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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博士，只有战士
“刚登机的时候，好几天过去我才抓到一个发热的，37.5℃，刚刚够线。”陈颖向记者讲述她的“临时检疫官”特殊经历：“不像有的同志，头天就‘中奖’，没几天便成了‘名捕’。”
陈颖，37岁，中国检科院首席专家、分子生物学博士后。
天生丽质的陈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许多。作为质检总局派出的第二批口岸检疫支援人员，6月1日中午刚到上海，次日就参加了5个国际航班的登机检疫战斗。
除了质检总局机关的带队领导，很少有人知道陈颖是博士后和首席专家。
“到了防控一线，就是普通战士!”陈颖告诉记者，检科院9名首席专家，40岁以下的有3位，这次都报名参加了支援重点口岸的防疫战斗。除陈颖外，另两位分别是卫检首席专家王静博士和动检首席专家林祥梅博士，也都是女同胞。
汇聚浦东国际机场的援军多达500人，分别来自全国质检系统和上海市的10条战线。于是，便有了“十个方面军”、“十路援军”的流行语。在北京、广州等地的重点口岸，同样闪现着多路援军的英姿。
外来援军大多被分配在登机检疫、通道检疫和医学流调的各个岗位上。仅登机检疫每天就编制24个小组，实行24小时值班制，即工作一昼夜轮休一昼夜。
陈颖所在的登机组为B组。全组6个人，分别来自6个不同的地区和单位，组长是一名河南洛阳籍的青年检疫官。
6月12日上午，刚完成一个国际航班的检疫，陈颖像往常一样，返回位于登机口的休息室等待下一个航班。说是休息室，其实只是有序摆放的几排椅子。陈颖挨着一个汗流满面的青年队员坐了下来，打算休息一会儿。
今天她已经登机检疫了2个航班。坐下不到5分钟，组长过来通知她，马上准备登机。
这是一个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航班，搭载乘客200多人，机组报告未发现体温异常的旅客。
陈颖熟练穿好防护服，戴上防护眼罩和口罩，随登机小组出发。舱门开启，广播告知，审验健康申明卡，检测旅客体温，展开医学询查……一切都按程序操作，有条不紊。
突然，测温队员发现一名小旅客体温异常。
这是陈颖第二次在机上遇到发热病人。她拿着口温表复测两遍，温度均显示37.9℃，又经过腋下体温表检测，温度仍然较高。
组长决定，小旅客送医确诊，前三排后三排旅客隔离观察。
事发突然，加之小旅客不停哭闹，机舱内顿时乱作一团。有往外挤躲避的，也有挤进看究竟的。陈颖负责清点前三排后三排旅客人数，数了几遍才得出个准数：包括2名乘务员，一共48人。
直到下午5时多，才送完全部旅客。“从高度紧张的状态下走出来，”陈颖感觉“两条腿沉得像灌了铅一样，双脚都没有了知觉。”
“生物钟完全是紊乱的，即使因累到了极致，也无法进入深度睡眠状态。”陈颖形容她的一天轮休生活：“醒着又似睡着，睡着又似醒着，永远处于似醒似眠之间。”
与绝大多数援军一样，陈颖从到达口岸那刻起，就再没踏出机场一步。与别人不一样的是，作为首席专家，她还必须与自己的科研团队保持紧密联系。几个重要大科研项目同时进行之中，需要她指导协调的工作太多了。“只能利用轮休的时间打电话、上网发邮件遥控指挥了。”陈颖说，前几天刚刚申请一个课题答辩，本该由她亲自答辩，不得已安排手下的研究人员代替了。
留学归国从事质检科学研究7年来，陈颖已荣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多项部级科技成果奖，但是作为检疫战士，亲历口岸防疫一线战斗还是第一次。
“对我来说，这既是一次难得的职业体验，更是一次难忘的人生阅历。”陈颖为拥有这个可遇不可求的“第一次”而备感幸运和自豪。
我们的名字叫“80后”
5月23日晚，张云鹏带领他的登机小组刚刚从一架航班上检疫下来，正准备吃晚饭。
调度员过来了：“由澳大利亚墨尔本飞来的CA178航班通报，机上有2名旅客体温异常，立即做好登机检疫准备。”
张云鹏闻令而行，打开的盒饭一口未动。
CA178慢慢滑向指定的远机位，张云鹏率领他的队伍登上舷梯，舱门打开了。令他吃惊的是，机上测温发现体温异常旅客5名，而不是先前通报的2名。
自8天前从湖北襄樊局赴沪参加浦东机场防控战以来，张云鹏还未一次发现过如此多的发热病人。这个82年出生的小伙子有点激动。他定了定神，及时向地面指挥员报告，请求流调组提前登机增援。
流调组组长郭晓东接到命令马上登机。
上海市第一例输入性H1N1流感患者，随即在国门第一道防控线上被发现、转送和确诊。
“我很幸运，”面对记者，张云鹏把快乐全部写在脸上：“上海口岸发现的头3例确诊病例，都是我带领的小组截获的。”
“在浦东机场，我还算小有名气。”张云鹏开心大笑。支援上海一个月，他截获的确诊病例最多，执行A方案(送病人到流调室)最多，执行B方案(确定前三排后三排密切接触者)最多。这3个之“最”使他享有了“四大名捕之首”的美誉。
一个月后，张云鹏离沪返鄂。此前一天，他已光荣入党。送行的战友们不失风趣与幽默：“江湖不再有传说。”
以张云鹏为代表的“80后”，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生力军，成为国门防疫阻击战役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湖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派出的8名援沪检疫官，全部都是拥有大学本科或硕士研究生学历的“80后”。
荆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李青刚满25岁，是湖北援沪军中年龄最小的。5月2日，突发的腰痛令她坐立不安。同事将她送到医院，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医嘱必须卧床静养。然而回到单位她便接到了支援口岸防疫的紧急命令。
“同事也问过我要不要跟局长报告病情，但我觉得这是件很光荣的事，便咬咬牙来了。”
李青跟张云鹏分在同一个登机小组，发现首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的那天，她在前三排后三排密切接触者身边整整站立了6个小时。
“要说腰不痛那是假的，要说心里不焦躁也是假的。但是必须拼命挺住，丝毫不能在旅客面前表现出来。”李青解释说，“因为此刻我们履行的是国家主权，代表的是检疫官的整体形象。”
吕燕，医学硕士，河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援沪军中的唯一女检疫官。距原定婚期仅剩6天，她接到了援沪通知。
“说不清是什么感受，心里很乱、很纠结。”吕燕在日记中写道：“真不知道怎么对他说，才能让他尽量平静地接受。”
然而，她心爱的那个“他”很平静、很理解地接受了：“国事为先，家事为后。放心去吧，亲友的解释工作我来做。”
与吕燕相似，来自宁波局的金敏刚刚脱下婚纱，正准备与爱人携父母一起出国旅游度蜜月。接到援沪任务后，她二话没说，安顿好千里迢迢从甘肃而来的双亲，第二天便飞抵上海投入了防控战斗。
“不要问国家为我做了多少，要问我为国家做了多少。”谈及感受，金敏说，“能在一场波及全球的流感大流行防控战中冲锋陷阵，我觉得特别自豪，特别有意义。”
“从今而后，我不再会因生活平庸而自惭和自卑。”张云鹏意气风发，充满自信：“国门一战，已为我的生命履历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当即将离开战斗一个月的机场口岸时，我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成熟了。”李青语气庄重而矜持：“真的，我觉得我特伟大!”
言毕，清纯的眸子里闪耀出兴奋的光芒。
“刚登机的时候，好几天过去我才抓到一个发热的，37.5℃，刚刚够线。”陈颖向记者讲述她的“临时检疫官”特殊经历：“不像有的同志，头天就‘中奖’，没几天便成了‘名捕’。”
陈颖，37岁，中国检科院首席专家、分子生物学博士后。
天生丽质的陈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许多。作为质检总局派出的第二批口岸检疫支援人员，6月1日中午刚到上海，次日就参加了5个国际航班的登机检疫战斗。
除了质检总局机关的带队领导，很少有人知道陈颖是博士后和首席专家。
“到了防控一线，就是普通战士!”陈颖告诉记者，检科院9名首席专家，40岁以下的有3位，这次都报名参加了支援重点口岸的防疫战斗。除陈颖外，另两位分别是卫检首席专家王静博士和动检首席专家林祥梅博士，也都是女同胞。
汇聚浦东国际机场的援军多达500人，分别来自全国质检系统和上海市的10条战线。于是，便有了“十个方面军”、“十路援军”的流行语。在北京、广州等地的重点口岸，同样闪现着多路援军的英姿。
外来援军大多被分配在登机检疫、通道检疫和医学流调的各个岗位上。仅登机检疫每天就编制24个小组，实行24小时值班制，即工作一昼夜轮休一昼夜。
陈颖所在的登机组为B组。全组6个人，分别来自6个不同的地区和单位，组长是一名河南洛阳籍的青年检疫官。
6月12日上午，刚完成一个国际航班的检疫，陈颖像往常一样，返回位于登机口的休息室等待下一个航班。说是休息室，其实只是有序摆放的几排椅子。陈颖挨着一个汗流满面的青年队员坐了下来，打算休息一会儿。
今天她已经登机检疫了2个航班。坐下不到5分钟，组长过来通知她，马上准备登机。
这是一个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航班，搭载乘客200多人，机组报告未发现体温异常的旅客。
陈颖熟练穿好防护服，戴上防护眼罩和口罩，随登机小组出发。舱门开启，广播告知，审验健康申明卡，检测旅客体温，展开医学询查……一切都按程序操作，有条不紊。
突然，测温队员发现一名小旅客体温异常。
这是陈颖第二次在机上遇到发热病人。她拿着口温表复测两遍，温度均显示37.9℃，又经过腋下体温表检测，温度仍然较高。
组长决定，小旅客送医确诊，前三排后三排旅客隔离观察。
事发突然，加之小旅客不停哭闹，机舱内顿时乱作一团。有往外挤躲避的，也有挤进看究竟的。陈颖负责清点前三排后三排旅客人数，数了几遍才得出个准数：包括2名乘务员，一共48人。
直到下午5时多，才送完全部旅客。“从高度紧张的状态下走出来，”陈颖感觉“两条腿沉得像灌了铅一样，双脚都没有了知觉。”
“生物钟完全是紊乱的，即使因累到了极致，也无法进入深度睡眠状态。”陈颖形容她的一天轮休生活：“醒着又似睡着，睡着又似醒着，永远处于似醒似眠之间。”
与绝大多数援军一样，陈颖从到达口岸那刻起，就再没踏出机场一步。与别人不一样的是，作为首席专家，她还必须与自己的科研团队保持紧密联系。几个重要大科研项目同时进行之中，需要她指导协调的工作太多了。“只能利用轮休的时间打电话、上网发邮件遥控指挥了。”陈颖说，前几天刚刚申请一个课题答辩，本该由她亲自答辩，不得已安排手下的研究人员代替了。
留学归国从事质检科学研究7年来，陈颖已荣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多项部级科技成果奖，但是作为检疫战士，亲历口岸防疫一线战斗还是第一次。
“对我来说，这既是一次难得的职业体验，更是一次难忘的人生阅历。”陈颖为拥有这个可遇不可求的“第一次”而备感幸运和自豪。
我们的名字叫“80后”
5月23日晚，张云鹏带领他的登机小组刚刚从一架航班上检疫下来，正准备吃晚饭。
调度员过来了：“由澳大利亚墨尔本飞来的CA178航班通报，机上有2名旅客体温异常，立即做好登机检疫准备。”
张云鹏闻令而行，打开的盒饭一口未动。
CA178慢慢滑向指定的远机位，张云鹏率领他的队伍登上舷梯，舱门打开了。令他吃惊的是，机上测温发现体温异常旅客5名，而不是先前通报的2名。
自8天前从湖北襄樊局赴沪参加浦东机场防控战以来，张云鹏还未一次发现过如此多的发热病人。这个82年出生的小伙子有点激动。他定了定神，及时向地面指挥员报告，请求流调组提前登机增援。
流调组组长郭晓东接到命令马上登机。
上海市第一例输入性H1N1流感患者，随即在国门第一道防控线上被发现、转送和确诊。
“我很幸运，”面对记者，张云鹏把快乐全部写在脸上：“上海口岸发现的头3例确诊病例，都是我带领的小组截获的。”
“在浦东机场，我还算小有名气。”张云鹏开心大笑。支援上海一个月，他截获的确诊病例最多，执行A方案(送病人到流调室)最多，执行B方案(确定前三排后三排密切接触者)最多。这3个之“最”使他享有了“四大名捕之首”的美誉。
一个月后，张云鹏离沪返鄂。此前一天，他已光荣入党。送行的战友们不失风趣与幽默：“江湖不再有传说。”
以张云鹏为代表的“80后”，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生力军，成为国门防疫阻击战役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湖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派出的8名援沪检疫官，全部都是拥有大学本科或硕士研究生学历的“80后”。
荆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李青刚满25岁，是湖北援沪军中年龄最小的。5月2日，突发的腰痛令她坐立不安。同事将她送到医院，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医嘱必须卧床静养。然而回到单位她便接到了支援口岸防疫的紧急命令。
“同事也问过我要不要跟局长报告病情，但我觉得这是件很光荣的事，便咬咬牙来了。”
李青跟张云鹏分在同一个登机小组，发现首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的那天，她在前三排后三排密切接触者身边整整站立了6个小时。
“要说腰不痛那是假的，要说心里不焦躁也是假的。但是必须拼命挺住，丝毫不能在旅客面前表现出来。”李青解释说，“因为此刻我们履行的是国家主权，代表的是检疫官的整体形象。”
吕燕，医学硕士，河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援沪军中的唯一女检疫官。距原定婚期仅剩6天，她接到了援沪通知。
“说不清是什么感受，心里很乱、很纠结。”吕燕在日记中写道：“真不知道怎么对他说，才能让他尽量平静地接受。”
然而，她心爱的那个“他”很平静、很理解地接受了：“国事为先，家事为后。放心去吧，亲友的解释工作我来做。”
与吕燕相似，来自宁波局的金敏刚刚脱下婚纱，正准备与爱人携父母一起出国旅游度蜜月。接到援沪任务后，她二话没说，安顿好千里迢迢从甘肃而来的双亲，第二天便飞抵上海投入了防控战斗。
“不要问国家为我做了多少，要问我为国家做了多少。”谈及感受，金敏说，“能在一场波及全球的流感大流行防控战中冲锋陷阵，我觉得特别自豪，特别有意义。”
“从今而后，我不再会因生活平庸而自惭和自卑。”张云鹏意气风发，充满自信：“国门一战，已为我的生命履历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当即将离开战斗一个月的机场口岸时，我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成熟了。”李青语气庄重而矜持：“真的，我觉得我特伟大!”
言毕，清纯的眸子里闪耀出兴奋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