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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我在广州出生，之后便居住广州，至今六十多年，一天也没有迁出过，我以为也算得上老广州了。
前两年偶与一位老先生同席，老先生见我自称广州人，便改用广州话亲切问我，自小是在哪一片长大的。我回答道，我出生时家在同乐路，后来搬到中山六路，后来是东皋大道，后来是区庄。答案越长我越觉得心虚。老先生神色似有狐疑，想必他已经明白我这个广州人的成色，我在广州是没有祖屋的，和他不一样，并非世居广州。
大约由于没有祖屋，也就少了故园的情结。居所都是临时性的，一再的搬迁成了生活的基本形式，犹如一株栽在盆里的植物，从一個盆移到另一个盆，提起根已经难堪，更不能提土地。所谓本土，没有寸土的我可是从何说起。世居的老广州则不然，譬如老友杨君。
称杨君为老友是因为青年时代就认识，到了中年又成为同事，有些年头住在单位宿舍，再成为邻居。那时我们住的是文德路，一座临建的房子，一层的食堂上面加建了两层，后来在顶上又加了第四层，我住二楼，杨君住四楼。我喜欢这个房子，因为我有了落脚的地方，孩子有了上学的地方，广州几家主要的书店都在附近，逛起来也很方便。对杨君来说事情可就不那么简单，他是属于这块地的，简直要说水之于鱼，简直要说自古以来。我是经由他的讲解，才知道文德路一带古时候是一个半岛，名为番山，位于古广州的中轴线上，是正宗的广州城区中心，建城悠悠两千年未变，而这样中心不移的城市，满世界只有三座：罗马、亚历山大、广州。他笔下有源源不绝的广州故事，这是他的故园和归宿。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单位要在天河建新房子，我和同事跑了很长很曲折的路去看天河。我们看到的是大片西洋菜田，赤足插入水中弓腰劳作的农人。在茫茫水田上想象我们将来的居所有些难度，田间错落着一些装置，几根木柱支一块石棉瓦，勉强像小屋顶。多见者说，那该是听闻风声的农人的急就之作，或许征地时可做地面建筑计算，这是土地最后一季可能期待的收获。房子建成已经是世纪末了，同事见面总会谈论分房子，热闹之中难掩喜色。唯独一人在热闹之外，便是杨君。一问起来他满面愁苦，原来他万分畏惧迁往天河，他正为如何能留在文德路的旧房子里费尽心思。难道他不知这是最后一次福利房，以后再不会有了吗。他说知道，但他不能离开广州，而天河已经不是广州了。这样的认知我以为匪夷所思，真正的老广州果然是不同的。
细想起来，人的恐惧或许总有些因由，杨君的故事我约莫知道一点。
杨君是世居的广州人，曾有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庭，自然也是有祖屋的。他家几代经营药材行，其父便是家族药材行里的职员。车在山路上颠簸两天，将杨家人带到距离广州480公里的蕉岭。蕉岭是广东省内最穷困的山区，全劳力一天十个工分，约等于二至三毛钱。杨君腿脚有疾，只能得五六个工分。为了养活自己，出工以外，他养鸡养鸭养兔，每天忙着烧火煮饭，割草喂兔子，拿一个布网找遍大小粪坑捞粪蛆喂鸭子。逢到圩日，杨君便携上自己的一点成果去换几个钱。县城巴掌大小，只一条街，有一间茶室，名“工农兵茶室”，杨君必定踅往，希望遇见同期被疏散到此地的广州人，交换一点广州的消息，猜测一下政策的风向，这是他与广州仅有的维系。
后来我们知道仗是没有开打，城里大大小小的防空洞也没有派上什么用场，多年以后，人们想方设法处理这些闲置物，如今老城区的某些地铁口，进入以后有些不明所以的弯道，延伸出不少让我迷路的地下商街，便是物尽其用的例子。
1974年有了一些松动，允许杨母带杨君及小妹妹回广州，但杨父不允许。杨君回到朝思暮想的广州，重走在了广州的街上。其时杨家祖屋或许已经被消化完毕，迁不回去了，经过一段在亲戚朋友处轮流寄居的生活，他随母亲住进禺山路的一座宿舍楼里，成了失去祖屋的广州人。到了1978年，杨父终于允许迁回广州。听闻消息他激动不已，连夜给广州的妻子写信。他写着信，太兴奋了，不知是心脏不能承受，还是大脑的某根血管不能承受，他倒在地上。天亮后有人通过窗子看见他，他已经僵硬了。杨母收到电报赶往蕉岭，打开他们一家曾居住的屋子，才看到桌上那纸没写完的信。杨父这位世居的广州人，化为骨灰也终于在除夕的爆竹声中回到了广州。
杨君万翔是作家，大半辈子写广州的故事，著有长篇小说《镇海楼》，文化随笔集《羊城旧事》《广州轶闻》。还有一部长篇小说，是写广州历史上的庚寅之劫。明末的广州不肯归顺满清，对清军殊死抵抗，致使清军围城达十月之久，城破之后，清军屠城十日，屠戮无分男女老幼，死难达70万之众。这段痛史，今天广州大约没有几个人知晓了。杨君的小说叙述其时广州人浴血奋战的悲壮故事，书名可能叫《危城六十日》，已经写了不少篇幅，可惜未能完成。更可惜的是，他自身有太多的故事，却没有写自己的故事。
新世纪来了。我如愿搬进天河的新房子，杨君如愿得到文德路的旧房子。新世纪的广州有很多雄心，其中之一便是划出了城市新的中轴，新中轴颇有新世纪的傲慢，满不在乎就把古老的旧城撇在一边。广州不再是建城以后中心从未移动的城市了，它离开了杨君的考证。我的窗外所见是楼宇的密林，西洋菜田无影无踪，走在那些名字时新的路上，没有人会相信这曾经是水田的田埂，逛书店虽然不如从前方便，稍有不适之后，我已改去网上书店。文德路的老榕荫一如从前的浓密，杨君安居于广州的历史深处，依然潜心写他的广州故事，端午的龙舟水每年依然越过珠江堤岸，让沿江一带记起海，波抵文德路南端。他送给我的《羊城旧事》扉页上题有两个句子：“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与他的心境恰好。我不在乎它们的出处。
责任编辑：刘妍
作者简介：
筱敏，作家，1955年生于广州，祖籍广东东莞，现居广州。主要作品有诗集《米色花》《瓶中船》，长篇小说《幸存者手记》，散文集《喑哑群山》《理想的荒凉》《风中行走》《女神之名》《阳光碎片》《成年礼》《捕蝶者》《涉过忘川》等。
前两年偶与一位老先生同席，老先生见我自称广州人，便改用广州话亲切问我，自小是在哪一片长大的。我回答道，我出生时家在同乐路，后来搬到中山六路，后来是东皋大道，后来是区庄。答案越长我越觉得心虚。老先生神色似有狐疑，想必他已经明白我这个广州人的成色，我在广州是没有祖屋的，和他不一样，并非世居广州。
大约由于没有祖屋，也就少了故园的情结。居所都是临时性的，一再的搬迁成了生活的基本形式，犹如一株栽在盆里的植物，从一個盆移到另一个盆，提起根已经难堪，更不能提土地。所谓本土，没有寸土的我可是从何说起。世居的老广州则不然，譬如老友杨君。
称杨君为老友是因为青年时代就认识，到了中年又成为同事，有些年头住在单位宿舍，再成为邻居。那时我们住的是文德路，一座临建的房子，一层的食堂上面加建了两层，后来在顶上又加了第四层，我住二楼，杨君住四楼。我喜欢这个房子，因为我有了落脚的地方，孩子有了上学的地方，广州几家主要的书店都在附近，逛起来也很方便。对杨君来说事情可就不那么简单，他是属于这块地的，简直要说水之于鱼，简直要说自古以来。我是经由他的讲解，才知道文德路一带古时候是一个半岛，名为番山，位于古广州的中轴线上，是正宗的广州城区中心，建城悠悠两千年未变，而这样中心不移的城市，满世界只有三座：罗马、亚历山大、广州。他笔下有源源不绝的广州故事，这是他的故园和归宿。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单位要在天河建新房子，我和同事跑了很长很曲折的路去看天河。我们看到的是大片西洋菜田，赤足插入水中弓腰劳作的农人。在茫茫水田上想象我们将来的居所有些难度，田间错落着一些装置，几根木柱支一块石棉瓦，勉强像小屋顶。多见者说，那该是听闻风声的农人的急就之作，或许征地时可做地面建筑计算，这是土地最后一季可能期待的收获。房子建成已经是世纪末了，同事见面总会谈论分房子，热闹之中难掩喜色。唯独一人在热闹之外，便是杨君。一问起来他满面愁苦，原来他万分畏惧迁往天河，他正为如何能留在文德路的旧房子里费尽心思。难道他不知这是最后一次福利房，以后再不会有了吗。他说知道，但他不能离开广州，而天河已经不是广州了。这样的认知我以为匪夷所思，真正的老广州果然是不同的。
细想起来，人的恐惧或许总有些因由，杨君的故事我约莫知道一点。
杨君是世居的广州人，曾有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庭，自然也是有祖屋的。他家几代经营药材行，其父便是家族药材行里的职员。车在山路上颠簸两天，将杨家人带到距离广州480公里的蕉岭。蕉岭是广东省内最穷困的山区，全劳力一天十个工分，约等于二至三毛钱。杨君腿脚有疾，只能得五六个工分。为了养活自己，出工以外，他养鸡养鸭养兔，每天忙着烧火煮饭，割草喂兔子，拿一个布网找遍大小粪坑捞粪蛆喂鸭子。逢到圩日，杨君便携上自己的一点成果去换几个钱。县城巴掌大小，只一条街，有一间茶室，名“工农兵茶室”，杨君必定踅往，希望遇见同期被疏散到此地的广州人，交换一点广州的消息，猜测一下政策的风向，这是他与广州仅有的维系。
后来我们知道仗是没有开打，城里大大小小的防空洞也没有派上什么用场，多年以后，人们想方设法处理这些闲置物，如今老城区的某些地铁口，进入以后有些不明所以的弯道，延伸出不少让我迷路的地下商街，便是物尽其用的例子。
1974年有了一些松动，允许杨母带杨君及小妹妹回广州，但杨父不允许。杨君回到朝思暮想的广州，重走在了广州的街上。其时杨家祖屋或许已经被消化完毕，迁不回去了，经过一段在亲戚朋友处轮流寄居的生活，他随母亲住进禺山路的一座宿舍楼里，成了失去祖屋的广州人。到了1978年，杨父终于允许迁回广州。听闻消息他激动不已，连夜给广州的妻子写信。他写着信，太兴奋了，不知是心脏不能承受，还是大脑的某根血管不能承受，他倒在地上。天亮后有人通过窗子看见他，他已经僵硬了。杨母收到电报赶往蕉岭，打开他们一家曾居住的屋子，才看到桌上那纸没写完的信。杨父这位世居的广州人，化为骨灰也终于在除夕的爆竹声中回到了广州。
杨君万翔是作家，大半辈子写广州的故事，著有长篇小说《镇海楼》，文化随笔集《羊城旧事》《广州轶闻》。还有一部长篇小说，是写广州历史上的庚寅之劫。明末的广州不肯归顺满清，对清军殊死抵抗，致使清军围城达十月之久，城破之后，清军屠城十日，屠戮无分男女老幼，死难达70万之众。这段痛史，今天广州大约没有几个人知晓了。杨君的小说叙述其时广州人浴血奋战的悲壮故事，书名可能叫《危城六十日》，已经写了不少篇幅，可惜未能完成。更可惜的是，他自身有太多的故事，却没有写自己的故事。
新世纪来了。我如愿搬进天河的新房子，杨君如愿得到文德路的旧房子。新世纪的广州有很多雄心，其中之一便是划出了城市新的中轴，新中轴颇有新世纪的傲慢，满不在乎就把古老的旧城撇在一边。广州不再是建城以后中心从未移动的城市了，它离开了杨君的考证。我的窗外所见是楼宇的密林，西洋菜田无影无踪，走在那些名字时新的路上，没有人会相信这曾经是水田的田埂，逛书店虽然不如从前方便，稍有不适之后，我已改去网上书店。文德路的老榕荫一如从前的浓密，杨君安居于广州的历史深处，依然潜心写他的广州故事，端午的龙舟水每年依然越过珠江堤岸，让沿江一带记起海，波抵文德路南端。他送给我的《羊城旧事》扉页上题有两个句子：“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与他的心境恰好。我不在乎它们的出处。
责任编辑：刘妍
作者简介：
筱敏，作家，1955年生于广州，祖籍广东东莞，现居广州。主要作品有诗集《米色花》《瓶中船》，长篇小说《幸存者手记》，散文集《喑哑群山》《理想的荒凉》《风中行走》《女神之名》《阳光碎片》《成年礼》《捕蝶者》《涉过忘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