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至和年间，刚刚调任潭州知州的王罕一上任就遇到了一起上访案件。
　　 拦住王罕喊冤的是一位老妇人，还在她试图接近王罕的时候就被众多衙役迅速架开了。在老妇人哭天抢地的叫喊声中，在王罕充满讶异的眼神中，身边的人向王罕解释：“这是一个疯子！只要有官员出行上路，特别是得知新知州到任，她便过来拦驾喊冤。之前也询问过几次，但她语无伦次、颠三倒四，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只是一味吵闹，不过是一个疯婆子罢了，请大人不必理会。”
　　 身边的人异口同声、言之凿凿，看起来的确不像是一个因为官官相护而有意隐瞒的冤情。对于这一场意外，似乎确实不必放在心上。
　　 但王罕却是一个以认真出名的官员。还在他担任宜兴县令时，就因为明察秋毫勘验湖田，被上司范仲淹所注意，奏报朝廷在天下推广他的工作方法。事实上，王罕的仕途生涯，不论是在何地何职，向来有胆有识、体恤民情，这样的人，对发生在百姓中间一丝一毫的异常举动都从未放过，这一次也不例外。
　　 王罕当即命人将老妇人请到官衙，亲手端上热茶，相向而坐，嘘寒问暖，亲切询问，请老人家详诉其情。诚如旁人所言，这位老妇人说话言语不清，十句中倒有九句不知所云，时不时还夹杂一些令人难以入耳的咒骂声。但王罕既不恼怒，也不烦躁，而是耐心倾听老妇人说完后，再从其言语里的蛛丝马迹中抽丝剥茧，反复追寻盘问。在王罕的鼓励与引导下，老妇人说得越来越流利，越来越清晰，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一点一点浮现出来。
　　 原来，这位老妇人年轻时为人正室，无子，其夫另有一妾，妾生有子。其夫死后，老妇人被妾驱逐，家产悉为妾所掠之。老妇人愤而告官申诉。起初的情形已无从探究，或许是当时的知州受人蒙蔽贿赂，又或许是老妇人情急之下多有冲撞冒犯，总之，老妇人的诉求被驳回了。老妇人几次争辩未果，竟至愤恚发狂。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精神受到刺激，从此恍恍惚惚、异于常人。此后但凡有知州就任，老妇人都要赴官喊冤，但因其言语不清，加上情绪激动，稍有不满便张口詈骂，因此都被人认为是疯子。后来的几任知州“以其狂”，只要见到她，即命“屏逐之”，避之唯恐不及，又怎有耐心听她诉说？久而久之，老妇人的冤屈不但得不到伸张，甚至已无人知晓她到底因何事而喊冤。十几年甚至可能几十年下来，这竟成了潭州的一起“无头冤案”。直到此次王罕上任，才总算弄明白了这起上访积案的来龙去脉。
　　 事情既已弄清，王罕当即下令重新调查此案，不久便判定返还老妇人家产并对妾予以惩处。说来也奇怪，老妇人冤屈得伸后，精神竟渐渐好转，从此不再发狂。这件事情迅速传遍了潭州，吏民皆服王罕之神明。王罕也因为此事受到朝廷嘉奖，并调任明州知州以示重用。
　　 王罕所化解的这一起上访积案，事情看起来并不大，案情也很简单，但司马光在为撰写《资治通鉴后纪》而准备的史料汇编《涑水记闻》中却详细记录了此事，后来的《宋史》在为王罕作传时也予以了采用。可见著史者对于这一件小事的高度重视。难道是他们小题大做吗？当然不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透过这一件小事，正反映了古人对于官员为官之道的思考。
　　 为官以为民，是古人对官员为官之道的核心要求。如何为民呢？这当然需要有为民之“能”，但是，光有“能”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还要有为民之“心”。如前所说，王罕所化解的这一起上访积案并不复杂，解决起来也不需要多么高明的智慧与能力，但为何之前几任知州都束手无策、茫然无计呢？原因在于或许他们并不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却缺少真诚为民的情怀。事实上，在他们面对老妇人或者类似遭受冤屈的百姓时，他们不是心生怜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感同身受，而是厌倦厌烦，只想赶紧将事情处理完毕、将这些人打发了事。一句话，他们心里并没有真正装着百姓的安危冷暖，在事情顺利的时候，可能也会做出一些政绩，但一旦出现波折或者困难，就会显现出极度的不耐烦，潦草应付，甚至推诿躲避。不论是司马光还是后来的著史者，显然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所以才会将王罕的这一件小事郑重记录下来，意在告诫其他官员：为官之道其实并不难也不玄妙，只要有一颗为民之心，真心诚意为百姓排忧解难，许多问题和困难都会迎刃而解，也才会迎刃而解。这个启示，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仍然有着深刻的警醒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