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的兴盛与发展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令人瞩目的国际现象。许多不谋求商业利益的各种国际组织层出不穷，异常活跃。它们的宗旨往往以人类和平、人道主义、社会和谐、保护生态、国际合作等国际社会的伦理道德为主导，寻求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新途径和新秩序，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联合国是最高和最大的国际组织，其下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民事航行组织、国际经济合作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国际电讯组织、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能源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气象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标准化组织、联合国药品管制署以及诺贝尔奖委员会等等。这些国际科技组织发表科技宣言、制订科技标准、促进科技合作、组织学术会议、出版科技文献、保护文化遗产、倡导环境保护、培训国际人才以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重要作用。如国际航空科学理事会、国际宇航联合会、国际航行联合会、国际宇航科学会、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国际模式识别学会、国际机器理论与机构学会、国际大电网会议、国际摩擦学会、国际腐蚀协会、国际燃烧学会、国际吸气式发动机学会、国际贵金属学会、国际传热传导学会、国际大坝学会、国际继续工程教育协会、国际科学编辑联合会、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等等。
　　这些国际组织是按照正式章程建立的具有程序化管理形式的组织机构，它的权力是各国权力在国际层面的汇集，为各国成员或会员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固定论坛，制订一些在共性问题上的规则和标准，提供大量各国所需要的信息数据。这些国际组织还是一种超越国家性质的团体或机构，成员或会员有着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这些国际组织还体现了各国民族文化的共存性，沟通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逐渐形成了道德共建，权利共享和价值共创的和谐共生局面。总之，国际组织承载着越来越多的关系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使命，解决着越来越多的单靠一个或几个国家所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强弱，是能否加人国际组织、参与国际事务、发挥影响力作用的基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更多加入国际组织成为历史的必然。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分别向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及万国邮政联盟等国际组织提出了加入的申请，但是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拒绝。以1971年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标志，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建立和恢复了合作关系，相继加入了联合国下属的开发署、环境计划署、工业发展组织、粮农组织、科教文组织等重要机构。与国际大坝委员会、国际奥委会、国际标准化组织等恢复和发展了合作关系。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的积极性、速度和数量以及国际影响力都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不仅继续在国际政治组织保持活跃态势，更扩展了与国际经济贸易和国际金融等机构的交往，不仅对一般的国际事务有兴趣，而且尝试进入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这是一个中国向国际组织大规模学习和磨合的时期，也是真正意义上有发言权、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开始。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更加重视发展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中国人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国际舞台上可以听到中国人的声音，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誉显著提高了。
　　但是目前，我国大学教师参加国际组织的数量、发挥的影响力与我国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还很不相称。在重大国际政治和军事方面可以听到中国人的表态和主张，而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中国人参与的数量屈指可数，主席台上鲜见中国人的身影，甚至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在一些重要国际组织中，还缺少高层次的专家担任重要职务。没有形成一定规模、不同年龄层次、在国际组织中十分活跃的并有一定影响力的优秀人才队伍。我国相当多的大学教师频繁出国考察、参加学术会议、做访问学者，但是能在国际组织中长期工作和担任职务的很少。不少行政部门干部对国际组织的机构性质、工作内容、资助方式、参加条件等不甚了解，对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感兴趣。这种在孱弱和封闭条件下形成的保守心态，至今仍在影响着我国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和发挥应有的作用。影响中国专家参与国际科技组织少的原因很多。首先是语言问题，语言是一个先天性的挑战，熟练使用英语和法语是国际组织职员的基本要求。其次是中国专家普遍缺乏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工作经验。另外，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专家的参与，很多中国专家对国际组织的西方文官制度不适应，难以融进西方的官场文化。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叫嚣不断，但是西方国家又希望接触中国，了解中国。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积极倡导者，是维护和平，反对霸权的中坚力量。中国融入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学会与不同的国际组织协商与合作，找到相互适应的方式和策略。为此，我们应当形成以下对策。
　　
　　树立更加开放、合作与交流的观念
　　
　　进入21世纪，中国应有适合新情况的大国战略与大国风范。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正在成为经济大国和科技大国，中国加入国际组织不仅是为了自身的地位和利益，而且也是为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加强对国际科技组织的全面深入了解
　　
　　我国对国际科技组织的了解大部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而且主要是外交人员有了解，而相当多的科技人员对各种国际组织都不是十分了解，像对国际组织的总部地点、机构性质、工作计划、工作程序及人才招聘等不太清楚。现有国际组织的组织原则和工作程序体现了现代西方法制社会的文官组织理念，这是中国人十分不熟悉的一套思维和管理体系。中国人能够很容易地看到这套法规程序的优点和益处，并且已经下决心要在国内现代化建设中学习和借鉴这种管理方式，但是对它的价值定位方式、对它运作方式的严密设计、对它对参与者的严格要求等等都远没有实现普遍认识和重视。
　　
　　加强我国大学与国际组织合作
　　
　　现代大学应当成为国际民族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我们的大学要进一步对外开放，选派更多的专家学者出国合作，聘请更多的外国专家学者讲课，召开更多的国际学术会议。大学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交流，有时比政府外交或民间往来更有成效，通过交流与合作，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沟通中西方文化，消除民族隔阂，减缓文化冲突以至消除政治偏见。
　　
　　鼓励大学青年教师活跃于国际舞台
　　
　　目前我国很多大学实行人才战略，为青年人才创造了良好科研条件和生活待遇，这倒使得一些青年教师对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感兴趣。我们要造就一大批既了解国内又了解国外， 既能在国际组织工作又经常回国述职的外交官式的科技人才，要选拔和推荐一批政治思想可靠、业务能力强、外语水平高、综合素质好的青年教师出国培训和工作。
　　
　　大学教师要积极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
　　
　　这是我们获取知识信息、交流经验、了解动态、建立合作关系的很好机会。我们应该更多地选拔学术水平较高，科技活动能力较强的人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作有影响的学术会议发言，争联在国际学术组织任职，争取下届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召开。
　　
　　大学教师积极参与基础科学研究前沿领域的国际大科学研究计划
　　
　　目前由发达国家牵头组织并资金支持的国际科学研究计划有50多项，而我国参与的仅20项，且主要集中在与我国自然资源特色有关的全球变化和生态环境领域，而在核聚变、空间科学、空间天文学、地面天文学领域的国际大科学计划中，我国的参与存在空白。特别是中国至今在空间科学领域尚未参加重大的国际合作研究计划。基础科学研究是公开的，空间科学是人类共同的科学，通过合作研究可以提高我们的水平。我国大陆科学家至今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几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教师，正是通过与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合作研究，他们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
　　
　　支持和鼓励中国大学教师到国际组织任职
　　
　　目前中国专家在国际组织任职还是比较少，能够在学术性组织中担任国际学术组织的理事会成员或执行主席的更少。这主要是中国人比较谦虚，习惯韬光养晦，不出头、不张扬，另一方面是对国际学术组织确实了解不多，对西方文化存在置疑与警惕，还有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学术水平问题。其实，我国很多专家学术水平并不低，只是联系少、接触少、沟通少，我们不了解别人，别人也不了解我们。在联合国机构里面工作的中国人，比印度、巴西等国家少。在科技、教育、文化等国际组织中，中国的要员和职员人数更少。
　　
　　加强中国大学文化与国际组织文化的磨合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人民走过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延续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是世界多样化的体现。我们应当承认差异，有差异才能有进步。中华民族和世界许多民族一样是伟大的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世界上有古无今或者有今无古的文化不少，惟有中华民族文化有古有今，源源流长，这是人类历史极为宝贵的财富，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光大。但是我们还要坚持文化的开放性，更多地熟悉和了解其他民族文化，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文化中一切进步的、科学的和有益的东西，例如西方文化中的法制思想、平权思想、契约思想、逻辑思想等，在中国文化与国际组织文化的磨合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中有益的东西。
　　
　　争取在中国建立国际组织总部或更多的分支机构
　　
　　中国人加入国际组织应该有大国风范、未来眼光和外交战略。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理应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作为，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可以为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更多和更大贡献。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科技潜力和文化魅力的大国，也理应得到国际社会更多了解和支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通过我们的积极争取，在中国建立国际组织总部或将更多的国际组织的分支机构设在中国，这是完全可能的和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