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星空，月明星稀固然皎洁可爱，而群星璀璨更让人欢愉。
　　那是一次教育教学研讨活动，在一所乡村学校的讲台上，未正式开始时，钱理群先生与孙绍振先生正一往一复交流着。看着两位白发苍苍的著名学者相洽甚欢，我心里觉得有无量的惊诧与朗畅。说实话，很多人在参会之前就兴奋地想着，钱老师与孙老师怎样的你争我吵、不相上下作“龙争虎斗”。主办单位也暗自担心，如果两位名家观点不同，他们会拂袖而去弄得不欢而散。是不是先礼后兵，先是相敬如宾，接着是相敬如兵，兵刃相见？当然，如果是各有立场却故作姿态地一唱一和，那岂不是无趣更兼无聊！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态在期待着。
　　主持人稍作简单的介绍，会场一片安静。两位老先生的对话开始了。钱老师怀着深沉的乡土情结谈到，乡村学校要更具乡土文化气息，不要走城市化进程，这所乡村学校（包括许多乡村学校）各方面建筑及设施都过于仿效城市学校建设……乡村失去了根文化！孙老师在倾听着，脸上表情随着微妙变化而生动，终于，等钱老师说完，他抢过话筒说，钱老师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而我是个爬行的现实主义者。他声调有点尖锐，脸上却显得不动声色。接着说，我认为乡村与城市是有文明程度的差别，当乡村小学的设施能与城里相媲美时，说明乡村进步了！我们应该为之欢欣鼓舞才对！……他们两人在台上就一些教育问题作了相当激烈的争论。驳难叠起，掌声迭起。最后因为时间较迟了，主持人不得不打断他们正酣的谈兴。走下讲台的时候，他们相视一笑，握着手，又滔滔不绝地谈论开来。真是扺掌而谈，言笑晏晏，其乐融融啊！
　　精神的激荡、思想的交汇如此的自然：如山与山的对凝，如川与川的交流。一种明亮的温暖充溢着我的内心：这就是孔夫子一直倡导的“君子和而不同”。从文人相“轻”走向文人相“亲”，这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一次升华与超越。因为，我们看惯了太多流俗中的相“亲”。
　　许多所谓的学术研讨会场上，我们听到的无非是相互吹捧、相互抬轿、相互迎合、相互取媚、相互通融……将学术与为人处世联系起来，并持守着“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信条。在这里，学术争鸣与交流已经退场了，思想的碰撞与厮杀被肤浅的“社交”所替代；真理的探寻与求索被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所掩饰；信仰的忠诚与执著为“以和为贵”的借口所消融……
　　在学术研讨上，在思想交流中，常常走向极端：要么无关宏旨地和稀泥，要么尖牙利齿地相攻击。
　　在网络上，有位我敬佩的青年才俊出言尖利，把另一位专家学者的一些观点与做法批得鲜血淋漓、体无完肤，甚至有点类似于破口大骂，说这位专家怎么巧立名目、投机钻营；怎么借学术之名行沽名钓誉、渔利谋财之实；怎么傍权贵、玩权术，翻手覆云。总之，是搞得学术清净之地乌烟瘴气、斯文扫地。我不知某名家的虚实内里，但读了此文，只觉得火气太浓、怨气太重，出言不逊，实在不是平心静气做学术探讨应为。后来，隐隐约约听人在说，这位青年学人不满于某名家的观点与做法，故对其时有尖酸语、讥嘲语、刻薄语。没想到，他的这种言论遇到一些网络中的恫吓与威胁，一些匿名者甚至扬言，如果再说这样的话，小心炸弹。于是，你竖挑鼻子，我横挑眉，文攻渐至于有转化为武斗倾向。我想起伏尔泰的话，“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此，我还要补充一句：说话的权利，不等于谩骂的权利。
　　回到历史，我们也许会更深刻地领悟到学术研讨自由带来的力量。
　　史载，1167年8月，朱熹抵达岳麓书院后，与张栻一起进行了中国文化史上极为著名的“朱张会讲”。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朱熹和张栻的会讲是极具魅力的，当时他们一个三十七岁，一个三十四岁，却都已身处学术文化的最前列，有时连续论争三天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除了当众会讲外，他们还私下促膝而谈，两人都越来越钦服对方，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宋史》记载，张栻的学问“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而朱熹自己则在一封信中说，张栻的见解“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两位思想家的一段佳话，深深地镌刻在岳麓山水之间。
　　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及古典语言学者理查德·温·利文斯通在《古典语言和国民生活》写道：“确信自由不是一种特权，也不是一种奢侈品，而是一种必需品，没有它，人类的精神会变得很狭窄、枯萎而归于消失。”为学术计，为思想计，我们祈祝自由的梦想，在每个人的心里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