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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于为民同志写的《范长江与河南》一文（载本刊2011年11期（上半月））及王天定同志在我父亲去世前所在地拍摄的珍贵照片和报道，也听说了当地领导同志和老乡对我父亲的深切怀念之情，深受感动。这些天追思往事，浮想联翩，欲罢不能，专写此文表达对父亲深切的悼念之情，以飨读者。
我父亲1909年10月16日出生于四川内江，1970年10月23日去世于河南确山，去世时年仅61岁。他在新闻界工作时间最长，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著作《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西线风云》等书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他还是“青记”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我就不多说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记协还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项新闻奖，以表彰优秀的中青年新闻工作者。但不少同志都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自从他1952年离开人民日报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他写什么文章，“实在是太可惜了”。我的看法是：我父亲离开新闻工作岗位虽然很可惜，但在他离开新闻界后到文教界尤其是到科技界工作的时期，更鲜明地反映出他一辈子做事、做人的原则，反映出他高尚的品格，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面前，更表现出父亲是一个杰出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关于父亲做事、做人的原则，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同志在“不尽长江滚滚来”一书的序言中已经有了全面的论述，我母亲沈谱也在这本书里有过很好的概括，我只是根据个人的体会谈谈他最突出的特点。
父亲虽然只活了61岁，但他一生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一辈子追求真理、坚持真理。青年时期他义无返顾投身革命，17岁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因不满意国民党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而毅然放弃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文凭；1933年在北大读书时期，他又参与发起组织北大学生长城抗战慰问团，到长城各口慰劳抗日军队；1935年7月，他又以《大公报》旅行记者名义，从四川成都开始了他的著名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旅行。他的游记首次向全国广大读者公开报道了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对于增进人们对红军的正确了解起了重要作用。在国家、民族危难的年代里，他总是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出现在形势最需要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在绥远、在西安、在延安、在西蒙、在卢沟桥、在台儿庄、在徐州，哪儿最需要，哪儿就有父亲的身影，他在抗日前线采访时，经常深入第一线，在枪林弹雨中，写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新闻报道。在父亲心目中，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父亲做事的原则。
父亲在1941年写的《怎样学做新闻记者》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世界上很少人有像新闻记者这样有更多诱惑与压迫的。……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着真理的火炬，在夹攻中奋斗，特别是在时局艰难的时候，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在非常重要。”坚持真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父亲做新闻记者的原则。
在科技界
父亲离开新闻界，从他内心来讲是不愿意的，自己干了几十年的工作，不但熟悉，而且有很深的感情。在组织有了新的安排之后，如何对待这种变化、如何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呢？父亲仍然恪守他一贯做事的原则：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事业为重，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少人好心地问起他工作的变化时，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服从组织嘛。”他默默地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跨入了自己原来不熟悉的领域，从头学起，他不仅不发牢骚，顾全大局，而且在科技界工作的10年中，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十分出色的答卷。
1952年离开人民日报之后，先是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第二办公室分管文化教育工作）。1956年开始到科技界工作，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从1956年开始，在他先后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职务期间，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陈毅、聂荣臻二位副总理的主持下，由父亲具体组织，有几百名各种专业的科学家参加，开始编制我国12年科技发展规划的工作。他当时的秘书何志平说：“由于这是我国全面进行科学规划的第一次尝试，没有先例，缺乏借鉴与资料。长江同志以他坚强的毅力和严谨的风格，从零做起，边干边学，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终于在两年之内交出了出色的答卷。”中国科协原干部章道义同志说：“虽然开始的秘书长是张劲夫副院长，但他是兼职的，主持日常工作的是长江同志，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我国科技界从来没有做过的这项事业中，团结众多科学大家，同心协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随后，他又协助郭老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苏联待了98天，听取苏联科学家的意见和建议，并争取他们的一些支持与合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国的半导体、高分子、自动化以及‘两弹一星’等新兴科学技术都是这次规划的重点项目，并在之后的科研和国家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深远影响。”
1958年父亲和科技界其他干部一起共同促成了全国科联与全国科普的合并，组建了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统一的中国科技界的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父亲担任副主席、党组书记。他顶住了当时否定知识分子学术团体的“左”的思潮，保住了自然科学专门学会。据周培源同志回忆，在中国科协成立的初期，有些人“对待知识分子不够公正和持有偏见”，“认为科协已经成立了，学会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了”。而不少科学家反对取消学会，他们认为，学会是科学家交流学术成果、提高学术水平的重要阵地，取消学会，科协将失去生命力。在这场争论中，父亲坚持原则，力排众议，向中央汇报后支持了保留学会的观点。这对当时新成立的中国科协机关广大干部和所有的科学家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周培源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时曾经说：“至今，中国科协的同志们，仍没有忘记长江同志敢于坚持真理，一身正气的优秀品质。”
章道义同志说：“在这之后，他又提出了挂、靠、并、动四字方针，使我国的学术交流活动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得以开展。1962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广州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之后，他又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争取中央领导的支持，筹建了北京科学会堂，解决了学术交流的活动场所，这些都在科技界深得人心，也为科协和学会的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家的书柜里原来大多是政治书籍和文艺书籍，可是在父亲到科技界工作之后，忽然间书柜中多了好多书，例如“小麦栽培学”、“水稻栽培学”、“棉花种植学”等，还有一些医学方面的书籍，这些书都摆在书柜中很醒目的位置，后来才知道他在科委任副主任期间，除分管科协工作外，还分管农业与医学科研工作。这说明父亲在努力学习自己原来不熟悉的东西，力争从外行变成内行。他还善于团结和关心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他们交朋友，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他在科协工作期间，推动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开展了农村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如1963年在谭震林、聂荣臻两位副总理的领导下，在北京召开了有几百名农业科技专家参加的规划会议，制定了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规划；支持并上报了中国植保学会多位专家提出的紧急建议，经聂副总理审阅后，上报毛主席和周总理，被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并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了植保科学知识展览；依靠基层科协组织，广泛建立了农村科学实验小组和科学实验队，以试验田、种子田和样板田为基地，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参见《不尽长江滚滚来》一书中沈其益同志文章）
他提出并促成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中国协和医学院的合并，促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协和医院的长期合作。中国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白希清同志回忆：“长江同志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中国医学科学院应与原有的中国协和医学院合并，以广泛吸收和集中医学人才，扩大研究规模，从而为新中国医学科学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长江同志为了调整好双方的关系，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1957年11月，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沈其震和我，在长江同志的主持下，与中国协和医学院的领导见了面，长江同志在会上耐心地说明双方合作的必要性，使大家心悦诚服。原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教授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批判，但是长江同志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出发，仍然主张由李宗恩教授担任新的医学科学院的院长，由沈其震做副院长，大家最后都接受了长江同志这个意见。事实证明，两院合并有利于广泛团结医学界党内外知识分子，共同发展新中国医学科学事业。”而且父亲在反右斗争刚开始不到半年就能提出让李宗恩教授担任院长，真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魄力。
1958年“大跃进”之后，政治上总的气候比较“左”，父亲当时也写过一些歌颂三面红旗的诗，但是60年代初他曾回老家四川内江，亲眼目睹了许多农民饿死或奄奄一息的悲惨景象，对他的思想触动很大。
三年困难时期，对于日益严重的“浮夸风”，父亲也是有所觉察的。据父亲的司机卜永麟回忆，50年代末，有一次父亲在高教部做报告，谈及“浮夸风”问题，他十分气愤地说：“亩产上万斤不可靠，把10亩地的粮食都堆在1亩地上，连缝儿都没有了，也不会有这么高的产量。”散会后卜永麟同志对他说：“这么大的一个会，你这样说对你有影响没有？虽然群众欢迎，但是对你不利。”父亲回答说：“我只能实事求是地说。”父亲在科协工作期间，经过他的努力，在党中央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北京科学会堂建立起来了，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在这里顺利召开，这次国际会议共有全世界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位科学家参加，父亲是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副团长。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技界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科学会议，因此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会议由陈毅副总理亲自抓，具体领导会议工作的三人小组由张劲夫、张致祥和父亲组成，父亲作为科协党组书记，日夜在一线操劳，对会议顺利进行起了关键作用。
北京科学讨论会之后，他先去山东禹城抓抗旱工作，同时研究如何治理盐碱地问题，后又到浙江诸暨搞“四清”。这是“文化大革命”前他深入基层时间比较长的两个地方。记得他下去蹲点时改了个名字叫“向东流”，还是“长江”的意思，不过工作组的同志都叫他“老向同志”。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到基层去不愿意麻烦下边的同志，尽量低调一点儿。两次蹲点之后，“文化大革命”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已经开始凸显了，父亲对此并没有什么预感，可以说毫无思想准备，还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1966年初，父亲参加了科技界的福州会议，这是一个关于农业方面的会议。在会议筹备期间，有这样一个插曲。据中国科协原干部孔祥瑾同志回忆，当时父亲召集科协书记处的同志开会，谈福州会议的筹备工作，人都到齐之后，大家分别汇报了自己负责的工作内容。父亲听了汇报之后，很长时间一言未发，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蒙了，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一向健谈的长江同志为何忽然不说话了，好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父亲终于说了一句话：“可惜焦裕禄同志不在了。”与会同志这才悟出了父亲沉默的原因。接着，父亲毫不客气地对所有的发言一一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样一种对工作不负责任的态度及低标准的工作汇报和焦裕禄同志相比差得太远，要求他们下一番功夫调查情况之后再次开会研究，不能草率了事。
这件事反映了父亲在工作上是用一个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也同样要求自己的下级，工作上力求做得更好。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半年多之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了。
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文化大革命”的四年（对于父亲来讲只有四年，因为1970年10月他就含冤去世了）对于父亲是最严酷的考验，也是父亲高尚人格最好的见证。近几年，我曾专门访问了“文化大革命”中和他在一起被关押或一起在干校生活过的同志，对于那段时间父亲的情况做了一些了解。可以肯定地说，父亲是在非常情况下被迫害致死的。而且他一直恪守着他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坚持讲真话。直到他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他依然做到了不说一句假话、不做一件违心的事。这是多么不容易呀！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了，父亲完全没有思想准备，6月21日，父亲被科协造反派“揪”了出来，单位里开始有大字报揭发父亲，上纲上线，说父亲写了“黑诗”。父亲有一首诗里有这样两句：“蠢人蠢事蠢主张，自坏长城觉安康。”父亲说那是一首反修的诗，指的是赫鲁晓夫，造反派则说他是在影射谩骂毛主席。这罪名可大了。以后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三十年代反共老手”等。尽管这样，父亲还是努力去理解，努力设法让自己“跟上运动的形势”。据司机卜永麟同志回忆：“有一天，他说他要去科委，我说：‘你别去，那的群众对你意见太大了。’长江同志说：‘群众越有意见越是要去，躲着群众不对，要解决矛盾。搞革命不要怕，让群众出出气，他们的气就消了。’”父亲主观良好的愿望没有换来他期盼的结果，很快他就“靠边站”，被“停职反省”了。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仍然百分之百地相信“组织”，他主动上交了他十几年的日记、笔记及有关资料，甚至把他20世纪40年代初写的“祖国十年”的稿子也上交了，想以诚心换取“组织”对他的了解，坦然接受对他的审查。没想到这种老老实实合作的态度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虽然“专案组委托一位同志花了半年时间一天不落地仔仔细细看了一遍，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三面红旗’的言行”；“后来又找了一位年轻人查看了一遍，果然从鸡蛋里挑出一些骨头，但也没有找出什么足以把他打倒的要害”，“最终造反派从父亲自己提供的解放前写的材料中找出一些‘炮弹’，把‘歌颂蒋委员长’这样的大帽子也扣到了他的头上”。父亲实在忍无可忍了，他相信自己是无辜的，他深信毛主席、周总理是了解自己的。1967年10月15日，他也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了30年代毛主席和周总理给他的几封亲笔信，对自己的历史情况做了说明和解释，开始奋起反击，以期望使群众了解真相。没想到，他的大字报却招来了新一轮更猛烈的批斗，还把大标语都刷到家里去了。父亲无奈之下，决定去中央文革接待站静坐抗议。他的这种激烈的不妥协态度招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造反派”来人抄走了毛主席、周总理给父亲的亲笔信；二、从此之后父亲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关进了“牛棚”，不让回家了。几乎与此同时，我母亲沈谱也被隔离审查，被造反派关进了单位的地下室里。 1968年，军管小组和工宣队、军宣队进驻科协，在查阅中国科协成立的批准文件时军管组领导发现毛泽东（当时退居二线）没有签字，只有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签字批准，如获至宝，在大会宣布“科协是刘邓黑司令部批准的！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此，父亲在科协所做的一切，就自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了，他也成了“三反分子”。
重压之下，父亲保持了高尚的人格。无论是个别审问还是大会批斗，他从未卑躬屈膝，从未说过一句违心的话，没有诬陷任何其他同志，没有签字画押去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用“造反派”对他的评价就是：“很不老实，态度嚣张。”有一次，父亲认为原科协一位干部×××在大会上的批判发言很不实事求是，很愤怒，当场骂他：“无耻！”父亲在科协“牛棚”被关押期间曾写过几份书面材料，例如：1968年12月14日的“关于国际新闻社的情况”、“关于桂林国际新闻社的情况”，1969年1月份还写了“我的自述”，这些文章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都几乎一字不改地收进后来出版的父亲的《新闻文集》和《纪念文集》之中，说明父亲在高压之下始终是坚持实事求是的。
明明父亲是国统区记者中第一个向外界公开如实地报道红军长征和介绍延安真实情况的，他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著作30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点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张爱萍、张震等同志都做过充分的肯定。可是在那是非颠倒的日子里，“造反派”居然说父亲是“特务”，问他：“你写的东西为什么和红军的行军路线是一致的？你是在跟踪红军，暴露红军的行踪。”听了这种“批判”，父亲内心的痛苦和委屈是可想而知的。
据当时和父亲一起关押在机关“牛棚”中的王麦林同志回忆，父亲曾对他说：“我将来出去后要到大学教‘资本论’去。”“九大”之后清理“牛棚”，解放了一些干部，科协的“牛棚”里只剩下王麦林和父亲两个人了。当军管会宣布其他人从“牛棚”里“解放”时，有的同志看见一向坚强的父亲流泪了，这是我所听说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唯一落泪的一次。
据孔祥瑾同志回忆，1968年，军宣队进驻科协后，曾办了一个学习班，也组织人批判父亲。有一天晚上，军宣队有人问父亲：“邓拓在北京写‘燕山夜话’，你怎么就在海南写‘海南夜话’？”孔祥瑾说：“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长江顿了一下，说：‘哎呀，谁让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呀！’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到现在我还记得，印象很深。这是感受，一种思路的沟通，我后来跟很多人说过。”这是父亲对“四人帮”一伙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有力反击！但在当时说这样的话需要很大的勇气！
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岁月里，一向忠于党、相信组织的父亲很难理解“造反派们”咄咄逼人的无理纠缠，性格直率、胸怀坦荡的父亲思想上对此十分反感。他在当时更无法了解由最高领袖亲自发动的运动的内幕和灾难性的后果，无法了解为什么那么多开国功臣都成了批判对象，甚至被关进了监狱。父亲是一个杰出的人，但并不是一个完人，他自身也有不少缺点、弱点，对人、对事也有判断错误的时候，但要他理解“文化大革命”，这对于他实在是太困难了。
最后一年的干校生活
我父亲到底是怎么去世的？他在干校最后一年的真实生活状况是什么样的？这几年，关于他的死，也有不少人写文章加以猜测、评论。近几年我走访了一些目前还在世的和父亲在干校一起生活过的同志，他们都很热情地给我提供了不少宝贵的信息，使父亲最后一年的生活原貌大体上清晰地展现了出来。由于父亲去世至今已42年，很多直接的当事人已经先后去世，所以父亲去世的细节几乎已不可能完全搞清楚，没有任何人亲眼看见当时的真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父亲在当时是被迫害致死的。
据中国科协原干部章道义同志回忆，父亲去干校是在1969年10月底或11月初。“由专案组派人送往干校的。”章道义同志是第一批下放的先遣队成员，“在先后辗转了河南罗山、湖南草市和河南确山三所干校并完成确山干校的秋种之后，有一个短暂的回京休整时间”。休假完了集体返回干校时，正好与我父亲同行。他回忆：“由于专案组只派了一个人，要求我们路上帮助照护一下。于是一路上我们还说了几句话，并同在确山县委招待所住了一宿，当时他的情绪还是蛮好的。”“没想到到干校后，仍然把他看作阶级敌人，分配他和几个审查对象一起，每天干最脏的活，从厕所里淘粪，再倒到菜园的粪坑里”，“每天要来回担若干趟，对于一个多年没有参加体力劳动、已60来岁的领导干部、我国新闻界的前辈来说，是很折磨人的，也是对他的一种羞辱。”父亲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踏踏实实劳动，取得了群众的谅解”。
可干校的某些主管领导却还不放过父亲，继续给他施加压力。据李××回忆，“从1970年夏天开始专案组不断找他谈话，核实材料，时间长达两三个月。六七个人一块儿找他谈”，但连他都承认：“长江实事求是，从不瞎说。”王麦林同志回忆：“到干校后我们不关在一起了，他仍被监督劳动，让他挑粪，他不说话，人也消瘦了。干校吃得不好，他当时的心情也不太好。”我们还保留有两张父亲在干校期间专案组转来的通知单，因为父亲写给母亲的信已经被造反派们扣押了。第一张通知单的时间是：1970年4月7日，内容：“通知：范长江提出：1.要一双39号雨鞋；2.要一个蚊帐，五月以前寄来。专案组”。另一张通知单的时间是：1970年5月17日，内容：“通知：1.所寄蚊帐、雨鞋、毛巾范均收到；2.把范的布票寄来，专案组”。就这样，父亲在干校与家人通信的自由也被剥夺了。这说明，父亲在干校期间，基本上与外界是隔离的，他长期得不到外面的任何消息，每天又干那么重的体力活儿，思想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专案组成员车××回忆：“他去世前有了新的外调材料，准备三天后开批斗会。”布置这件事时，车××在场，当时对父亲“施加了压力”。点到了所谓“材料”，即：公安六条说的“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以上即算历史反革命”。专案组在这里用的是“移花接木”的手段，把适用于解放战争年代的标准用到20世纪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时期，显然是荒谬的。而父亲长期被隔离审查，看不到什么文件，外边的信息、情况都不知道，很难辨别真伪。据章道义同志回忆：“那几天，专案组从北京来到了干校，他们用了一年多时间沿着他报道红军的路线通过查阅敌伪档案、旧报纸和提审劳改犯及审查对象等所获得的一些‘证言证词’，作为‘罪证’，对他进行面对面的追问、逼供，可能是造成他绝望的直接原因。”“他去世前的那天中午，从厕所挑粪出来，和我正好走了一个对面，我看他脸色非常不好，铁青铁青的，十分疲惫、心事重重的样子，眼也不抬地往前迈，心想他是不是病了？真想停下来问问他。但那时不能，因为那几天，专案组正在审问他，以免某些‘极左’人士见了，说他又在和什么人有什么接触，使事情更加复杂化。没想到，那天夜里就出事了。” 对于“真相”，大家的看法也不一致。某些细节虽然难以搞清，但无论如何父亲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被迫害致死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干校的头头们就是在他已经被迫害致死后还不放过他，高昌瑞同志生前回忆，“他们连一口棺材都不给他做，还是老红军许瑞红给他做了一口棺材”。据中国科协原干部齐仲同志提供的材料证明，父亲去世后干校领导共召开过两次对他的“声讨大会”，第一次是“1970年10月26日下午，地点在木工棚，大会横幅是：‘愤怒声讨反共老手、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范长江滔天罪行大会’”，第二次是“1970年11月7日，标语是：‘彻底清算反共老手、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范长江滔天罪行大会’，地点：确山县五七干校河北校舍的大院里”。
在他去世后不到一个月，中央就通知被审查的部以上干部回京检查身体。也可以说，当时他的死换来了一大批老干部待遇的改善。
从父亲去世到“四人帮”被粉碎，又经过了整整六年的漫长时间。妈妈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长江他走了，我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长江的未竟事业，长江留下的遗愿，长江一生对我矢志不渝的爱情，鼓舞着我继续战斗下去。生者不能只用眼泪悼念死者，生者要用努力工作，不懈地战斗，去纪念死者，这才是对忠魂最好的告慰。”正是她的这种思想情绪影响了我们全家人，我们始终没有消沉、没有绝望，而是努力地工作，而且不断地抗争。1972年10月11日，我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第二天送到了中南海西门传达室。1972年10月16日，在父亲去世两年之后，终于争取到毛主席对他的问题的直接过问（最近在网上查毛选13卷最初主席批的是：“纪、汪酌处。”），后来科学院（当时国家科委，全国科协都合并到科学院）给我们兄弟几人插队所在单位开的证明信上写的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按革命干部对待”这两句话。从此家中的境况才逐步得到了改善，小军参了军，小建上了大学，我从农村调回了北京。并批准我们到河南为父亲办理后事。我和二弟东升到河南后，在高昌瑞同志引领下，在荒山野岭处找到了父亲遗骸，在许昌火化后骨灰由我们带回北京，先存放在老山骨灰堂，1975年8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一次父亲的骨灰安葬仪式，骨灰才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1978年12月27日又由胡耀邦同志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为父亲平反昭雪的追悼会。
关于父亲的去世，目前虽然尚有疑点，比如公安局的验尸报告中曾写他“后脑和前胸有擦伤”，这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干校领导说他是“走资派”，当地公安局也不会去细查，这些细节也就很难完全搞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父亲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极特殊的背景下被迫害致死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4年的表现，齐仲同志说“完全可以用‘英勇’两个字来形容”。他的高尚人格在那黑暗、残酷的环境里受到了考验，得到了升华，他不愧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在那种环境下，能够做到不趋炎附势，不说一句假话，敢于向丑恶的现象表示强烈的不满，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在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中，有千千万万和父亲一样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敢讲真话的好干部被“莫须有”的罪名迫害致死了，这种惨痛的教训应该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取，绝不能再让“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重演！所以我认为在河南确山建纪念馆是非常有意义的。
父亲一生，无论在新闻战线工作，或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工作，还是在科技界工作，都恪守着他一贯做事做人的原则：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时刻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讲真话，从不做违心的事，一辈子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保持着健全高尚的人格。这才是需要我们永远继承、永远发扬下去的。
（作者单位：中国文联）
编校：张红玲
我父亲1909年10月16日出生于四川内江，1970年10月23日去世于河南确山，去世时年仅61岁。他在新闻界工作时间最长，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著作《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西线风云》等书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他还是“青记”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我就不多说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记协还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项新闻奖，以表彰优秀的中青年新闻工作者。但不少同志都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自从他1952年离开人民日报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他写什么文章，“实在是太可惜了”。我的看法是：我父亲离开新闻工作岗位虽然很可惜，但在他离开新闻界后到文教界尤其是到科技界工作的时期，更鲜明地反映出他一辈子做事、做人的原则，反映出他高尚的品格，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面前，更表现出父亲是一个杰出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关于父亲做事、做人的原则，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同志在“不尽长江滚滚来”一书的序言中已经有了全面的论述，我母亲沈谱也在这本书里有过很好的概括，我只是根据个人的体会谈谈他最突出的特点。
父亲虽然只活了61岁，但他一生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一辈子追求真理、坚持真理。青年时期他义无返顾投身革命，17岁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因不满意国民党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而毅然放弃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文凭；1933年在北大读书时期，他又参与发起组织北大学生长城抗战慰问团，到长城各口慰劳抗日军队；1935年7月，他又以《大公报》旅行记者名义，从四川成都开始了他的著名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旅行。他的游记首次向全国广大读者公开报道了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对于增进人们对红军的正确了解起了重要作用。在国家、民族危难的年代里，他总是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出现在形势最需要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在绥远、在西安、在延安、在西蒙、在卢沟桥、在台儿庄、在徐州，哪儿最需要，哪儿就有父亲的身影，他在抗日前线采访时，经常深入第一线，在枪林弹雨中，写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新闻报道。在父亲心目中，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父亲做事的原则。
父亲在1941年写的《怎样学做新闻记者》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世界上很少人有像新闻记者这样有更多诱惑与压迫的。……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着真理的火炬，在夹攻中奋斗，特别是在时局艰难的时候，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在非常重要。”坚持真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父亲做新闻记者的原则。
在科技界
父亲离开新闻界，从他内心来讲是不愿意的，自己干了几十年的工作，不但熟悉，而且有很深的感情。在组织有了新的安排之后，如何对待这种变化、如何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呢？父亲仍然恪守他一贯做事的原则：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事业为重，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少人好心地问起他工作的变化时，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服从组织嘛。”他默默地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跨入了自己原来不熟悉的领域，从头学起，他不仅不发牢骚，顾全大局，而且在科技界工作的10年中，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十分出色的答卷。
1952年离开人民日报之后，先是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第二办公室分管文化教育工作）。1956年开始到科技界工作，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从1956年开始，在他先后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职务期间，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陈毅、聂荣臻二位副总理的主持下，由父亲具体组织，有几百名各种专业的科学家参加，开始编制我国12年科技发展规划的工作。他当时的秘书何志平说：“由于这是我国全面进行科学规划的第一次尝试，没有先例，缺乏借鉴与资料。长江同志以他坚强的毅力和严谨的风格，从零做起，边干边学，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终于在两年之内交出了出色的答卷。”中国科协原干部章道义同志说：“虽然开始的秘书长是张劲夫副院长，但他是兼职的，主持日常工作的是长江同志，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我国科技界从来没有做过的这项事业中，团结众多科学大家，同心协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随后，他又协助郭老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苏联待了98天，听取苏联科学家的意见和建议，并争取他们的一些支持与合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国的半导体、高分子、自动化以及‘两弹一星’等新兴科学技术都是这次规划的重点项目，并在之后的科研和国家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深远影响。”
1958年父亲和科技界其他干部一起共同促成了全国科联与全国科普的合并，组建了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统一的中国科技界的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父亲担任副主席、党组书记。他顶住了当时否定知识分子学术团体的“左”的思潮，保住了自然科学专门学会。据周培源同志回忆，在中国科协成立的初期，有些人“对待知识分子不够公正和持有偏见”，“认为科协已经成立了，学会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了”。而不少科学家反对取消学会，他们认为，学会是科学家交流学术成果、提高学术水平的重要阵地，取消学会，科协将失去生命力。在这场争论中，父亲坚持原则，力排众议，向中央汇报后支持了保留学会的观点。这对当时新成立的中国科协机关广大干部和所有的科学家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周培源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时曾经说：“至今，中国科协的同志们，仍没有忘记长江同志敢于坚持真理，一身正气的优秀品质。”
章道义同志说：“在这之后，他又提出了挂、靠、并、动四字方针，使我国的学术交流活动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得以开展。1962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广州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之后，他又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争取中央领导的支持，筹建了北京科学会堂，解决了学术交流的活动场所，这些都在科技界深得人心，也为科协和学会的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家的书柜里原来大多是政治书籍和文艺书籍，可是在父亲到科技界工作之后，忽然间书柜中多了好多书，例如“小麦栽培学”、“水稻栽培学”、“棉花种植学”等，还有一些医学方面的书籍，这些书都摆在书柜中很醒目的位置，后来才知道他在科委任副主任期间，除分管科协工作外，还分管农业与医学科研工作。这说明父亲在努力学习自己原来不熟悉的东西，力争从外行变成内行。他还善于团结和关心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他们交朋友，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他在科协工作期间，推动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开展了农村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如1963年在谭震林、聂荣臻两位副总理的领导下，在北京召开了有几百名农业科技专家参加的规划会议，制定了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规划；支持并上报了中国植保学会多位专家提出的紧急建议，经聂副总理审阅后，上报毛主席和周总理，被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并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了植保科学知识展览；依靠基层科协组织，广泛建立了农村科学实验小组和科学实验队，以试验田、种子田和样板田为基地，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参见《不尽长江滚滚来》一书中沈其益同志文章）
他提出并促成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中国协和医学院的合并，促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协和医院的长期合作。中国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白希清同志回忆：“长江同志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中国医学科学院应与原有的中国协和医学院合并，以广泛吸收和集中医学人才，扩大研究规模，从而为新中国医学科学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长江同志为了调整好双方的关系，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1957年11月，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沈其震和我，在长江同志的主持下，与中国协和医学院的领导见了面，长江同志在会上耐心地说明双方合作的必要性，使大家心悦诚服。原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教授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批判，但是长江同志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出发，仍然主张由李宗恩教授担任新的医学科学院的院长，由沈其震做副院长，大家最后都接受了长江同志这个意见。事实证明，两院合并有利于广泛团结医学界党内外知识分子，共同发展新中国医学科学事业。”而且父亲在反右斗争刚开始不到半年就能提出让李宗恩教授担任院长，真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魄力。
1958年“大跃进”之后，政治上总的气候比较“左”，父亲当时也写过一些歌颂三面红旗的诗，但是60年代初他曾回老家四川内江，亲眼目睹了许多农民饿死或奄奄一息的悲惨景象，对他的思想触动很大。
三年困难时期，对于日益严重的“浮夸风”，父亲也是有所觉察的。据父亲的司机卜永麟回忆，50年代末，有一次父亲在高教部做报告，谈及“浮夸风”问题，他十分气愤地说：“亩产上万斤不可靠，把10亩地的粮食都堆在1亩地上，连缝儿都没有了，也不会有这么高的产量。”散会后卜永麟同志对他说：“这么大的一个会，你这样说对你有影响没有？虽然群众欢迎，但是对你不利。”父亲回答说：“我只能实事求是地说。”父亲在科协工作期间，经过他的努力，在党中央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北京科学会堂建立起来了，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在这里顺利召开，这次国际会议共有全世界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位科学家参加，父亲是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副团长。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技界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科学会议，因此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会议由陈毅副总理亲自抓，具体领导会议工作的三人小组由张劲夫、张致祥和父亲组成，父亲作为科协党组书记，日夜在一线操劳，对会议顺利进行起了关键作用。
北京科学讨论会之后，他先去山东禹城抓抗旱工作，同时研究如何治理盐碱地问题，后又到浙江诸暨搞“四清”。这是“文化大革命”前他深入基层时间比较长的两个地方。记得他下去蹲点时改了个名字叫“向东流”，还是“长江”的意思，不过工作组的同志都叫他“老向同志”。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到基层去不愿意麻烦下边的同志，尽量低调一点儿。两次蹲点之后，“文化大革命”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已经开始凸显了，父亲对此并没有什么预感，可以说毫无思想准备，还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1966年初，父亲参加了科技界的福州会议，这是一个关于农业方面的会议。在会议筹备期间，有这样一个插曲。据中国科协原干部孔祥瑾同志回忆，当时父亲召集科协书记处的同志开会，谈福州会议的筹备工作，人都到齐之后，大家分别汇报了自己负责的工作内容。父亲听了汇报之后，很长时间一言未发，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蒙了，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一向健谈的长江同志为何忽然不说话了，好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父亲终于说了一句话：“可惜焦裕禄同志不在了。”与会同志这才悟出了父亲沉默的原因。接着，父亲毫不客气地对所有的发言一一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样一种对工作不负责任的态度及低标准的工作汇报和焦裕禄同志相比差得太远，要求他们下一番功夫调查情况之后再次开会研究，不能草率了事。
这件事反映了父亲在工作上是用一个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也同样要求自己的下级，工作上力求做得更好。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半年多之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了。
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文化大革命”的四年（对于父亲来讲只有四年，因为1970年10月他就含冤去世了）对于父亲是最严酷的考验，也是父亲高尚人格最好的见证。近几年，我曾专门访问了“文化大革命”中和他在一起被关押或一起在干校生活过的同志，对于那段时间父亲的情况做了一些了解。可以肯定地说，父亲是在非常情况下被迫害致死的。而且他一直恪守着他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坚持讲真话。直到他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他依然做到了不说一句假话、不做一件违心的事。这是多么不容易呀！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了，父亲完全没有思想准备，6月21日，父亲被科协造反派“揪”了出来，单位里开始有大字报揭发父亲，上纲上线，说父亲写了“黑诗”。父亲有一首诗里有这样两句：“蠢人蠢事蠢主张，自坏长城觉安康。”父亲说那是一首反修的诗，指的是赫鲁晓夫，造反派则说他是在影射谩骂毛主席。这罪名可大了。以后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三十年代反共老手”等。尽管这样，父亲还是努力去理解，努力设法让自己“跟上运动的形势”。据司机卜永麟同志回忆：“有一天，他说他要去科委，我说：‘你别去，那的群众对你意见太大了。’长江同志说：‘群众越有意见越是要去，躲着群众不对，要解决矛盾。搞革命不要怕，让群众出出气，他们的气就消了。’”父亲主观良好的愿望没有换来他期盼的结果，很快他就“靠边站”，被“停职反省”了。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仍然百分之百地相信“组织”，他主动上交了他十几年的日记、笔记及有关资料，甚至把他20世纪40年代初写的“祖国十年”的稿子也上交了，想以诚心换取“组织”对他的了解，坦然接受对他的审查。没想到这种老老实实合作的态度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虽然“专案组委托一位同志花了半年时间一天不落地仔仔细细看了一遍，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三面红旗’的言行”；“后来又找了一位年轻人查看了一遍，果然从鸡蛋里挑出一些骨头，但也没有找出什么足以把他打倒的要害”，“最终造反派从父亲自己提供的解放前写的材料中找出一些‘炮弹’，把‘歌颂蒋委员长’这样的大帽子也扣到了他的头上”。父亲实在忍无可忍了，他相信自己是无辜的，他深信毛主席、周总理是了解自己的。1967年10月15日，他也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了30年代毛主席和周总理给他的几封亲笔信，对自己的历史情况做了说明和解释，开始奋起反击，以期望使群众了解真相。没想到，他的大字报却招来了新一轮更猛烈的批斗，还把大标语都刷到家里去了。父亲无奈之下，决定去中央文革接待站静坐抗议。他的这种激烈的不妥协态度招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造反派”来人抄走了毛主席、周总理给父亲的亲笔信；二、从此之后父亲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关进了“牛棚”，不让回家了。几乎与此同时，我母亲沈谱也被隔离审查，被造反派关进了单位的地下室里。 1968年，军管小组和工宣队、军宣队进驻科协，在查阅中国科协成立的批准文件时军管组领导发现毛泽东（当时退居二线）没有签字，只有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签字批准，如获至宝，在大会宣布“科协是刘邓黑司令部批准的！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此，父亲在科协所做的一切，就自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了，他也成了“三反分子”。
重压之下，父亲保持了高尚的人格。无论是个别审问还是大会批斗，他从未卑躬屈膝，从未说过一句违心的话，没有诬陷任何其他同志，没有签字画押去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用“造反派”对他的评价就是：“很不老实，态度嚣张。”有一次，父亲认为原科协一位干部×××在大会上的批判发言很不实事求是，很愤怒，当场骂他：“无耻！”父亲在科协“牛棚”被关押期间曾写过几份书面材料，例如：1968年12月14日的“关于国际新闻社的情况”、“关于桂林国际新闻社的情况”，1969年1月份还写了“我的自述”，这些文章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都几乎一字不改地收进后来出版的父亲的《新闻文集》和《纪念文集》之中，说明父亲在高压之下始终是坚持实事求是的。
明明父亲是国统区记者中第一个向外界公开如实地报道红军长征和介绍延安真实情况的，他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著作30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点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张爱萍、张震等同志都做过充分的肯定。可是在那是非颠倒的日子里，“造反派”居然说父亲是“特务”，问他：“你写的东西为什么和红军的行军路线是一致的？你是在跟踪红军，暴露红军的行踪。”听了这种“批判”，父亲内心的痛苦和委屈是可想而知的。
据当时和父亲一起关押在机关“牛棚”中的王麦林同志回忆，父亲曾对他说：“我将来出去后要到大学教‘资本论’去。”“九大”之后清理“牛棚”，解放了一些干部，科协的“牛棚”里只剩下王麦林和父亲两个人了。当军管会宣布其他人从“牛棚”里“解放”时，有的同志看见一向坚强的父亲流泪了，这是我所听说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唯一落泪的一次。
据孔祥瑾同志回忆，1968年，军宣队进驻科协后，曾办了一个学习班，也组织人批判父亲。有一天晚上，军宣队有人问父亲：“邓拓在北京写‘燕山夜话’，你怎么就在海南写‘海南夜话’？”孔祥瑾说：“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长江顿了一下，说：‘哎呀，谁让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呀！’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到现在我还记得，印象很深。这是感受，一种思路的沟通，我后来跟很多人说过。”这是父亲对“四人帮”一伙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有力反击！但在当时说这样的话需要很大的勇气！
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岁月里，一向忠于党、相信组织的父亲很难理解“造反派们”咄咄逼人的无理纠缠，性格直率、胸怀坦荡的父亲思想上对此十分反感。他在当时更无法了解由最高领袖亲自发动的运动的内幕和灾难性的后果，无法了解为什么那么多开国功臣都成了批判对象，甚至被关进了监狱。父亲是一个杰出的人，但并不是一个完人，他自身也有不少缺点、弱点，对人、对事也有判断错误的时候，但要他理解“文化大革命”，这对于他实在是太困难了。
最后一年的干校生活
我父亲到底是怎么去世的？他在干校最后一年的真实生活状况是什么样的？这几年，关于他的死，也有不少人写文章加以猜测、评论。近几年我走访了一些目前还在世的和父亲在干校一起生活过的同志，他们都很热情地给我提供了不少宝贵的信息，使父亲最后一年的生活原貌大体上清晰地展现了出来。由于父亲去世至今已42年，很多直接的当事人已经先后去世，所以父亲去世的细节几乎已不可能完全搞清楚，没有任何人亲眼看见当时的真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父亲在当时是被迫害致死的。
据中国科协原干部章道义同志回忆，父亲去干校是在1969年10月底或11月初。“由专案组派人送往干校的。”章道义同志是第一批下放的先遣队成员，“在先后辗转了河南罗山、湖南草市和河南确山三所干校并完成确山干校的秋种之后，有一个短暂的回京休整时间”。休假完了集体返回干校时，正好与我父亲同行。他回忆：“由于专案组只派了一个人，要求我们路上帮助照护一下。于是一路上我们还说了几句话，并同在确山县委招待所住了一宿，当时他的情绪还是蛮好的。”“没想到到干校后，仍然把他看作阶级敌人，分配他和几个审查对象一起，每天干最脏的活，从厕所里淘粪，再倒到菜园的粪坑里”，“每天要来回担若干趟，对于一个多年没有参加体力劳动、已60来岁的领导干部、我国新闻界的前辈来说，是很折磨人的，也是对他的一种羞辱。”父亲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踏踏实实劳动，取得了群众的谅解”。
可干校的某些主管领导却还不放过父亲，继续给他施加压力。据李××回忆，“从1970年夏天开始专案组不断找他谈话，核实材料，时间长达两三个月。六七个人一块儿找他谈”，但连他都承认：“长江实事求是，从不瞎说。”王麦林同志回忆：“到干校后我们不关在一起了，他仍被监督劳动，让他挑粪，他不说话，人也消瘦了。干校吃得不好，他当时的心情也不太好。”我们还保留有两张父亲在干校期间专案组转来的通知单，因为父亲写给母亲的信已经被造反派们扣押了。第一张通知单的时间是：1970年4月7日，内容：“通知：范长江提出：1.要一双39号雨鞋；2.要一个蚊帐，五月以前寄来。专案组”。另一张通知单的时间是：1970年5月17日，内容：“通知：1.所寄蚊帐、雨鞋、毛巾范均收到；2.把范的布票寄来，专案组”。就这样，父亲在干校与家人通信的自由也被剥夺了。这说明，父亲在干校期间，基本上与外界是隔离的，他长期得不到外面的任何消息，每天又干那么重的体力活儿，思想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专案组成员车××回忆：“他去世前有了新的外调材料，准备三天后开批斗会。”布置这件事时，车××在场，当时对父亲“施加了压力”。点到了所谓“材料”，即：公安六条说的“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以上即算历史反革命”。专案组在这里用的是“移花接木”的手段，把适用于解放战争年代的标准用到20世纪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时期，显然是荒谬的。而父亲长期被隔离审查，看不到什么文件，外边的信息、情况都不知道，很难辨别真伪。据章道义同志回忆：“那几天，专案组从北京来到了干校，他们用了一年多时间沿着他报道红军的路线通过查阅敌伪档案、旧报纸和提审劳改犯及审查对象等所获得的一些‘证言证词’，作为‘罪证’，对他进行面对面的追问、逼供，可能是造成他绝望的直接原因。”“他去世前的那天中午，从厕所挑粪出来，和我正好走了一个对面，我看他脸色非常不好，铁青铁青的，十分疲惫、心事重重的样子，眼也不抬地往前迈，心想他是不是病了？真想停下来问问他。但那时不能，因为那几天，专案组正在审问他，以免某些‘极左’人士见了，说他又在和什么人有什么接触，使事情更加复杂化。没想到，那天夜里就出事了。” 对于“真相”，大家的看法也不一致。某些细节虽然难以搞清，但无论如何父亲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被迫害致死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干校的头头们就是在他已经被迫害致死后还不放过他，高昌瑞同志生前回忆，“他们连一口棺材都不给他做，还是老红军许瑞红给他做了一口棺材”。据中国科协原干部齐仲同志提供的材料证明，父亲去世后干校领导共召开过两次对他的“声讨大会”，第一次是“1970年10月26日下午，地点在木工棚，大会横幅是：‘愤怒声讨反共老手、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范长江滔天罪行大会’”，第二次是“1970年11月7日，标语是：‘彻底清算反共老手、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范长江滔天罪行大会’，地点：确山县五七干校河北校舍的大院里”。
在他去世后不到一个月，中央就通知被审查的部以上干部回京检查身体。也可以说，当时他的死换来了一大批老干部待遇的改善。
从父亲去世到“四人帮”被粉碎，又经过了整整六年的漫长时间。妈妈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长江他走了，我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长江的未竟事业，长江留下的遗愿，长江一生对我矢志不渝的爱情，鼓舞着我继续战斗下去。生者不能只用眼泪悼念死者，生者要用努力工作，不懈地战斗，去纪念死者，这才是对忠魂最好的告慰。”正是她的这种思想情绪影响了我们全家人，我们始终没有消沉、没有绝望，而是努力地工作，而且不断地抗争。1972年10月11日，我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第二天送到了中南海西门传达室。1972年10月16日，在父亲去世两年之后，终于争取到毛主席对他的问题的直接过问（最近在网上查毛选13卷最初主席批的是：“纪、汪酌处。”），后来科学院（当时国家科委，全国科协都合并到科学院）给我们兄弟几人插队所在单位开的证明信上写的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按革命干部对待”这两句话。从此家中的境况才逐步得到了改善，小军参了军，小建上了大学，我从农村调回了北京。并批准我们到河南为父亲办理后事。我和二弟东升到河南后，在高昌瑞同志引领下，在荒山野岭处找到了父亲遗骸，在许昌火化后骨灰由我们带回北京，先存放在老山骨灰堂，1975年8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一次父亲的骨灰安葬仪式，骨灰才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1978年12月27日又由胡耀邦同志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为父亲平反昭雪的追悼会。
关于父亲的去世，目前虽然尚有疑点，比如公安局的验尸报告中曾写他“后脑和前胸有擦伤”，这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干校领导说他是“走资派”，当地公安局也不会去细查，这些细节也就很难完全搞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父亲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极特殊的背景下被迫害致死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4年的表现，齐仲同志说“完全可以用‘英勇’两个字来形容”。他的高尚人格在那黑暗、残酷的环境里受到了考验，得到了升华，他不愧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在那种环境下，能够做到不趋炎附势，不说一句假话，敢于向丑恶的现象表示强烈的不满，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在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中，有千千万万和父亲一样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敢讲真话的好干部被“莫须有”的罪名迫害致死了，这种惨痛的教训应该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取，绝不能再让“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重演！所以我认为在河南确山建纪念馆是非常有意义的。
父亲一生，无论在新闻战线工作，或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工作，还是在科技界工作，都恪守着他一贯做事做人的原则：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时刻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讲真话，从不做违心的事，一辈子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保持着健全高尚的人格。这才是需要我们永远继承、永远发扬下去的。
（作者单位：中国文联）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