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我曾走马看花似的穿过东北三省。从北京坐火车到沈阳，再到长春，再到哈尔滨，然后从大连、旅顺乘海轮，渡渤海湾到山东烟台。东北大地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苍莽，严酷，剽悍。三十多年过去之后，我还清楚地记得沈阳郊外的白菜地、长春城里的大干道、哈尔滨北面的三棵树，以及大连海滨的老虎滩的壮美景色。当然，关于闻名遐迩的“关东胡子”，我是无法遇见了。不过现在想来，那时几乎天天可以见到的京剧舞台上的座山雕，及其手下的八大金刚，也许就是艺术化了的“关东胡子”吧？
　　 据吴樵记载，吉林的“胡子”在咸丰年间活动最厉害。当时因太平军战乱，驻守东北的八旗军队大半调往关内，关外一时空虚，故成了“胡子”的天下。到同、光间，局势渐趋平静。至甲午战败，溃兵散卒，四处流窜，许多兵痞落草为寇，与“胡子”沆瀣一气，“胡子”势力大增。那时，每股“胡子”的人数，少则千百，多至上万。“胡子”的首领中，也有杰出人才。，例如唐殿荣，本是山东人，起初流徙到关外充当哨官，因事罹法，孑身遁入人迹罕至的深山穷谷之中。他于是招集流亡，麇集人马达三万余众。他的厉害之处，是以军法治匪，号令严明，一时间居然无人敢与其抗衡。唐殿荣尤善枪法，故其部下也人人是神枪手。他率领的“胡子”，虽然肆行剽掠，但却不侵扰本国商民，而专以劫夺俄人为事。当山中缺乏粮食和弹药时，他们就越过国界，大肆劫掠，因其踪迹飘忽，沙俄也无奈其何。后来被清政府招抚，三万“胡子”赴省投降，唐殿荣被授予都统之职，驻扎在吉林城外。这三万“胡子”，分为若干营，每营由唐殿荣任命一个分统。唐殿荣把这些分统，都给了他的亲信“十四阎王”，惟有其义子刘弹子没有分到一杯羹。刘弹子心怀不满，趁唐殿荣不备，刺杀之，亡命而去。从此，这股“胡子”便算完结了自己的历史。
　　 按此说来，“关东胡子”的形成应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他们起先是因为政治的原因成为流寇，然后才堕落为打家劫舍的土匪。“胡匪”与“响马”的合流，使之又称为“马贼”。“马贼”结为很多帮，一帮始兴，一帮又起，大有野火春风之概。一帮之中，必有帮主，乃众匪所公推，而且皆身怀惊人之技。例如“钻天燕子”，穿山越岭，步履如飞，日行八百里。又如“黄四癞王”，骑马射枪，欲击人左眼，不至伤人右眼。“托什套”、“燕翼子”，均能于百步之外，双枪齐发，百发百中。“独眼龙”飞檐走壁，手出弹落，往往闻枪不见人。“蓝六”力大无比，一手能举五百斤而脸不变色。凡此种种，都是身怀绝技的帮主。
　　 《清稗类钞》说，东北以长春的“胡子”最多。他们每当外出时，都是短衣匹马，背枪囊弹。远远看见前方有人影，在数里之外就高声互通暗号。每帮都有暗号，作为相互识别的表记。如果两帮不同的“胡子”相遇，互通暗号后也能相安无事。但如果是官兵和商旅，不知其暗号，“胡子”们就会立即行劫。据说“胡子”们之间谈话，常用隐语，他人殊为难解。比如，称官兵为“花鹞子”，吃饭为“朝的”，军官为“官兔子”，中弹为“贴金”，富人为“大粮户”，拷问为“听秧子”，杀人为“扯了人”，窝巢为“大当铺里”，掳人勒赎为“绑票”，手枪为“腰逼子”，刀为“口锋子”，头目为“当家福”，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胡子”被官方擒获后，便没收其全部财产，称之为“贼产”。“贼产”除粟麦粮食外，以牲口最多。有的“胡子”，一家拥有牲口四五百头。有意思的是，官方俘获“贼产”向上申报时，都要多报一些，以便冒功。往往几天后，又报告有牲口倒毙。这样不断报告有牲口倒毙，到最后仅剩下了一二成。所谓“倒毙”，实际上都被官吏盗卖，中饱私囊了。
　　 “花蝴蝶”名周五，也是“胡子”魁首。先世本辽阳富室，有地一百五十多垧。其父步臣，仅生周五一人，不料九岁时忽为“胡子”所劫，限三日内以一万三千两白银赎回。步臣痛子情切，急忙措资如数，赎还独子。到十八岁时，周五又为“胡子”劫去，被勒索多金。周五向官方控告，官方涎其富有，索贿若干后，方允代为缉匪。而“胡子”恨其告官，于深夜潜入其家，将其毒打一顿之后，又将金银细软席卷一空。周五为了自卫，募人练武，官方又诬其谋反，将其锒铛入狱。周五不得已，以三万两银子贿赂官家，方得出狱。至此，家财荡然。周五于是结死党百余人，与“胡子”为难，平时则打家劫舍，开仓济贫，复又杀官吏以泄恨。两年中，共积人命重案达四百多起。至此，周五实际上也成了“胡子”。东三省重兵缉拿周五，周五远走京师，被一无赖所卖，为官兵所捕。有人亲眼看见他，说他身高五尺有余，两眼奕奕有神，自言：“两臂有千钧力，余仇已报，今虽死，亦无憾矣！”
　　 还有一个史久 ，他成为“胡子”魁首的经过，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史久 原是大兴人，其父在东北被“胡子”所害，当时史久 才十六岁。为报父仇，他单身前往东北，打听得谋害父亲的匪帮，并混入其中。一日，匪首正在痛饮，史久 欲要下手，苦于周围土匪太多。于是他心生一计，佯称某地有大队商旅经过。匪首大喜，命群匪出击，以史为向导。出寨约半里，史久 说要解手，让群匪先行，暗中却返回寨中。其时匪首正据案大嚼，毫无防备，被史久 猛击而死。史久 又追上群匪，假说刚才解手时遇见老虎，并问谁有胆量去打虎？有一气力最大的“胡子”挺身而出，欲去打虎，刚迈出脚步，被史久 一枪击毙。众人大惊，史久 却持枪高声说：“刚才我已把你们的首领打死，现在我就是你们的首领。敢违抗者，请饮此枪中之弹！”这时，有的“胡子”急返寨中，有的“胡子”下马听命。史久 抚慰道：“我本是为给父亲报仇来到此地的，今大仇已报，别无他求。你们如果能够听从我的命令，那么将来不可滥伤无辜！”接着回寨，找到父亲尸体，祭告并安葬之。过了一些日子，史久 对大家说：“我不能永远靠此生活，我该回家伺奉老母去了。我也希望诸君从此后各务正业。”群匪感泣，发誓不复为贼，于是散伙回家。
　　 当然，“东北胡子”中最大的魁首，要算是张作霖。张作霖的人生道路，是由农民，而胡子，而军阀，而东北王。他其实是个缩小了的刘邦和朱元璋，只不过命运没有让他攀得太高。张作霖在近代史上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当年他在东北人心目中却是个英雄和偶像。出生于东北的萧军说过，虽然中国民间流传“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之谚语，但在他的家乡——辽宁锦州一带，人们却并不这样看。在那里，当兵和当匪不但没有什么严格的区别，相反，都是一些青年的正当出路、正当职业。因为当时统治东三省的大小军阀，几乎全是当兵和当匪出身的。“例如有名的军阀：张作霖、冯麟阁、张作相、汤玉麟、孙烈臣，以至后来成为抗日起义将领的赫赫有名的马占山将军，就全是‘绿林’大学出身，这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风气”。他们同许多“胡子”一样，都有令人听而生畏的绰号，像汤玉麟叫做“汤大虎”，马占山叫做“马老疙瘩”，等等。《萧军近作》里写道：
　　 我家乡那地方，地属山区，民风是很闭塞、剽悍的，一般并不崇尚读书。当军官或“红胡子”，是一般怀有野心的青年所向往的思想。
　　 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思想，至少在生于江南的我看来。在苏州人想当状元、徽州人想当商人、绍兴人想当师爷的同时，关东人却想当“胡子”！我不能不叹服水土的造化之功：在自然条件过于严酷，人文气氛又相对贫瘠的地方，生命是多么容易变得疯狂与野性。而当一个普通人，在社会的夹缝和边缘中顽强地求生时，生命的轨迹是多么充满了不可知的变数！
　　 “胡子”的人性是被扭曲的，他们的生命似乎带有一种悲壮和凄厉的色彩，让人唏嘘和感叹。
　　 当“胡子”滋生的环境不复存在的时候，“胡子”也就成了历史。但只要我闭上眼睛，我就能看到在白山黑水的林海雪原上，在苍莽平原的青纱帐中，掠过阵阵狂野的旋风。在刀的寒光，血的腥气，和刺鼻的关东烟味里，我的心头涌起一种异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