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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7月25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番通话,所触发的弹劾调查正在将美国推向宪政危机。
“或许我们应该弹劾他们(国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在撒谎,他们在对我们的国家做非常糟糕的事情。”10月12日,特朗普在公开讲话中这样说。他还威胁要起诉“设计骗局”的议长佩洛西,以及事先与举报人有过间接沟通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根据美国宪法,国会议员是“不受弹劾”的,而且特朗普也没有权利起诉议长。他是在表达情绪,也是在挑起宪政危机。
持续发酵
9月18日,《华盛顿邮报》曝出一条消息:特朗普7月25日与乌克兰总统的通话中存在“不当”行为,即以美国对乌4亿美元的援助为筹码,施压后者调查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儿子在乌克兰涉嫌腐败一事。
第二天,美国主流媒体继续深挖,曝出美国一位情报官员在8月中旬向美国国家情报督察长迈克尔·阿特金森举报了此事。当天,阿特金森证实消息属实,并认可举报材料的可信度。
特朗普9月22日回应称,他与泽连斯基进行了很好的电话交谈,没有说错任何话。然而两天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正式启动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她在声明中说:“特朗普的行为显示他背叛了他的宣誓誓言,背叛了国家安全,背叛了选举公正。”自此,入主白宫以来争议不断的特朗普,首次与被弹劾“建立”直接联系。
佩洛西发话的第二天,特朗普以公布他与泽连斯基通话的录音文稿作出回应。虽然通话记录中并无媒体言之凿凿的4亿美元援助的交换条件,但其中特朗普希望泽连斯基调查拜登儿子的意图昭然若揭。
特朗普的套路是,回应不见效,那就反击。9月26日,他在一次非公开会议上对美国外交官喊话,称“我们开战了”,同时指责那个举报人“简直是个间谍”,并威胁以叛国罪起诉。
同一天,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了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通话的举报信。第二天,特朗普政府的乌克兰问题特使沃尔克被曝辞职。也是在那一天,众议院向沃尔克以及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数位高官发出传票。
沃尔克是那次通话的关键中间人,他在10月3日被众议院传唤作证,并做了不利于特朗普的陈述。其被公开的个人短信显示,若乌总统承诺“对2016年发生的事查个水落石出”(应该是指民主党指控俄罗斯介入美大选的关键证据—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电邮的服务器,被加州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留在乌克兰的传言),美方将敲定他访美的日期。
但蓬佩奥与其他被传唤官员,未在规定的日期10月5日到国会作证。发传票是众议院推动弹劾调查的重要手段,被传唤的人越多,形势对特朗普可能就越不利。为了防止防线崩溃,白宫在10月8日晚致信众议院,以弹劾调查未经过众议院全体投票、在程序上涉嫌违宪为由,明确拒绝配合弹劾调查。
这样的回应在外界意料之中,但这封信的真正意图在于,给那些有意拒绝众议院弹劾调查的官员一个“挡箭牌”。当然,以特朗普的个性来看,其中也可能带有恐吓那些愿意配合弹劾调查的官员的意图。
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国会共和党人出于制衡白宫的考虑,把众议院的传唤权通过制定“内部规定”下放到专门委员会。也就是说,传唤行政官员不需要全体投票。
接到白宫那封信后数小时,佩洛西发表声明,一方面称根据宪法,启动弹劾调查无需全体众议员投票,另一方面则发出了更多的传票,传唤对象包括副总统彭斯、国防部长埃斯珀、白宫办公厅主任米克·马尔瓦尼、分管乌克兰政策的助理国务卿乔治·肯特、驻欧盟大使戈登·桑德兰、能源部长里克·佩里等。
其中,彭斯公开拒绝出席听证会,但乔治·肯特在规定的时间(10月15日)到国会作证。埃斯珀与桑德兰都公开表态将配合弹劾调查。此外,众议院还可能向前不久被特朗普羞辱性解职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以及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通乌门”另一关键人物,他的两名合作者已因别的问题遭逮捕,并被传唤作证)发出传票。
攻防焦点
进入10月下旬,“传票大战”依然受关注—哪些人将接到众议院的传票,哪些被传唤的人会到国会作证,听证会将曝出哪些猛料—但更大的看点是白宫与国会有关弹劾调查程序的攻防。就“程序正义”的较劲,是特朗普给佩洛西出的难题,但也可能是在继续给自己“挖坑”。
白宫主张的“程序正义”并非毫无根据。在此之前,美國历史上出现了三次针对总统的弹劾调查,分别是19世纪中后期的安德鲁·约翰逊总统、20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总统和90年代的克林顿总统。其中,针对尼克松和克林顿的弹劾调查,启动之前都经过了众议院的全体投票。也就是说,在美国现代民主政治成熟、定型之后,弹劾调查启动之前都走了全体投票这个程序。
白宫以“循惯例”为依据,认为佩洛西宣布的弹劾调查在程序上“不公正”,并以此为由拒绝配合弹劾调查。从白宫的逻辑看,民主党人掌控的众议院“打破惯例”,那就有政治操弄之嫌。
佩洛西也有自己的理由。一方面,美国宪法明确把发起弹劾总统的权利赋予众议院,而且宪法条文中没有规定弹劾调查需要经过投票。另一方面,与弹劾调查密切相关的传唤权,也是宪法赋予众议院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无需任何“前提”。此外,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国会共和党人出于制衡白宫的考虑,把众议院的传唤权通过制定“内部规定”下放到专门委员会。也就是说,传唤行政官员不需要全体投票。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主导弹劾调查的众议院情报、外交和司法委员会,都有绝对的传唤权。
佩洛西之所以不走投票程序,还有政治上的考虑。有美国媒体统计,目前国会中有31位民主党议员来自2016年特朗普胜选的“红州”。弹劾调查启动以来,这些民主党议员相对“沉默”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的脆弱性。如果佩洛西决定举行全体投票,那么这些民主党议员将被迫选边站,从而可能在2020年众议院选举中,遭到特朗普支持者的反水而失掉议席。特朗普紧抓“程序问题”,可以说也是在“赌”佩洛西不敢发起全体投票。 这就涉及围绕弹劾调查攻防的另一焦点:2020年大选。
在众议院发起弹劾调查后,特朗普把专门应对弹劾调查的“作战室”,移到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与他的连任竞选团队。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该委员会已经组建了12人特别小组应对弹劾调查。特朗普的意图很明确,那就是把弹劾调查引向2020年大选。
据美国媒体报道,弹劾调查启动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与特朗普连任竞选团队投入1000万美元,在主流和社交媒体上发起了强大的广告宣传攻势。这些广告向特朗普支持者发出明确信息:总统在遭到攻击,民主党人想发动“政变”(推翻2016年大选结果)。
在广告攻势上,民主党正面应战,但火力明显不如特朗普一方。据美国咨询公司“广告分析”统计,从弹劾调查启动到10月13日,共和党在竞选广告上投入了630万美元,而民主党只投入了240万美元。不过,与共和党把广告投放集中在特朗普的基本盘不同,民主党选择的是“定向”投放到2020年争取连任且在弹劾调查上有摇摆倾向的“脆弱”共和党议员的选区。
目前看来,围绕弹劾调查的攻防还处于僵持阶段,佩洛西与民主党人能对特朗普造成多大的政治杀伤,尚难预料。
就弹劾调查本身来看,特朗普的处境相对来说更为脆弱。在是否举行众议院全体投票问题上,佩洛西并未把话说死。她的立场是,是否投票由众议院来决定,即便投票也绝不会是因为特朗普的要求。在目前众议院435位议员中,民主党人有235位,掌握的票数超过决议过半所需的218票。也就是说,一旦佩洛西决定发起投票,决议通过几无悬念,那么特朗普所称的弹劾调查“非法”的论述,就会土崩瓦解。
宪政危机
三权分立是美国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弹劾总统的权利来源是宪法,实施主体是国会。这意味着,对总统弹劾调查是否“合法”的判定,决定权不在白宫,而在国会。但是国会分参众两院,如何取得一致意见,是否需要众议院先对弹劾调查举行投票,这其中存在很多法律争议。
无论是“自我决定”还是“应总统要求”,佩洛西发起全体众议员投票,客观上都会产生“配合”特朗普挑起宪政危机的效果。
佩洛西会否选择通过发起众议院投票,彻底阻断特朗普对抗弹劾调查的企图?目前还不得而知。她除了上文提到的难处,还有更深层次的担忧。无论是“自我决定”还是“应总统要求”,佩洛西发起全体众议员投票,客观上都会产生“配合”特朗普挑起宪政危机的效果。
早在特朗普2016年当选总统后不久,《纽约客》出版了一期题为《余波:回应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的特别报道,开篇写道:“40年前,‘水门事件’暴露了现代总统潜在的滥用权力的广度,同时也证明了现代民主能够对抗最能损害其机体的病毒。”文章认为应该给特朗普机会,但也提出警告—“直到目前,还没有人能通过无视法治和威胁将其竞争对手投入监狱而入主白宫”,同时也做出了悲观的预测:特朗普有强烈的不区分个人私欲与公众利益的冲动,如果他言出必行,他会无视宪法。
一语成谶。2017年1月入主白宫以来,特朗普的行为后果,总离美国的宪政危机比较近。从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到持续时间创纪录的政府关门,特朗普行為引发的政治争议,总能触及美国宪政能否正常运转的临界点。“通俄门”没有成为危机的引爆点,但“通乌门”不一样。可以说,围绕弹劾案的攻防在撼动美国政治的根基,美国人对美国政治也很难再有40年前的自信。
其中一个玄机在于,当年对尼克松与克林顿的弹劾调查,众议院之所以举行了投票,主要是出于扩大调查范围的需要,这也是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妥协的结果。但如今民主党人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聚焦在“通乌门”上,不存在扩大调查范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佩洛西同意举行投票,等于说是在给众议院重新赋权,这涉嫌违反宪法原则,客观上也在重新定义政治运作规则。对于佩洛西与民主党人来说,在弹劾调查问题上如果跟着特朗普的节奏走,那结果将是更严重的宪政危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特朗普安然度过弹劾危机的概率很大,2020年成功连任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那么,2020年之后依然端坐白宫的特朗普,会如何“模糊”个人私欲与公众利益的界限?想象空间很大。这个空间越大,美国宪政危机的频率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