愤不平,脾气见长,恰好此时又发生了两件对他打击更大的事情:
　　一件事是他的挚友吴石将军在台湾因“通匪”罪被蒋介石当局杀害。吴石与爷爷是同乡,是几十年的生死之交。1947年春,吴石通过爷爷与中共上海局建立了直接的工作关系。1949年,他任逃到台湾的“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本可以断绝与共产党的联系,在台湾做他的“高官”,但他与当时也在台湾的爷爷都不愿坐视国家的分裂。而形势发展急骤,爷爷、二伯、姑姑均已失去继续留在台湾的基础。1949年9月初,吴石在送爷爷由台北飞赴香港后,承担起为解放台湾而秘密工作的危险重任。吴石的牺牲使爷爷痛不欲生,他十分内疚、自责,深感对不起朋友。
　　 另一件事是我外公缪秋杰因泄漏国家经济机密被捕入狱。外公曾任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局长,他有鲜明的爱国思想,在共产党尚处困难时期,主动地伸出过援手,就连爸爸和两个伯伯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也得到他的直接帮助。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本在香港做寓公,听了爷爷和子女们的劝告,1950年返回北京担任财政部参事之职。但他一时不能摆脱旧关系、旧意识,不慎向一个旧友泄露了国家将调整盐税的机密,被不法分子利用,给国家造成了损失,他也认了错。爷爷认为自己的劝导害了老友亲家。他写信给董必武求援。董老亲自写了回信,说明共产党功过分明,不能因过去之功,免现行之罪。但念缪年事已高,可以监外执行。
　　一连串的事故,使爷爷1947年就已堵塞了一根冠状动脉的心脏终于承受不住,1951年末,他因心脏病复发住进华东医院,病情危殆。他自忖必死,特地把中共华东局统战部部长陈同生请至病房,就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干部作风以及吴石的牺牲、缪秋杰的入狱等,都提出了尖锐的意见,措辞十分激烈。事后,他又觉得有些话说过了头,也对不住共产党,于是真的不想活了。他拒绝配合治疗,不肯好好静养,在床上来回折腾。医院给家属下了病危通知,在外地的子女们纷纷集中于上海。
　　就在此时,华东局的高层领导、上海市市长陈毅伴着他那豪爽的笑声走进爷爷的病房。据爷爷后来对家人说,陈老总依旧谈笑风生,对他极为坦诚。使他意外的是,陈老总居然指着他枕边摆着的毛泽东著作说:“叙老,你就不用读这些书啦,你喜欢读线装书,照旧读你的线装书,你喜欢搞诗词歌赋,照旧搞你的诗词歌赋嘛!”爷爷说,最使他动心的是,陈老总郑重地对他说:“叙老,你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你是我们党的老朋友。我们把你当做老同志、老干部一样看待。共产党刚刚坐江山,工作上难免有毛病,有啥子意见你只管提,火气不要这么大嘛。新中国的未来光明得很,你也为此作了贡献,还是要把身体搞好,多看上几年嘛!”
　　陈老总的一席话救了爷爷一命。爷爷的心结解开了,怀着“多看上几年”的求生欲望,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度过了危险期。在上海数年,爷爷和陈老总是诗友,常有诗文酬答。除了陈老总,爷爷还有许多共产党的老朋友和新朋友,这些人当中有他敬佩的周总理、叶剑英等。
　　
　　爷爷的仗义热忱
　　
　　爷爷出身贫寒,16岁从军反清,深知出外靠朋友的道理。
　　我贴近的是已晚年的爷爷。1954年,他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于是,爷爷于1955年迁居北京,住在西四帅府胡同21号一个宽敞的四合院。爷爷家人口少,只占了北房和东厢房,南房和西厢房长期空置。1959年,毛泽东大赦在押高级战犯,其中有些是前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们出狱后,首先面临的是住房问题。爷爷听说后,主动向有关部门表示,欢迎住到他的院子来。1959年底,爷爷家的四合院内一下子住进了5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们是上将宋希濂、山东省主席王耀武、中将周振强、上将杜聿明和少将杨伯涛。这5位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爷爷当过黄埔军校的代校长,虽然并不是同时在校,但也算有师生之谊。他们对爷爷很敬重,而爷爷一向待人热诚,所以处得相当和谐。这些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到来,给这座宁静的小院平添生气。老保姆高奶奶成了院里的大“总管”,每天指挥这些“将领们”轮流打扫庭院,修剪树枝,浇花管草。杜聿明说自己是学装甲兵的,会修坦克,院子里涉及机械故障的活全归了他。
　　我过去只在书上读到过这些人的名字,而现在他们就生活在我身边,而且完全没有将军的架子。记得杜聿明和宋希濂曾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中国远征军如何在缅甸的深山老林里克服水土不服、殊死作战的经历。王耀武则并不讳言他被俘的经过,说他在济南破城后,化装潜逃,已经从解放军眼皮子底下逃出了济南,只是经过一个村子,解手时用了进口的卫生纸,被村民发现,报告解放军才被俘虏的。爷爷听了我的转述评论说:“共产党把老百姓发动到这种程度,国民党焉能不败。”
　　这几位过去的大人物出狱,中外瞩目,当然时有访客,有的还是国际访客。他们每次会客都要借用爷爷北房高大明亮的客厅,爷爷总是热情相让。那段时间,这座四合院里最重要的一次活动是杜聿明的夫人从美国回来与他团聚。他们的女婿是杨振宁。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杜聿明夫妇得以团聚。不久,他便搬出了这座小院。另一件大事,是宋希濂的再婚。宋获特赦后,定居国外的妻子不愿回来,只能办理离婚手续。后来宋与储安平的前妻严阿姨相恋、结婚,并住在小院。严阿姨是个大美人,不仅长得漂亮,而且穿着艳丽大方,在当时提倡朴素的风气下,她的到来确实让我们眼睛一亮。宋希濂带着新婚妻子来拜访爷爷时,爷爷称赞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
　　或许,爷爷的平易近人受到坊邻们的赞许和传扬,末代皇帝溥仪也来看望过爷爷,还在春节时来拜过年。溥仪与李淑贤结婚后,两人一起来看望爷爷,爷爷非常高兴,当场作画,送给这对新婚燕尔的夫妇。爷爷是反清的“辛亥老人”,又是1924年驱逐溥仪出紫禁城的国民军核心分子之一,他们的欢聚实在太有特殊的时代色彩了。
　　另一件令我难忘的事,是爷爷与李宗仁的巧遇。1965年秋后,爷爷带我到住在绒线胡同的名医施今墨家去看病。没想到,在施今墨家正巧碰上也来看病的李宗仁夫妇。故人相见,喜形于色。他们把施老的诊室当成了会客厅,谈兴甚浓。施老也为他们的巧遇高兴。李宗仁1908年考入广西陆军小学,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当时爷爷是广西新军督练公参谋处筹略科科长兼陆军干部学堂、陆军小学的教官,又是广西同盟会支部的创建人之一。他们的交谊从那时开始,李宗仁一直对爷爷很敬重。1949年初,李宗仁当上了国民政府代总统,爷爷还到南京去见过他,劝李与共产党和谈息兵,避免生灵涂炭。所以,他们的巧遇也颇具戏剧性。李问起爷爷的亲家缪秋杰。爷爷告诉他,缪秋杰就住在施老的隔壁,因中风已瘫痪在床。李很念旧,执意要去看望。诊完病后,老少一行又走进了隔壁的四合院。李宗仁看到瘫痪在床上的外公,握住外公的手,连呼剑霜、剑霜(外公的号),但外公只能点头,已说不出话来。李宗仁很动情,要给外公留钱,并说瑞士有种特效药,可以治脑中风。过了不久,李宗仁夫妇来看望爷爷,还专门带来他们推荐的从瑞士进口的药品。后来我们才知道,郭德洁女士当时已处于癌症晚期,正在施大夫处治疗。
　　往事已矣,现在回想起来不免有些伤感。也许历史就是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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