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观《击鼓骂曹》，震撼之余，有个疑问——祢衡年方二十有四，为何是由老生应工，而非小生？不久即知，原来京戏的扮相大可以无关乎人的年纪。孔明比周瑜小六岁，戴黑髯口，而后者倒是下巴光洁的小生。小生当然足以演得出祢衡的狂傲怪诞，却很难演得出祢衡的郁结愤懑，如果看戏的印象仅停留于前者，观众很可能无法真正体验戏的魅力，反而会加深祢衡是个狂人的误解。
　　 祢衡是不是失心的狂人，可从他最初拒绝曹操邀请的托词得知。据《后汉书》载，他“自称狂病，不肯往”。一个真正的狂人，是不会自称患了狂病的。读《鹦鹉赋》，章法规范而缜密，词句华丽而允当，全搭不上一个狂字。确有不少狂人记性很强，但他们所忆极少且极重复，而祢衡不但强记更是博闻，照孔融的话说，是“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瞥闻，不忘于心”。像孔融这样的大儒，出言不会过于虚妄，就算因爱煞而言过其实，那将此话打个七折，祢衡亦足以当得人中翘楚。孔融又称祢衡“见善若惊，疾恶如仇”，我想对祢衡来说，善者极鲜而恶者太多，以至于不见其“惊”而只见其“疾”了。比较而言，《后汉书》“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的话，更为平实。这种情形既为昏暗的时代造成，更是闪耀的年华使然。从少年到青年，正是人生中最目空一切的时段。只是绝大多数的人，很快会在或明或暗、时明时暗的生存环境下改变了自己，收拾起少年心性，打叠起成人仪表，如同以老生的扮相来演小生。祢衡不然，他始终没戴上那副黑髯口。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拒绝长大的孩子，难怪他将自己的知交孔融、杨修唤作“大儿”“小儿”了——原来那是“比我大的孩子”“比我小的孩子”的意思。
　　 在这个孩子眼里，曹操的宏勋伟绩根本不值一提，李白诗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句掉个头说，也是一样。祢衡不仅蚁观曹公，还把他手下全数骂了一通，说荀彧可使吊丧问疾，荀攸可使看坟守墓，程昱可使关门闭户，郭嘉可使白词念赋，张辽可使击鼓鸣金，许褚可使牧牛放马……难得每句刻薄言语，都与各人出身有关，可见祢衡本事。他更专找人的痛处下口，比如称损了一目的夏侯惇为“完体将军”，呼生性吝啬的曹子孝为“要钱太守”。曹操怒问“汝有何能”，祢衡泰然作答：“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上可以致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岂与俗子共论乎！”
　　 曹操若能通过这场嘴仗了解祢衡的厉害，也就不会命他在省厅宴上当众击鼓了，本意是借机羞辱、扳回一城，不料是提供平台、讨骂千般。《后汉书》写祢衡“渔阳参挝”，“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感慨”，又蹀躞而行至曹操跟前，裸身缓缓更衣，虽无言语，已是轻慢至极。《三国演义》嫌不过瘾，写他大骂曹贼，京戏又将他的骂声谱成了唱腔。正是——
　　 森森曹相府，省厅宴侧，有鼓吏扬眉。起渔阳激越，奋臂掺挝，四座尽嘘唏。名儒猛将，睥睨处、顿作顽泥。嗤汉贼、谁清谁浊，惟道破方知。（调寄《渡江云》，上阕）
　　 不过，说到祢衡的出身与家世，不但史书语焉不详，就连《世说新语》《三国演义》之类也未明言。当某人被认为是个狂人时，他的来历往往会模糊不清，比如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又如德国人君特·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书中那位拒绝长大的孩子奥斯卡，同样来得莫名其妙。有人研究，这暗示着作家对知识分子出身的正当与否、纯净与否的怀疑。巧的是，祢衡和奥斯卡都极敏锐，祢衡言语似刀，能剖开他人无法启齿的事情;奥斯卡眼目如电，能察到大人极力掩饰的东西。更巧的是，祢衡和奥斯卡都击鼓，祢衡一边击鼓，一边高声痛骂;奥斯卡或是击鼓、或是厉声尖叫。有人研究，《铁皮鼓》是一部纯然的象征小说，其人其物概有所指，比如奥斯卡是知识分子的象征，而他的铁皮鼓则是正义、道德和尊严的化身。当有人试图夺走他的铁皮鼓，他就会用尖叫去震碎他们的眼镜、酒杯和窗玻璃，迫使他们还回鼓来……不过奥斯卡无法抵挡女色的诱惑与表演的欲望，于是招来了更多的痛苦。祢衡虽先推脱，终于还是去了丞相府上、然后去了刘表幕下、最后去了黄祖帐中，落了个悲惨的结局。正是——
　　 悲兮。如刀利舌，似玉天肌，甚飘零如纸。江夏口、凄清一叶，跌落丹墀。当春还发萋萋草，又见得、鹦鹉飞回。遗恨处，嘤嘤问为谁啼？（下阕）
　　 最巧的是，祢衡和奥斯卡都身处道德堕落、人性沦丧之时。此时的知识分子，若不戴上大大小小、黑黑白白的髯口，恐都会遇到相似的境遇与命运，还是李白那首诗中所说：“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李白作此诗时，正在遇赦之后从流放地夜郎回家的路上。
　　 可惜，若祢衡也像奥斯卡那样实无其人，就再巧也没有的了。
　　 祢衡死后，凭吊他的诗文不计其数，犹如鹦鹉翩翩，來寻芳草萋萋。比如李商隐“欲问渔阳掺，时无祢正平”，又如皮日休“如何共是忘形者，不见渔阳掺一场”。让诗人如此用情逞才的，除对祢衡的崇仰与惋惜外，更有类似观赏《击鼓骂曹》的心态。京戏让祢衡戴上了髯口，却让祢衡道尽了所有。
　　 人们爱戏子，但他们多不愿当个戏子。人们爱狂人，但他们绝不愿当个狂人。
　　 摘自《新民晚报》2020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