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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毕业季，炎热夏天，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
现在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毕业季，唯一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在1999年5月9日的上午，即将离校的我在校园游走，骤然间发现满世界贴满了“大字报”。原来是在前一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导弹袭击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种野蛮行径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义愤，我所在的学校也发起了抗议活动，那些满腔热血的学生们写的充满煽动性词汇的宣传标语满天飞。看着飘落一地的标语，我瞬时有一种眩晕的感觉。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就在“炸馆”事件发生后的第四天，同样身处省城的一个新兴媒体在领军人物的带领下，在该刊头版倡议人们行动起来，为祖国捐建一艘航空母舰。他们期待他们深爱着的这个国家在军事上尽快强大起来，不要再处于落后挨打的境地。他们在倡议书中还向社会各界发出倡议：每位同胞要立足本职岗位，搞好学习、干好工作，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到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洪流中去。该刊的全体工作人员和发行员一起走上街头义卖报纸募捐并接受社会捐赠，后将募集来的千万款项转给国防工办，这一系列举动，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反响。
可我却无暇顾及这些，我就要毕业了，而那个毕业季恐怕是那一届毕业生永生难忘的一个毕业季——国家不再包分配工作。作为第一批实行“大学并轨制”的试验品，我们缴纳了前所未有的高学费，毕业后却被推向冷冰冰的市场，大多数人要无助地接受冷酷无情的市场选择。早我一届毕业的一个学长搭上了“包分配”的末班车，分配到了老家乡里的财政所，后来调到了县城，现在已是副科级干部，混得如鱼得水，有房有车，小日子过得很滋润，在世人眼中无疑属于成功人士了。而苦逼的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要为生计苦苦挣扎，经历种种苦痛折磨后方才走上正途。
我所面对的，是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深刻交织，那段难忘的岁月，现在想来真的令人感慨万千。
我在学校附近的城中村找了间房住了进去，搬进去的除了我的随身物品，还有我的初恋女友。她出身农村，家境贫寒，却有很深的文学情结，大学期间在完成学业之余还挑灯夜战写了不少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等。我想她的思想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段中国传统文化复苏、人文社会科学鼎盛的岁月。可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用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的话说，人们开始过小日子了，像“终极关怀”这样的词汇和意义也少有人关注了。他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并非完美，但是比起现在，实在是神话。”那个年代的激情和梦想，在今天已经很难寻觅。在那个精英主义和英雄主义情结四处飘荡的年代，年轻人虽迷惘、郁闷和孤独，却仍然表现出对社会理想与人生未来的巨大热情。他们执迷于对价值观的探讨，对文化的反思，对终极意义的求索，心怀祖国、胸忧天下。他们将对文学、音乐、美术、电影的爱好看作是高雅的趣味，是可以脱离庸常生活情境的美妙体验。在文人学者们眼中，那个年代更增添了几分理想主义色彩。
走出校园后，我那单纯如白纸的极度自闭的女友不愿面对冷冰冰的社会，只想逃避现实，整日关在出租屋里看书写东西，继续做她的“文学梦”，而我则每日奔波于各大人才市场找工作，但由于学的专业对口的是行政单位，对于企业来说不实用，每每面对拒绝面孔。从酷暑到冷秋，我还是一无所获。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我的心里充满了挫折感，苦闷、迷茫、彷徨，只有回到住处与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感到一点点快乐。
记得那个年头，老家父母的日子也不好过，所在县城之前被当地官员吹捧起来的“八大功勋企业”纷纷破产倒闭——或许是人为的“破产改制私有化”，此种“国退民进”现象后来被一个来自海外的号称“最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所抨击，他也因此名噪天下，名利双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今的现实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时候县财政没有钱发工资，“吃财政饭”的人每个月只给260元的生活费，生活之拮据可想而知。所以，一直依靠老家的父母救济而被迫“啃老”成为那个时段我们俩的生活状态。
就在我们苦苦挣扎、濒临绝望之际，一个偶然的工作机会来临了。我同届的一个同学（也是同一个县城的老乡）因为想去南方闯荡一番而从地市的一家公司的会计岗辞职，他临走之际跟老板推荐了我。我从省城赶去那个地市，经过面试并最终入职，开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无关理想，只为生存。
至今还能回想起来接到录用通知电话后的欣喜，因为一直有南下情结的女朋友在饱受煎熬后迫于生计决定独自去南方打工——如果我再找不到工作的话。我在找到工作后无比快活地对她说：“我终于可以留住你了。”
会计是一个很繁琐枯燥的职业，每日面对的是冷冰冰的数字、凭证、报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刚开始的时候，虽然我在学校修习过相关的会计专业课程，但在实际应用中还要结合所在单位的情况向老员工学，学如何做凭证、如何记账。还记得刚入职的前几个月，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加点熟悉工作，很多时候回到住处已是深夜，看着早已入睡的女友那恬静美丽的脸庞，身心的疲倦似乎也抛诸脑后，在心里默默地对她说：我有了工作和收入，就能像男子汉那样养着你，不让你遭受外界的风吹雨打、体验凉薄的世故人情。这好像一个穷小子小心翼翼地保有一件精致的艺术品，他决不在乎外界投来的或不屑或可怜的种种眼光。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可以用“苦中作乐”来形容。因为工资不高，一个人的收入养活两个人只能说是勉强维持，偶尔还要家里父母接济一下。为了节省开支，我们换了几次住所，有一段时间租住在偏远的地处城乡结合部的村里，有时候一顿饭只吃几个烧饼，如果烧饼里夹一两片辣条（一种调味小零食）就觉得是一种比较奢侈的待遇了。穷困的我有时走在路上就忍不住扫一眼地下，希望拣点钞票，买点好吃的给她。她陪伴我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段，我随手拍下的美景照片她都会在上面写一个很文雅的名字，街头河畔也曾留下我们许许多多甜蜜温馨的回忆。当爱情遭遇清贫，也只有苦中作乐了。回首往事，那时的艰难清贫如尘烟般早已消散淡忘，心头唯留一份甜蜜意境，那种意境和宋朝大文豪黄庭坚的一段遭遇有异曲同工之妙。史书记载，黄庭坚晚年被贬宜州，被迫住在一处又潮又窄的城门楼子上，彼时天气酷热，忽然天降小雨，醉意之中黄庭坚把脚从栏杆间伸出去淋雨，回头对朋友说，“我平生从没有这么快乐过” 。
可惜的是，即便是这样苦多乐少的日子也很短暂，我就职的那个企业由于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注销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做了一年多也就此画上句号。之后的故事落入俗套：一对情侣度日艰难，感情渐渐破裂，单纯的女孩为污浊社会所熏染而异化变质，最终他们劳燕分飞……
极度苦闷之中，一个立志考研深造的好朋友怂恿我跟他一起复习考研，我再次赴省城发奋苦读，寒窗数年最终如愿考入一所名校拿到了硕士学位。在那几年艰苦难熬的考研岁月里，我开始大量阅读思考，反思人生，树立理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点点滴滴浸淫在我心灵深处的文化火花逐渐汇聚成熊熊大火，金庸小说中“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思想在我心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段，它将通过某种途径某个平台尽情发散展现出来，虽然彼时我已韶华不再。
现在想来，如果不是第一份工作的得与失，也许后来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我或许就在那个现在被称为“最佳宜居城市”的地方娶妻生子，过一种安静庸常的小日子，虽不富足，也能温饱度日，我也或许就此“泯然众人”，尽管那种人生也无可指责。
现在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毕业季，唯一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在1999年5月9日的上午，即将离校的我在校园游走，骤然间发现满世界贴满了“大字报”。原来是在前一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导弹袭击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种野蛮行径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义愤，我所在的学校也发起了抗议活动，那些满腔热血的学生们写的充满煽动性词汇的宣传标语满天飞。看着飘落一地的标语，我瞬时有一种眩晕的感觉。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就在“炸馆”事件发生后的第四天，同样身处省城的一个新兴媒体在领军人物的带领下，在该刊头版倡议人们行动起来，为祖国捐建一艘航空母舰。他们期待他们深爱着的这个国家在军事上尽快强大起来，不要再处于落后挨打的境地。他们在倡议书中还向社会各界发出倡议：每位同胞要立足本职岗位，搞好学习、干好工作，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到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洪流中去。该刊的全体工作人员和发行员一起走上街头义卖报纸募捐并接受社会捐赠，后将募集来的千万款项转给国防工办，这一系列举动，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反响。
可我却无暇顾及这些，我就要毕业了，而那个毕业季恐怕是那一届毕业生永生难忘的一个毕业季——国家不再包分配工作。作为第一批实行“大学并轨制”的试验品，我们缴纳了前所未有的高学费，毕业后却被推向冷冰冰的市场，大多数人要无助地接受冷酷无情的市场选择。早我一届毕业的一个学长搭上了“包分配”的末班车，分配到了老家乡里的财政所，后来调到了县城，现在已是副科级干部，混得如鱼得水，有房有车，小日子过得很滋润，在世人眼中无疑属于成功人士了。而苦逼的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要为生计苦苦挣扎，经历种种苦痛折磨后方才走上正途。
我所面对的，是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深刻交织，那段难忘的岁月，现在想来真的令人感慨万千。
我在学校附近的城中村找了间房住了进去，搬进去的除了我的随身物品，还有我的初恋女友。她出身农村，家境贫寒，却有很深的文学情结，大学期间在完成学业之余还挑灯夜战写了不少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等。我想她的思想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段中国传统文化复苏、人文社会科学鼎盛的岁月。可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用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的话说，人们开始过小日子了，像“终极关怀”这样的词汇和意义也少有人关注了。他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并非完美，但是比起现在，实在是神话。”那个年代的激情和梦想，在今天已经很难寻觅。在那个精英主义和英雄主义情结四处飘荡的年代，年轻人虽迷惘、郁闷和孤独，却仍然表现出对社会理想与人生未来的巨大热情。他们执迷于对价值观的探讨，对文化的反思，对终极意义的求索，心怀祖国、胸忧天下。他们将对文学、音乐、美术、电影的爱好看作是高雅的趣味，是可以脱离庸常生活情境的美妙体验。在文人学者们眼中，那个年代更增添了几分理想主义色彩。
走出校园后，我那单纯如白纸的极度自闭的女友不愿面对冷冰冰的社会，只想逃避现实，整日关在出租屋里看书写东西，继续做她的“文学梦”，而我则每日奔波于各大人才市场找工作，但由于学的专业对口的是行政单位，对于企业来说不实用，每每面对拒绝面孔。从酷暑到冷秋，我还是一无所获。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我的心里充满了挫折感，苦闷、迷茫、彷徨，只有回到住处与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感到一点点快乐。
记得那个年头，老家父母的日子也不好过，所在县城之前被当地官员吹捧起来的“八大功勋企业”纷纷破产倒闭——或许是人为的“破产改制私有化”，此种“国退民进”现象后来被一个来自海外的号称“最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所抨击，他也因此名噪天下，名利双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今的现实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时候县财政没有钱发工资，“吃财政饭”的人每个月只给260元的生活费，生活之拮据可想而知。所以，一直依靠老家的父母救济而被迫“啃老”成为那个时段我们俩的生活状态。
就在我们苦苦挣扎、濒临绝望之际，一个偶然的工作机会来临了。我同届的一个同学（也是同一个县城的老乡）因为想去南方闯荡一番而从地市的一家公司的会计岗辞职，他临走之际跟老板推荐了我。我从省城赶去那个地市，经过面试并最终入职，开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无关理想，只为生存。
至今还能回想起来接到录用通知电话后的欣喜，因为一直有南下情结的女朋友在饱受煎熬后迫于生计决定独自去南方打工——如果我再找不到工作的话。我在找到工作后无比快活地对她说：“我终于可以留住你了。”
会计是一个很繁琐枯燥的职业，每日面对的是冷冰冰的数字、凭证、报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刚开始的时候，虽然我在学校修习过相关的会计专业课程，但在实际应用中还要结合所在单位的情况向老员工学，学如何做凭证、如何记账。还记得刚入职的前几个月，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加点熟悉工作，很多时候回到住处已是深夜，看着早已入睡的女友那恬静美丽的脸庞，身心的疲倦似乎也抛诸脑后，在心里默默地对她说：我有了工作和收入，就能像男子汉那样养着你，不让你遭受外界的风吹雨打、体验凉薄的世故人情。这好像一个穷小子小心翼翼地保有一件精致的艺术品，他决不在乎外界投来的或不屑或可怜的种种眼光。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可以用“苦中作乐”来形容。因为工资不高，一个人的收入养活两个人只能说是勉强维持，偶尔还要家里父母接济一下。为了节省开支，我们换了几次住所，有一段时间租住在偏远的地处城乡结合部的村里，有时候一顿饭只吃几个烧饼，如果烧饼里夹一两片辣条（一种调味小零食）就觉得是一种比较奢侈的待遇了。穷困的我有时走在路上就忍不住扫一眼地下，希望拣点钞票，买点好吃的给她。她陪伴我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段，我随手拍下的美景照片她都会在上面写一个很文雅的名字，街头河畔也曾留下我们许许多多甜蜜温馨的回忆。当爱情遭遇清贫，也只有苦中作乐了。回首往事，那时的艰难清贫如尘烟般早已消散淡忘，心头唯留一份甜蜜意境，那种意境和宋朝大文豪黄庭坚的一段遭遇有异曲同工之妙。史书记载，黄庭坚晚年被贬宜州，被迫住在一处又潮又窄的城门楼子上，彼时天气酷热，忽然天降小雨，醉意之中黄庭坚把脚从栏杆间伸出去淋雨，回头对朋友说，“我平生从没有这么快乐过” 。
可惜的是，即便是这样苦多乐少的日子也很短暂，我就职的那个企业由于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注销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做了一年多也就此画上句号。之后的故事落入俗套：一对情侣度日艰难，感情渐渐破裂，单纯的女孩为污浊社会所熏染而异化变质，最终他们劳燕分飞……
极度苦闷之中，一个立志考研深造的好朋友怂恿我跟他一起复习考研，我再次赴省城发奋苦读，寒窗数年最终如愿考入一所名校拿到了硕士学位。在那几年艰苦难熬的考研岁月里，我开始大量阅读思考，反思人生，树立理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点点滴滴浸淫在我心灵深处的文化火花逐渐汇聚成熊熊大火，金庸小说中“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思想在我心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段，它将通过某种途径某个平台尽情发散展现出来，虽然彼时我已韶华不再。
现在想来，如果不是第一份工作的得与失，也许后来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我或许就在那个现在被称为“最佳宜居城市”的地方娶妻生子，过一种安静庸常的小日子，虽不富足，也能温饱度日，我也或许就此“泯然众人”，尽管那种人生也无可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