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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的新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看待当前的金融监管“风暴”
商业银行的新政治经济学：银行的意义远高于银行本身，其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金融助推器
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体制下，银行的意义都远远高于银行本身。银行的经营目标，亦非如一般公司企业那样，仅仅是单纯地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而是在一系列复杂纠葛的社会目标和商业目标共同约束下，尽力周旋并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银行既是市场化的商业主体，又是其所在的国家和社会实现其最主流价值观的金融推进器。国家通过法律授予银行经营权并限制行业新进者，维持银行业的“经营垄断性”和基本盈利能力，经营牌照授予权是国家（或选民整体）对银行的经营和资产配置策略施加影响的重要抓手。
在任何国家和社会中，商业银行体系承担的核心功能，是在负债端聚集分散于全社会的财富，在资产端将其集中投放到这一国家/社会主流价值观认定的最需要的领域，决定这些投放方向的，在某些国家体现为国家意志，在某些国家则体现为选民意志。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论是国家意志还是选民意志，并不能在任何时候都能和纯粹经济学角度认定的“正确的”经济效率最佳的投放方向完全划等号。有些时候，由政府意志确定的看起来不那么有效率的金融资源投放，最终间接实现了经济学认定的最有效率的目标。如英国的银行体系通过直接支持政府融资、帝国扩张以及随之打开的广阔市场，最终间接助力了整个产业部门和经济体系的腾飞，而在英国工业革命最如火如荼的年代，英国银行体系对其实体企业部门的直接信贷支持是非常有限的。而有些时候，由广大选民确定的金融资源投放方向和银行体系组织架构，则是低效率和系统性风险的组合。如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前由农业民粹主义思潮确立的极不稳定的单体银行体系，以及20世纪70年代至今房贷占比畸高、将房地产泡沫最终吹大至美国各阶层、在20年时间里先后导致了储贷危机和次贷危机的银行体系，而确立这一银行体系全力发展房贷相关业务的，正是美国在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全新的、致力于向经济状况较差的城市居民发放高风险按揭贷款的、以城市激进团体为典型代表的全新民粹主义思潮。
总而言之，对商业银行体系而言，巨大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并存，其经营战略目标是由其所在国家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决定的，商业银行体系扮演着汇聚并集中投放全社会金融资源以支持并实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角色。
中国的金融周期：“投放-清理-投放”的循环
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的社会意义及其需要支持助力的大方向，无需多言。我们更需要深刻领会的是，中国自身的金融周期以及我们当前正处于哪个阶段。
自改革开放、重新建立商业银行体系以来，中国的金融周期，一直是“集中投放-风险逐步暴露、清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集中投放”的循环，每一轮集中投放的领域和方向均有所不同，每一次清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方式也不同。具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们经历了如下四个大的金融周期：
20世纪80～90年代：这是一轮投放周期，在这个周期中，初建的商业银行体系有着行政化和市场化的双重经营目标，大量的行政化信贷投放不断累积信用风险。
20世纪90年代末至2000年后四大行不良剥离完毕：这是一轮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清理周期，在这轮清理周期中，采用的方式是财政出资、外部消化，由商业银行体系外部的力量解决前一轮周期中累积的不良问题，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应运而生。
2004年/2005年～2010年：新一轮投放周期，在这轮周期中，商业银行体系在经营中的市场化程度明显好于前一轮20世纪80～90年代的投放周期，本轮周期的主要投放方向以广义的房地产、基建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产业链为主。
2010年至今：这又是一轮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清理周期，与2000年前后的那一轮清理处置周期相比，本轮周期有两大显著区别。第一，相比前一轮周期中四大行动辄20%～30%以上的不良率，本轮周期需要处置化解的不良压力明显更小。第二，相比起10年前，2010年政府负债水平、商业银行的体量和损失化解能力都有很大不同，因此这一轮清理周期主要由商业银行内部力量推进，更多依靠商业银行自身盈利消化处置前一轮投放周期中累积的不良压力，我们当前正处在这个周期的尾声。
但是，商业银行自行消化处置不良，引发了一个全新的问题——钱从哪儿来？10年前靠财政注资，这一次，更多只能依靠自己挣。因此，2010年至今，整个商业银行体系表现出两大显著特征：一是不良压力持续提升，大量不良贷款不断暴露。二是银行的收入增长压力非常大，且大量收入最终都被用于拨备计提，这在财务上体现为近年来上市银行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速的巨大“剪刀差”。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大量劳动密集型中小微企业風险显著提升，商业银行依靠客户下沉、更多投放高定价中小企业贷款的传统策略无法有效实行，唯一的可行之路，只能依托各类型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合作、以表外资产或表内非信贷资产的方式继续投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利率不敏感融资主体，这便是所谓“非标资产”“影子银行”的开端。随着实体经济风险的持续暴露，叠加维持宽松的银行间市场流动性，银行开始越来越多地将业务集中于金融机构之间、集中于金融市场内部，而非将资金投向风险正在不断暴露的实体经济，这便是所谓“脱实向虚”“资金空转”的开端。近五六年来，以理财、非标、各类金融机构之间密切合作为代表的非传统信贷业务得到了空前发展，这类业务在银行全力规避实体经济融资风险的背景下，有效支撑了收入增长（也表现为近年来银行非信贷资产占比和非息收入的大幅提升），而这类业务创造的收入，大部分被投入到了对前期累积不良的消化处置之中。可以说，近年来“影子银行”“资金空转”“金融机构合作进行监管套利”得到大发展的背景，在于创造收入以消化处置前期累积不良的客观需要。
今年金融监管突然开始大幅收紧的原因
此前，市场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错误认识：在当前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格局下，以各类金融机构密切合作为基础的“影子银行”业务是没法被有效监管的。这种错误认识被当前高效且针对性极强的协同监管有力地粉碎了。一行三会的架构并未出现明显变化，监管效力却判若两人，我们需要思考：这是为什么？为什么金融监管会在今年突然大幅收紧，而非在去年、前年，抑或是明年、后年？ 实际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今年以来，尽管金融监管大幅收紧，银监会密集发文，但其中所涉及的内容大部分早已存在，其余新提内容也是在市场上广泛讨论和准备多时的，监管内容本身并未有明显超预期之处。但是，我们认为，这样一次全方位的监管要求重申，却隐含着这样一种暗示：尽管监管条款、体系和内容都是完备的，但实际执行力度却并不到位。与“中国金融监管机关没有长牙齿”这样的主流认识相反，我们认为，正是在银行需要收入以解决消化不良而实际选择并不多这样的逼仄空间中，中国金融监管机构选择性地暂时收起了牙齿。
很明显，“影子银行”和“资金空转”是有害的，是暂时的镇痛药而非永久性的解药，长期服用还有重大危害，因为其不仅最终酝酿著系统性风险，还会错误地抬高全社会利率中枢、挤占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对于这样如同“杜冷丁”般的短期镇痛药，当停之时必须果断停，而停药的前提便是中国银行业面临的资产质量压力、拨备压力和收入增长压力显著降低。实际上，从去年银行业开始显现资产质量边际改善苗头时，金融监管便在开始酝酿收紧，今年银行业资产质量全面改善的趋势确立，金融监管便开始全面收紧。实际上，我们相信，今年金融监管全面收紧，暗含的正是管理层对经济复苏和银行资产质量全面改善、本轮银行资产负债表清理步入尾声的信心。
英国银行业发展历程：汇聚社会财富支持帝国扩张，而非直接放贷支持企业发展
英国在18世纪晚期领先世界进入工业革命，其通过英格兰银行这样一家垄断性银行汇聚社会财富为政府提供融资、支持帝国扩张，间接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开花结果，带动了英国整个经济体系的腾飞。
从设立之初，英格兰银行首先承担的是商业银行的责任，既为政府融资，又向私人企业部门发放贷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步退出常规商业银行业务、专司中央银行职责之前，英格兰银行一直是英国最大、最主要的商业银行，其资产负债情况基本代表了当时英国银行业的整体经营思路和状况。自1851年起，英格兰银行开始按年披露其每日账户变动及余额，尽管1851年前的数据暂不可得，但目前可得的最早的1851年的余额数据，却可视作该行自17世纪末设立、持续经营一个多世纪之后的累计经营状况，是此前一个多世纪经营情况的总结，尤其是对于其在1750～1851年这段工业革命自萌芽到全面开花的100年时间内资产配置情况的最好总结。
整个18世纪，英格兰银行的政府债务不断增加，1700年还只是1200万英镑，而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已增加至8.5亿英镑。我们从1851～1900年英格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可以看出，其资产结构依然是以政府债券为主，而并非是将信贷广泛投向私营部门，比如众多发明人与制造商。1851年，英格兰银行政府债券占总资产比重为35%，而贷款、票据贴现（其中还有大量票据贴现是面向金融机构的）分别仅占3%和10%。随后，政府债券的占比一直维持较高水平，直至19世纪90年代左右贷款与票据贴现合计占总资产比重才开始明显超过政府债券占比。截至1900年，英格兰政府债券、贷款和票据贴现占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26%、25%、10%。从负债端看，英格兰银行的负债以存款为主，其中主要为私营部门的存款。1851年，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存款占总负债比重相差无几，分别为47%和48%。随后，私营部门存款占比逐渐提升，至1900年末，85%的负债来自私营部门存款，而公共部门存款仅占比14%。
美国银行业发展历程：民粹主义思潮的助推器
美国经济民粹主义思潮简介
作为一个以殖民拓荒者为基础、有着悠久民粹主义传统的间接选举制国家，美国的民粹主义思潮深刻影响着其社会和经济体系的方方面面。自18世纪末独立至今，伴随着城镇/农村人口结构的变化，美国银行体系的架构和业务策略先后经历了两大主要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前以农业贷款为主要需求的农业民粹主义时代；20世纪70年代后以面向城市居民住房信贷需求的城市激进团体民粹主义时代。
这两个时代的相继出现实际上是美国城镇化进程的直接表现。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显示，美国的人口在1920年以前是以农村人口为主，此时城镇化进程尚未迅速发展，因此农村人口对农业信贷的需求得到集中体现，与之相配合的是小型的“单体银行”，即没有分行的银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美国城镇人口占比在1920年突破50%达到51.2%的水平后继续不断抬升，至2010年其城镇人口所占比重已经达到80.7%。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住房为主要需求的民粹主义思潮在银行信贷投放上体现为房贷规模、占比的持续提升且偏高，房地产泡沫被不断吹大，直接导致了次贷危机。
农业民粹主义时代：单体银行制下大量的农业贷款投放
在农村地区具有人口优势的农业民粹主义时代，美国商业银行大量以“单体银行”存在，农业贷款大量投放。因为“单体银行”在信贷投放上没有更多的区域选择，只能投向所在地的借款人，而农业作为季节波动性很大的行业，若银行能自由地在地区间调配资金，对农业借款人是很不利的。随着对农业信贷的需求越来越高，“单体银行家”（经营没有分行的银行）和“农业民粹主义者”（对各种企业和掌控企业的精英不信任的农民）逐渐组成联盟，并成为主流主导选民意志。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商业银行数量众多，其中大多是“单体银行”。
20世纪70年代后：独步全球的房地产信贷产业链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美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镇人口比重提高，以住房信贷需求（尤其是城市低收入群体）为主的全新民粹主义逐渐成为社会主流。当时美国银行业普遍有通过兼并收购扩张的诉求，在美国的政治博弈中，对所在城市社区的信贷支持力度（主要以住房按揭贷款投放量来衡量）成为该银行是否可以进行兼并收购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城市居民的住房诉求开始与美国银行业经营策略紧密捆绑。随之而来的便是美国按揭贷款大量投放、住房抵押贷款标准降低。同时，一整套房地产信贷产业链也逐步发展完备，一切为了能多进行按揭投放。房利美、房地美等官方机构设立，专注于为商业银行出表住房按揭以释放更多额度，按揭资产证券化和再证券化产品及其二级市场也得到了广泛发展，通过证券化出表的按揭贷款不断抬升。2007年末，美国银行业表内的个人按揭贷款规模达到4.7万亿美元，通过MBS、CMO等证券化手段出表的按揭贷款规模也达到了8.5万亿美元，接近表内按揭贷款规模的2倍。美国银行业在加回通过证券化后出表的按揭贷款之后，其累计按揭贷款投放量远超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 从美国四大银行——富国银行、花旗集团、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的微观数据来看，美国银行业按揭贷款发放力度再次得到印证。1990年起，富国、花旗、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的按揭贷款规模快速增加，截至2008年末，个人按揭贷款规模分别达到3581亿、2195亿、4005亿和2019亿美元的顶峰。按揭贷款规模占总贷款的比重也自1990年迅速提升，截至2008年末，富国、花旗、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按揭贷款占比分别为43.1%、51.8%、45.3%和30.3%，基本接近贷款规模的一半。
與此同时，随着房贷产业链的逐渐发展，美国四大银行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规模也迅速扩张，且绝大部分房贷实现了出表。截至2008年，富国、花旗、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通过证券化的手段实现出表的按揭贷款分别为1.3万亿、0.6万亿、1.1万亿和0.3万亿美元，合计房地产信贷证券化（含未出表部分）以及表内按揭贷款的规模占总贷款的比重分别为159%、138%、162%和51%。这一比例是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截至2008年末，根据European Mortgage Federation的统计，欧洲个人按揭贷款规模达到5.8万亿欧元。但欧洲银行业的表内外按揭贷款投放力度远低于美国银行业，在房地产资产证券化市场上亦表现出与美国不同的特征：与美国表外证券化不同的是欧洲以表内证券化为主，资产担保债券（CoveredBond，CB）便是典型的表内证券化产品，在欧洲CB的规模明显超过MBS、ABS等表外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规模。由于绝大部分CB的基础资产是个人房产，我们将其近似替代欧洲按揭贷款表内证券化的规模。截至2008年底，欧洲RMBS的存量规模接近2770亿美元，而CB的存量规模接近2.3万亿美元，明显高于RMBS规模。另外一个与美国不同的特征表现为，欧洲按揭贷款证券化的规模要小于按揭贷款规模，2004年至今二者之比仍低于70%，而美国银行业该比值则超过150%。
我们对比了2008年末美国、英国主要银行的按揭贷款及按揭贷款证券化的情况（见图1），美国四大银行与英国的巴克莱、劳埃德银行在表内按揭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大致相仿，其中花旗集团最高，为52%。我们考虑证券化后的按揭贷款规模，加回后其占总贷款的比重两个国家的差异明显。美国四大银行该指标远远高于英国的两家银行，其中：美国银行、富国银行和花旗集团分别为207%、202%和190%；摩根大通偏低，为82%；而劳埃德和巴克莱银行该指标仅为66%和39%。
民粹主义的代价和危机的轮回：储贷危机、次贷危机
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由美国大多数选民意志决定的民粹主义方向并不能和单纯经济学角度认定的“正确的”经济效率最佳的投放方向完全划等号。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美国的民粹主义选择出的银行体系引发了危机，付出了一定代价。美国的“农业民粹主义”和以房贷为主要需求的“城市激进群体民粹主义”直接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的储贷危机和2008年的次贷危机。
储贷危机：农业民粹主义选择出的银行体系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且信贷分配存在低效率的问题，单体银行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储贷危机。20世纪70年代前，美国的银行体系由大量地方性小银行组成，不设立分行，在当地处于垄断地位。因此这些单体银行可以自主定价，提高贷款收益率，降低存款成本率。分行的缺失使得这些银行无法跨区域分散风险，在出现挤兑问题时无法轻易调动资金以应对流动性紧张的问题。因此20世纪80年代美国银行体系爆发储贷危机，美国银行倒闭数量众多，银行总体数量急转直下。这些中小银行意识到需要通过分散资产的手段来分散风险，因此经过此次危机后形成的新趋势是美国银行业的并购运动，除花旗银行外，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都是在80年代之后通过兼并而形成的。
次贷危机：20世纪70年代后，城市激进群体民粹主义选择出的银行体系以房地产信贷需求为主流意志，在不断吹大房地产泡沫后，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使得房地产泡沫被瞬间刺破。激进主义者催化了房地产信贷市场的扩张速度和房地产信贷产业链的复杂程度。按揭贷款标准的逐渐放松使得房贷市场迅速上量。在20世纪90年代，借款人需要提供良好的信用评级以及申报收入和工作记录方能获得房地产抵押贷款，且利率固定，首付比例高达20%；到了2000年以后，借款人申报手续变得十分简单且无须独立的核实便可以轻松获得一笔浮动利率、负分期摊销的按揭贷款，且首付比例仅为3%。宽松的房地产抵押贷款标准是美国房地产信贷快速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另外，美国房地产贷款在不断证券化的过程中使得其风险被捆绑在一个链条上，因此在次贷危机爆发时，负面影响呈规模式的蔓延。2 0 0 8年后，美国银行业的按揭贷款和MB S的规模不再高速发展，呈现逐渐收缩的态势（见图2）。
（作者系招商证券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
商业银行的新政治经济学：银行的意义远高于银行本身，其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金融助推器
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体制下，银行的意义都远远高于银行本身。银行的经营目标，亦非如一般公司企业那样，仅仅是单纯地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而是在一系列复杂纠葛的社会目标和商业目标共同约束下，尽力周旋并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银行既是市场化的商业主体，又是其所在的国家和社会实现其最主流价值观的金融推进器。国家通过法律授予银行经营权并限制行业新进者，维持银行业的“经营垄断性”和基本盈利能力，经营牌照授予权是国家（或选民整体）对银行的经营和资产配置策略施加影响的重要抓手。
在任何国家和社会中，商业银行体系承担的核心功能，是在负债端聚集分散于全社会的财富，在资产端将其集中投放到这一国家/社会主流价值观认定的最需要的领域，决定这些投放方向的，在某些国家体现为国家意志，在某些国家则体现为选民意志。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论是国家意志还是选民意志，并不能在任何时候都能和纯粹经济学角度认定的“正确的”经济效率最佳的投放方向完全划等号。有些时候，由政府意志确定的看起来不那么有效率的金融资源投放，最终间接实现了经济学认定的最有效率的目标。如英国的银行体系通过直接支持政府融资、帝国扩张以及随之打开的广阔市场，最终间接助力了整个产业部门和经济体系的腾飞，而在英国工业革命最如火如荼的年代，英国银行体系对其实体企业部门的直接信贷支持是非常有限的。而有些时候，由广大选民确定的金融资源投放方向和银行体系组织架构，则是低效率和系统性风险的组合。如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前由农业民粹主义思潮确立的极不稳定的单体银行体系，以及20世纪70年代至今房贷占比畸高、将房地产泡沫最终吹大至美国各阶层、在20年时间里先后导致了储贷危机和次贷危机的银行体系，而确立这一银行体系全力发展房贷相关业务的，正是美国在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全新的、致力于向经济状况较差的城市居民发放高风险按揭贷款的、以城市激进团体为典型代表的全新民粹主义思潮。
总而言之，对商业银行体系而言，巨大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并存，其经营战略目标是由其所在国家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决定的，商业银行体系扮演着汇聚并集中投放全社会金融资源以支持并实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角色。
中国的金融周期：“投放-清理-投放”的循环
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的社会意义及其需要支持助力的大方向，无需多言。我们更需要深刻领会的是，中国自身的金融周期以及我们当前正处于哪个阶段。
自改革开放、重新建立商业银行体系以来，中国的金融周期，一直是“集中投放-风险逐步暴露、清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集中投放”的循环，每一轮集中投放的领域和方向均有所不同，每一次清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方式也不同。具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们经历了如下四个大的金融周期：
20世纪80～90年代：这是一轮投放周期，在这个周期中，初建的商业银行体系有着行政化和市场化的双重经营目标，大量的行政化信贷投放不断累积信用风险。
20世纪90年代末至2000年后四大行不良剥离完毕：这是一轮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清理周期，在这轮清理周期中，采用的方式是财政出资、外部消化，由商业银行体系外部的力量解决前一轮周期中累积的不良问题，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应运而生。
2004年/2005年～2010年：新一轮投放周期，在这轮周期中，商业银行体系在经营中的市场化程度明显好于前一轮20世纪80～90年代的投放周期，本轮周期的主要投放方向以广义的房地产、基建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产业链为主。
2010年至今：这又是一轮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清理周期，与2000年前后的那一轮清理处置周期相比，本轮周期有两大显著区别。第一，相比前一轮周期中四大行动辄20%～30%以上的不良率，本轮周期需要处置化解的不良压力明显更小。第二，相比起10年前，2010年政府负债水平、商业银行的体量和损失化解能力都有很大不同，因此这一轮清理周期主要由商业银行内部力量推进，更多依靠商业银行自身盈利消化处置前一轮投放周期中累积的不良压力，我们当前正处在这个周期的尾声。
但是，商业银行自行消化处置不良，引发了一个全新的问题——钱从哪儿来？10年前靠财政注资，这一次，更多只能依靠自己挣。因此，2010年至今，整个商业银行体系表现出两大显著特征：一是不良压力持续提升，大量不良贷款不断暴露。二是银行的收入增长压力非常大，且大量收入最终都被用于拨备计提，这在财务上体现为近年来上市银行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速的巨大“剪刀差”。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大量劳动密集型中小微企业風险显著提升，商业银行依靠客户下沉、更多投放高定价中小企业贷款的传统策略无法有效实行，唯一的可行之路，只能依托各类型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合作、以表外资产或表内非信贷资产的方式继续投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利率不敏感融资主体，这便是所谓“非标资产”“影子银行”的开端。随着实体经济风险的持续暴露，叠加维持宽松的银行间市场流动性，银行开始越来越多地将业务集中于金融机构之间、集中于金融市场内部，而非将资金投向风险正在不断暴露的实体经济，这便是所谓“脱实向虚”“资金空转”的开端。近五六年来，以理财、非标、各类金融机构之间密切合作为代表的非传统信贷业务得到了空前发展，这类业务在银行全力规避实体经济融资风险的背景下，有效支撑了收入增长（也表现为近年来银行非信贷资产占比和非息收入的大幅提升），而这类业务创造的收入，大部分被投入到了对前期累积不良的消化处置之中。可以说，近年来“影子银行”“资金空转”“金融机构合作进行监管套利”得到大发展的背景，在于创造收入以消化处置前期累积不良的客观需要。
今年金融监管突然开始大幅收紧的原因
此前，市场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错误认识：在当前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格局下，以各类金融机构密切合作为基础的“影子银行”业务是没法被有效监管的。这种错误认识被当前高效且针对性极强的协同监管有力地粉碎了。一行三会的架构并未出现明显变化，监管效力却判若两人，我们需要思考：这是为什么？为什么金融监管会在今年突然大幅收紧，而非在去年、前年，抑或是明年、后年？ 实际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今年以来，尽管金融监管大幅收紧，银监会密集发文，但其中所涉及的内容大部分早已存在，其余新提内容也是在市场上广泛讨论和准备多时的，监管内容本身并未有明显超预期之处。但是，我们认为，这样一次全方位的监管要求重申，却隐含着这样一种暗示：尽管监管条款、体系和内容都是完备的，但实际执行力度却并不到位。与“中国金融监管机关没有长牙齿”这样的主流认识相反，我们认为，正是在银行需要收入以解决消化不良而实际选择并不多这样的逼仄空间中，中国金融监管机构选择性地暂时收起了牙齿。
很明显，“影子银行”和“资金空转”是有害的，是暂时的镇痛药而非永久性的解药，长期服用还有重大危害，因为其不仅最终酝酿著系统性风险，还会错误地抬高全社会利率中枢、挤占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对于这样如同“杜冷丁”般的短期镇痛药，当停之时必须果断停，而停药的前提便是中国银行业面临的资产质量压力、拨备压力和收入增长压力显著降低。实际上，从去年银行业开始显现资产质量边际改善苗头时，金融监管便在开始酝酿收紧，今年银行业资产质量全面改善的趋势确立，金融监管便开始全面收紧。实际上，我们相信，今年金融监管全面收紧，暗含的正是管理层对经济复苏和银行资产质量全面改善、本轮银行资产负债表清理步入尾声的信心。
英国银行业发展历程：汇聚社会财富支持帝国扩张，而非直接放贷支持企业发展
英国在18世纪晚期领先世界进入工业革命，其通过英格兰银行这样一家垄断性银行汇聚社会财富为政府提供融资、支持帝国扩张，间接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开花结果，带动了英国整个经济体系的腾飞。
从设立之初，英格兰银行首先承担的是商业银行的责任，既为政府融资，又向私人企业部门发放贷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步退出常规商业银行业务、专司中央银行职责之前，英格兰银行一直是英国最大、最主要的商业银行，其资产负债情况基本代表了当时英国银行业的整体经营思路和状况。自1851年起，英格兰银行开始按年披露其每日账户变动及余额，尽管1851年前的数据暂不可得，但目前可得的最早的1851年的余额数据，却可视作该行自17世纪末设立、持续经营一个多世纪之后的累计经营状况，是此前一个多世纪经营情况的总结，尤其是对于其在1750～1851年这段工业革命自萌芽到全面开花的100年时间内资产配置情况的最好总结。
整个18世纪，英格兰银行的政府债务不断增加，1700年还只是1200万英镑，而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已增加至8.5亿英镑。我们从1851～1900年英格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可以看出，其资产结构依然是以政府债券为主，而并非是将信贷广泛投向私营部门，比如众多发明人与制造商。1851年，英格兰银行政府债券占总资产比重为35%，而贷款、票据贴现（其中还有大量票据贴现是面向金融机构的）分别仅占3%和10%。随后，政府债券的占比一直维持较高水平，直至19世纪90年代左右贷款与票据贴现合计占总资产比重才开始明显超过政府债券占比。截至1900年，英格兰政府债券、贷款和票据贴现占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26%、25%、10%。从负债端看，英格兰银行的负债以存款为主，其中主要为私营部门的存款。1851年，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存款占总负债比重相差无几，分别为47%和48%。随后，私营部门存款占比逐渐提升，至1900年末，85%的负债来自私营部门存款，而公共部门存款仅占比14%。
美国银行业发展历程：民粹主义思潮的助推器
美国经济民粹主义思潮简介
作为一个以殖民拓荒者为基础、有着悠久民粹主义传统的间接选举制国家，美国的民粹主义思潮深刻影响着其社会和经济体系的方方面面。自18世纪末独立至今，伴随着城镇/农村人口结构的变化，美国银行体系的架构和业务策略先后经历了两大主要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前以农业贷款为主要需求的农业民粹主义时代；20世纪70年代后以面向城市居民住房信贷需求的城市激进团体民粹主义时代。
这两个时代的相继出现实际上是美国城镇化进程的直接表现。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显示，美国的人口在1920年以前是以农村人口为主，此时城镇化进程尚未迅速发展，因此农村人口对农业信贷的需求得到集中体现，与之相配合的是小型的“单体银行”，即没有分行的银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美国城镇人口占比在1920年突破50%达到51.2%的水平后继续不断抬升，至2010年其城镇人口所占比重已经达到80.7%。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住房为主要需求的民粹主义思潮在银行信贷投放上体现为房贷规模、占比的持续提升且偏高，房地产泡沫被不断吹大，直接导致了次贷危机。
农业民粹主义时代：单体银行制下大量的农业贷款投放
在农村地区具有人口优势的农业民粹主义时代，美国商业银行大量以“单体银行”存在，农业贷款大量投放。因为“单体银行”在信贷投放上没有更多的区域选择，只能投向所在地的借款人，而农业作为季节波动性很大的行业，若银行能自由地在地区间调配资金，对农业借款人是很不利的。随着对农业信贷的需求越来越高，“单体银行家”（经营没有分行的银行）和“农业民粹主义者”（对各种企业和掌控企业的精英不信任的农民）逐渐组成联盟，并成为主流主导选民意志。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商业银行数量众多，其中大多是“单体银行”。
20世纪70年代后：独步全球的房地产信贷产业链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美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镇人口比重提高，以住房信贷需求（尤其是城市低收入群体）为主的全新民粹主义逐渐成为社会主流。当时美国银行业普遍有通过兼并收购扩张的诉求，在美国的政治博弈中，对所在城市社区的信贷支持力度（主要以住房按揭贷款投放量来衡量）成为该银行是否可以进行兼并收购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城市居民的住房诉求开始与美国银行业经营策略紧密捆绑。随之而来的便是美国按揭贷款大量投放、住房抵押贷款标准降低。同时，一整套房地产信贷产业链也逐步发展完备，一切为了能多进行按揭投放。房利美、房地美等官方机构设立，专注于为商业银行出表住房按揭以释放更多额度，按揭资产证券化和再证券化产品及其二级市场也得到了广泛发展，通过证券化出表的按揭贷款不断抬升。2007年末，美国银行业表内的个人按揭贷款规模达到4.7万亿美元，通过MBS、CMO等证券化手段出表的按揭贷款规模也达到了8.5万亿美元，接近表内按揭贷款规模的2倍。美国银行业在加回通过证券化后出表的按揭贷款之后，其累计按揭贷款投放量远超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 从美国四大银行——富国银行、花旗集团、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的微观数据来看，美国银行业按揭贷款发放力度再次得到印证。1990年起，富国、花旗、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的按揭贷款规模快速增加，截至2008年末，个人按揭贷款规模分别达到3581亿、2195亿、4005亿和2019亿美元的顶峰。按揭贷款规模占总贷款的比重也自1990年迅速提升，截至2008年末，富国、花旗、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按揭贷款占比分别为43.1%、51.8%、45.3%和30.3%，基本接近贷款规模的一半。
與此同时，随着房贷产业链的逐渐发展，美国四大银行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规模也迅速扩张，且绝大部分房贷实现了出表。截至2008年，富国、花旗、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通过证券化的手段实现出表的按揭贷款分别为1.3万亿、0.6万亿、1.1万亿和0.3万亿美元，合计房地产信贷证券化（含未出表部分）以及表内按揭贷款的规模占总贷款的比重分别为159%、138%、162%和51%。这一比例是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截至2008年末，根据European Mortgage Federation的统计，欧洲个人按揭贷款规模达到5.8万亿欧元。但欧洲银行业的表内外按揭贷款投放力度远低于美国银行业，在房地产资产证券化市场上亦表现出与美国不同的特征：与美国表外证券化不同的是欧洲以表内证券化为主，资产担保债券（CoveredBond，CB）便是典型的表内证券化产品，在欧洲CB的规模明显超过MBS、ABS等表外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规模。由于绝大部分CB的基础资产是个人房产，我们将其近似替代欧洲按揭贷款表内证券化的规模。截至2008年底，欧洲RMBS的存量规模接近2770亿美元，而CB的存量规模接近2.3万亿美元，明显高于RMBS规模。另外一个与美国不同的特征表现为，欧洲按揭贷款证券化的规模要小于按揭贷款规模，2004年至今二者之比仍低于70%，而美国银行业该比值则超过150%。
我们对比了2008年末美国、英国主要银行的按揭贷款及按揭贷款证券化的情况（见图1），美国四大银行与英国的巴克莱、劳埃德银行在表内按揭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大致相仿，其中花旗集团最高，为52%。我们考虑证券化后的按揭贷款规模，加回后其占总贷款的比重两个国家的差异明显。美国四大银行该指标远远高于英国的两家银行，其中：美国银行、富国银行和花旗集团分别为207%、202%和190%；摩根大通偏低，为82%；而劳埃德和巴克莱银行该指标仅为66%和39%。
民粹主义的代价和危机的轮回：储贷危机、次贷危机
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由美国大多数选民意志决定的民粹主义方向并不能和单纯经济学角度认定的“正确的”经济效率最佳的投放方向完全划等号。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美国的民粹主义选择出的银行体系引发了危机，付出了一定代价。美国的“农业民粹主义”和以房贷为主要需求的“城市激进群体民粹主义”直接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的储贷危机和2008年的次贷危机。
储贷危机：农业民粹主义选择出的银行体系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且信贷分配存在低效率的问题，单体银行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储贷危机。20世纪70年代前，美国的银行体系由大量地方性小银行组成，不设立分行，在当地处于垄断地位。因此这些单体银行可以自主定价，提高贷款收益率，降低存款成本率。分行的缺失使得这些银行无法跨区域分散风险，在出现挤兑问题时无法轻易调动资金以应对流动性紧张的问题。因此20世纪80年代美国银行体系爆发储贷危机，美国银行倒闭数量众多，银行总体数量急转直下。这些中小银行意识到需要通过分散资产的手段来分散风险，因此经过此次危机后形成的新趋势是美国银行业的并购运动，除花旗银行外，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都是在80年代之后通过兼并而形成的。
次贷危机：20世纪70年代后，城市激进群体民粹主义选择出的银行体系以房地产信贷需求为主流意志，在不断吹大房地产泡沫后，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使得房地产泡沫被瞬间刺破。激进主义者催化了房地产信贷市场的扩张速度和房地产信贷产业链的复杂程度。按揭贷款标准的逐渐放松使得房贷市场迅速上量。在20世纪90年代，借款人需要提供良好的信用评级以及申报收入和工作记录方能获得房地产抵押贷款，且利率固定，首付比例高达20%；到了2000年以后，借款人申报手续变得十分简单且无须独立的核实便可以轻松获得一笔浮动利率、负分期摊销的按揭贷款，且首付比例仅为3%。宽松的房地产抵押贷款标准是美国房地产信贷快速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另外，美国房地产贷款在不断证券化的过程中使得其风险被捆绑在一个链条上，因此在次贷危机爆发时，负面影响呈规模式的蔓延。2 0 0 8年后，美国银行业的按揭贷款和MB S的规模不再高速发展，呈现逐渐收缩的态势（见图2）。
（作者系招商证券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