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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農村经济发展带来農民财富积累及農民生活质量的提升，農民旅游迅速发展。文章基于中国转型期的社会背景，在回顾近30年来国内農民旅游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農民旅游的概念内涵、研究历程、研究视角和研究特征进行了概括，并提出一些尚待研究的基本问题，包括旅游学科研究框架下如何界定農民、農村非均衡性导致的農民旅游差异化问题、如何划定農民旅游市场的界限以及如何对農民旅游市场进行统计等，最后构建出農民旅游研究框架。
【关键词】農民旅游；概念；基本问题；研究框架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1)10-0013-08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随着旅游消费需求逐步在我国農民中的释放，研究者开始关注農民旅游现象，尤其是近些年来东部发达地区的農民成为国内旅游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使得研究这一占据中国人口总量约3／4的庞大社会群体的旅游问题，变得不仅必要，而且紧迫。農民旅游的理论研究源于農民旅游活动的兴起和发展，農村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带来農民的财富积累及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则成为農民旅游的主要驱动力。
本文基于中国转型期的社会背景，回顾了近30年来国内農民旅游的研究成果，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文章共分5个部分：第一，提出研究背景与意义；第二，農民旅游的概念界定；第三，综述農民旅游的研究历程、研究视角和研究特征；第四，提出若干尚待研究的基础问题；第五，构建農民旅游研究框架，并总结全文。
二、農民旅游的概念界定
对農民旅游概念进行界定，是系统、深入研究農民旅游的基础。然而，诸多因素导致農民旅游概念的界定呈现复杂化特征。農民旅游，字面上看，由“農民”和“旅游”两个词组合而成，似乎很易理解。然而，“旅游”本就是个复杂的现象，至今国内外学界对其概念、本质及特征等核心问题尚未达成共识；而“農民”的定义一直是中外学术史上的难题，尤其我国的特殊国情及目前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期的现实，使農民及其相关问题更为复杂。因此，一个能够反映農民旅游主要矛盾并能被广泛接受的農民旅游概念至今尚无定论。
魏小安最早把農民视为一个旅游市场概念，并指出農民旅游意味着農民不仅是旅游产品的供给者和生产者，也应该是需求者和消费者。刘东南简明扼要地指出，農民旅游就是農村居民作为旅游者外出旅游；魏正环认为，農民旅游是指常住地为農村的居民，离开常住地，在国内观光游览、度假、探亲访友、就医疗养、参加会议或从事经济、文化、体育、宗教活动的行为，其出游目的不是通过所从事的活动谋取报酬。该定义明显脱胎于惯常使用的“旅游”定义，指明了農民旅游的地理范围(国内)和目的，还对農民这一群体的地理范围作了限定。总体上，对農民旅游概念的界定并不统一，现有農民旅游概念及其使用，更倾向于作为一个市场概念，而对農民群体内涵的解释较少。
三、研究现状及研究特征
(一)研究现状
1 文献数量统计
笔者以“题名”作为检索途径，以“‘農民’+‘旅游’”、“‘農村居民’+‘旅游’”为检索词，分别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进行搜索，文章的发表日期截至2010年12月31日，检索到符合条件的文献共计114篇。根据搜索结果，绘制出1987-2010年国内“農民旅游”研究文献数量分布图(图1)。
根据图1，農民旅游研究经历了以下两个发展阶段：
(1)缓慢起步期(1987～2003)。国内農民旅游研究经历了17年的起步期。这一阶段的研究发展滞缓，文献总计7篇，只占历年总量的6.1％。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文献开始提及農民旅游现象。范家驹和何行烈最早对上海地区的農民旅游特征进行概括，并提出上海已出现“農民旅游热”。遗憾的是，農民旅游研究并没有因现实中“農民旅游热”的出现而“热”起来，直到90年代中期后才逐步恢复(如图1所示)。易圣韩注意到旅游现象在山区農民中兴起，对如何利用图书馆信息引导山区農民参与旅游活动作了探讨；孙富海认为，我国農村旅游市场处在“超真空”状态；宁士敏也意识到旅游市场在農村存在断层。由此，“農民旅游”才真正作为一个专门研究对象进入学界视野。
(2)快速成长期(2004～2010)。2004年起，研究进入快速成长期。文献数量迅速增加，且基本保持了每年递增的发展态势。截至2010年年底，文献总计107篇，占历年总量的93.9％。这一时期，農民旅游市场不断壮大，尤其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发展迅速，此外，国家不断对“三農”问题高度重视，促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農民旅游问题。
2 研究视角分类
根据研究视角，可以把114篇文献分别划分为“市场开发”、“消费”、“旅游者”、“旅游空间结构”、“综述”、“旅游产品”和“其他”等7大类。如图2所示，文献主要集中于“市场开发”和“消费”这两个研究角度，占总量的87％。其中，“市场开发”类文献81篇，占71％；“消费”类文献18篇，占16％。而“旅游者”、“旅游空间结构”、“综述”、“旅游产品”及“其他”等5个研究角度的文献比重偏低，合计占13％。
3 主要研究视角分析
(1)市场开发
从“市场开发”角度人手的文献在数量上占据了主导优势，但大多遵循“市场特征一开发现状一存在问题一开发策略及建议”的路径。研究成果显示，我国農民旅游市场总体规模在不断扩张；由于農民在消费观念、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等处于较低层面，農民旅游存在“有市无场”的问题。尽管如此，多数研究者对市场的开发潜力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余梅认为，農民旅游者将是未来中国国内旅游市场的生力军；魏小安预言，農民旅游市场是中国旅游发展将来的长远后劲所在；郭来喜则把发展農民旅游视为“中国建设世界旅游强国的基础”。这些乐观观点的表达，成为旅游学界的主流话语。而在解释开发農民旅游市场的重要性和意义时，多人提到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并由此形成判断逻辑：農民是个大有潜力的旅游市场，还有利于扩大内需，故应该大力开发。
(2)消费
“消费”角度的文献，主要围绕農民旅游消费需求的产生、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环境、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成果表明，我国農民的人均旅游消费仍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恩格尔系数与中国農民的家庭人均收入及旅游消费需求均成反比；与国内城镇居民旅游环境相比，農村居民整体旅游消费环境质量仍然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者开始对農民旅游的消费问题进行个案定量研究，如消费行为、收入与旅游消费的相关性，这是農民旅游研究开始深化的一种表现。其中，唐代剑、潘君斌运用OLS参数估计方法，通过建立最优模型对農民总收入与旅游总 支出相关性进行分析；张丽峰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对我国農村居民旅游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模拟，以动态机制解读了近年来中国農村居民旅游消费状况。
(二)研究特征
1 多规范，少实证。
现有文献多属规范研究，即回答“应该怎么样”的问题，注重客观事实判断的实证研究则很少。例如，“市场开发”视角的8l篇文献中，仅标题中带有“对策／策略／建议”的文献就达到29篇。由于规范研究缺乏深入的田野调查，仅凭借二手资料，较难实现事实说话，造成“对策／建议”的解释力弱，且往往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与旅游界学者对开发農民旅游市场持乐观态度相反，一些长期研究農村和農民问题的学者对鼓励農民旅游消费表示出忧虑，认为鼓励農民旅游消费，推行高消费的现代生活方式，对于将长期维持“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生存状态的農民来说是危险的。两个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同一现象截然不同的判断，引起的反思是：现实是否赋予農民足够的条件来提升他们的旅游消费能力，进而使之成为国内旅游市场的生力军?解答这个问题，必须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
2 重宏观，轻基础。
宏观性理论描述多，基础性研究少，是已有文献的又一特征。例如，学者们在意识到農民旅游的发展潜力后，纷纷阐述了農村旅游市场对中国旅游业的重要性。但此类宏观观点的表达，并非建立在对相关基础问题充分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之上，缺乏科学的论证。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農民旅游市场一些深层次的基础研究则十分罕见，如農民旅游的概念与内涵、農民的旅游动机和旅游认知、農民旅游决策的逻辑路径和规律等，对这些基础问题的认识和把握，是确保宏观性研究价值的根本所在，也是農民旅游问题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
3 多抽象，缺特质。
无论探讨市场开发现状，还是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一般都把研究对象直接定位于全国或全省，进行共性抽象，寻找一般规律。如许多研究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测算出農民的人均旅游消费水平。但由于農村的非均衡性特征，发生在具体某类社区的農民旅游消费状况，包括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动机等，由于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在不同地区，乃至同一省份的不同县域范围之间都有其独特性和差异性。用粗糙的方法抽象出来的一般规律，往往代表性不强。以小单元的社区为解剖对象的特质性研究却很少，而此类研究不仅可以为理解農民旅游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提供素材，还能为挖掘農民旅游区别于城镇居民旅游的特有逻辑提供思路。
4 缺理论，少方法。
農民问题的研究，涉及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从旅游这个尚未成熟的新学科切入，且旅游现象在国内農民群体中的发生本就是较新现象，加之至今旅游学研究中常用的田野工作、模式分析、统计分析等方法在農民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十分有限，这些都使得農民旅游研究的理论研究框架至今尚未形成。实证研究和基础研究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缺乏理论和方法支撑的缘故。
总之，当前農民旅游研究中表现出来的特征，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農民旅游研究依然停留于初期阶段的现实，学界对農民旅游问题的认识多停留在“有潜力，但问题多多”的就事论事层面，诸多研究瓶颈尚待突破。
四、值得关注的基本问题
農民旅游研究方兴未艾，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重要基本问题。基本问题研究的缺失，是造成農民旅游研究长期无法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结合前文的综述，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一)旅游学科研究框架下如何界定農民
研究農民旅游问题，首先应准确界定“農民”，这是農民旅游问题研究的起点，但也是当前一个根本性障碍。
西方学术界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兴起了“農民”定义问题的论战，至今也无定论。在不同学科研究框架中，无论是人类学、社会学还是经济学，農民都有着不一样的概念和身份标签。当代发达国家，農民完全是一个职业概念，指的就是经营農场(農业)的人，与農场主和農业工人是同义语，農民与其他职业的从业者一样，在法律上都是市民，具有同样的公民权利，没有身份等级的差异，只不过从事的职业不同。而中国的学术界和社会工作部门在使用“農民”概念时可能就有3层含义：一是职业的農民，即在发达国家广泛应用的职业概念，认为農民是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并长期和专门从事農业生产的劳动者；二是社区的農民，即居住在農村社区的人，也称農村居民；三是户籍身份的農民，即拥有農村户口的人。目前看来，这3个概念既可单独，也可并列用来描述農民。如学者秦晖所说，農民“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
由此，“農民”内涵天然的复杂性，使得旅游学科研究框架下如何认识、界定農民，使之既适用于旅游研究，又符合客观实情，存在很大障碍。从已有文献看，鲜有学者对“農民”做界定，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農民”视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用语直接拿来使用。例如，多数文献中“農民”的概念等同于“農村居民”，即前文所指的社区概念，认为農民是相对于城镇居民的另一大类国内居民群体，二者共同构成了国内居民旅游市场的整体。仅有王昆欣等人对“農村居民”的使用标准作了交待，指出是以经济地理的属地为标准，而不以社会学的职业为标准。至于旅游学科研究中对“農民”的理解有何特殊性，该如何认识涵义复杂的这个群体，乏人深究。
(二)農村非均衡性导致的農民旅游差异化问题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千米面积和13亿人口的典型性乡土大国，尽管当前正经历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但農村人口仍有9亿。“農村现象纷繁复杂，要全部理解農村现象十分困难，甚至没有可能。”加上地域分布的广泛，生活在不同地域的農民，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存在巨大差异，导致農村显著的差异化特征。采用东、中、西部農村进行比较，或者沿海发达地区与内地欠发达地区農村比较，是農民问题研究中的一种方法。農民旅游研究中，这种案例研究的方法也不少见。但这种以中国農村非均衡性为起点的研究，当找寻某个问题的普遍规律时，很容易陷入难以自圆其说或以偏概全的窘境，使研究面临失真的危险。而且，農民旅游也存在明显的非均衡现象，既有显性的地域性非均衡，如东中西部差异，也有同一地域范围的内部非均衡。旅游现象在農村的起步，是发生在以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特大型城市为依托的乡村農民群体中。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东部地区農村居民的旅游活动已经比较频繁，中部地区的農村居民现在正在逐步开展旅游活动，西部总体上还没有开始。而区域范围内，旅游市场规模化效应则又集中于大城市周边及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乡村。这些旅游较发达的乡村地区与農业人口众多、農业特征明显的大多数普通農村有很大区别。
根据表1，Ⅱ类和Ⅲ类農村地区是我国農民旅游起步和最具市场潜力的地方，这两类地区的旅游现象能准确反映我国農民旅游初级阶段的特质，非常值得关注，现有研究也多以这两类地区为研究对象。但这两类地区从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中获益颇多，農业特征已不显著，農业人口密度低，農民的收入来源也逐渐转为经商和外出务工。如果放大到全国農民的典型代表去研究，则有失偏颇，毕竟这两类農村的農民人数还不到全国的20％。I类農村是占到中国農村绝大多数的普通農村：農民人数占到全国農民总人数的80％，精耕细作農业发达，工业化程度低，農业人口密度高，農民收入主要来自農业和外出务工。可以说，I类農村是中国農村的代表。从这个角度上说，以I类農村作为農民旅游问题的研究对象，应更具有普遍意义。但是与Ⅱ类和Ⅲ类農村相比，I类農村的農民游客比重相对较低，旅游特征不够显著。
因此，在研究農民旅游规律及逻辑路径时，在I、Ⅱ、Ⅲ类農村中该如何选择以及如何对比，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三)如何划定農民旅游市场的界限
当前，農民正处于大规模的职业转移阶段，地域迁移正在逐步发生，社会身份的变更刚刚开始。因此，農村社会阶层分化还没有达到一个相对稳定和成熟的状态，表现出多元化特征，即大多数農民没有完全稳定和固化在某一阶层之中，而是频繁地在不同阶层之间流动。这种持续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导致了農民个人身份定位的不确定性和阶层归属的不稳定性。魏小安把農民视为一个旅游市场概念，这种提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与一般旅游市场群体相比，農民旅游市场极其复杂和特殊，除了前文所提到的概念复杂、人数庞大等因素外，现阶段社会转型导致的農民阶层分化现象等因素使得很难像一般旅游市场那样划出市场边界。“我们已经很难用一个统一的‘農民’概念来代表我们所涉的農民群体”。那么，角色和身份日益多元化的農民该如何放置在旅游市场框架下进行研究?依据职业、居住地或户籍身份中的哪一个标准来划分農民旅游市场的界限更为合理?甚至農民群体能否称之为一个旅游市场?上述问题，在以往研究中均存在空缺，有必要深入开展研究。
(四)如何对農民旅游市场进行统计
由于缺乏专门的研究，加之農民个人身份定位的不确定性和阶层归属的不稳定性，造成農民旅游市场统计困难重重。農民旅游市场的最早官方统计数据出现在《1993年国内旅游抽样调查综合报告》中，为2，5亿人次。但该数据并非源于抽样调查，而是以城镇旅游者人数为基础，依据铁路、公路客运调查材料，按铁路和公路客运量比例加权匡算而来。这种计算方式得到的数据，其客观性和有效性是有限的。1996年起，“農村居民”开始出现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国内旅游市场的统计数据中，包括出游率、出游人次、人均花费等指标。这是当前農民旅游研究可获得公开研究数据资料的唯一途径，而其他地方性统计资料中很罕见，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農民旅游研究的深入开展。因此，如何找寻对農民旅游市场进行有效统计的方法，是准确把握農民旅游市场动向及一系列问题深入研究的基础。
五、研究框架构建与总结
(一)研究框架构建
基于文献梳理及上述待研究基础问题的提出和探讨，笔者尝试构建了農民旅游研究框架。图3所示，该研究框架由農民旅游者、農民旅游(消费)过程、農民旅游市场、農民旅游效应及農民旅游环境等5大要素组成，每个要素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農民旅游研究系统。从宏观层面看，農民旅游者生成農民旅游市场，产生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效应；从微观层面看，農民旅游者产生旅游(消费)过程，并对旅游者自身形成微观效应。而農民旅游环境会使農民旅游者、農民旅游(消费)过程、農民旅游市场、農民旅游效应等4个要素均发生改变，但同时也会分别受到4个要素的影响。因此，既可以对5个要素独立研究，也可以进行多个要素的整合研究；既包括静态研究，还包括动态发展研究。
(二)总结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当下的中国農民也已不再是自给自足状态下的封闭小農，而是被裹挟至高度开放的市场化和社会化体系之中的社会化小農。研究農民旅游问题，不仅关乎我国旅游产业自身的未来，还与社会转型期農民、農村的诸多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息息相关，甚至关系到国家高度重视的“三農”问题的解决程度。
本文从農民旅游概念界定人手，对国内農民旅游现有研究文献进行了研究历程、研究视角以及研究特征等方面的梳理，并提出一些尚待研究的基本问题，如旅游学科研究框架下如何界定農民、農村非均衡性导致的農民旅游差异化问题、如何划定農民旅游市场的界限、如何对農民旅游市场进行统计等，最后构建了農民旅游研究框架，望借此为未来農民旅游研究提供一点参考和启示。
【关键词】農民旅游；概念；基本问题；研究框架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1)10-0013-08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随着旅游消费需求逐步在我国農民中的释放，研究者开始关注農民旅游现象，尤其是近些年来东部发达地区的農民成为国内旅游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使得研究这一占据中国人口总量约3／4的庞大社会群体的旅游问题，变得不仅必要，而且紧迫。農民旅游的理论研究源于農民旅游活动的兴起和发展，農村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带来農民的财富积累及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则成为農民旅游的主要驱动力。
本文基于中国转型期的社会背景，回顾了近30年来国内農民旅游的研究成果，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文章共分5个部分：第一，提出研究背景与意义；第二，農民旅游的概念界定；第三，综述農民旅游的研究历程、研究视角和研究特征；第四，提出若干尚待研究的基础问题；第五，构建農民旅游研究框架，并总结全文。
二、農民旅游的概念界定
对農民旅游概念进行界定，是系统、深入研究農民旅游的基础。然而，诸多因素导致農民旅游概念的界定呈现复杂化特征。農民旅游，字面上看，由“農民”和“旅游”两个词组合而成，似乎很易理解。然而，“旅游”本就是个复杂的现象，至今国内外学界对其概念、本质及特征等核心问题尚未达成共识；而“農民”的定义一直是中外学术史上的难题，尤其我国的特殊国情及目前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期的现实，使農民及其相关问题更为复杂。因此，一个能够反映農民旅游主要矛盾并能被广泛接受的農民旅游概念至今尚无定论。
魏小安最早把農民视为一个旅游市场概念，并指出農民旅游意味着農民不仅是旅游产品的供给者和生产者，也应该是需求者和消费者。刘东南简明扼要地指出，農民旅游就是農村居民作为旅游者外出旅游；魏正环认为，農民旅游是指常住地为農村的居民，离开常住地，在国内观光游览、度假、探亲访友、就医疗养、参加会议或从事经济、文化、体育、宗教活动的行为，其出游目的不是通过所从事的活动谋取报酬。该定义明显脱胎于惯常使用的“旅游”定义，指明了農民旅游的地理范围(国内)和目的，还对農民这一群体的地理范围作了限定。总体上，对農民旅游概念的界定并不统一，现有農民旅游概念及其使用，更倾向于作为一个市场概念，而对農民群体内涵的解释较少。
三、研究现状及研究特征
(一)研究现状
1 文献数量统计
笔者以“题名”作为检索途径，以“‘農民’+‘旅游’”、“‘農村居民’+‘旅游’”为检索词，分别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进行搜索，文章的发表日期截至2010年12月31日，检索到符合条件的文献共计114篇。根据搜索结果，绘制出1987-2010年国内“農民旅游”研究文献数量分布图(图1)。
根据图1，農民旅游研究经历了以下两个发展阶段：
(1)缓慢起步期(1987～2003)。国内農民旅游研究经历了17年的起步期。这一阶段的研究发展滞缓，文献总计7篇，只占历年总量的6.1％。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文献开始提及農民旅游现象。范家驹和何行烈最早对上海地区的農民旅游特征进行概括，并提出上海已出现“農民旅游热”。遗憾的是，農民旅游研究并没有因现实中“農民旅游热”的出现而“热”起来，直到90年代中期后才逐步恢复(如图1所示)。易圣韩注意到旅游现象在山区農民中兴起，对如何利用图书馆信息引导山区農民参与旅游活动作了探讨；孙富海认为，我国農村旅游市场处在“超真空”状态；宁士敏也意识到旅游市场在農村存在断层。由此，“農民旅游”才真正作为一个专门研究对象进入学界视野。
(2)快速成长期(2004～2010)。2004年起，研究进入快速成长期。文献数量迅速增加，且基本保持了每年递增的发展态势。截至2010年年底，文献总计107篇，占历年总量的93.9％。这一时期，農民旅游市场不断壮大，尤其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发展迅速，此外，国家不断对“三農”问题高度重视，促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農民旅游问题。
2 研究视角分类
根据研究视角，可以把114篇文献分别划分为“市场开发”、“消费”、“旅游者”、“旅游空间结构”、“综述”、“旅游产品”和“其他”等7大类。如图2所示，文献主要集中于“市场开发”和“消费”这两个研究角度，占总量的87％。其中，“市场开发”类文献81篇，占71％；“消费”类文献18篇，占16％。而“旅游者”、“旅游空间结构”、“综述”、“旅游产品”及“其他”等5个研究角度的文献比重偏低，合计占13％。
3 主要研究视角分析
(1)市场开发
从“市场开发”角度人手的文献在数量上占据了主导优势，但大多遵循“市场特征一开发现状一存在问题一开发策略及建议”的路径。研究成果显示，我国農民旅游市场总体规模在不断扩张；由于農民在消费观念、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等处于较低层面，農民旅游存在“有市无场”的问题。尽管如此，多数研究者对市场的开发潜力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余梅认为，農民旅游者将是未来中国国内旅游市场的生力军；魏小安预言，農民旅游市场是中国旅游发展将来的长远后劲所在；郭来喜则把发展農民旅游视为“中国建设世界旅游强国的基础”。这些乐观观点的表达，成为旅游学界的主流话语。而在解释开发農民旅游市场的重要性和意义时，多人提到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并由此形成判断逻辑：農民是个大有潜力的旅游市场，还有利于扩大内需，故应该大力开发。
(2)消费
“消费”角度的文献，主要围绕農民旅游消费需求的产生、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环境、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成果表明，我国農民的人均旅游消费仍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恩格尔系数与中国農民的家庭人均收入及旅游消费需求均成反比；与国内城镇居民旅游环境相比，農村居民整体旅游消费环境质量仍然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者开始对農民旅游的消费问题进行个案定量研究，如消费行为、收入与旅游消费的相关性，这是農民旅游研究开始深化的一种表现。其中，唐代剑、潘君斌运用OLS参数估计方法，通过建立最优模型对農民总收入与旅游总 支出相关性进行分析；张丽峰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对我国農村居民旅游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模拟，以动态机制解读了近年来中国農村居民旅游消费状况。
(二)研究特征
1 多规范，少实证。
现有文献多属规范研究，即回答“应该怎么样”的问题，注重客观事实判断的实证研究则很少。例如，“市场开发”视角的8l篇文献中，仅标题中带有“对策／策略／建议”的文献就达到29篇。由于规范研究缺乏深入的田野调查，仅凭借二手资料，较难实现事实说话，造成“对策／建议”的解释力弱，且往往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与旅游界学者对开发農民旅游市场持乐观态度相反，一些长期研究農村和農民问题的学者对鼓励農民旅游消费表示出忧虑，认为鼓励農民旅游消费，推行高消费的现代生活方式，对于将长期维持“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生存状态的農民来说是危险的。两个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同一现象截然不同的判断，引起的反思是：现实是否赋予農民足够的条件来提升他们的旅游消费能力，进而使之成为国内旅游市场的生力军?解答这个问题，必须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
2 重宏观，轻基础。
宏观性理论描述多，基础性研究少，是已有文献的又一特征。例如，学者们在意识到農民旅游的发展潜力后，纷纷阐述了農村旅游市场对中国旅游业的重要性。但此类宏观观点的表达，并非建立在对相关基础问题充分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之上，缺乏科学的论证。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農民旅游市场一些深层次的基础研究则十分罕见，如農民旅游的概念与内涵、農民的旅游动机和旅游认知、農民旅游决策的逻辑路径和规律等，对这些基础问题的认识和把握，是确保宏观性研究价值的根本所在，也是農民旅游问题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
3 多抽象，缺特质。
无论探讨市场开发现状，还是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一般都把研究对象直接定位于全国或全省，进行共性抽象，寻找一般规律。如许多研究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测算出農民的人均旅游消费水平。但由于農村的非均衡性特征，发生在具体某类社区的農民旅游消费状况，包括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动机等，由于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在不同地区，乃至同一省份的不同县域范围之间都有其独特性和差异性。用粗糙的方法抽象出来的一般规律，往往代表性不强。以小单元的社区为解剖对象的特质性研究却很少，而此类研究不仅可以为理解農民旅游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提供素材，还能为挖掘農民旅游区别于城镇居民旅游的特有逻辑提供思路。
4 缺理论，少方法。
農民问题的研究，涉及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从旅游这个尚未成熟的新学科切入，且旅游现象在国内農民群体中的发生本就是较新现象，加之至今旅游学研究中常用的田野工作、模式分析、统计分析等方法在農民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十分有限，这些都使得農民旅游研究的理论研究框架至今尚未形成。实证研究和基础研究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缺乏理论和方法支撑的缘故。
总之，当前農民旅游研究中表现出来的特征，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農民旅游研究依然停留于初期阶段的现实，学界对農民旅游问题的认识多停留在“有潜力，但问题多多”的就事论事层面，诸多研究瓶颈尚待突破。
四、值得关注的基本问题
農民旅游研究方兴未艾，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重要基本问题。基本问题研究的缺失，是造成農民旅游研究长期无法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结合前文的综述，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一)旅游学科研究框架下如何界定農民
研究農民旅游问题，首先应准确界定“農民”，这是農民旅游问题研究的起点，但也是当前一个根本性障碍。
西方学术界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兴起了“農民”定义问题的论战，至今也无定论。在不同学科研究框架中，无论是人类学、社会学还是经济学，農民都有着不一样的概念和身份标签。当代发达国家，農民完全是一个职业概念，指的就是经营農场(農业)的人，与農场主和農业工人是同义语，農民与其他职业的从业者一样，在法律上都是市民，具有同样的公民权利，没有身份等级的差异，只不过从事的职业不同。而中国的学术界和社会工作部门在使用“農民”概念时可能就有3层含义：一是职业的農民，即在发达国家广泛应用的职业概念，认为農民是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并长期和专门从事農业生产的劳动者；二是社区的農民，即居住在農村社区的人，也称農村居民；三是户籍身份的農民，即拥有農村户口的人。目前看来，这3个概念既可单独，也可并列用来描述農民。如学者秦晖所说，農民“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
由此，“農民”内涵天然的复杂性，使得旅游学科研究框架下如何认识、界定農民，使之既适用于旅游研究，又符合客观实情，存在很大障碍。从已有文献看，鲜有学者对“農民”做界定，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農民”视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用语直接拿来使用。例如，多数文献中“農民”的概念等同于“農村居民”，即前文所指的社区概念，认为農民是相对于城镇居民的另一大类国内居民群体，二者共同构成了国内居民旅游市场的整体。仅有王昆欣等人对“農村居民”的使用标准作了交待，指出是以经济地理的属地为标准，而不以社会学的职业为标准。至于旅游学科研究中对“農民”的理解有何特殊性，该如何认识涵义复杂的这个群体，乏人深究。
(二)農村非均衡性导致的農民旅游差异化问题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千米面积和13亿人口的典型性乡土大国，尽管当前正经历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但農村人口仍有9亿。“農村现象纷繁复杂，要全部理解農村现象十分困难，甚至没有可能。”加上地域分布的广泛，生活在不同地域的農民，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存在巨大差异，导致農村显著的差异化特征。采用东、中、西部農村进行比较，或者沿海发达地区与内地欠发达地区農村比较，是農民问题研究中的一种方法。農民旅游研究中，这种案例研究的方法也不少见。但这种以中国農村非均衡性为起点的研究，当找寻某个问题的普遍规律时，很容易陷入难以自圆其说或以偏概全的窘境，使研究面临失真的危险。而且，農民旅游也存在明显的非均衡现象，既有显性的地域性非均衡，如东中西部差异，也有同一地域范围的内部非均衡。旅游现象在農村的起步，是发生在以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特大型城市为依托的乡村農民群体中。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东部地区農村居民的旅游活动已经比较频繁，中部地区的農村居民现在正在逐步开展旅游活动，西部总体上还没有开始。而区域范围内，旅游市场规模化效应则又集中于大城市周边及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乡村。这些旅游较发达的乡村地区与農业人口众多、農业特征明显的大多数普通農村有很大区别。
根据表1，Ⅱ类和Ⅲ类農村地区是我国農民旅游起步和最具市场潜力的地方，这两类地区的旅游现象能准确反映我国農民旅游初级阶段的特质，非常值得关注，现有研究也多以这两类地区为研究对象。但这两类地区从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中获益颇多，農业特征已不显著，農业人口密度低，農民的收入来源也逐渐转为经商和外出务工。如果放大到全国農民的典型代表去研究，则有失偏颇，毕竟这两类農村的農民人数还不到全国的20％。I类農村是占到中国農村绝大多数的普通農村：農民人数占到全国農民总人数的80％，精耕细作農业发达，工业化程度低，農业人口密度高，農民收入主要来自農业和外出务工。可以说，I类農村是中国農村的代表。从这个角度上说，以I类農村作为農民旅游问题的研究对象，应更具有普遍意义。但是与Ⅱ类和Ⅲ类農村相比，I类農村的農民游客比重相对较低，旅游特征不够显著。
因此，在研究農民旅游规律及逻辑路径时，在I、Ⅱ、Ⅲ类農村中该如何选择以及如何对比，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三)如何划定農民旅游市场的界限
当前，農民正处于大规模的职业转移阶段，地域迁移正在逐步发生，社会身份的变更刚刚开始。因此，農村社会阶层分化还没有达到一个相对稳定和成熟的状态，表现出多元化特征，即大多数農民没有完全稳定和固化在某一阶层之中，而是频繁地在不同阶层之间流动。这种持续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导致了農民个人身份定位的不确定性和阶层归属的不稳定性。魏小安把農民视为一个旅游市场概念，这种提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与一般旅游市场群体相比，農民旅游市场极其复杂和特殊，除了前文所提到的概念复杂、人数庞大等因素外，现阶段社会转型导致的農民阶层分化现象等因素使得很难像一般旅游市场那样划出市场边界。“我们已经很难用一个统一的‘農民’概念来代表我们所涉的農民群体”。那么，角色和身份日益多元化的農民该如何放置在旅游市场框架下进行研究?依据职业、居住地或户籍身份中的哪一个标准来划分農民旅游市场的界限更为合理?甚至農民群体能否称之为一个旅游市场?上述问题，在以往研究中均存在空缺，有必要深入开展研究。
(四)如何对農民旅游市场进行统计
由于缺乏专门的研究，加之農民个人身份定位的不确定性和阶层归属的不稳定性，造成農民旅游市场统计困难重重。農民旅游市场的最早官方统计数据出现在《1993年国内旅游抽样调查综合报告》中，为2，5亿人次。但该数据并非源于抽样调查，而是以城镇旅游者人数为基础，依据铁路、公路客运调查材料，按铁路和公路客运量比例加权匡算而来。这种计算方式得到的数据，其客观性和有效性是有限的。1996年起，“農村居民”开始出现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国内旅游市场的统计数据中，包括出游率、出游人次、人均花费等指标。这是当前農民旅游研究可获得公开研究数据资料的唯一途径，而其他地方性统计资料中很罕见，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農民旅游研究的深入开展。因此，如何找寻对農民旅游市场进行有效统计的方法，是准确把握農民旅游市场动向及一系列问题深入研究的基础。
五、研究框架构建与总结
(一)研究框架构建
基于文献梳理及上述待研究基础问题的提出和探讨，笔者尝试构建了農民旅游研究框架。图3所示，该研究框架由農民旅游者、農民旅游(消费)过程、農民旅游市场、農民旅游效应及農民旅游环境等5大要素组成，每个要素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農民旅游研究系统。从宏观层面看，農民旅游者生成農民旅游市场，产生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效应；从微观层面看，農民旅游者产生旅游(消费)过程，并对旅游者自身形成微观效应。而農民旅游环境会使農民旅游者、農民旅游(消费)过程、農民旅游市场、農民旅游效应等4个要素均发生改变，但同时也会分别受到4个要素的影响。因此，既可以对5个要素独立研究，也可以进行多个要素的整合研究；既包括静态研究，还包括动态发展研究。
(二)总结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当下的中国農民也已不再是自给自足状态下的封闭小農，而是被裹挟至高度开放的市场化和社会化体系之中的社会化小農。研究農民旅游问题，不仅关乎我国旅游产业自身的未来，还与社会转型期農民、農村的诸多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息息相关，甚至关系到国家高度重视的“三農”问题的解决程度。
本文从農民旅游概念界定人手，对国内農民旅游现有研究文献进行了研究历程、研究视角以及研究特征等方面的梳理，并提出一些尚待研究的基本问题，如旅游学科研究框架下如何界定農民、農村非均衡性导致的農民旅游差异化问题、如何划定農民旅游市场的界限、如何对農民旅游市场进行统计等，最后构建了農民旅游研究框架，望借此为未来農民旅游研究提供一点参考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