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到1933年党中央转移到中央苏区，前后12年的时间里，党中央的革命足迹遍布上海。其中，如一大会址等石库门建筑便是共产党初期奋斗的见证地。
　　纵览党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历史，坚实有力的纪律作风保障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纪律和作风建设？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从50多人的小党发展成为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大党？
　　走进这些石库门建筑，回顾当年革命的点点滴滴，环境、制度与人的辩证互动关系无疑成为理解這一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地处静安区茂名北路120弄的毛泽东旧居陈列馆展出了一张只有杨开慧和两名孩子的全家福，位于静安区浙江北路三曾里的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旧址直至撤离都未曾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这些均与不准公开照相等纪律规定有关。
　　如果说一个人对纪律的遵守可能靠的是道德自觉，那么一群人的坚持则源自集体共同遵循的价值取向，这就是共产党人要担起救亡图存的使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拯救中国。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自身革命实践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在中共四大作出使党群众化的决策后，面对快速增加的党员规模，党中央迅速颁布第一个反贪腐文件——《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明确要肃清投机腐败的坏分子。
　　有对革命形势的清醒判断，更有制度机制建设。中共二大通过的首部党章中，就把纪律专门列为一章。而后来的民主集中制、巡视等一系列制度机制都可从早期党在上海的纪检监察实践中找到源头。
　　如果只有革命理想，而没有注重顺应实践形势发展变化，则可能沦为乌托邦。如果在形势发展变化中改变了奋斗初心，李自成式的教训殷鉴不远。如果没有形成有效的制度机制，即便能因时而变，也很可能陷入人治的困局之中，逃脱不了人亡政息的结局。
　　而从早期党中央在上海的实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共产党人积极顺应时代发展变化，通过制度机制建设，强化自我约束与自我监督的脉络。
　　这种人与制度、环境的辩证关系贯穿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成为党不断发展壮大的前提保证。
　　如革命胜利前夕，面对革命与建设的形势转变，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思想，要求全党同志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对权力的谦抑与警觉。
　　又如党的十八大以后，面对反腐败形势的新变化，党中央统筹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从制度机制上堵住监督的漏洞与盲点。
　　形势在变，制度的内涵与外延也在变，唯一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这种变与不变的肇始就藏在这些上海弄堂里的石库门建筑中。这些革命遗迹，无疑正是我们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宝贵资源与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