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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解放战争炮火连天的时候，父亲母亲是党的文化干部。因为战争动乱，他们本不想要我。母亲两次服药堕胎，也许我生命力顽强，怀孕才七个月便早产在河北西柏坡——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燕国之内。我没能在医院出生，“哇”的一声，我一睁眼，已是满天的星星，所以我父亲给我取名燕星。
我的父亲欧阳山，一个写作七十余年的老作家，“文革”前后被打倒了十五年之久的知识分子。他也是最后一个以中共中顾委委员，这个几乎是最高政治地位谢幕的革命文学家。
其实，我从小对父亲就抱有畏惧。记得儿时有这样的记忆，晚上我很早睡了，可是半夜被大人们的大声说话吵醒，我听到父亲在叫：“星星呢？星星在哪里？我要去看看他。”“睡了？哪有这么早就睡觉……”“我没醉，不用扶我……”
我突然觉得很害怕，钻进了自己的床底下。后来父亲进来，还是找到了我，把我抱起来，用他那胡子扎我的脸。我闻到他满嘴的酒气，又挣扎着重新钻进床底下。
这就是我的父亲，爱你，但是爱得很粗暴。
从那一刻起，时不时，我就得听他大声咆哮。他振振有词地说：没脾气怎么做男人？不喝酒的，那叫文人吗？
我父亲原名杨凤岐，其实，杨也只是养父的姓。父亲的养父是邮递员，家中无子，在湖北时买了只有几个月大的父亲，所以，我父亲祖籍应该是湖北，真实姓什么不详。但他在广州长大，我跟他一样，我们应该是地地道道的广东人。
父亲的体型性格保留了外省人的印记，骨头很粗大，非常有力量。虽然，体格脾气上我不像父亲，但面貌上最像父亲的应该还是二姐和我。我父亲是卷发，孩子中头发卷的，是我大姐二姐和我。至于我的三姐和哥哥，则长得很像他们的母亲草明。我父亲共有三段婚姻，大姐二姐是一个妈，三姐和哥哥是一个妈，我最小，我母亲只生了我一个。而在父亲的三位太太之中，能力个性最强的是同样有名望的作家草明。依我的判断，她在当时中国文坛的地位，应该也在前三十名以内，最为著名的是长篇小说《乘风破浪》。
父亲自青少年时期发表文艺作品，当然是受“五四”运动影响，是左翼的革命文学家。他在任何时段都有大量作品，是一个真真正正写作的人，所以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无人可以否定。他一直追随革命队伍，从上海“左联”，即左翼作家联盟，到抗战时期的重庆、延安。他追随鲁迅，鲁迅出殡队伍里他是殡仪举幡的。当时的“左联”是党领导的行动组织，他在延安时，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院任文艺研究室主任，参与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许多调研工作，其间受到主席的多次约见，书信指导，之后，写下长篇小说《高干大》。几乎可以说，在延安时期，革命阵营内只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欧阳山的《高干大》，算是中国文坛上有影响力的仅有的两部革命文学小说作品。
父亲跟我说过，《高干大》是反映陕北当地民间风俗習惯的反封建的作品。我看过这本书，无论如何想象不出这出自一个广东籍作家之手。当地的方言习俗称呼父亲为大大。干大就是干爹。高干大，是人们对一个姓高的人的尊称。
父亲是个多产作家，16岁发表第一篇小说《那一夜》，17岁参加“择师运动”，高中就被开除，18岁任《广州文学》周刊主编，当过黄埔军校入伍生部上尉宣传员，19岁中山大学读预科并拜访鲁迅，20岁在上海成为职业小说家。他一生共出版长、中、短篇小说集超过50部，写下1000万字以上的文学作品。到了晚年，父亲的腰完全直不起来，眼睛看不清，还坚持依靠录音来写作，这一切，应是七十多年牢牢钉在座椅上爬格子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在北京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天安门城楼上目睹开国大典。之后，受叶剑英之邀南下广州，进入军事管制接收委员会，任广州军管会文艺处处长。
我父亲是个革命者，这毋容置疑。香港文化界有一个时期称我父亲为“左王”，广东文化界不少人也对他反“自由化”相当不满。他是个固执的党员，推崇现实主义、严肃文学，忠实于生活。当然，也加上毛泽东的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
1964年5月，广州的报界文坛对他作品的批判已经悄然展开。各大报纸说《三家巷》好的越来越少，批判者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我父亲没有检讨，也没有发表反驳，当然，反驳也未必能发表。在家里，他没有和我谈过半个字他的作品，他永远不会改变他的高傲和自信。他对我们说，我是我，你们是你们，你们应该有自己的表现。我影响不了你们。
我父亲的思想是革命的，可是作为一个终身的文学作者，他选择了远离官场。一生中八十年，只愿在格子纸上忠心爬行，誓以作品去影响社会表达人生。提起那些宣传部长文教书记，他大都轻松笑语，说很多是他的晚辈学生。作为一个认真的学人，他大部分时间受批评批判，他不曾整人。直到我自己辗转漂泊，一事无成，快将淡出人生了，我才醒悟：世界上原来有一种东西叫坚持。年轻时认定一种信仰，终生为之斗争，无怨无悔，不曾有过动摇，那是一种何等的问心无愧，那是一种真正的含笑九泉。
我们作为普通人，有过多少犹疑和蹉砣，难言与悔恨，无奈和迷茫。若能领导潮流固然好，不过，即使并非一贯正确，像父亲这样坚持信仰，踏实苦作，我只能是由衷的敬佩。经历了人世间的沧桑和磨难后，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自豪。
中
“文革”期间我到北京“串联”，离开红卫兵接待站后，住到我哥姐们的母亲草明家里。那里还有从东北过来的我大姐的孩子们，我之前根本没见过她们，也算是认认亲。在北京灯市口史家胡同的四合院，我才认清了我原来有一个复杂的大家庭。
草明，是我三姐和哥哥的生母。我大姐和二姐的生母肯定只是家庭妇女，后来被日本飞机炸死了。一般是由父母包办的婚姻，稍有抱负的人物离家闯荡后大抵都抛弃原配，再重新自由恋爱。草明是广东顺德人，也是上海左联时期的左翼作家，他们在上海结婚，在延安时离婚，父母对我说，原因是当时草明得了肺结核。
草明的成名小说是写工人阶级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名人中排不上队，因此“文革”中受的冲击应不算太大，至少，我住在她家时，她并没有受关押。 草明对我很客气，很友善，她跟我私下里说，你妈妈人没有什么问题，是你父亲不好。她的这句话，总结了她们三个人两段婚姻的恩恩怨怨，我是接受和认同的。这是婚姻受伤害者的立场，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它。
接下来草明告诉我，我的生母虞迅是她的亲妹妹，她不单带着我母亲长大，而且，还亲自把我母亲带上革命道路，带到延安。原来，我的外公曾是大官，有七房妻妾，子女成群。但她和我母亲是一母所生。我母亲三岁时，我外公就去世了，家道中落，曾经在顺德容奇镇拥有一整条街的吴姓家族，自然也就分崩离析。我母亲七岁又死了娘，跌跌撞撞跟着哥哥姐姐才得以长大。
历史的事实过去了，后人就不太容易了解。后来人所知道的历史，不过是幸存者的认知和解释。婚姻家庭更是充满隐私，不足为外人道。我的父亲很爱我母亲，但是一个男人娶完姐姐娶妹妹，一个妹妹挤走姐姐嫁姐夫，不说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在任何地方应该都是少有发生。这似乎总有一点不光彩，或可视为丑闻。我听了这件事，心里非常的不舒服，我相信，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对这件事都如梗在咽。至于我的母亲，这更应该是她终生的心病，到了晚年，她常明显表现出紧张，怕伤害，忧郁寡欢。
母亲多次跟我说过，延安女人很少，作为广东姑娘的她，当时曾有过很多的追求者，有名有姓的都提到过几个，我记得的就有党的理论家艾思奇。经组织批准，我父亲与我母亲1943年在延安结婚。我所知道的母亲履历，在延安时是中央文艺研究院党支部书记，这种大机关里的支部书记，往往也是没有能耐的人干的。
多少恩怨，总为事出有因，倘若人能预知以后，大抵做事终会谨慎，不过，人终究是人，性情之内，不管不顾，风风火火，便是一生。
家事，是天下最复杂的事，但家事，又往往不好向外说。情长理短，利益纠缠，终生牵绊，既难舍又难分。
我的三个姐姐三个家，还有哥哥，在北京，我们热热闹闹地相处，不但短暂地忘了“文化大革命”，也使我享受了一阵子大家庭热闹非凡的无穷乐趣。
1972年底，父亲从干校回到广州。一个最小的但是最实际的政策得到落实，这便是补发工资。“文革”后期，没人会在意钱这个东西。许多干部从被批斗之后就停止发放工资，未成年子女由机关发放生活费，每个小孩12到18块钱一个月，余下来的工资款便由机关代为保存，所以补发工资数额其实不小。不过，许多人为了力证自己的忠诚，一般都把补发的钱全部用来交了党费，尤其是较早被解放的那一批干部。但是到了我父亲时，情况有了变化，这时候已经是补发工资的尾声，我父亲补发的年份又长，数额就比较大了。父亲决定将补发款的一半交党费，剩余的一半领回了家。记得还是我到银行去存钱的，当年面额最大的人民币是十元，两万块钱足足用了一个大书包好不容易才装进去。父亲在当时就做了一個决定，他要出钱出路费，把所有在外地的子女儿孙叫回来，在广州过一个团团圆圆的春节。
1975年新年伊始，父亲并未“解放”。尽管左倾的寒风阵阵，大地毕竟已经回暖，我们一家三代总共21个人，从国内外六七个地方齐聚羊城，过了一个合家团聚的春节。当时，我的大姐在东北教书，大姐夫在四川大足三线厂，大外甥在兰州插队，二姐在北京，二姐夫已经外派伦敦中国银行，三姐在北京的通县，哥嫂在陕西汽车厂。
这是我们家从来未有过，也是唯一一次的团聚。其中大姐夫和我大姐离婚多年刚刚复合，哥哥和嫂子也是刚刚结婚，我的女朋友和我还没有结婚，所以这次亲人团聚，不少人都还是初次见面。父亲从干校回来了，父亲又提供了所有经费，所以个个异常踊跃，纷纷请假，真还做到了唯一一次的三代人全部团聚在一起。
父母亲住在文德路文艺招待所的那个廊四的小房子里。亲人们来了就住在文艺招待所，印象中这批人来来去去有前有后，好像大家没有坐在一起吃过一顿饭。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可以做这顿饭，那年头也没有条件到酒馆茶楼吃饭，倒是我们十个八个的常去在广州的舅舅家里吃饭。当然，去舅舅那里吃饭，我父亲从来是不去的，因为他还没有得到解放，基本上也就不出门。谁想和父亲聊聊天，就都分别挤到他走廊上那个小房子里去，只有几平方米的小房子常常挤满人，大家只能压低声音，在这阴暗且狭小的空间里，感染着希望与担忧，分享着快乐和离愁。
我的嫂子从江西到陕西的山沟里，来广州是第一次走进大城市，骑自行车有时靠左有时靠右，见了红灯也照样敢走。我那个东北小外甥，一生没见过香蕉，广东人称之为一梳蕉，他一次就能吃掉这样的一排去。最大的外甥已经陷入恋爱的苦恼中，插队且又未回城，喝完酒醉了以后就是一阵一阵地大哭。我见过酒醉以后闹和打人的，酒醉以后拼命哭的人还是见的头一遭。不管怎么说吧，一家三代人齐了，最后在艳芳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21个人的大照片。这照片留下了唯一一次聚会的盛况，留下了炽热的亲情，留下了亲人们的青春年少！
下
我父亲四十二岁那年才有的我，印象中，父亲并没有怎么带我玩，不会和我讨论太多的话题，也从不询问我想什么。对于我的成长，他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第一，每次看粤剧或电影，他一定带我去。我们几乎每周日走路到执信南路口的东山电影院去，还有，后来去省委五楼看内部电影。那个时代的孩子，能如此频繁接触戏剧电影的还真不多。马师曾、红线女、罗品超、郎钧玉、罗家宝、林小群，这些粤剧名角，几乎每上一部新戏，我都会坐在贵宾席上看。第二，就是这个暑假开始，父亲搬了一堆书让我看：《三国》《水浒》《西游记》《封神演义》《七侠五义》《隋唐演义》《薛仁贵征西》。也许我还小，他倒没让我看《红楼梦》。所以，我接触中国名著的时间很早。还好是早，我十四岁时，文艺界就开始批判我父亲的作品，使我一度对文艺书籍退避三舍。当时，我只觉得《封神演义》和《隋唐演义》最好看。封神之人可以天灵盖打开，涌出一朵祥云，祥云中祭出一种兵器，让我收了你。还有，隋唐第一条好汉李元霸，对阵时从对方马上把人腰间一提，扔上半空，顺手接住两腿，直接就把人一撕为二，谁见了不怕。 说到第三件，父亲还真是花了功夫，他用一个假期时间，亲自教我读汉语拼音和普通话。当年的广州，除了军区大院讲东北话，铁路局管到武汉，讲湖南话的多，其他一般没多少外省人。所以，学校里有的老师是用广东话教课的。亏了这一段，我父亲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一辈子讲起普通话来，几乎不带广东口音，拼音打字，也从不会被卷舌还是不卷难倒。原来，我父亲还是中国文字拼音委员会的委员呢！
到了“破四旧”，很快就破到自己头上了。那时候我住在学校里，父母亲都到了自己单位集中学习。突然有人叫我到学校门口传达室接电话。电话里是一个女姓的声音，你是欧阳燕星吗？我们是广雅中学的，我们今天抄了你父亲的家，你有什么个人物品，现在可以回来拿走。我似乎早知会有这么一天，找到了一个同班同学陪着我回去了。
远远地看见那幢三层楼的小洋房，早已不是往日的模样，三层小楼全都挂满了巨幅的白底黑字大标语，内容自然是“打倒×××”之类，从楼顶一直拖到地下，覆盖了整栋小楼。
屋子里散落满地东西，所有的柜子、桌子都撬开翻倒，衣服被子、书本文件随处乱丢，我母亲在角落里站着，应该是被押回来开门和当见证人。母亲含着泪水看着我，走过来拉我的手，仿佛是求救。面对满屋的其他同龄人，那些得意洋洋的革命者，我甩开了母亲的手，选择了与家庭划清界限的姿态，挑了自己几套衣服，拿上《毛泽东选集》，毅然走出了家门。我没有再回头看那小楼一眼。从此之后，从我离开广州去海南，甚至当完知青回到广州，我没有再踏进过德坭路，有事我也会绕着走。直至那条路改了名，直至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了这幢小楼，广州也没有了德坭路。我印象中的那个曾经的家，永远只依稀记得，因为挂了很多白标语，被覆盖的小洋房像一座远处荒野里压满祭文的山坟。
事后我才清楚，那是一次真正意义的抄家，是家具细软一切都搬走的抄家。抄家之后只剩下空房子，全广东有这样待遇的只有两个人，另一个是粤剧名演员红线女。她和我父亲，是广东省工资待遇最高的两个人。之后在广州文化公园举办了“破四旧”展览，展品就是这两个家庭抄家没收的所有物品。听去过的人讲，其中有一条，说我家光毛毡就有一百多条。事实是，父亲买了红木和酸枝椅子，怕冬天冷，但又找不到尺寸适合的坐垫，就剪了毡子当椅垫，结果就是一张椅垫变成了一条毛毯。
父母单位的大字报栏，自然是我很想涉足的地方。不过，很快我已经知道一切全无希望，因为父母的罪名已经在报纸上登载，成为铁板钉钉的事实。
父亲的单位其实我很少去，有一次去了，到了门口，隔着马路看到大门里父亲正在扫地，我即掩面而走了。
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哥哥，思想和北大学子一样，历来激进得很，他经常和父亲就一些问题进行讨论。有一天，我接到他写来的一封信，附有一张大字报稿，揭发父亲思想问题，让我抄好贴到父亲机关去，我照做了。之后很多年，我并没有为贴父亲大字报觉得内疚，内心有自己的借口，一是哥哥叫我干的，二是我没有讲半句假话，三是不到一年，我已经去警备区为父亲送衣服了，还去干校探望过父亲，五个兄弟姐妹，也只有我去过。十三年之后我的父亲才正式解放恢复名誉，在那些漫长的岁月里，迷茫怨恨哀伤，很难用什么来形容自己对父亲的情感。不过，有一点我很快就明白，那就是，永远不要指望真的能够背叛父亲，不管你怎么做，你永远不可能和家庭划清界限，别人永远不会把你们的血缘关系分开看待。聪明的办法就是不管对错，都坚决和自己的亲人站在一边。
已经不记得是哪一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去的，恍恍惚惚之间，我已站在中山纪念堂的后台上。透过背景幕，我清楚看到外面，三层观众席上黑压压地坐满人，我父亲脖子上挂着大黑牌，弯着腰站在舞台前的角落里，显得是那么的瘦小。不断传来的发言还有父亲的答辩，我的脑子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清楚，唯有那不时传来的口号，声音很响，使我震撼。我突然害怕起来，心里暗暗希望时间不够，把我的发言取消。没想到，主持人在麦克风上说，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某某的儿子欧阳燕星。
我快步走到前台，喘不过气来，我觉得周围一切突然很安静，好像所有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鸦雀无声的一刻过得很慢，很慢很慢……我知道人们在等我，我忽然举起右拳，拼命喊了一声：“打倒欧阳山！”排山倒海的口号声呼应起来，之后，我字正腔圆地读起了我的发言稿……
第二天的《羊城晚报》发了消息稿，也提到我的名字，不过只有十六分之一的版面大。從此，没有任何人在我面前提到过这个批斗会，包括我的同学、朋友、亲人，父亲也从没和我谈过这事。我印象里，当时的斗争会上，我们互相应该没有对视过，他低着头，我面向着观众席的血盆大口。回想起来真像是一场噩梦，仿佛现实中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那时我当然不会知道，日后我父亲会成为中顾委委员，可怜我为了自己的出身，为了自己究竟是不是革命后代，足足迷惑、忧伤了起码十五年。
那之后，我们在梅花村一住就是25年，父亲去世之后，梅花村36号的小洋楼成了居委会办公室。花园成了梅花村居民休闲的地方。亭子旁边由居委会矗立了一座父亲的石雕头像，欧阳山故居，这里成了父亲永远的家。
责任编辑：高鹏
作者简介：
欧阳燕星，欧阳山之子，曾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创作助手、香港经济导报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我出生在解放战争炮火连天的时候，父亲母亲是党的文化干部。因为战争动乱，他们本不想要我。母亲两次服药堕胎，也许我生命力顽强，怀孕才七个月便早产在河北西柏坡——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燕国之内。我没能在医院出生，“哇”的一声，我一睁眼，已是满天的星星，所以我父亲给我取名燕星。
我的父亲欧阳山，一个写作七十余年的老作家，“文革”前后被打倒了十五年之久的知识分子。他也是最后一个以中共中顾委委员，这个几乎是最高政治地位谢幕的革命文学家。
其实，我从小对父亲就抱有畏惧。记得儿时有这样的记忆，晚上我很早睡了，可是半夜被大人们的大声说话吵醒，我听到父亲在叫：“星星呢？星星在哪里？我要去看看他。”“睡了？哪有这么早就睡觉……”“我没醉，不用扶我……”
我突然觉得很害怕，钻进了自己的床底下。后来父亲进来，还是找到了我，把我抱起来，用他那胡子扎我的脸。我闻到他满嘴的酒气，又挣扎着重新钻进床底下。
这就是我的父亲，爱你，但是爱得很粗暴。
从那一刻起，时不时，我就得听他大声咆哮。他振振有词地说：没脾气怎么做男人？不喝酒的，那叫文人吗？
我父亲原名杨凤岐，其实，杨也只是养父的姓。父亲的养父是邮递员，家中无子，在湖北时买了只有几个月大的父亲，所以，我父亲祖籍应该是湖北，真实姓什么不详。但他在广州长大，我跟他一样，我们应该是地地道道的广东人。
父亲的体型性格保留了外省人的印记，骨头很粗大，非常有力量。虽然，体格脾气上我不像父亲，但面貌上最像父亲的应该还是二姐和我。我父亲是卷发，孩子中头发卷的，是我大姐二姐和我。至于我的三姐和哥哥，则长得很像他们的母亲草明。我父亲共有三段婚姻，大姐二姐是一个妈，三姐和哥哥是一个妈，我最小，我母亲只生了我一个。而在父亲的三位太太之中，能力个性最强的是同样有名望的作家草明。依我的判断，她在当时中国文坛的地位，应该也在前三十名以内，最为著名的是长篇小说《乘风破浪》。
父亲自青少年时期发表文艺作品，当然是受“五四”运动影响，是左翼的革命文学家。他在任何时段都有大量作品，是一个真真正正写作的人，所以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无人可以否定。他一直追随革命队伍，从上海“左联”，即左翼作家联盟，到抗战时期的重庆、延安。他追随鲁迅，鲁迅出殡队伍里他是殡仪举幡的。当时的“左联”是党领导的行动组织，他在延安时，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院任文艺研究室主任，参与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许多调研工作，其间受到主席的多次约见，书信指导，之后，写下长篇小说《高干大》。几乎可以说，在延安时期，革命阵营内只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欧阳山的《高干大》，算是中国文坛上有影响力的仅有的两部革命文学小说作品。
父亲跟我说过，《高干大》是反映陕北当地民间风俗習惯的反封建的作品。我看过这本书，无论如何想象不出这出自一个广东籍作家之手。当地的方言习俗称呼父亲为大大。干大就是干爹。高干大，是人们对一个姓高的人的尊称。
父亲是个多产作家，16岁发表第一篇小说《那一夜》，17岁参加“择师运动”，高中就被开除，18岁任《广州文学》周刊主编，当过黄埔军校入伍生部上尉宣传员，19岁中山大学读预科并拜访鲁迅，20岁在上海成为职业小说家。他一生共出版长、中、短篇小说集超过50部，写下1000万字以上的文学作品。到了晚年，父亲的腰完全直不起来，眼睛看不清，还坚持依靠录音来写作，这一切，应是七十多年牢牢钉在座椅上爬格子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在北京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天安门城楼上目睹开国大典。之后，受叶剑英之邀南下广州，进入军事管制接收委员会，任广州军管会文艺处处长。
我父亲是个革命者，这毋容置疑。香港文化界有一个时期称我父亲为“左王”，广东文化界不少人也对他反“自由化”相当不满。他是个固执的党员，推崇现实主义、严肃文学，忠实于生活。当然，也加上毛泽东的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
1964年5月，广州的报界文坛对他作品的批判已经悄然展开。各大报纸说《三家巷》好的越来越少，批判者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我父亲没有检讨，也没有发表反驳，当然，反驳也未必能发表。在家里，他没有和我谈过半个字他的作品，他永远不会改变他的高傲和自信。他对我们说，我是我，你们是你们，你们应该有自己的表现。我影响不了你们。
我父亲的思想是革命的，可是作为一个终身的文学作者，他选择了远离官场。一生中八十年，只愿在格子纸上忠心爬行，誓以作品去影响社会表达人生。提起那些宣传部长文教书记，他大都轻松笑语，说很多是他的晚辈学生。作为一个认真的学人，他大部分时间受批评批判，他不曾整人。直到我自己辗转漂泊，一事无成，快将淡出人生了，我才醒悟：世界上原来有一种东西叫坚持。年轻时认定一种信仰，终生为之斗争，无怨无悔，不曾有过动摇，那是一种何等的问心无愧，那是一种真正的含笑九泉。
我们作为普通人，有过多少犹疑和蹉砣，难言与悔恨，无奈和迷茫。若能领导潮流固然好，不过，即使并非一贯正确，像父亲这样坚持信仰，踏实苦作，我只能是由衷的敬佩。经历了人世间的沧桑和磨难后，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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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我到北京“串联”，离开红卫兵接待站后，住到我哥姐们的母亲草明家里。那里还有从东北过来的我大姐的孩子们，我之前根本没见过她们，也算是认认亲。在北京灯市口史家胡同的四合院，我才认清了我原来有一个复杂的大家庭。
草明，是我三姐和哥哥的生母。我大姐和二姐的生母肯定只是家庭妇女，后来被日本飞机炸死了。一般是由父母包办的婚姻，稍有抱负的人物离家闯荡后大抵都抛弃原配，再重新自由恋爱。草明是广东顺德人，也是上海左联时期的左翼作家，他们在上海结婚，在延安时离婚，父母对我说，原因是当时草明得了肺结核。
草明的成名小说是写工人阶级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名人中排不上队，因此“文革”中受的冲击应不算太大，至少，我住在她家时，她并没有受关押。 草明对我很客气，很友善，她跟我私下里说，你妈妈人没有什么问题，是你父亲不好。她的这句话，总结了她们三个人两段婚姻的恩恩怨怨，我是接受和认同的。这是婚姻受伤害者的立场，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它。
接下来草明告诉我，我的生母虞迅是她的亲妹妹，她不单带着我母亲长大，而且，还亲自把我母亲带上革命道路，带到延安。原来，我的外公曾是大官，有七房妻妾，子女成群。但她和我母亲是一母所生。我母亲三岁时，我外公就去世了，家道中落，曾经在顺德容奇镇拥有一整条街的吴姓家族，自然也就分崩离析。我母亲七岁又死了娘，跌跌撞撞跟着哥哥姐姐才得以长大。
历史的事实过去了，后人就不太容易了解。后来人所知道的历史，不过是幸存者的认知和解释。婚姻家庭更是充满隐私，不足为外人道。我的父亲很爱我母亲，但是一个男人娶完姐姐娶妹妹，一个妹妹挤走姐姐嫁姐夫，不说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在任何地方应该都是少有发生。这似乎总有一点不光彩，或可视为丑闻。我听了这件事，心里非常的不舒服，我相信，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对这件事都如梗在咽。至于我的母亲，这更应该是她终生的心病，到了晚年，她常明显表现出紧张，怕伤害，忧郁寡欢。
母亲多次跟我说过，延安女人很少，作为广东姑娘的她，当时曾有过很多的追求者，有名有姓的都提到过几个，我记得的就有党的理论家艾思奇。经组织批准，我父亲与我母亲1943年在延安结婚。我所知道的母亲履历，在延安时是中央文艺研究院党支部书记，这种大机关里的支部书记，往往也是没有能耐的人干的。
多少恩怨，总为事出有因，倘若人能预知以后，大抵做事终会谨慎，不过，人终究是人，性情之内，不管不顾，风风火火，便是一生。
家事，是天下最复杂的事，但家事，又往往不好向外说。情长理短，利益纠缠，终生牵绊，既难舍又难分。
我的三个姐姐三个家，还有哥哥，在北京，我们热热闹闹地相处，不但短暂地忘了“文化大革命”，也使我享受了一阵子大家庭热闹非凡的无穷乐趣。
1972年底，父亲从干校回到广州。一个最小的但是最实际的政策得到落实，这便是补发工资。“文革”后期，没人会在意钱这个东西。许多干部从被批斗之后就停止发放工资，未成年子女由机关发放生活费，每个小孩12到18块钱一个月，余下来的工资款便由机关代为保存，所以补发工资数额其实不小。不过，许多人为了力证自己的忠诚，一般都把补发的钱全部用来交了党费，尤其是较早被解放的那一批干部。但是到了我父亲时，情况有了变化，这时候已经是补发工资的尾声，我父亲补发的年份又长，数额就比较大了。父亲决定将补发款的一半交党费，剩余的一半领回了家。记得还是我到银行去存钱的，当年面额最大的人民币是十元，两万块钱足足用了一个大书包好不容易才装进去。父亲在当时就做了一個决定，他要出钱出路费，把所有在外地的子女儿孙叫回来，在广州过一个团团圆圆的春节。
1975年新年伊始，父亲并未“解放”。尽管左倾的寒风阵阵，大地毕竟已经回暖，我们一家三代总共21个人，从国内外六七个地方齐聚羊城，过了一个合家团聚的春节。当时，我的大姐在东北教书，大姐夫在四川大足三线厂，大外甥在兰州插队，二姐在北京，二姐夫已经外派伦敦中国银行，三姐在北京的通县，哥嫂在陕西汽车厂。
这是我们家从来未有过，也是唯一一次的团聚。其中大姐夫和我大姐离婚多年刚刚复合，哥哥和嫂子也是刚刚结婚，我的女朋友和我还没有结婚，所以这次亲人团聚，不少人都还是初次见面。父亲从干校回来了，父亲又提供了所有经费，所以个个异常踊跃，纷纷请假，真还做到了唯一一次的三代人全部团聚在一起。
父母亲住在文德路文艺招待所的那个廊四的小房子里。亲人们来了就住在文艺招待所，印象中这批人来来去去有前有后，好像大家没有坐在一起吃过一顿饭。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可以做这顿饭，那年头也没有条件到酒馆茶楼吃饭，倒是我们十个八个的常去在广州的舅舅家里吃饭。当然，去舅舅那里吃饭，我父亲从来是不去的，因为他还没有得到解放，基本上也就不出门。谁想和父亲聊聊天，就都分别挤到他走廊上那个小房子里去，只有几平方米的小房子常常挤满人，大家只能压低声音，在这阴暗且狭小的空间里，感染着希望与担忧，分享着快乐和离愁。
我的嫂子从江西到陕西的山沟里，来广州是第一次走进大城市，骑自行车有时靠左有时靠右，见了红灯也照样敢走。我那个东北小外甥，一生没见过香蕉，广东人称之为一梳蕉，他一次就能吃掉这样的一排去。最大的外甥已经陷入恋爱的苦恼中，插队且又未回城，喝完酒醉了以后就是一阵一阵地大哭。我见过酒醉以后闹和打人的，酒醉以后拼命哭的人还是见的头一遭。不管怎么说吧，一家三代人齐了，最后在艳芳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21个人的大照片。这照片留下了唯一一次聚会的盛况，留下了炽热的亲情，留下了亲人们的青春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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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四十二岁那年才有的我，印象中，父亲并没有怎么带我玩，不会和我讨论太多的话题，也从不询问我想什么。对于我的成长，他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第一，每次看粤剧或电影，他一定带我去。我们几乎每周日走路到执信南路口的东山电影院去，还有，后来去省委五楼看内部电影。那个时代的孩子，能如此频繁接触戏剧电影的还真不多。马师曾、红线女、罗品超、郎钧玉、罗家宝、林小群，这些粤剧名角，几乎每上一部新戏，我都会坐在贵宾席上看。第二，就是这个暑假开始，父亲搬了一堆书让我看：《三国》《水浒》《西游记》《封神演义》《七侠五义》《隋唐演义》《薛仁贵征西》。也许我还小，他倒没让我看《红楼梦》。所以，我接触中国名著的时间很早。还好是早，我十四岁时，文艺界就开始批判我父亲的作品，使我一度对文艺书籍退避三舍。当时，我只觉得《封神演义》和《隋唐演义》最好看。封神之人可以天灵盖打开，涌出一朵祥云，祥云中祭出一种兵器，让我收了你。还有，隋唐第一条好汉李元霸，对阵时从对方马上把人腰间一提，扔上半空，顺手接住两腿，直接就把人一撕为二，谁见了不怕。 说到第三件，父亲还真是花了功夫，他用一个假期时间，亲自教我读汉语拼音和普通话。当年的广州，除了军区大院讲东北话，铁路局管到武汉，讲湖南话的多，其他一般没多少外省人。所以，学校里有的老师是用广东话教课的。亏了这一段，我父亲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一辈子讲起普通话来，几乎不带广东口音，拼音打字，也从不会被卷舌还是不卷难倒。原来，我父亲还是中国文字拼音委员会的委员呢！
到了“破四旧”，很快就破到自己头上了。那时候我住在学校里，父母亲都到了自己单位集中学习。突然有人叫我到学校门口传达室接电话。电话里是一个女姓的声音，你是欧阳燕星吗？我们是广雅中学的，我们今天抄了你父亲的家，你有什么个人物品，现在可以回来拿走。我似乎早知会有这么一天，找到了一个同班同学陪着我回去了。
远远地看见那幢三层楼的小洋房，早已不是往日的模样，三层小楼全都挂满了巨幅的白底黑字大标语，内容自然是“打倒×××”之类，从楼顶一直拖到地下，覆盖了整栋小楼。
屋子里散落满地东西，所有的柜子、桌子都撬开翻倒，衣服被子、书本文件随处乱丢，我母亲在角落里站着，应该是被押回来开门和当见证人。母亲含着泪水看着我，走过来拉我的手，仿佛是求救。面对满屋的其他同龄人，那些得意洋洋的革命者，我甩开了母亲的手，选择了与家庭划清界限的姿态，挑了自己几套衣服，拿上《毛泽东选集》，毅然走出了家门。我没有再回头看那小楼一眼。从此之后，从我离开广州去海南，甚至当完知青回到广州，我没有再踏进过德坭路，有事我也会绕着走。直至那条路改了名，直至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了这幢小楼，广州也没有了德坭路。我印象中的那个曾经的家，永远只依稀记得，因为挂了很多白标语，被覆盖的小洋房像一座远处荒野里压满祭文的山坟。
事后我才清楚，那是一次真正意义的抄家，是家具细软一切都搬走的抄家。抄家之后只剩下空房子，全广东有这样待遇的只有两个人，另一个是粤剧名演员红线女。她和我父亲，是广东省工资待遇最高的两个人。之后在广州文化公园举办了“破四旧”展览，展品就是这两个家庭抄家没收的所有物品。听去过的人讲，其中有一条，说我家光毛毡就有一百多条。事实是，父亲买了红木和酸枝椅子，怕冬天冷，但又找不到尺寸适合的坐垫，就剪了毡子当椅垫，结果就是一张椅垫变成了一条毛毯。
父母单位的大字报栏，自然是我很想涉足的地方。不过，很快我已经知道一切全无希望，因为父母的罪名已经在报纸上登载，成为铁板钉钉的事实。
父亲的单位其实我很少去，有一次去了，到了门口，隔着马路看到大门里父亲正在扫地，我即掩面而走了。
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哥哥，思想和北大学子一样，历来激进得很，他经常和父亲就一些问题进行讨论。有一天，我接到他写来的一封信，附有一张大字报稿，揭发父亲思想问题，让我抄好贴到父亲机关去，我照做了。之后很多年，我并没有为贴父亲大字报觉得内疚，内心有自己的借口，一是哥哥叫我干的，二是我没有讲半句假话，三是不到一年，我已经去警备区为父亲送衣服了，还去干校探望过父亲，五个兄弟姐妹，也只有我去过。十三年之后我的父亲才正式解放恢复名誉，在那些漫长的岁月里，迷茫怨恨哀伤，很难用什么来形容自己对父亲的情感。不过，有一点我很快就明白，那就是，永远不要指望真的能够背叛父亲，不管你怎么做，你永远不可能和家庭划清界限，别人永远不会把你们的血缘关系分开看待。聪明的办法就是不管对错，都坚决和自己的亲人站在一边。
已经不记得是哪一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去的，恍恍惚惚之间，我已站在中山纪念堂的后台上。透过背景幕，我清楚看到外面，三层观众席上黑压压地坐满人，我父亲脖子上挂着大黑牌，弯着腰站在舞台前的角落里，显得是那么的瘦小。不断传来的发言还有父亲的答辩，我的脑子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清楚，唯有那不时传来的口号，声音很响，使我震撼。我突然害怕起来，心里暗暗希望时间不够，把我的发言取消。没想到，主持人在麦克风上说，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某某的儿子欧阳燕星。
我快步走到前台，喘不过气来，我觉得周围一切突然很安静，好像所有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鸦雀无声的一刻过得很慢，很慢很慢……我知道人们在等我，我忽然举起右拳，拼命喊了一声：“打倒欧阳山！”排山倒海的口号声呼应起来，之后，我字正腔圆地读起了我的发言稿……
第二天的《羊城晚报》发了消息稿，也提到我的名字，不过只有十六分之一的版面大。從此，没有任何人在我面前提到过这个批斗会，包括我的同学、朋友、亲人，父亲也从没和我谈过这事。我印象里，当时的斗争会上，我们互相应该没有对视过，他低着头，我面向着观众席的血盆大口。回想起来真像是一场噩梦，仿佛现实中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那时我当然不会知道，日后我父亲会成为中顾委委员，可怜我为了自己的出身，为了自己究竟是不是革命后代，足足迷惑、忧伤了起码十五年。
那之后，我们在梅花村一住就是25年，父亲去世之后，梅花村36号的小洋楼成了居委会办公室。花园成了梅花村居民休闲的地方。亭子旁边由居委会矗立了一座父亲的石雕头像，欧阳山故居，这里成了父亲永远的家。
责任编辑：高鹏
作者简介：
欧阳燕星，欧阳山之子，曾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创作助手、香港经济导报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