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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惊蛰过后。对着镜子梳完头，顾媛发现梳齿上粘了不少头发。如今再绑马尾时，相比从前，只有细细一束。做好饭出门时，她瞟了一眼头顶，天空像蓄满了污水的盆底。回南天开始了。
家乡这座小城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去医院的这条马路拓宽了。公交车沿途经过的政府大楼装了新的电子屏，上面滚动播放着宣传标语。通往北桥市场的岔路口，又开了两家新的花店。真的有那么多人每天都需要鲜花吗？盯着前排一个中年男人油亮的头顶，顾媛渐渐失了神，想起曾经在鸠城，每周一、三，加上双休日，她从学校坐四十多分钟的公交车，到位于市中心的书店打工。
书店名叫“悦风”，坐落在与主干道垂直的一条街上，避开了市中心广场喧闹、芜杂的人流;同窄巷内的旧书市一街之隔，隐隐约约沾染了一丝陈年的墨香。上工的早晨，顾媛走进卫生间换上工作服，给咖啡机预热，清理台面，在收银机里备好现金，这种仪式感令她全身舒畅。环视店内，落地橱窗、吊灯、原木质感的书架，散放在阶梯状阅览区上的蒲团，营造出了一种她在六人间宿舍里难以希求的干净。学校里，比中学管理还要严苛的集体生活;喜欢自吹自擂的老师;熄灯后，室友与男友长达两个小时的电话夜聊，种种不快，全都渐渐从脑海中散去。
也不是没有障碍，例如，要适时向前来点单的客人推销会员卡。顾媛害怕看见客人脸上流露出不耐的神色，这不止一次令她想起，童年时，母亲李沐萍面對她也是如此。这个迹象从初一那年父亲去世之后变得更加明显。话到半途，母亲会突然用手掌心顶住额头，继而腾地站起，从玻璃茶几上的布洛芬、阿司匹林、复方羊角片……各种不同的止疼药里，随便倒一把在手上，当着顾媛的面吞咽，仿佛某种希望她无条件服从的暗示。到了夜里，因为药物的神经兴奋作用，李沐萍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脚步声听起来像是一种对生活的永恒诅咒—父亲是酒后骑着摩托车，与一辆因为停在路沿石上没有拉手刹的车相撞而去世的。事故责任认定父亲负主要责任。在书店门市部当店员的母亲卖掉了一早准备搬进去的新房和家具，还清贷款，大幅削减生活开支。从那之后，她们没有再离开不足六十平米的书店宿舍。
所幸店长对顾媛没有指标要求，她只在那些看起来和善的客人身上下功夫。李沐萍一学期给她4000块生活费，她需要这份工作来保证自己不至于太拮据。
店内不定期会举办新书的读者见面会。每到这个时候，顾媛就会在店长的嘱咐下预先清洗榨汁机和新鲜水果，补足咖啡机里的豆子，腾出足够数量的干净杯具。另一位轮值的员工小徐也会被店长叫来帮忙，尽管他私底下得出结论，碰上活动，点单的人反而没有平时多。
看到策划搬来新的活动立牌后，顾媛定睛望过去，是刘雨洲的新书《安全生活》的读者活动。
刘雨洲。她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他是湖南郴州人，从大学中途退学后，开始批评学校体制。有一段时间，那种类似反叛精神的东西，是贴在他身上的标签。早在初中，她就买过他的处女长篇《犹大之吻》。当年面世时，据说畅销了五十万册，并受到了若干评论家的褒奖。刘雨洲也被视为是成功地游走于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接壤地带的新生代作家。假如按照今天顾媛的评价标准，她会认为那本书是青春期过剩的精神分泌物，而当时，她只是像所有人一样被拖入了那些狂暴到过载的词藻组成的漩涡之中，以至于后来，她又买了他的第二本书，第三本书……直到刘雨洲的风头随着文学的境遇一起走向式微。
出于好奇，她买了一本《安全生活》。进入大学后，她的阅读谱系变成了一连串外国名字组成的文学地图，这让她很容易就识别出了《安全生活》的翻译腔。里头的主人公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困在中产生活里，靠性来为自己驱寒，最终无一例外陷入尴尬的境遇之中。而她最大的感觉是，刘雨洲以往的锐气已经减退。她判断不出，这是因为磋磨，还是一次主动选择的结果。
见到刘雨洲同样是三月的一天，从公交站台走向“悦风”，沿路的香樟树都在释放自己的香气。工作间隙，顾媛留意到门口，策划在和两个男人抽烟。其中一个是此前来过的活动主持人，另一个平头男人背对着她。那会儿已经接近活动开始的时间，店里聚集起了一拨人，大部分是年轻人。顾媛听见，有人堂而皇之地评价《安全生活》写得不好。她暗忖，换作是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会说些什么？有人用指节敲了敲柜台，对她说：“你好，要一杯拿铁。”策划疾步走来，拦在他身前说：“刘老师，我来买我来买。”她的视线飞快地转到平头男人身上，与他对视了一眼。
端咖啡起手太急，奶泡撒出来了一些，在杯沿和托盘里留下一点污迹。她在走过去的路上心里有点发颤，比起紧张，更像是一种被压制的兴奋。
“刘老师，不好意思，我刚刚不小心把咖啡撒出来了一点。”她小心避让一些正在找座位的人和垒砌成垛的新书，将咖啡放到刘雨洲身旁的矮几上，声音有些打飘：“你要是介意，我再重新帮你做一杯。”
“没事。”刘雨洲对她微微一笑，“不用叫我‘老师’，听着一把年纪。”主持人在一旁笑起来。
“好的，那请慢用。”
活动场域处于吧台的视觉盲区，接下来的时间，顾媛不得不一边忙手头的活，一边竖着耳朵听。刘雨洲透过话筒传来的声音有些低沉，到了某些地方又会突然明亮起来。这让顾媛想到他的脸，眉骨高，鼻子挺阔，眼距较窄，但眼睛清炯炯的。她听到他在谈论几位外国作家，他说他喜欢塞林格小说中的痛感，自己从海明威那里学到了一套干燥的语法，而亨利·米勒，提到他是因为从前评论家喜欢拿他们俩放在一起讨论。顾媛的眼睛一直带着微微的笑意。教授外国文学史的老师将他们视若孩童，上课只会复述情节，还不时加入各种拟声词。而刘雨洲没有惊人之语，却说不出为什么，给了她某种身心熨帖般的感受。
她怀疑，台下究竟有多少人能听懂刘雨洲在说什么。尽管到场的都是文艺青年，可鸠城一向不是一个文学气息浓厚的地方。她的本地室友来上大学之前甚至没读过张爱玲。
提问环节，她又听到了之前批评《安全生活》的那个声音：“刘老师，请问你怎么看待作家的创作力衰退的问题？因为我提前读过《安全生活》，我觉得它似乎少了你以前作品里的那股‘气’。” 空气静默了几秒。顾媛悄悄走到吧台的边缘，探出身，看见刘雨洲挂着一丝带有淡淡嘲弄的善意笑容，一手摩挲着耳垂，一手举起话筒说：“我自己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建议你再读一读，如果还是觉得不行，你就随便处置它吧。”
顾媛在脑中排演过，假如要和刘雨洲对话，应该怎么说开场白。然而，直到签售结束，刘雨洲离开，她都没再和他说过一句话。内心深處的羞怯阻止了她。下班后，她独自走在路上。不少商铺已经落市，拉下卷闸门。车灯一阵明一阵暗地从身上滑过。沮丧随着放慢的脚步逐渐加深。
马路对面，有一对中年夫妻在争吵。也可能不是。来到这里的第一天，顾媛就被周围那种一开嗓声量就大得像是吵架的方言吓到。快三年了，她始终没能喜欢上这个地方。当初填报志愿，分数只够上二类本科，是她偷偷改掉了李沐萍让她填报的家乡那所大学，凭借一张网络上搜索到的图书馆照片选了这里。不为别的，就为了离李沐萍远一点。高中三年，为了排解积郁，她试着偷偷在作文簿上写小说，避免被母亲发现撕掉。如今，对学校和身边的人感到失望之后，她把自己同时变成鞭子和陀螺，看书、打工、写小说……用巨大的自转惯性驱逐所有负面情绪。可刚刚过去的那个下午，因为没能和刘雨洲说上话，她突然觉得氧气快要被耗尽了。
医院大厅的瓷砖地面刚刚拖过，告示板外的有机玻璃雾蒙蒙的，鼻腔内充斥着一股84消毒液的味道。最初一段时间，每回来医院，这个味道都会激活顾媛的那段记忆：她和李沐萍行经医院的大厅，穿过一条走廊，来到另一栋楼，做电梯抵达负二层。太平间的工作人员从铁柜里拉出她父亲的尸体，李沐萍立刻发出了一种干嚎式的凄厉哭声。而她像是被那哭声吓到了，情绪受到了某种奇怪的阻滞，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直到李沐萍上前去摸父亲的脸时，眼泪才开始不受控制地掉下来。
经过护士台时，几个正在叽叽喳喳的年轻护士看了她一眼之后，刻意偏开视线。一个姓王的护士在远处对顾媛招手，示意她过去。她三十岁左右年纪，相比那些刚毕业的护士，要温和持重得多。
“你妈妈今天又发脾气了，”王护士压低了声音，“觉得我们换的被子被罩不干净，硬是要我们小姑娘提前给她换床被子。我们这上午新收了好几床病人，确实有点忙不过来，她就骂人家小姑娘了。”
“对不起，我会好好跟她说说的。”
“脏兮兮”，顾媛脑中冒出李沐萍对鸠城的评价。入学那天，下雨。公交车托着母女俩从快捷酒店驰向位于市郊的学校，一路无话。学校周围是空旷的征用地，宿舍位于学校的最西边，紧挨着一大片开荒后的土堆。她们去北边防空洞内的一家超市买生活用品，行李箱在路面上不断刮起泥点溅在裤腿上。店里因为灯泡瓦数太低显得极为昏暗，一群操着陌生方言的家长拥塞在里头挑选面盆、热水瓶和毛巾。结账出来后，顾媛拎着杂物，李沐萍拖箱子。有人没撑伞就抱着东西急冲出去，胳膊肘撞到了李沐萍的肩膀，她一松手，行李箱侧翻着从糊满泥印的地面上滑出一道痕迹。李沐萍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像在跟谁泄愤似的，直到顾媛过去将行李箱扶起来。
“等着吧，”李沐萍睖着她，“这地方有你好受的。”
一切很快就应验了。夏天，暑热从凉席的每一寸缝隙里透出来。入冬后，雨水连绵，食堂门口永远拓满鞋印。衣服摸起来凉阴阴的，只能一件接一件往身上套。开春，学校里栾树上的蚜虫开始分泌一种蜜状的黏稠液体，落在地面上，像一层黑色机油。但顾媛从来不和李沐萍说这些。她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写小说上，时日一长，渐渐感觉她的生活和写小说一样，都是硬着头皮独自穿行在一条幽深的隧道中。既然是她选择自我封闭进隧道里，她就不指望任何形式的安慰。
但显然，她错了。读者见面会隔天，在食堂门口，看到那张配色拙劣的活动告示时，她差点抑制不住自己大喜过望的神情。校学生会在图书馆的多功能厅组织了一场刘雨洲的见面会。她相信有一股力量在帮自己，无论那股力量被命名为什么，它看到了她内心深处涌动起来的那阵强烈渴望：她想让刘雨洲看看自己的小说。
她提早一个小时到了图书馆。往多功能厅张一眼，里头空无声息，连调试设备的人都没有。开学后不久，她就发觉图书馆是个空架子，徒有其表，里头的藏书少得可怜。每天只有自习的人顽固地在这里霸占座位。她在一楼大厅徘徊了片刻，透过玻璃墙，望着被加了一层蓝色滤镜的天空和鳞片状的云，决定先去外头走走。图书馆外是一面湖，湖岸栽着柳树，往北边绵延而去，顾媛便顺着那个方向走。
如何开口再次成为难题。刘雨洲一定碰过不少像她这样自称写作者的人。如果他只是随口敷衍她，怎么办？身体内部有只手攥紧自己的颈项，头梗着，意识始终无法放松。她停下脚步，对着湖面甩了甩头，直到视线范围内有一簇身影靠近。
“我没认错，你是那天那个—”
是刘雨洲。顾媛后背反射性地一紧，脸上闪个笑：“刘老师。”
“我知道为什么‘老师’这个称呼去不掉了，”刘雨洲气定神闲地微笑，“原来你是学生。”
“刘老师怎么在这？”
“我来你们学校参加活动。这会儿还没开始，我就随便转转。”
说话间，刘雨洲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七星，他抽了一根出来，又对着顾媛摇了摇。
“我不抽烟，谢谢。”
刘雨洲兀自点烟，顾媛注意到，他在吸第一口时，眉头轻轻皱了一下。
她沉默了几秒，注视着他说：“我很喜欢《安全生活》。”
“你读了？”刘雨洲露出了一个感兴趣的眼神。
“读了。”她在脑中斟酌了两秒是否应该接着往下说，“我很喜欢里头的尴尬感，从那种情绪裂缝中瞥见人的某种真实。”
刘雨洲从嗓子眼里发出了一个声音，她不清楚那代表什么意思。停顿了一下，又说：“但在现实生活里我挺害怕尴尬的。”
“我现在让你感到尴尬吗？”刘笑起来。
“是我要说的话让我觉得尴尬，”顾媛看了他一眼，“其实我自己也在写小说。” “尴尬什么？写小说可是世界上一件最苦的活儿。”
她有点讨厌他说这句话时的口吻，一种置身高处的宽宏和容忍，可同时他看着她的眼神又在鼓励她把话说完。
“我从来没把它当作一件好玩的事。”
他看着她，不置一词。
“我想，我在想—”字词在脑海中旋转翻动着，试图组织成一句得体的话，“我写了一篇小说，我想给你看看。”
他還是没说话，顾媛的脸上滑过一丝隐隐的惊慌。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刘雨洲又盯了她几秒，仿佛在跟什么人玩谁先开口说话就输的游戏。他扭开头望向别处，又转回来，问她：“你身边写小说的同学多吗？”
“我没发现过，大概都是像我一样，自己偷偷摸摸地写。”
他终于笑了起来，如同汛期后水位解除了危险信号。
她把小说重新修订了一遍。那篇小说叫《呼吸》，讲的是一个女孩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中逐渐发疯的故事。假如存在一段“写作的青春期”，那势必是修辞的狂欢节。但她已经离开了那样的阶段。现在她力求简洁、精确，会为了一个词语的位置反复敲打。自我的生命经验却是避不开的，那种感觉，如同把自己给打散、揉碎，播撒进段落里，再以新的方式一寸一寸焊接起来。她最后检查了一下错别字和标点，将小说发送到了刘雨洲的邮箱。
接下来，每当看到“收件箱（1）”时，顾媛总要推迟几秒才点开。这样的动作重复太多次后，她又换成用一种一触即发式的速度点开，仿佛这能改变来信的性质。半个月后，几乎已经不抱希望时，那封邮件静静地躺在她的电子邮箱里。
信比想象的要长。刘雨洲告诉她，他家车库的蓄水池坏了，回家后他不得不处理这档子麻烦事。“我看着消防人员用抽水机抽了整整两个小时的水。”他提到，自己读了两遍她的小说，喜欢里头介于成熟与天真之间的混杂气质，不少句子也写得精彩。“需要提防的是，不要让修辞成为你的写作幻觉依恋症，”他写道，“你可以更有力和直接一点。不知道你是否还有其它小说方便发给我看看？”
她又修订了两篇小说发给刘雨洲。这次很快就收到了回复，刘雨洲问她几篇小说创作的先后顺序。她告诉他，头一回发给他的是新近完成的，其余两篇则是去年比较空闲的一个时段里分别写完的。下一封信里，他说能看得出她在进步。他甚至说及，羡慕她写景的质地，“人往往会羡慕自己不具备的东西”。
喜悦宛如地壳运动，却因为振幅太大，吞没了所有本应出现的反应。直到一段时间后，室友点出来，顾媛才发现自己身上的变化：“你最近不像以前那么阴沉了，碰上什么好事了？”
“有吗？”她问。
“怎么这么晚才来？”
李沐萍躺在床上发话，隔壁床位的护工跟随她的声音望向顾媛。他满脸黑斑，笑起来牙床倾斜。有几回，顾媛与母亲吵嘴，无意间一抬头，见他也在听，眼睛对上后才急忙错开视线。私下里，李沐萍曾悄声对她说：“你要是给我找一个那样的护工，我就直接去死。”
“我今天在红米粥里掺了薏米和红豆，多煮了一会儿。”
“我不喜欢吃红豆。”李沐萍的目光在保温饭盒上转了转，撑着身子坐了起来，“算了，就这么着吧。”
顾媛往饭盒上层的碗里舀粥，听见李沐萍顾自嘀咕着：“快闷死了。”她突然想到，向护士发难，可能只是母亲打发时间的方式。
大三暑假，她回家时，发现厨房安了不锈钢水槽，起皮的白墙贴上米色壁纸。李沐萍学会了发面团，做包子和黑糖馒头。她像是永远闲不下来，常常拿一块抹布四下探看。隔一段时间，就会突然出现在顾媛房间里，扫帚往她脚下拨。这每每令顾媛深觉，只要身处这个空间，被控制的感受就不会离开她。
后来，某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李沐萍责令她给家里做大扫除。“我每天都忙得昏天黑地，而你呢，只知道坐在电脑前。”她让顾媛清洗藤编沙发。按照李沐萍要求的工序，她蹲在地上，用毛笔头一点一点拂去沙发网眼里的灰尘。目光往下落时，留意到壁纸接缝处的尾端已经略微松脱。事实上，在这个回南天经常长达两个月的地方，这几乎是壁纸不可逃避的命运。也就意味着，来年春天，就要换上新的。身后，李沐萍在茶几上放下湿抹布，交代她擦完沙发后，等待自然风干，再用砂纸打磨一遍。
“为什么要这么费事？”她直起身。
“怎么，这就受不了了？”
她没有接话。过了一会儿，李沐萍又走过来说，既然她不愿意干这个，那就去厨房，用美工刀把水槽边缘发霉的玻璃胶铲掉。
很快，她收拾行李回了学校。不仅仅是因为，她感觉继续在家里待下去是对意志力的消磨。刘雨洲在一封来信中问她，接下来有什么计划？“不单单指写作。”他在括号里补充道。她想到刘雨洲的出现，仿佛隧道中出现了火把，那么，她要举着火把去往何处呢？既然她从不觉得自己属于逼仄的书店宿舍、鸠城，或者身边的那群人，她是不是应该极力去证明，自己配得上一种更好的生活？她向刘雨洲袒露了这一切，下一封信里，刘雨洲斩钉截铁地建议：“你应该考写作专业，来上海。”
秋日，阳光从某个角度直射进图书馆，带着夏季的余热在背上轻轻烘着。顾媛辞掉了“悦风”的工作，开始每天泡在这里。冬日渐长后，往往天光幽微时已经起床。夜间回宿舍，则需要拢住头发，顶风走一大段路。澡堂准时在九点半左右排起长队，女生把更衣间当作起居室一般吹头发、敷面膜、谈笑，顾媛速战速决，一边在心里对自己说，快了，快了。唯一的慰藉是偶尔入睡前，与刘雨洲说一会儿话。有一门专业课考试的形式是写一篇小说，这使她得以维持写作训练。刘给了她QQ号，便于交流。除开小说，间或，刘会讲起一些从前的事，辍学后独自旅游，碰上非典而被封闭在青岛，从而开始没日没夜地写作。如今强度早已不比往昔，有时，消耗掉一整包烟，也只能写下一千字，第二天又悉数删去。“以后你就会明白了。”顾媛说自己已然如此。她想问他，是什么让一个曾经退学的人提出了继续读书的建议？最终还是沉默。她有预感，日后就会知道。埋头备考时，不经意间，脑中浮现出刘独自一人在桌子前写作的画面，想象他时而在公寓里自言自语地踱步，或是点起一根烟，眺望窗外，她会打开手机，看一眼他的灰色头像，这种与刘雨洲之间存在着隐秘联结的感觉让她莫名安心。要到考试结束之后，顾媛才蓦地觉察，从认识刘雨洲那天起，时间就仿佛一直在加速。 初试成绩出来的前一天，顾媛和李沐萍发生了一次争吵。天气一潮，下水道不断反味上来，一直弥漫至顾媛的房间。壁纸纷纷脱落，露出里头星星点点的霉斑。李沐萍四处出没，嘴里的念叨从未间断。这些都让顾媛内心的焦躁不断上升。终于，她走出房间，听见自己语气不耐地说：“能不能歇会儿？每天忙这忙那，为什么家里还是这么臭？”
李沐萍久久地盯着她，骤然间，声音尖厉起来：“那你滚回学校去啊，最好别回来。”
“你以为我不敢吗？”
她甩门出去后才发现，外头落着微雨，步行没多远，衣服就变得潮润，贴在身上。她其实不知道要去哪，看着路边窜过的一只野猫，她第一次想到，自己可能会考不了研究生，写作专业学费不低，李沐萍可以像波伏娃的母亲一样克扣生活费来阻止她的女儿求学。
不由自主地，她发了一条信息给刘雨洲：“如果我最后因为钱而念不了书，怎么办？”
刘雨洲回：“我借你。”
接下来的一年是不是她人生中最受眷顾的一段时光？顾媛不知道，她只是发现自己多了一个习惯：时常从镜子里端详自己。那是一张二十二岁的脸，收集了过去那些年月缺失的所有神采，仿若可以承载一切。考上研究生后，走在校园里，触目即是沉静的法国梧桐，沥青校道上铺满金黄的银杏叶。向晚时分，综合楼前的大草坪上坐满闲谈的人，有人在台阶上练习滑板，发出清脆的声响。轮值的日子，顾媛喜欢在15楼的咖啡厅收拾桌椅时逡巡游走，不时望着太阳渐渐落到水杉树后。夜晚下班后，她会骑着自行车，横穿广场，去几栋老房子背靠的停车区域喂几只流浪猫。其余时间，一边反刍生活的有机部分对自己的滋育，一边在键盘上敲下字。
室友五个人，分属三个不同的单间，与自己同屋是一个叫白晓舒的女生，早年在一个知名的写作比赛里拿过一等奖，长期为一本青春文学刊物供稿。写小说时，喜欢弓着背蹲在椅子上，仿佛这个姿势能挤压出更多的创造力。
她们在对几个作家的阅读评价上投契，但涉及创作的看法却又产生分歧。对白晓舒来说，写小说是从空中抓物，是想象力的胜利：“我可太喜欢那种自由的感觉了。”
“我同意创作有某种超验的功能，暂时摆脱有限的心智或情感状态。”顾媛说，“但是继续往下写，就会发觉自己依然是受限的，你的本质和存在方式决定了你会如何写、写多深。”
白晓舒哼笑一声。那之后，顾媛决定只和她讨论阅读。
她应该庆幸，李沐萍最终还是帮她出了学费。“以后我就每顿饭都吃咸菜喽。”李沐萍霍地把一个掉了瓷的搪瓷碗撂在她面前。其實，即便没有这个提醒，顾媛也能意识到先前自己的想法多么自私。
她后悔给刘雨洲发了那条信息。它看起来像是赤裸裸的索取。在刘雨洲告诉她，他要开始写新长篇之后，她接受了那背后的暗示—他们联络的频率要降低了，她把这视为对自己的惩罚。
然而，一到上海，一股想见刘雨洲的渴望突然急切地涌现了出来。顾媛第一时间发消息给刘雨洲，告诉他自己已经入学。刘雨洲回复她说，他正在进行新长篇的收尾工作。
“等我忙过这阵子之后，一起吃饭吧。”
顾媛走进卫生间洗手，看见马桶边缘残留着一小圈酱油色的尿液，空气中满是骚臭味。她强忍着恶心感，在手上团了一沓厚厚的卫生纸，抹擦干净后，按下冲水键，急退出来。她告诉李沐萍，自己去吃午饭，一会儿回来。穿行在走廊上，她意识到那很可能是隔壁床的病人留下的。
空中的云越来越厚，宛如尘絮和发丝结成的毛团。顾媛猜想，傍晚前，会有一场雨落下来。那之后，潮腐的气息将更为浓郁。她绕过两辆并排停放的救护车，往后门走去，决定就近找一家快餐店。
时至今日，她仍然记得和刘雨洲吃的第一顿饭。餐厅选在外滩，远远地在那栋石头建筑的底层看到刘雨洲，她一时不敢上前相认。刘雨洲瘦了，长发披拂在脸上，变回他曾经在书勒口上照片里的样子。是他先向她招了手。那天她特意穿了一件新买的驼色大衣，在局促的电梯间里与刘并肩站在一起，热意从背上一直蔓上来，腋下沁出了汗。
他们的位置在露天花园，面向游人如鲫的外滩，薄雾中的东方明珠和浦东高楼群。望着黄浦江上的游船，顾媛想，这就是上海。假如一周七天你都来这样的餐厅吃饭，很难产生众生平等的感觉。她知道，自己是在转移焦点。距离他们上一回见面已经过去了一年半，期间仅依靠电子邮件和聊天软件联络，此刻说不出为什么，她能捕捉到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了。
她从没去过什么正经的西餐厅，面对菜单，晕头转向，索性让刘雨洲接管点菜权，但她用黄油刀来切餐前面包还是暴露了这一点。刘雨洲对她说：“你直接用手把面包掰开，再把黄油抹在上面。”顾媛感到脸上发热。刘雨洲征求她的意见，点了一瓶白葡萄酒。随后他告诉她，早年他受邀去参加一个时尚杂志的晚宴，因为紧张在大厅喝了很多彩色饮料，入席后才发觉那里头酒精高得吓人，后半程他直接趴在桌上睡着了。他们一起笑了起来。
“怎么样，来了之后还习惯吗？”
就这样聊开了，顾媛才发现，她有那么多话想对刘雨洲说，学校、写作、在咖啡厅打工发现的新鲜事……刹住话头是因为她察觉牛排被她切成了一小块一小块，堆满了盘子的一侧。
“有时候我也挺想重新体验学校生活。”刘雨洲笑了笑。
“你后悔过吗？当初的决定。”她小心翼翼地吐出这个问题。
“谈不上吧。我觉得这是不受我控制的事。否则为什么辍学后不去干别的，在那么多事里，只选择了写小说呢？”
顾媛听出了这个回答背后的傲慢，那其实是在说，他是被选择的那一个。她决定试探性地从进击的角度出发，虽然这不是她擅长的：“你对写小说这件事没有过自我怀疑吗？”
“当然有，可我不想中途去做别的事，搞砸了再回来，那样的话，你会更加觉得自己是个废物。”
“我以前常常有那种感觉，”她窘笑了一下，“自己是废物。”
“现在不一样了，”刘雨洲举起酒杯，“那么，为你的新生活。” 顾媛问新长篇的情况，他表示吃不准。“调子似乎太老旧了，回头出了我寄给你。”他点起一根烟，不知是不是在酒精的鼓舞下，产生了某种自我表演的欲望，顾媛问他要了一根。刘雨洲没有表现出惊奇，这让她有些失望。事实上，那不是顾媛第一次抽烟，开学后不久，她就跟白晓舒学着抽了第一支烟，烟毫无障碍地过肺从鼻腔喷出。现在，看着烟轻旋而上，顾媛意识到烟还有一个作用：让自己更松弛，
他问她来上海后都去了哪些地方，顾媛如实回答，只有五角场商圈、淮海中路，还有外滩。他瞪大了眼睛，语调夸张地说：“那你等于没来过上海。”
于是紧接着的下午，他们去了武康路、湖南路、安福路、长乐路，走在梧桐树影里，他带她看那些有着拉毛外墙和黑色铸铁门的老洋房，面向花园的敞廊和罗马柱，细数它们的历史。这都是此前他为小说搜集素材累积的成果。“真漂亮。”她感叹道，而刘雨洲的神情，就仿佛这些建筑为他所有。
天色暗下来，他们就近选了一家本帮菜小餐馆。刘雨洲点了南乳空心菜、酱爆猪肝、响油鳝丝和蟹粉豆腐。餐馆里坐了几桌上海本地爷叔，亮着嗓门吆喝。他们不得不提高音量说话，反而让聊天多了一份热切感。所以当刘雨洲提议再去喝一杯时，顾媛不假思索就同意了。她不想让这一天那么快就滑入尾声。
后来发生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从酒吧出来时他们都有了醉意，这种醉意还不至于让顾媛完全丧失意识。她听见两人踉跄的脚步声灌满耳朵，知道他们到了酒店之类的地方。在走廊上，刘雨洲几乎是气急败坏地拖着她。一进房间，他就开始粗暴地脱她的大衣。顾媛险些想叫他轻点：那是她最贵的一件衣服。
在刘雨洲的气喘吁吁里，顾媛觉得揉皱的床单、纠成一团的衣服和颤动的床板正在渐渐组成自己。这就是你想要的吗？意识轻轻地问她。刘雨洲从她身上移开时，她呆视着天花板上的烟感探测器，身心浸在一种无以名状的感受中，分不清是痛苦还是满足。下一秒，一阵恐惧袭来，刘雨洲会不会以为，他们做爱，是她迫切献出的一次报答？直到身旁的刘摸索着扣住她的手，那种感觉才慢慢淡去。刘雨洲支起身子，看着她，在她的额头上轻轻落下一个吻。
她回到病房时，李沐萍睡着了。她坐下来，看着母亲脸上一块显眼的黄褐斑。有一年，李沐萍突然对柠檬产生了奇怪的执迷，天天切片敷脸，而她基于某种反弹的恶意，没有告诉母亲，那其实是一种腐蚀。她打量着李沐萍的睡容，眉头紧着，嘴唇微张，那种怫然不悦的神情似乎永久性地凝冻在了她的脸上，正是这副神情在条件反射式地激发顾媛身上反叛的欲望。高一那年，放学后她经常骑自行车尾随隔壁班一個暗恋的男生，她不知道李沐萍是如何发现的，有一天她在校门口拦截了顾媛。“我花钱供你上高中不是为了让你偷偷摸摸跟在男生屁股后面的。”李沐萍嚷道。那之后不久，这件事就传开来了，男生在走廊上碰到她总是避开视线接触。为此，她恨了李沐萍很长一段时间。
大学时，她跟一个男生相处了乏味的六个星期。男生很高大，身上常带着运动后汗液分泌的乳酸味。在她想提分手前，男生先一步甩了她。她纳闷爱情到底是什么，同时松了一口气。
和刘雨洲在一起的最初三个月，她不时问自己，他们算什么关系？刘雨洲对她的态度谈不上热烈或冷淡—每日说上几句话，周末，他会找她吃饭，有时，顾媛就留在他家过夜。那是刘雨洲几年前买的房子，家具清简，咖啡机、蓝牙音箱、空气净化器一应俱全。厨房看起来崭新而洁净，昭示着这里不是主人的活动空间。刘雨洲告诉她，赶长篇时，有一阵子，他一天只吃一顿饭。书如同生命体般在屋内各处繁衍，顾媛并不意外，她能将眼前的景象与《安全生活》里的描述一一对应。
假如说头一回来这，还有某种不真实感悬浮在空气中，那么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顾媛逐渐习惯了刘雨洲的身体。他瘦，肌肉并不坚硬，似乎锻炼都是兴之所至。他的后背有种颗粒感，顾媛怀疑是青春期分泌失调遗留下来的皮肤病。在他贴紧她加速时，她的手指不自觉地掐进他的后背，她承认，她不太喜欢他此刻的样子，闭着眼，嘴巴噘着，在嗦什么东西似的。他们在沙发上做爱，刘雨洲喘匀了气后，她乏力地躺在他胸前，一溜眼，觉得他们像是被书围困了。她下意识地提醒自己，这一切不能太当真。独自坐地铁回学校的路上，她悟到，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有如反扣镜面，企图让假想中的伤害不会真的投影成像。
然而时间过去，刘带她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人：图书编辑、策展人、报社读书版的记者、诗人。在那些饭局上，他们问刘雨洲：“这位美女是谁？”有的人出于礼貌，有的人语气狎昵。刘的统一说辞是：“顾媛，也写小说，现在在读研究生。”她弄不清楚他的用意，只能羞涩一笑，低头夹菜。很快大家都不再注意她，他们聊作家的八卦、出版社之间的龃龉，这让顾媛不可避免地想到，刘雨洲没有出席的场合，他们也会成为别人的谈资。有时候，看到上来一份摆盘精致的菜时，她的脑中会闪现一个画面：李沐萍独自一人窝在木桌旁吃咸菜，这个画面深深地刺痛了她。随即，她又会想象李沐萍以怎样的口吻审视和评判她与刘雨洲之间的关系，来抵消那阵刺痛。
“你怎么整个晚上都闷闷不乐的？”刘雨洲说。
“我在想我母亲，”顾媛回答，“她一个人孤苦无依。可一回家，我又一句话也不想跟她说。她一点也不希望我写小说，觉得我会穷困一辈子。
“每个母亲都是这样想的。”
她告诉刘，高中时，李沐萍曾经撕过他的一本书，起因是做功课时，她偷偷在大腿上垫着书，藏在桌底下看。她低着头，透过眼帘，看李沐萍以扇耳光般的手势翻着那本书。顾媛深知书里有很多字眼会刺激到李沐萍，但无法向她解释，那些遍布各处的粗放性描写在书里是什么作用。那之后，李沐萍扫荡了顾媛的书柜，把所有她认为可疑的书籍随手掼进蛇皮袋里，卖给收废品的。为了这件事，顾媛跟她冷战了足有一个月。刘雨洲回应说，那还不够长。
“辍学之后，我和家里冷战了两年。”他说。
有那么一会儿，他们未交一言。
“你需要用时间来让他们理解，你在做什么。”刘雨洲握住她的手。 由此，她开始时不时对刘雨洲吐露与李沐萍有关的记忆。往往是夜里，他们偎在沙发上，她向他描述小时候在书店的柜台里，等李沐萍下班时，如何透过玻璃窗，看街沿的小贩对着麦秸秆上的糖稀吹气，或者把苦桃装进摇桶里，晃了整整一个上午。她的口吻极致温柔，仿佛这样，在现实中对李沐萍的冷漠，就能以某种方式被原谅。
身边没有人知道她与刘雨洲之间的关系。头几回彻夜未归后，白晓舒问起来，顾媛动用自己写小说的想象力告诉她，自己交了一个在日企做市场调查的男朋友。
“他甚至还热爱文学呢。”
白晓舒看着她说：“绝了。”
有半个月，顾媛突然住回了宿舍。出版社让刘雨洲删改新长篇里关于性描写的部分。刘雨洲啐道：“去他妈的。”一边抱着电脑猛地跌坐在沙发上，脚碰翻了木地板上的一摞书。他的情绪在持续毒化周遭的空气。顾媛试图帮他收拾纷披在扶手上的衣服，将胡乱于茶几上挤成一堆的热水壶、咖啡杯和杂志一一归置。“别在那晃来晃去的。”他恶了脸，直着嗓子对她说。躺在宿舍的窄木床上，顾媛不得不向白晓舒谎称，男友出差了。
一个事实倏忽间横亘在她面前：只身一人时，她更有创作欲望。待在刘雨洲家里，各自抱着电脑，则像暗自角力，使她迟迟无法动笔。而且，自从他们在一起之后，她没有再给刘看过小说，一部分是因为，学校里已经有小说讨论课;另一部分，她担心无论刘雨洲怎样评价她的小说，都是对他们关系的一种破坏。
小说修改完后，刘雨洲约她吃饭，他没有道歉，却主动提出，想听听顾媛对新长篇的意见。新长篇命名为《苦刑》，不同于《安全生活》，讲的是一家国营机械工厂里几个普通人横跨五十年的生活，全然是“底层文学”的形式。在顾媛看来，这像是一次企图取悦主流文学圈和评论界的尝试，行文和情节都宛若对《活着》的拙劣模仿。谁能想到，当年《犹大之吻》的作者会写出这样一部小说？
她思考了好几天，最终没有向刘雨洲传达她的真实感受。
李沐萍醒了。顾媛从热水瓶里倒了水递给她。李沐萍抿了一口，扁了扁嘴，就锁着眉头把纸杯搪到她手中：“有股怪味。”
她朝杯口嗅了嗅。李沐萍躺回床上，对着天花板一开眼一阖眼地说：“别闻了，闻不出来的。”
在走廊尽头饮水机旁的水桶里倾空热水瓶，接了一壶新的。往回走的路上，她听到身后电梯门打开的声音，有人不停重复着“让一让”。顾媛退避至一旁，看到经过的护理床上是个与李沐萍岁数差不多的中年人，拧紧眉头，被子一路掖至下巴，不断从口中挤出一丝又一丝闷哼。她移开目光，那声音像是在强迫她舔一条发苦的藤蔓。事实上，刚来的那天，她就意识到，那些乍起乍止或者有节律的呻吟，表情麻木的病患家属，蒙着口罩的医生护士，全都暗含着足以扭转一切的威胁。无论此刻，她努力表现出一种怎样的平静，这种平静都和当初，她面对刘雨洲时一样，是一面伪装的镜子，正在等待被击碎。
《苦刑》上市之后，毁誉参半，销量也不尽人意。这对刘雨洲造成了显而易见的打击。他拒绝了不少社交活动，却在屋里坐立不安，停不下手头的烟，或者膝盖上摊着一本书，久久没有翻页。顾媛对他说话，他木着脸。有一次，他突然问顾媛平时是否读文学批评。
“千万别读中国的文学批评，都是垃圾。你是要写小说的，看了更摸不着北。”
在床上，他看起来十分疲惫，常背对着顾媛坐在床沿：“算了。今天算了。”
她明白，他正身处谷底。令她困惑的是，他完全没有表现出对这种状态的任何抵抗。她问他是否需要一个人待着，他看着她凝滞了几秒，像是不懂她在说什么。不，不，别走。他过来拉她，开始断断续续地提一些往事。出第一本书时，有评论家说他是自发写作，素养不够。“我还记得他们的形容，说我是‘啃自己的手指充饥’。”计划写《苦刑》之后，他特意回郴州对当年的工厂做了一趟调查走访。这种向外国作家的专业化靠拢的努力，到头来却被统统无视。
“想写小说，你就要做好准备承受这些。”他盯着顾媛的眼睛说。
其实，在一起后，类似的话就时常挂在刘雨洲的嘴边。最先听来是忠告，而今却脆弱不堪。自我怀疑在他身上初现的时候，是迷人的特质，经历不断反复后，却转化成为对顾媛的一种压力。
她做过一个梦，在梦中，她对刘雨洲大喊，《苦刑》的失败是因为一开始它就是在投机取巧。这个梦把她给吓坏了。醒来后，她发现刘雨洲不在她身边。她趿着拖鞋游荡到客厅，看见刘雨洲正坐在沙发上飞速地点按手机，他微微侧了一侧头，像是看到了地板上的什么东西，最终没有招呼她。恍惚之间，她几乎怀疑她真的对刘雨洲那么说了。很快，她发现刘雨洲每天越来越频繁地对着手机打字。顾媛靠近，他会将身子挪一个方向。面对面时，他的視线总在顾媛脸上一掠而过，仿佛她脸上有脏东西而他不知如何开口告诉她。疑虑和忧惧生长起来，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影响。她已经缩减了每周的打工天数。可当值的日子里，她记错了客人点的饮品，忘记按照要求在托盘里放上糖包，找零钱时要数上好几遍。店长在一旁冷眼看着，没过多久就辞退了她。
她告诉刘雨洲，她要赶在开题报告会之前完成毕业论文的初稿—一篇三万字的小说，路上的来回太消耗时间，而且她需要独处的空间，所以暂时不住他那了。她没有提自己被辞退的事。
“嗯，那你好好写，乖。”刘回复道。
就这样了吗？顾媛问自己。她不介意刘雨洲以前和多少女人上过床，但也绝不想探知与此有关的一丝一毫。现在，那条回复几乎就像是在宣告关系的终止。尽管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但她的情绪还是被刘雨洲意料之外的冷漠给拖垮了。她硬下心，余下的时间，仿佛重回在鸠城的那段光阴，每天泡在图书馆里，夜间跟刘雨洲简单聊几句。然而，她的专注力已经被摧毁，脑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上演这段关系的结束场景。有时候，写着小说，一阵无法控制的悲伤刹那间降临在她身上，整天都无法排遣。
“跟男朋友吵架了？”白晓舒问。
“没有，”顾媛在宿舍椅子上坐定，“没有。” “别蒙我了，都写在脸上呢。”
一写完初稿，她就立刻想跑去见刘雨洲。但他在北京参加一场对谈，接下来，出版社还在南京和杭州各帮他安排了一次签售活动。再见到他，是在开题报告会上。她知道开题报告会，有作家与文学杂志编辑来担任校外导师，可刘雨洲事先没有告诉她，他是其中一员。她在会议室门口怔然半晌，直到白晓舒用手肘轻推她，才移动脚步，找了一个他视线盲区的位置。
她盯着刘雨洲的后背，听到身旁白晓舒在和其他人唧唧哝哝议论着什么，思绪逐渐漫游开。为什么刘雨洲不告诉她，他也是校外导师？她假想着，自己当着在场人的面戳穿她和刘雨洲之间的关系，刘雨洲会有什么反应？可在那之前—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她一再问自己。轮到她发言了，她站起来鞠了个躬，刘雨洲转过身，像陌生人一样看着她。她略作报告后，到了导师发言环节，她听见刘雨洲说：“作品完成度还行，但情节编排太像《故事会》了。”
她走到病房门口时，有人叫住了她。是与李沐萍的主治医生同组的另一名医生，同样是个和李沐萍年龄相仿的中年女人。她提着热水瓶跟医生走到办公室。医生递给她一份家属通知书，告诉她，明天手术中会再取一次样本做病理检查。这让她不得不在记忆中回到半个月前那一天，李沐萍打电话来，说自己做了肠胃镜，确诊是癌。
“我原本以为只是肠子里长了块大息肉。”话筒那端，母亲的声音出奇地平静。句尾的空白，就同往年她问顾媛五一、国庆是否回家时一样。
毕业之后，顾媛留在上海，在一家公关公司待了几年，与媒体对接，活动上负责照应，根据客户的要求反复修改新闻稿。后来，换了份工作，进了日化品牌，成了甲方，依旧是同样的工作内容，只是变得更忙，忙到熬夜掉发。有的深夜，睡不着觉，她站在房间的窗前抽烟，望着远处几乎被楼群驱逐出视线之外的高架车流，寻思着自己现在唯一的才华，是在新闻稿的标题里化用谐音。她试过在极偶尔的空闲重拾笔头，脑中所有与小说有关的想法却好似枯涩了。
几年时间里，她谈过两次恋爱。一次是和一个刚毕业不久的金融分析师，做审计需要他在一个地方常驻数月，使得这段关系不久就无疾而终。另一个人是一位餐厅老板，做得一手很正宗的意大利菜，甚至从那不勒斯空运来了一个能达到400度高温的火炉。她喜欢他身上的目标感，但很快又对此感到厌烦，后来她回想起来，或许是因为他经常称赞她的工作，而她一点也不热爱跟这份工作有关的生活。
事实上，她设想过那通电话的到来。在那些与朋友喝咖啡的下午，外国高层用荒腔走板的语调喊她“YAO”的时刻，夜里酒杯碰撞的瞬间，常常会有这样的念头一闪而逝：这一切只需要一通家里来的电话就可以打破。等它真的来了，感觉仍然像是渐渐沉入湖底，手脚冰凉。此刻也是如此。
她盯着那张家属通知书上，“此手术可能发生的风险和存在的局限性”下罗列的一连串意外情况，它们正在编织成一条绳子缓缓箍紧她。有那么一会儿，眼前的一切处于绝对静态，字从某个中心点开始涣散、失焦，意识在心头最深的恐惧上盘桓了几秒，就像被什么螫了一下猛地弹开，顾媛才醒过来，发觉刚刚在走神。她签下字，正要开口时，医生对她说：“我听说你母亲情绪一直不太好，你要好好安抚一下她。”
“好的。”顾媛看着医生的眼睛说。她原本想问，这个癌与早年母亲乱服止疼药是否有关系，可那不重要了。
临出门前，她又被医生叫住了：“对了，明天手术需要提前备血，你和你母亲血型一致吗？”
她呆滞了两秒，点点头。
回到病房时，李沐萍正半坐在床上，掀开被子，望着窗外发呆。
“妈。”出声的一瞬间有些滞涩，像喉咙里卡了一枚桃子核。
李沐萍望向她。她对她说：“你得多起来走动。”李沐萍没有理她。
顾媛倒了一杯水给李沐萍，母亲只啜了一口，就放在一旁的柜子上。“还是有怪味。你回头把家里那个烧水壶拿来吧。”顾媛应一句好，她淡瞟顾媛一眼，低喃道：“真不知道你一个人的时候是怎么生活的。”顾媛能看到，伴随着李沐萍说话时头摇摆的幅度和身体的细微颤动，有头发轻轻落在她的病号服上。
“就糊涂着过呗。”她回答。
“你只在你不在意的事情上糊涂。”
她抬起头，看见李沐萍死死地盯着她。她想告诉母亲，不，不是这样的。大多数时候她都是糊涂的，人生，对自我的认识，情感关系，像光与暗之间的飘移、流动、变化，没有哪一刻全然是对，全然是错。就像那次开题报告会上，她安静地听完刘雨洲对她毕业作品的评价。休息时，刘雨洲没有离开座位，与其他校外导师隔着圆桌谈笑。她独自走到楼层的室外区域，点起一根烟。她看到远处红砖房屋顶上的一群鸟突然野散而去，太阳隐伏到云层后，石楠花树在风中摇曳起来，枝叶簌簌作响，如同某种命运的暗语。她想到真正认识刘雨洲的前一天，她笃定地相信，有一股力量在帮自己，此刻这股力量似乎又在她面前显形了。于是，她紧啮着下唇，闭上眼，在睫毛与睫毛相触的一瞬间，决定领受它。
有人用指节扣了扣门。是护士来采血了。顾媛向护士重申了一遍，自己跟母亲血型一致，备血用她的血。看到护士从推车上拿出一个很大的、被挤压变形的抽血袋和一根粗针管后，李沐萍两腮绷紧，别过脸去。针探进身体的一刹那，顾媛轻轻地闭了闭眼睛，随后她睁开眼，看着血一点一点送进抽血袋里。护士离开前，叮嘱顾媛去准备护理垫、湿纸巾和两套开襟睡衣，并交代她，晚点会过来帮李沐萍剃毛、灌肠。顾媛回过头，看到李沐萍手揪着被子，两眼茫茫。
“你爸爸出事那天，医院打来电话时，我脑子轰的一下，只记得‘车祸’两个字，想着完了完了。去医院的路上，我还在心里胡乱念着，你爸爸是熊猫血，万一抢救需要输血可怎么办？到了医院我才知道，你爸已经没了。”
她從来没有听李沐萍回忆过那天的事。
“生活常常就是这样，毫无准备。”李沐萍的目光转向顾媛，“说不定，明天手术我就死了。”
她在床沿上坐下来，去拉母亲的手，一种令她陌生的感受。是从什么时候起她跟母亲之间不再有任何身体接触？明天，这具身体将不再是从前的身体，她将目送着母亲被推入手术室，在无影灯下，母亲的肠管将被切除一部分，用残缺换来一个好的结果，而坏的结果—不，不会的。她吐出这几个字，在脑海中搜索着医生的说法。她告诉母亲，最坏的情况是肠道吻合不好，可能会发生感染，但几率很低。她知道，自己在说谎。但这还重要吗？
两人一时无话。她默察着母亲的反应，感觉母亲攀在自己手上的拇指渐渐加重力气。她突然想到，今后该如何用文字描述现在这一切，少顷，脑中浮现出几个句子，紧接着，这个想法令她浑身颤抖，却又伴随着从某种钳制她的力量中被释放的感觉。一些记忆复苏了。她想，她永远不会告诉母亲，在过去那些最恨她的岁月里，她曾经在一闪念间希望她死去，正如刘雨洲不会知道，为什么在拉锯后，她突然卸了力。她不想再在脑中预演任何变化，也不想再让任何假想中的痛苦，来发动她、干涉她、破坏她。她承纳生命所有的不堪、狼狈和耻辱。有个声音在对她说，记下来，记住这些。她把另一只手包覆在母亲的手上。
“一切都会好的。”有好长一段时间，她无法直视母亲的眼睛。
（责任编辑：王建淳）
何焜，九零后，小说、诗歌散见于各文学期刊及网络平台。
家乡这座小城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去医院的这条马路拓宽了。公交车沿途经过的政府大楼装了新的电子屏，上面滚动播放着宣传标语。通往北桥市场的岔路口，又开了两家新的花店。真的有那么多人每天都需要鲜花吗？盯着前排一个中年男人油亮的头顶，顾媛渐渐失了神，想起曾经在鸠城，每周一、三，加上双休日，她从学校坐四十多分钟的公交车，到位于市中心的书店打工。
书店名叫“悦风”，坐落在与主干道垂直的一条街上，避开了市中心广场喧闹、芜杂的人流;同窄巷内的旧书市一街之隔，隐隐约约沾染了一丝陈年的墨香。上工的早晨，顾媛走进卫生间换上工作服，给咖啡机预热，清理台面，在收银机里备好现金，这种仪式感令她全身舒畅。环视店内，落地橱窗、吊灯、原木质感的书架，散放在阶梯状阅览区上的蒲团，营造出了一种她在六人间宿舍里难以希求的干净。学校里，比中学管理还要严苛的集体生活;喜欢自吹自擂的老师;熄灯后，室友与男友长达两个小时的电话夜聊，种种不快，全都渐渐从脑海中散去。
也不是没有障碍，例如，要适时向前来点单的客人推销会员卡。顾媛害怕看见客人脸上流露出不耐的神色，这不止一次令她想起，童年时，母亲李沐萍面對她也是如此。这个迹象从初一那年父亲去世之后变得更加明显。话到半途，母亲会突然用手掌心顶住额头，继而腾地站起，从玻璃茶几上的布洛芬、阿司匹林、复方羊角片……各种不同的止疼药里，随便倒一把在手上，当着顾媛的面吞咽，仿佛某种希望她无条件服从的暗示。到了夜里，因为药物的神经兴奋作用，李沐萍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脚步声听起来像是一种对生活的永恒诅咒—父亲是酒后骑着摩托车，与一辆因为停在路沿石上没有拉手刹的车相撞而去世的。事故责任认定父亲负主要责任。在书店门市部当店员的母亲卖掉了一早准备搬进去的新房和家具，还清贷款，大幅削减生活开支。从那之后，她们没有再离开不足六十平米的书店宿舍。
所幸店长对顾媛没有指标要求，她只在那些看起来和善的客人身上下功夫。李沐萍一学期给她4000块生活费，她需要这份工作来保证自己不至于太拮据。
店内不定期会举办新书的读者见面会。每到这个时候，顾媛就会在店长的嘱咐下预先清洗榨汁机和新鲜水果，补足咖啡机里的豆子，腾出足够数量的干净杯具。另一位轮值的员工小徐也会被店长叫来帮忙，尽管他私底下得出结论，碰上活动，点单的人反而没有平时多。
看到策划搬来新的活动立牌后，顾媛定睛望过去，是刘雨洲的新书《安全生活》的读者活动。
刘雨洲。她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他是湖南郴州人，从大学中途退学后，开始批评学校体制。有一段时间，那种类似反叛精神的东西，是贴在他身上的标签。早在初中，她就买过他的处女长篇《犹大之吻》。当年面世时，据说畅销了五十万册，并受到了若干评论家的褒奖。刘雨洲也被视为是成功地游走于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接壤地带的新生代作家。假如按照今天顾媛的评价标准，她会认为那本书是青春期过剩的精神分泌物，而当时，她只是像所有人一样被拖入了那些狂暴到过载的词藻组成的漩涡之中，以至于后来，她又买了他的第二本书，第三本书……直到刘雨洲的风头随着文学的境遇一起走向式微。
出于好奇，她买了一本《安全生活》。进入大学后，她的阅读谱系变成了一连串外国名字组成的文学地图，这让她很容易就识别出了《安全生活》的翻译腔。里头的主人公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困在中产生活里，靠性来为自己驱寒，最终无一例外陷入尴尬的境遇之中。而她最大的感觉是，刘雨洲以往的锐气已经减退。她判断不出，这是因为磋磨，还是一次主动选择的结果。
见到刘雨洲同样是三月的一天，从公交站台走向“悦风”，沿路的香樟树都在释放自己的香气。工作间隙，顾媛留意到门口，策划在和两个男人抽烟。其中一个是此前来过的活动主持人，另一个平头男人背对着她。那会儿已经接近活动开始的时间，店里聚集起了一拨人，大部分是年轻人。顾媛听见，有人堂而皇之地评价《安全生活》写得不好。她暗忖，换作是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会说些什么？有人用指节敲了敲柜台，对她说：“你好，要一杯拿铁。”策划疾步走来，拦在他身前说：“刘老师，我来买我来买。”她的视线飞快地转到平头男人身上，与他对视了一眼。
端咖啡起手太急，奶泡撒出来了一些，在杯沿和托盘里留下一点污迹。她在走过去的路上心里有点发颤，比起紧张，更像是一种被压制的兴奋。
“刘老师，不好意思，我刚刚不小心把咖啡撒出来了一点。”她小心避让一些正在找座位的人和垒砌成垛的新书，将咖啡放到刘雨洲身旁的矮几上，声音有些打飘：“你要是介意，我再重新帮你做一杯。”
“没事。”刘雨洲对她微微一笑，“不用叫我‘老师’，听着一把年纪。”主持人在一旁笑起来。
“好的，那请慢用。”
活动场域处于吧台的视觉盲区，接下来的时间，顾媛不得不一边忙手头的活，一边竖着耳朵听。刘雨洲透过话筒传来的声音有些低沉，到了某些地方又会突然明亮起来。这让顾媛想到他的脸，眉骨高，鼻子挺阔，眼距较窄，但眼睛清炯炯的。她听到他在谈论几位外国作家，他说他喜欢塞林格小说中的痛感，自己从海明威那里学到了一套干燥的语法，而亨利·米勒，提到他是因为从前评论家喜欢拿他们俩放在一起讨论。顾媛的眼睛一直带着微微的笑意。教授外国文学史的老师将他们视若孩童，上课只会复述情节，还不时加入各种拟声词。而刘雨洲没有惊人之语，却说不出为什么，给了她某种身心熨帖般的感受。
她怀疑，台下究竟有多少人能听懂刘雨洲在说什么。尽管到场的都是文艺青年，可鸠城一向不是一个文学气息浓厚的地方。她的本地室友来上大学之前甚至没读过张爱玲。
提问环节，她又听到了之前批评《安全生活》的那个声音：“刘老师，请问你怎么看待作家的创作力衰退的问题？因为我提前读过《安全生活》，我觉得它似乎少了你以前作品里的那股‘气’。” 空气静默了几秒。顾媛悄悄走到吧台的边缘，探出身，看见刘雨洲挂着一丝带有淡淡嘲弄的善意笑容，一手摩挲着耳垂，一手举起话筒说：“我自己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建议你再读一读，如果还是觉得不行，你就随便处置它吧。”
顾媛在脑中排演过，假如要和刘雨洲对话，应该怎么说开场白。然而，直到签售结束，刘雨洲离开，她都没再和他说过一句话。内心深處的羞怯阻止了她。下班后，她独自走在路上。不少商铺已经落市，拉下卷闸门。车灯一阵明一阵暗地从身上滑过。沮丧随着放慢的脚步逐渐加深。
马路对面，有一对中年夫妻在争吵。也可能不是。来到这里的第一天，顾媛就被周围那种一开嗓声量就大得像是吵架的方言吓到。快三年了，她始终没能喜欢上这个地方。当初填报志愿，分数只够上二类本科，是她偷偷改掉了李沐萍让她填报的家乡那所大学，凭借一张网络上搜索到的图书馆照片选了这里。不为别的，就为了离李沐萍远一点。高中三年，为了排解积郁，她试着偷偷在作文簿上写小说，避免被母亲发现撕掉。如今，对学校和身边的人感到失望之后，她把自己同时变成鞭子和陀螺，看书、打工、写小说……用巨大的自转惯性驱逐所有负面情绪。可刚刚过去的那个下午，因为没能和刘雨洲说上话，她突然觉得氧气快要被耗尽了。
医院大厅的瓷砖地面刚刚拖过，告示板外的有机玻璃雾蒙蒙的，鼻腔内充斥着一股84消毒液的味道。最初一段时间，每回来医院，这个味道都会激活顾媛的那段记忆：她和李沐萍行经医院的大厅，穿过一条走廊，来到另一栋楼，做电梯抵达负二层。太平间的工作人员从铁柜里拉出她父亲的尸体，李沐萍立刻发出了一种干嚎式的凄厉哭声。而她像是被那哭声吓到了，情绪受到了某种奇怪的阻滞，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直到李沐萍上前去摸父亲的脸时，眼泪才开始不受控制地掉下来。
经过护士台时，几个正在叽叽喳喳的年轻护士看了她一眼之后，刻意偏开视线。一个姓王的护士在远处对顾媛招手，示意她过去。她三十岁左右年纪，相比那些刚毕业的护士，要温和持重得多。
“你妈妈今天又发脾气了，”王护士压低了声音，“觉得我们换的被子被罩不干净，硬是要我们小姑娘提前给她换床被子。我们这上午新收了好几床病人，确实有点忙不过来，她就骂人家小姑娘了。”
“对不起，我会好好跟她说说的。”
“脏兮兮”，顾媛脑中冒出李沐萍对鸠城的评价。入学那天，下雨。公交车托着母女俩从快捷酒店驰向位于市郊的学校，一路无话。学校周围是空旷的征用地，宿舍位于学校的最西边，紧挨着一大片开荒后的土堆。她们去北边防空洞内的一家超市买生活用品，行李箱在路面上不断刮起泥点溅在裤腿上。店里因为灯泡瓦数太低显得极为昏暗，一群操着陌生方言的家长拥塞在里头挑选面盆、热水瓶和毛巾。结账出来后，顾媛拎着杂物，李沐萍拖箱子。有人没撑伞就抱着东西急冲出去，胳膊肘撞到了李沐萍的肩膀，她一松手，行李箱侧翻着从糊满泥印的地面上滑出一道痕迹。李沐萍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像在跟谁泄愤似的，直到顾媛过去将行李箱扶起来。
“等着吧，”李沐萍睖着她，“这地方有你好受的。”
一切很快就应验了。夏天，暑热从凉席的每一寸缝隙里透出来。入冬后，雨水连绵，食堂门口永远拓满鞋印。衣服摸起来凉阴阴的，只能一件接一件往身上套。开春，学校里栾树上的蚜虫开始分泌一种蜜状的黏稠液体，落在地面上，像一层黑色机油。但顾媛从来不和李沐萍说这些。她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写小说上，时日一长，渐渐感觉她的生活和写小说一样，都是硬着头皮独自穿行在一条幽深的隧道中。既然是她选择自我封闭进隧道里，她就不指望任何形式的安慰。
但显然，她错了。读者见面会隔天，在食堂门口，看到那张配色拙劣的活动告示时，她差点抑制不住自己大喜过望的神情。校学生会在图书馆的多功能厅组织了一场刘雨洲的见面会。她相信有一股力量在帮自己，无论那股力量被命名为什么，它看到了她内心深处涌动起来的那阵强烈渴望：她想让刘雨洲看看自己的小说。
她提早一个小时到了图书馆。往多功能厅张一眼，里头空无声息，连调试设备的人都没有。开学后不久，她就发觉图书馆是个空架子，徒有其表，里头的藏书少得可怜。每天只有自习的人顽固地在这里霸占座位。她在一楼大厅徘徊了片刻，透过玻璃墙，望着被加了一层蓝色滤镜的天空和鳞片状的云，决定先去外头走走。图书馆外是一面湖，湖岸栽着柳树，往北边绵延而去，顾媛便顺着那个方向走。
如何开口再次成为难题。刘雨洲一定碰过不少像她这样自称写作者的人。如果他只是随口敷衍她，怎么办？身体内部有只手攥紧自己的颈项，头梗着，意识始终无法放松。她停下脚步，对着湖面甩了甩头，直到视线范围内有一簇身影靠近。
“我没认错，你是那天那个—”
是刘雨洲。顾媛后背反射性地一紧，脸上闪个笑：“刘老师。”
“我知道为什么‘老师’这个称呼去不掉了，”刘雨洲气定神闲地微笑，“原来你是学生。”
“刘老师怎么在这？”
“我来你们学校参加活动。这会儿还没开始，我就随便转转。”
说话间，刘雨洲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七星，他抽了一根出来，又对着顾媛摇了摇。
“我不抽烟，谢谢。”
刘雨洲兀自点烟，顾媛注意到，他在吸第一口时，眉头轻轻皱了一下。
她沉默了几秒，注视着他说：“我很喜欢《安全生活》。”
“你读了？”刘雨洲露出了一个感兴趣的眼神。
“读了。”她在脑中斟酌了两秒是否应该接着往下说，“我很喜欢里头的尴尬感，从那种情绪裂缝中瞥见人的某种真实。”
刘雨洲从嗓子眼里发出了一个声音，她不清楚那代表什么意思。停顿了一下，又说：“但在现实生活里我挺害怕尴尬的。”
“我现在让你感到尴尬吗？”刘笑起来。
“是我要说的话让我觉得尴尬，”顾媛看了他一眼，“其实我自己也在写小说。” “尴尬什么？写小说可是世界上一件最苦的活儿。”
她有点讨厌他说这句话时的口吻，一种置身高处的宽宏和容忍，可同时他看着她的眼神又在鼓励她把话说完。
“我从来没把它当作一件好玩的事。”
他看着她，不置一词。
“我想，我在想—”字词在脑海中旋转翻动着，试图组织成一句得体的话，“我写了一篇小说，我想给你看看。”
他還是没说话，顾媛的脸上滑过一丝隐隐的惊慌。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刘雨洲又盯了她几秒，仿佛在跟什么人玩谁先开口说话就输的游戏。他扭开头望向别处，又转回来，问她：“你身边写小说的同学多吗？”
“我没发现过，大概都是像我一样，自己偷偷摸摸地写。”
他终于笑了起来，如同汛期后水位解除了危险信号。
她把小说重新修订了一遍。那篇小说叫《呼吸》，讲的是一个女孩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中逐渐发疯的故事。假如存在一段“写作的青春期”，那势必是修辞的狂欢节。但她已经离开了那样的阶段。现在她力求简洁、精确，会为了一个词语的位置反复敲打。自我的生命经验却是避不开的，那种感觉，如同把自己给打散、揉碎，播撒进段落里，再以新的方式一寸一寸焊接起来。她最后检查了一下错别字和标点，将小说发送到了刘雨洲的邮箱。
接下来，每当看到“收件箱（1）”时，顾媛总要推迟几秒才点开。这样的动作重复太多次后，她又换成用一种一触即发式的速度点开，仿佛这能改变来信的性质。半个月后，几乎已经不抱希望时，那封邮件静静地躺在她的电子邮箱里。
信比想象的要长。刘雨洲告诉她，他家车库的蓄水池坏了，回家后他不得不处理这档子麻烦事。“我看着消防人员用抽水机抽了整整两个小时的水。”他提到，自己读了两遍她的小说，喜欢里头介于成熟与天真之间的混杂气质，不少句子也写得精彩。“需要提防的是，不要让修辞成为你的写作幻觉依恋症，”他写道，“你可以更有力和直接一点。不知道你是否还有其它小说方便发给我看看？”
她又修订了两篇小说发给刘雨洲。这次很快就收到了回复，刘雨洲问她几篇小说创作的先后顺序。她告诉他，头一回发给他的是新近完成的，其余两篇则是去年比较空闲的一个时段里分别写完的。下一封信里，他说能看得出她在进步。他甚至说及，羡慕她写景的质地，“人往往会羡慕自己不具备的东西”。
喜悦宛如地壳运动，却因为振幅太大，吞没了所有本应出现的反应。直到一段时间后，室友点出来，顾媛才发现自己身上的变化：“你最近不像以前那么阴沉了，碰上什么好事了？”
“有吗？”她问。
“怎么这么晚才来？”
李沐萍躺在床上发话，隔壁床位的护工跟随她的声音望向顾媛。他满脸黑斑，笑起来牙床倾斜。有几回，顾媛与母亲吵嘴，无意间一抬头，见他也在听，眼睛对上后才急忙错开视线。私下里，李沐萍曾悄声对她说：“你要是给我找一个那样的护工，我就直接去死。”
“我今天在红米粥里掺了薏米和红豆，多煮了一会儿。”
“我不喜欢吃红豆。”李沐萍的目光在保温饭盒上转了转，撑着身子坐了起来，“算了，就这么着吧。”
顾媛往饭盒上层的碗里舀粥，听见李沐萍顾自嘀咕着：“快闷死了。”她突然想到，向护士发难，可能只是母亲打发时间的方式。
大三暑假，她回家时，发现厨房安了不锈钢水槽，起皮的白墙贴上米色壁纸。李沐萍学会了发面团，做包子和黑糖馒头。她像是永远闲不下来，常常拿一块抹布四下探看。隔一段时间，就会突然出现在顾媛房间里，扫帚往她脚下拨。这每每令顾媛深觉，只要身处这个空间，被控制的感受就不会离开她。
后来，某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李沐萍责令她给家里做大扫除。“我每天都忙得昏天黑地，而你呢，只知道坐在电脑前。”她让顾媛清洗藤编沙发。按照李沐萍要求的工序，她蹲在地上，用毛笔头一点一点拂去沙发网眼里的灰尘。目光往下落时，留意到壁纸接缝处的尾端已经略微松脱。事实上，在这个回南天经常长达两个月的地方，这几乎是壁纸不可逃避的命运。也就意味着，来年春天，就要换上新的。身后，李沐萍在茶几上放下湿抹布，交代她擦完沙发后，等待自然风干，再用砂纸打磨一遍。
“为什么要这么费事？”她直起身。
“怎么，这就受不了了？”
她没有接话。过了一会儿，李沐萍又走过来说，既然她不愿意干这个，那就去厨房，用美工刀把水槽边缘发霉的玻璃胶铲掉。
很快，她收拾行李回了学校。不仅仅是因为，她感觉继续在家里待下去是对意志力的消磨。刘雨洲在一封来信中问她，接下来有什么计划？“不单单指写作。”他在括号里补充道。她想到刘雨洲的出现，仿佛隧道中出现了火把，那么，她要举着火把去往何处呢？既然她从不觉得自己属于逼仄的书店宿舍、鸠城，或者身边的那群人，她是不是应该极力去证明，自己配得上一种更好的生活？她向刘雨洲袒露了这一切，下一封信里，刘雨洲斩钉截铁地建议：“你应该考写作专业，来上海。”
秋日，阳光从某个角度直射进图书馆，带着夏季的余热在背上轻轻烘着。顾媛辞掉了“悦风”的工作，开始每天泡在这里。冬日渐长后，往往天光幽微时已经起床。夜间回宿舍，则需要拢住头发，顶风走一大段路。澡堂准时在九点半左右排起长队，女生把更衣间当作起居室一般吹头发、敷面膜、谈笑，顾媛速战速决，一边在心里对自己说，快了，快了。唯一的慰藉是偶尔入睡前，与刘雨洲说一会儿话。有一门专业课考试的形式是写一篇小说，这使她得以维持写作训练。刘给了她QQ号，便于交流。除开小说，间或，刘会讲起一些从前的事，辍学后独自旅游，碰上非典而被封闭在青岛，从而开始没日没夜地写作。如今强度早已不比往昔，有时，消耗掉一整包烟，也只能写下一千字，第二天又悉数删去。“以后你就会明白了。”顾媛说自己已然如此。她想问他，是什么让一个曾经退学的人提出了继续读书的建议？最终还是沉默。她有预感，日后就会知道。埋头备考时，不经意间，脑中浮现出刘独自一人在桌子前写作的画面，想象他时而在公寓里自言自语地踱步，或是点起一根烟，眺望窗外，她会打开手机，看一眼他的灰色头像，这种与刘雨洲之间存在着隐秘联结的感觉让她莫名安心。要到考试结束之后，顾媛才蓦地觉察，从认识刘雨洲那天起，时间就仿佛一直在加速。 初试成绩出来的前一天，顾媛和李沐萍发生了一次争吵。天气一潮，下水道不断反味上来，一直弥漫至顾媛的房间。壁纸纷纷脱落，露出里头星星点点的霉斑。李沐萍四处出没，嘴里的念叨从未间断。这些都让顾媛内心的焦躁不断上升。终于，她走出房间，听见自己语气不耐地说：“能不能歇会儿？每天忙这忙那，为什么家里还是这么臭？”
李沐萍久久地盯着她，骤然间，声音尖厉起来：“那你滚回学校去啊，最好别回来。”
“你以为我不敢吗？”
她甩门出去后才发现，外头落着微雨，步行没多远，衣服就变得潮润，贴在身上。她其实不知道要去哪，看着路边窜过的一只野猫，她第一次想到，自己可能会考不了研究生，写作专业学费不低，李沐萍可以像波伏娃的母亲一样克扣生活费来阻止她的女儿求学。
不由自主地，她发了一条信息给刘雨洲：“如果我最后因为钱而念不了书，怎么办？”
刘雨洲回：“我借你。”
接下来的一年是不是她人生中最受眷顾的一段时光？顾媛不知道，她只是发现自己多了一个习惯：时常从镜子里端详自己。那是一张二十二岁的脸，收集了过去那些年月缺失的所有神采，仿若可以承载一切。考上研究生后，走在校园里，触目即是沉静的法国梧桐，沥青校道上铺满金黄的银杏叶。向晚时分，综合楼前的大草坪上坐满闲谈的人，有人在台阶上练习滑板，发出清脆的声响。轮值的日子，顾媛喜欢在15楼的咖啡厅收拾桌椅时逡巡游走，不时望着太阳渐渐落到水杉树后。夜晚下班后，她会骑着自行车，横穿广场，去几栋老房子背靠的停车区域喂几只流浪猫。其余时间，一边反刍生活的有机部分对自己的滋育，一边在键盘上敲下字。
室友五个人，分属三个不同的单间，与自己同屋是一个叫白晓舒的女生，早年在一个知名的写作比赛里拿过一等奖，长期为一本青春文学刊物供稿。写小说时，喜欢弓着背蹲在椅子上，仿佛这个姿势能挤压出更多的创造力。
她们在对几个作家的阅读评价上投契，但涉及创作的看法却又产生分歧。对白晓舒来说，写小说是从空中抓物，是想象力的胜利：“我可太喜欢那种自由的感觉了。”
“我同意创作有某种超验的功能，暂时摆脱有限的心智或情感状态。”顾媛说，“但是继续往下写，就会发觉自己依然是受限的，你的本质和存在方式决定了你会如何写、写多深。”
白晓舒哼笑一声。那之后，顾媛决定只和她讨论阅读。
她应该庆幸，李沐萍最终还是帮她出了学费。“以后我就每顿饭都吃咸菜喽。”李沐萍霍地把一个掉了瓷的搪瓷碗撂在她面前。其實，即便没有这个提醒，顾媛也能意识到先前自己的想法多么自私。
她后悔给刘雨洲发了那条信息。它看起来像是赤裸裸的索取。在刘雨洲告诉她，他要开始写新长篇之后，她接受了那背后的暗示—他们联络的频率要降低了，她把这视为对自己的惩罚。
然而，一到上海，一股想见刘雨洲的渴望突然急切地涌现了出来。顾媛第一时间发消息给刘雨洲，告诉他自己已经入学。刘雨洲回复她说，他正在进行新长篇的收尾工作。
“等我忙过这阵子之后，一起吃饭吧。”
顾媛走进卫生间洗手，看见马桶边缘残留着一小圈酱油色的尿液，空气中满是骚臭味。她强忍着恶心感，在手上团了一沓厚厚的卫生纸，抹擦干净后，按下冲水键，急退出来。她告诉李沐萍，自己去吃午饭，一会儿回来。穿行在走廊上，她意识到那很可能是隔壁床的病人留下的。
空中的云越来越厚，宛如尘絮和发丝结成的毛团。顾媛猜想，傍晚前，会有一场雨落下来。那之后，潮腐的气息将更为浓郁。她绕过两辆并排停放的救护车，往后门走去，决定就近找一家快餐店。
时至今日，她仍然记得和刘雨洲吃的第一顿饭。餐厅选在外滩，远远地在那栋石头建筑的底层看到刘雨洲，她一时不敢上前相认。刘雨洲瘦了，长发披拂在脸上，变回他曾经在书勒口上照片里的样子。是他先向她招了手。那天她特意穿了一件新买的驼色大衣，在局促的电梯间里与刘并肩站在一起，热意从背上一直蔓上来，腋下沁出了汗。
他们的位置在露天花园，面向游人如鲫的外滩，薄雾中的东方明珠和浦东高楼群。望着黄浦江上的游船，顾媛想，这就是上海。假如一周七天你都来这样的餐厅吃饭，很难产生众生平等的感觉。她知道，自己是在转移焦点。距离他们上一回见面已经过去了一年半，期间仅依靠电子邮件和聊天软件联络，此刻说不出为什么，她能捕捉到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了。
她从没去过什么正经的西餐厅，面对菜单，晕头转向，索性让刘雨洲接管点菜权，但她用黄油刀来切餐前面包还是暴露了这一点。刘雨洲对她说：“你直接用手把面包掰开，再把黄油抹在上面。”顾媛感到脸上发热。刘雨洲征求她的意见，点了一瓶白葡萄酒。随后他告诉她，早年他受邀去参加一个时尚杂志的晚宴，因为紧张在大厅喝了很多彩色饮料，入席后才发觉那里头酒精高得吓人，后半程他直接趴在桌上睡着了。他们一起笑了起来。
“怎么样，来了之后还习惯吗？”
就这样聊开了，顾媛才发现，她有那么多话想对刘雨洲说，学校、写作、在咖啡厅打工发现的新鲜事……刹住话头是因为她察觉牛排被她切成了一小块一小块，堆满了盘子的一侧。
“有时候我也挺想重新体验学校生活。”刘雨洲笑了笑。
“你后悔过吗？当初的决定。”她小心翼翼地吐出这个问题。
“谈不上吧。我觉得这是不受我控制的事。否则为什么辍学后不去干别的，在那么多事里，只选择了写小说呢？”
顾媛听出了这个回答背后的傲慢，那其实是在说，他是被选择的那一个。她决定试探性地从进击的角度出发，虽然这不是她擅长的：“你对写小说这件事没有过自我怀疑吗？”
“当然有，可我不想中途去做别的事，搞砸了再回来，那样的话，你会更加觉得自己是个废物。”
“我以前常常有那种感觉，”她窘笑了一下，“自己是废物。”
“现在不一样了，”刘雨洲举起酒杯，“那么，为你的新生活。” 顾媛问新长篇的情况，他表示吃不准。“调子似乎太老旧了，回头出了我寄给你。”他点起一根烟，不知是不是在酒精的鼓舞下，产生了某种自我表演的欲望，顾媛问他要了一根。刘雨洲没有表现出惊奇，这让她有些失望。事实上，那不是顾媛第一次抽烟，开学后不久，她就跟白晓舒学着抽了第一支烟，烟毫无障碍地过肺从鼻腔喷出。现在，看着烟轻旋而上，顾媛意识到烟还有一个作用：让自己更松弛，
他问她来上海后都去了哪些地方，顾媛如实回答，只有五角场商圈、淮海中路，还有外滩。他瞪大了眼睛，语调夸张地说：“那你等于没来过上海。”
于是紧接着的下午，他们去了武康路、湖南路、安福路、长乐路，走在梧桐树影里，他带她看那些有着拉毛外墙和黑色铸铁门的老洋房，面向花园的敞廊和罗马柱，细数它们的历史。这都是此前他为小说搜集素材累积的成果。“真漂亮。”她感叹道，而刘雨洲的神情，就仿佛这些建筑为他所有。
天色暗下来，他们就近选了一家本帮菜小餐馆。刘雨洲点了南乳空心菜、酱爆猪肝、响油鳝丝和蟹粉豆腐。餐馆里坐了几桌上海本地爷叔，亮着嗓门吆喝。他们不得不提高音量说话，反而让聊天多了一份热切感。所以当刘雨洲提议再去喝一杯时，顾媛不假思索就同意了。她不想让这一天那么快就滑入尾声。
后来发生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从酒吧出来时他们都有了醉意，这种醉意还不至于让顾媛完全丧失意识。她听见两人踉跄的脚步声灌满耳朵，知道他们到了酒店之类的地方。在走廊上，刘雨洲几乎是气急败坏地拖着她。一进房间，他就开始粗暴地脱她的大衣。顾媛险些想叫他轻点：那是她最贵的一件衣服。
在刘雨洲的气喘吁吁里，顾媛觉得揉皱的床单、纠成一团的衣服和颤动的床板正在渐渐组成自己。这就是你想要的吗？意识轻轻地问她。刘雨洲从她身上移开时，她呆视着天花板上的烟感探测器，身心浸在一种无以名状的感受中，分不清是痛苦还是满足。下一秒，一阵恐惧袭来，刘雨洲会不会以为，他们做爱，是她迫切献出的一次报答？直到身旁的刘摸索着扣住她的手，那种感觉才慢慢淡去。刘雨洲支起身子，看着她，在她的额头上轻轻落下一个吻。
她回到病房时，李沐萍睡着了。她坐下来，看着母亲脸上一块显眼的黄褐斑。有一年，李沐萍突然对柠檬产生了奇怪的执迷，天天切片敷脸，而她基于某种反弹的恶意，没有告诉母亲，那其实是一种腐蚀。她打量着李沐萍的睡容，眉头紧着，嘴唇微张，那种怫然不悦的神情似乎永久性地凝冻在了她的脸上，正是这副神情在条件反射式地激发顾媛身上反叛的欲望。高一那年，放学后她经常骑自行车尾随隔壁班一個暗恋的男生，她不知道李沐萍是如何发现的，有一天她在校门口拦截了顾媛。“我花钱供你上高中不是为了让你偷偷摸摸跟在男生屁股后面的。”李沐萍嚷道。那之后不久，这件事就传开来了，男生在走廊上碰到她总是避开视线接触。为此，她恨了李沐萍很长一段时间。
大学时，她跟一个男生相处了乏味的六个星期。男生很高大，身上常带着运动后汗液分泌的乳酸味。在她想提分手前，男生先一步甩了她。她纳闷爱情到底是什么，同时松了一口气。
和刘雨洲在一起的最初三个月，她不时问自己，他们算什么关系？刘雨洲对她的态度谈不上热烈或冷淡—每日说上几句话，周末，他会找她吃饭，有时，顾媛就留在他家过夜。那是刘雨洲几年前买的房子，家具清简，咖啡机、蓝牙音箱、空气净化器一应俱全。厨房看起来崭新而洁净，昭示着这里不是主人的活动空间。刘雨洲告诉她，赶长篇时，有一阵子，他一天只吃一顿饭。书如同生命体般在屋内各处繁衍，顾媛并不意外，她能将眼前的景象与《安全生活》里的描述一一对应。
假如说头一回来这，还有某种不真实感悬浮在空气中，那么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顾媛逐渐习惯了刘雨洲的身体。他瘦，肌肉并不坚硬，似乎锻炼都是兴之所至。他的后背有种颗粒感，顾媛怀疑是青春期分泌失调遗留下来的皮肤病。在他贴紧她加速时，她的手指不自觉地掐进他的后背，她承认，她不太喜欢他此刻的样子，闭着眼，嘴巴噘着，在嗦什么东西似的。他们在沙发上做爱，刘雨洲喘匀了气后，她乏力地躺在他胸前，一溜眼，觉得他们像是被书围困了。她下意识地提醒自己，这一切不能太当真。独自坐地铁回学校的路上，她悟到，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有如反扣镜面，企图让假想中的伤害不会真的投影成像。
然而时间过去，刘带她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人：图书编辑、策展人、报社读书版的记者、诗人。在那些饭局上，他们问刘雨洲：“这位美女是谁？”有的人出于礼貌，有的人语气狎昵。刘的统一说辞是：“顾媛，也写小说，现在在读研究生。”她弄不清楚他的用意，只能羞涩一笑，低头夹菜。很快大家都不再注意她，他们聊作家的八卦、出版社之间的龃龉，这让顾媛不可避免地想到，刘雨洲没有出席的场合，他们也会成为别人的谈资。有时候，看到上来一份摆盘精致的菜时，她的脑中会闪现一个画面：李沐萍独自一人窝在木桌旁吃咸菜，这个画面深深地刺痛了她。随即，她又会想象李沐萍以怎样的口吻审视和评判她与刘雨洲之间的关系，来抵消那阵刺痛。
“你怎么整个晚上都闷闷不乐的？”刘雨洲说。
“我在想我母亲，”顾媛回答，“她一个人孤苦无依。可一回家，我又一句话也不想跟她说。她一点也不希望我写小说，觉得我会穷困一辈子。
“每个母亲都是这样想的。”
她告诉刘，高中时，李沐萍曾经撕过他的一本书，起因是做功课时，她偷偷在大腿上垫着书，藏在桌底下看。她低着头，透过眼帘，看李沐萍以扇耳光般的手势翻着那本书。顾媛深知书里有很多字眼会刺激到李沐萍，但无法向她解释，那些遍布各处的粗放性描写在书里是什么作用。那之后，李沐萍扫荡了顾媛的书柜，把所有她认为可疑的书籍随手掼进蛇皮袋里，卖给收废品的。为了这件事，顾媛跟她冷战了足有一个月。刘雨洲回应说，那还不够长。
“辍学之后，我和家里冷战了两年。”他说。
有那么一会儿，他们未交一言。
“你需要用时间来让他们理解，你在做什么。”刘雨洲握住她的手。 由此，她开始时不时对刘雨洲吐露与李沐萍有关的记忆。往往是夜里，他们偎在沙发上，她向他描述小时候在书店的柜台里，等李沐萍下班时，如何透过玻璃窗，看街沿的小贩对着麦秸秆上的糖稀吹气，或者把苦桃装进摇桶里，晃了整整一个上午。她的口吻极致温柔，仿佛这样，在现实中对李沐萍的冷漠，就能以某种方式被原谅。
身边没有人知道她与刘雨洲之间的关系。头几回彻夜未归后，白晓舒问起来，顾媛动用自己写小说的想象力告诉她，自己交了一个在日企做市场调查的男朋友。
“他甚至还热爱文学呢。”
白晓舒看着她说：“绝了。”
有半个月，顾媛突然住回了宿舍。出版社让刘雨洲删改新长篇里关于性描写的部分。刘雨洲啐道：“去他妈的。”一边抱着电脑猛地跌坐在沙发上，脚碰翻了木地板上的一摞书。他的情绪在持续毒化周遭的空气。顾媛试图帮他收拾纷披在扶手上的衣服，将胡乱于茶几上挤成一堆的热水壶、咖啡杯和杂志一一归置。“别在那晃来晃去的。”他恶了脸，直着嗓子对她说。躺在宿舍的窄木床上，顾媛不得不向白晓舒谎称，男友出差了。
一个事实倏忽间横亘在她面前：只身一人时，她更有创作欲望。待在刘雨洲家里，各自抱着电脑，则像暗自角力，使她迟迟无法动笔。而且，自从他们在一起之后，她没有再给刘看过小说，一部分是因为，学校里已经有小说讨论课;另一部分，她担心无论刘雨洲怎样评价她的小说，都是对他们关系的一种破坏。
小说修改完后，刘雨洲约她吃饭，他没有道歉，却主动提出，想听听顾媛对新长篇的意见。新长篇命名为《苦刑》，不同于《安全生活》，讲的是一家国营机械工厂里几个普通人横跨五十年的生活，全然是“底层文学”的形式。在顾媛看来，这像是一次企图取悦主流文学圈和评论界的尝试，行文和情节都宛若对《活着》的拙劣模仿。谁能想到，当年《犹大之吻》的作者会写出这样一部小说？
她思考了好几天，最终没有向刘雨洲传达她的真实感受。
李沐萍醒了。顾媛从热水瓶里倒了水递给她。李沐萍抿了一口，扁了扁嘴，就锁着眉头把纸杯搪到她手中：“有股怪味。”
她朝杯口嗅了嗅。李沐萍躺回床上，对着天花板一开眼一阖眼地说：“别闻了，闻不出来的。”
在走廊尽头饮水机旁的水桶里倾空热水瓶，接了一壶新的。往回走的路上，她听到身后电梯门打开的声音，有人不停重复着“让一让”。顾媛退避至一旁，看到经过的护理床上是个与李沐萍岁数差不多的中年人，拧紧眉头，被子一路掖至下巴，不断从口中挤出一丝又一丝闷哼。她移开目光，那声音像是在强迫她舔一条发苦的藤蔓。事实上，刚来的那天，她就意识到，那些乍起乍止或者有节律的呻吟，表情麻木的病患家属，蒙着口罩的医生护士，全都暗含着足以扭转一切的威胁。无论此刻，她努力表现出一种怎样的平静，这种平静都和当初，她面对刘雨洲时一样，是一面伪装的镜子，正在等待被击碎。
《苦刑》上市之后，毁誉参半，销量也不尽人意。这对刘雨洲造成了显而易见的打击。他拒绝了不少社交活动，却在屋里坐立不安，停不下手头的烟，或者膝盖上摊着一本书，久久没有翻页。顾媛对他说话，他木着脸。有一次，他突然问顾媛平时是否读文学批评。
“千万别读中国的文学批评，都是垃圾。你是要写小说的，看了更摸不着北。”
在床上，他看起来十分疲惫，常背对着顾媛坐在床沿：“算了。今天算了。”
她明白，他正身处谷底。令她困惑的是，他完全没有表现出对这种状态的任何抵抗。她问他是否需要一个人待着，他看着她凝滞了几秒，像是不懂她在说什么。不，不，别走。他过来拉她，开始断断续续地提一些往事。出第一本书时，有评论家说他是自发写作，素养不够。“我还记得他们的形容，说我是‘啃自己的手指充饥’。”计划写《苦刑》之后，他特意回郴州对当年的工厂做了一趟调查走访。这种向外国作家的专业化靠拢的努力，到头来却被统统无视。
“想写小说，你就要做好准备承受这些。”他盯着顾媛的眼睛说。
其实，在一起后，类似的话就时常挂在刘雨洲的嘴边。最先听来是忠告，而今却脆弱不堪。自我怀疑在他身上初现的时候，是迷人的特质，经历不断反复后，却转化成为对顾媛的一种压力。
她做过一个梦，在梦中，她对刘雨洲大喊，《苦刑》的失败是因为一开始它就是在投机取巧。这个梦把她给吓坏了。醒来后，她发现刘雨洲不在她身边。她趿着拖鞋游荡到客厅，看见刘雨洲正坐在沙发上飞速地点按手机，他微微侧了一侧头，像是看到了地板上的什么东西，最终没有招呼她。恍惚之间，她几乎怀疑她真的对刘雨洲那么说了。很快，她发现刘雨洲每天越来越频繁地对着手机打字。顾媛靠近，他会将身子挪一个方向。面对面时，他的視线总在顾媛脸上一掠而过，仿佛她脸上有脏东西而他不知如何开口告诉她。疑虑和忧惧生长起来，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影响。她已经缩减了每周的打工天数。可当值的日子里，她记错了客人点的饮品，忘记按照要求在托盘里放上糖包，找零钱时要数上好几遍。店长在一旁冷眼看着，没过多久就辞退了她。
她告诉刘雨洲，她要赶在开题报告会之前完成毕业论文的初稿—一篇三万字的小说，路上的来回太消耗时间，而且她需要独处的空间，所以暂时不住他那了。她没有提自己被辞退的事。
“嗯，那你好好写，乖。”刘回复道。
就这样了吗？顾媛问自己。她不介意刘雨洲以前和多少女人上过床，但也绝不想探知与此有关的一丝一毫。现在，那条回复几乎就像是在宣告关系的终止。尽管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但她的情绪还是被刘雨洲意料之外的冷漠给拖垮了。她硬下心，余下的时间，仿佛重回在鸠城的那段光阴，每天泡在图书馆里，夜间跟刘雨洲简单聊几句。然而，她的专注力已经被摧毁，脑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上演这段关系的结束场景。有时候，写着小说，一阵无法控制的悲伤刹那间降临在她身上，整天都无法排遣。
“跟男朋友吵架了？”白晓舒问。
“没有，”顾媛在宿舍椅子上坐定，“没有。” “别蒙我了，都写在脸上呢。”
一写完初稿，她就立刻想跑去见刘雨洲。但他在北京参加一场对谈，接下来，出版社还在南京和杭州各帮他安排了一次签售活动。再见到他，是在开题报告会上。她知道开题报告会，有作家与文学杂志编辑来担任校外导师，可刘雨洲事先没有告诉她，他是其中一员。她在会议室门口怔然半晌，直到白晓舒用手肘轻推她，才移动脚步，找了一个他视线盲区的位置。
她盯着刘雨洲的后背，听到身旁白晓舒在和其他人唧唧哝哝议论着什么，思绪逐渐漫游开。为什么刘雨洲不告诉她，他也是校外导师？她假想着，自己当着在场人的面戳穿她和刘雨洲之间的关系，刘雨洲会有什么反应？可在那之前—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她一再问自己。轮到她发言了，她站起来鞠了个躬，刘雨洲转过身，像陌生人一样看着她。她略作报告后，到了导师发言环节，她听见刘雨洲说：“作品完成度还行，但情节编排太像《故事会》了。”
她走到病房门口时，有人叫住了她。是与李沐萍的主治医生同组的另一名医生，同样是个和李沐萍年龄相仿的中年女人。她提着热水瓶跟医生走到办公室。医生递给她一份家属通知书，告诉她，明天手术中会再取一次样本做病理检查。这让她不得不在记忆中回到半个月前那一天，李沐萍打电话来，说自己做了肠胃镜，确诊是癌。
“我原本以为只是肠子里长了块大息肉。”话筒那端，母亲的声音出奇地平静。句尾的空白，就同往年她问顾媛五一、国庆是否回家时一样。
毕业之后，顾媛留在上海，在一家公关公司待了几年，与媒体对接，活动上负责照应，根据客户的要求反复修改新闻稿。后来，换了份工作，进了日化品牌，成了甲方，依旧是同样的工作内容，只是变得更忙，忙到熬夜掉发。有的深夜，睡不着觉，她站在房间的窗前抽烟，望着远处几乎被楼群驱逐出视线之外的高架车流，寻思着自己现在唯一的才华，是在新闻稿的标题里化用谐音。她试过在极偶尔的空闲重拾笔头，脑中所有与小说有关的想法却好似枯涩了。
几年时间里，她谈过两次恋爱。一次是和一个刚毕业不久的金融分析师，做审计需要他在一个地方常驻数月，使得这段关系不久就无疾而终。另一个人是一位餐厅老板，做得一手很正宗的意大利菜，甚至从那不勒斯空运来了一个能达到400度高温的火炉。她喜欢他身上的目标感，但很快又对此感到厌烦，后来她回想起来，或许是因为他经常称赞她的工作，而她一点也不热爱跟这份工作有关的生活。
事实上，她设想过那通电话的到来。在那些与朋友喝咖啡的下午，外国高层用荒腔走板的语调喊她“YAO”的时刻，夜里酒杯碰撞的瞬间，常常会有这样的念头一闪而逝：这一切只需要一通家里来的电话就可以打破。等它真的来了，感觉仍然像是渐渐沉入湖底，手脚冰凉。此刻也是如此。
她盯着那张家属通知书上，“此手术可能发生的风险和存在的局限性”下罗列的一连串意外情况，它们正在编织成一条绳子缓缓箍紧她。有那么一会儿，眼前的一切处于绝对静态，字从某个中心点开始涣散、失焦，意识在心头最深的恐惧上盘桓了几秒，就像被什么螫了一下猛地弹开，顾媛才醒过来，发觉刚刚在走神。她签下字，正要开口时，医生对她说：“我听说你母亲情绪一直不太好，你要好好安抚一下她。”
“好的。”顾媛看着医生的眼睛说。她原本想问，这个癌与早年母亲乱服止疼药是否有关系，可那不重要了。
临出门前，她又被医生叫住了：“对了，明天手术需要提前备血，你和你母亲血型一致吗？”
她呆滞了两秒，点点头。
回到病房时，李沐萍正半坐在床上，掀开被子，望着窗外发呆。
“妈。”出声的一瞬间有些滞涩，像喉咙里卡了一枚桃子核。
李沐萍望向她。她对她说：“你得多起来走动。”李沐萍没有理她。
顾媛倒了一杯水给李沐萍，母亲只啜了一口，就放在一旁的柜子上。“还是有怪味。你回头把家里那个烧水壶拿来吧。”顾媛应一句好，她淡瞟顾媛一眼，低喃道：“真不知道你一个人的时候是怎么生活的。”顾媛能看到，伴随着李沐萍说话时头摇摆的幅度和身体的细微颤动，有头发轻轻落在她的病号服上。
“就糊涂着过呗。”她回答。
“你只在你不在意的事情上糊涂。”
她抬起头，看见李沐萍死死地盯着她。她想告诉母亲，不，不是这样的。大多数时候她都是糊涂的，人生，对自我的认识，情感关系，像光与暗之间的飘移、流动、变化，没有哪一刻全然是对，全然是错。就像那次开题报告会上，她安静地听完刘雨洲对她毕业作品的评价。休息时，刘雨洲没有离开座位，与其他校外导师隔着圆桌谈笑。她独自走到楼层的室外区域，点起一根烟。她看到远处红砖房屋顶上的一群鸟突然野散而去，太阳隐伏到云层后，石楠花树在风中摇曳起来，枝叶簌簌作响，如同某种命运的暗语。她想到真正认识刘雨洲的前一天，她笃定地相信，有一股力量在帮自己，此刻这股力量似乎又在她面前显形了。于是，她紧啮着下唇，闭上眼，在睫毛与睫毛相触的一瞬间，决定领受它。
有人用指节扣了扣门。是护士来采血了。顾媛向护士重申了一遍，自己跟母亲血型一致，备血用她的血。看到护士从推车上拿出一个很大的、被挤压变形的抽血袋和一根粗针管后，李沐萍两腮绷紧，别过脸去。针探进身体的一刹那，顾媛轻轻地闭了闭眼睛，随后她睁开眼，看着血一点一点送进抽血袋里。护士离开前，叮嘱顾媛去准备护理垫、湿纸巾和两套开襟睡衣，并交代她，晚点会过来帮李沐萍剃毛、灌肠。顾媛回过头，看到李沐萍手揪着被子，两眼茫茫。
“你爸爸出事那天，医院打来电话时，我脑子轰的一下，只记得‘车祸’两个字，想着完了完了。去医院的路上，我还在心里胡乱念着，你爸爸是熊猫血，万一抢救需要输血可怎么办？到了医院我才知道，你爸已经没了。”
她從来没有听李沐萍回忆过那天的事。
“生活常常就是这样，毫无准备。”李沐萍的目光转向顾媛，“说不定，明天手术我就死了。”
她在床沿上坐下来，去拉母亲的手，一种令她陌生的感受。是从什么时候起她跟母亲之间不再有任何身体接触？明天，这具身体将不再是从前的身体，她将目送着母亲被推入手术室，在无影灯下，母亲的肠管将被切除一部分，用残缺换来一个好的结果，而坏的结果—不，不会的。她吐出这几个字，在脑海中搜索着医生的说法。她告诉母亲，最坏的情况是肠道吻合不好，可能会发生感染，但几率很低。她知道，自己在说谎。但这还重要吗？
两人一时无话。她默察着母亲的反应，感觉母亲攀在自己手上的拇指渐渐加重力气。她突然想到，今后该如何用文字描述现在这一切，少顷，脑中浮现出几个句子，紧接着，这个想法令她浑身颤抖，却又伴随着从某种钳制她的力量中被释放的感觉。一些记忆复苏了。她想，她永远不会告诉母亲，在过去那些最恨她的岁月里，她曾经在一闪念间希望她死去，正如刘雨洲不会知道，为什么在拉锯后，她突然卸了力。她不想再在脑中预演任何变化，也不想再让任何假想中的痛苦，来发动她、干涉她、破坏她。她承纳生命所有的不堪、狼狈和耻辱。有个声音在对她说，记下来，记住这些。她把另一只手包覆在母亲的手上。
“一切都会好的。”有好长一段时间，她无法直视母亲的眼睛。
（责任编辑：王建淳）
何焜，九零后，小说、诗歌散见于各文学期刊及网络平台。