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已在全球得以确立，制造业“世界工厂”的称号得到认可。这一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与成功，受益于中国国内市场开放与全球化的结合——激活了中国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上的比较优势。
　　近年来，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中国的内部发展环境逐渐产生了变化——增长速度减缓导致需求规模的优势相对收缩；要素成本的上升，使供给的竞争优势下降；而中长期的通胀压力则加剧了增长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国内的资源与环境在制造业的发展下其承载力则接近极限。
　　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赖以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改变。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的过程中，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逐步意识到，实业是经济体发展的“根本”。
　　美国著名的化学工业公司陶氏化学公司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利维里斯在他出版的一本《在美国制造》书中，特别提出“美国政府应当制定‘制造业复兴’的政策”。人们注意到，他说的不是“经济复兴”而是“制造业复兴”。有人说，美国现在最重要的“救市方案”就是要创造出鼓励在美国制造的新产业政策。有人讲，这正是全球对于2012年景气要如何见到“燕子归来”的一个共同见解。有人说，中国在人们心目中“完美世界工厂”的时代正在结束。美国《时代》周刊刊登的一篇文章说，过去美国只重视研究发展，却把制造业放到发展中国家，其结果是这些学得技术的落后国家反而变得熟能生巧，且在生产过程累积了创新与经验。当与美国竞争的国家，有贴补政策及奖励投资政策时，美国被抛在后面。“美国需要一个制造业政策，维持竞争力。”
　　发达经济体再平衡的结果是“再工业化”的提出，即降低金融杠杆的同时，重整制造业与出口。这一变化会形成什么趋势，还难以做出精确的判断，但从构成我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变化因素方面，无疑是需要考量的。
　　但，不管欧美怎样部署“再工业化”，我们都必须考虑怎样更好地加速工业化，都必须考虑怎样实现更好的工业化，都必须考虑怎样靠产业振兴把中国推入建设经济强国的发展新阶段。在应对全球性经济变局的过程中，中国还要完成经济发展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优化升级。这就是问题的重要和难度所在。
　　温家宝总理在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5%，是GDP预期增长目标8年来首次低于8%。主动将经济增长速度在“十二五”期间下移，可视为在形成一段工业化高速增长期之后，欲将中国经济导入依靠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驱动新发展模式的阶段性标志。
　　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在寻找未来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新定位，包括在新的产业和市场环境下，寻找并培育我们各行业的新发展模式与新的比较优势，最终完成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整个国家的产业转型升级，并由此系统化推进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跨越。
　　由“大”向“强”，一字之差，却成为考验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智慧与能力的关键点。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财经国家周刊》一组“回归实业”的封面报道，曾引起读者关注。正值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我们再以一组封面报道，意在通过对几个行业和企业的具体解剖，对如何实现国家产业赶超战略，如何找到我们的产业核心竞争力进行探讨。我们希望通过产业发展模式的优缺点、国际竞争力的比较以及未来产业发展战略等各层面的讨论，透析中国产业强国的核心，找到行业在全球崛起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